《你死在盛夏的第十八页》冰秋海棠

15、第十五章 · 签 她答应过沈

　　祝来觉得，最近的日子像是在走钢丝。
　　钢丝下面没有网，没有安全垫，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只有深渊，只有她一个人在走。沈厌在她身后，也在一根钢丝上走着。两根钢丝并排，但他们之间的距离，比她想象的要远得多——不是物理上的远，是命运上的远。她的钢丝通向未来，他的钢丝通向终点。两个方向，同一个起点，但不是同一个终点。
　　她想伸手拉住他，但他那根钢丝太细了，细到多一个人的重量就会断。
　　一月八日，星期一。
　　南城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不是之前那种稀稀拉拉的、像天空在下头皮屑的雪，是真正的、铺天盖地的、像有人在天上撕碎了几万床鸭绒被的雪。操场上的草坪不见了，跑道上的红色塑胶不见了，主席台上的国旗被雪压得低下了头。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张白纸，所有的颜色都被覆盖了，只剩下白。白得刺眼，白得冷漠，白得像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
　　祝来站在教室的窗户前，看着窗外的雪。
　　她想起沈厌说过的话——“雪是天空的骨灰。”今天是天空的骨灰下得最多的一天。她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沈厌今天没有来。
　　祝来到了教室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最后一排——空的。他的书包不在，课本不在，那本笔记本也不在。桌面上什么都没有，干净得像从来没有人坐过。祝来盯着那个空座位看了五秒，然后拿出手机，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今天来吗？”
　　对面没有回复。
　　她又发了一条。
　　“沈厌？”
　　还是没有回复。
　　她开始打他的电话。电话响了六声，然后转到了语音信箱。她挂了，再打。又响了六声，又转到了语音信箱。她挂了，再打。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每一次都是六声，然后语音信箱。祝来站在走廊上，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她想到了一个可能性——沈厌出事了。他又流鼻血了，止不住的那种。他晕倒了。他叫了救护车。他在去医院的路上。他——
　　手机震了。
　　不是电话，是消息。
　　“在医院。”
　　祝来猛地松了一口气。那口气吐出来的时候，她的胸腔都在疼。
　　“怎么了？”
　　“血小板降到十五了。医生让我住院。”
　　十五。正常人的血小板是一百到三百。十五是什么概念？是随时可能自发性出血的概念。是不小心磕一下就会血流不止的概念。是连刷牙都要小心翼翼、怕牙龈出血止不住的概念。
　　祝来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掉下来。不是因为她不想哭，是因为她哭累了。她已经哭了太多太多次了，多到她的眼泪都变得廉价了。每一滴眼泪都在说“我很难过”，但“我很难过”这四个字说出来太多次之后，就变成了没有意义的背景噪音。她不想让她的眼泪变成背景噪音。她想让她的眼泪有意义——当她哭的时候，沈厌知道她是因为在乎他而哭。不是因为习惯。
　　“哪个病房？”
　　“708。”
　　“我下课了过去。”
　　“不用。你好好上课。”
　　“你觉得我现在能上好课吗？”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
　　“你来吧。”
　　祝来去找班主任请假。班主任姓陈，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教语文，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推眼镜。她听完祝来的请假理由——身体不舒服——皱了一下眉，但没有多问。祝来是乖学生，乖学生请假不需要太多理由。老师信任乖学生，就像医生信任不抽烟不喝酒的病人——总觉得他们不会出大问题。
　　祝来背着书包走出校门的时候，雪还在下。她站在校门口，仰起头，看着天空。雪花落在她的脸上，凉凉的，像有人在用手指轻轻碰她的脸颊。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沈厌住院了，她的书包里还装着那份申请表。贫困证明还没开，收入证明还没盖章，基金会的那十万块钱还在天上飘。他住院了。他的病情在恶化。她还在申请那十万块钱，像一个在火灾现场用茶杯接水的人。她知道这样没用，但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她走到医院的时候，雪停了。
　　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医院的白色大楼上，反射出一种刺目的白光。祝来眯着眼睛走进门诊大厅，坐电梯上了七楼。
　　708病房的门关着。
　　她推开门。
　　病房里有三个人。中间床的老爷爷在看报纸，靠窗的空床，靠门的——沈厌。他穿着病号服，白色的，上面印着蓝色条纹。病号服太大了，穿在他身上像一件袍子，领口敞着，露出一截锁骨。锁骨比以前更明显了，像两把收拢的刀锋。
　　他的左手手背上扎着留置针，输液管连着一个袋子，袋子里是淡黄色的液体——不是化疗药，是营养液。他吃不下东西了，要靠营养液维持体力。
　　沈厌看到祝来，笑了一下。那种笑不是开心的笑，是一种“你看，我又来医院了”的苦笑。
　　“你怎么穿这么少？”祝来走到床边，把书包放在椅子上，“外面下雪了，你不知道吗？”
　　“知道。”
　　“知道你还穿这么少？”
　　“我没带厚衣服。都在出租屋里。”
　　祝来脱下自己的围巾，绕在沈厌的脖子上。围巾是灰色的，和她上次给他买的那条一模一样——不，就是那条。她买了两条，一条给了他，一条留给自己。她用那条留给自己用的围巾，绕在了沈厌的脖子上。
　　灰色的围巾，灰色的毛衣，灰色的病号服。他整个人都变成了灰色。
　　“你的围巾不要了？”沈厌问。
　　“送你了。”
　　“你不是已经送过我一条了吗？”
　　“那条在家。这条在医院。你一条，医院一条。你换着戴。”
　　沈厌低下头，看着脖子上那条围巾。灰色的羊绒混纺面料贴在他苍白的皮肤上，看起来像一个褪色的标签。
　　“祝来。”
　　“嗯。”
　　“你今天不上课吗？”
　　“请假了。”
　　“你又请假。你上个月的出勤率已经很低了。”
　　“出勤率低怎么了？我又不是你，要考年级第一。”
　　“你不是要考大学吗？”
　　“考啊。又不是少上一天课就考不上了。”
　　沈厌看着她。病房的日光灯很亮，照在她的脸上，把她的疲惫照得一览无余——眼眶下面的青黑色，嘴唇上的干裂，脸颊上被风吹出来的红血丝。她看起来像一个没有睡好觉的人，事实上她确实没有睡好觉。自从沈厌住院之后，她每天都很晚才睡，很早又醒了。她的生物钟已经彻底乱了，像一个被人拨乱了指针的表，显示的时间永远是错的。
　　“祝来，”沈厌的声音低了下去，“你不要因为我，耽误了你自己。”
　　“我没有耽误自己。我是在做我想做的事。”
　　“你想做的事是什么？”
　　“我想做的事就是——让你活着。”
　　沈厌沉默了。
　　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落，像一颗一颗的眼泪。营养液是黄色的，看起来像淡啤酒。祝来盯着那些液滴，在心里数着——一滴，两滴，三滴。每一滴都是沈厌的身体需要但吃不下去的营养。每一滴都是他的生命在被延长——一秒，两秒，三秒。她用秒来计量他的生命，因为以天为单位太大了，大到她不敢相信他还有那么多天。以秒为单位比较安全。一秒很短，短到不会给人希望。但一秒又很长，长到足够她做一次深呼吸。
　　“沈厌，”祝来把视线从输液管上移开，看着他的脸，“我今天去居委会。”
　　“去干嘛？”
　　“开贫困证明。”
　　“昨天不是没开成吗？”
　　“昨天主任不在。今天应该在。”
　　“我陪你？”
　　“你不用陪。你在这儿躺着。把营养液输完。”
　　沈厌看着她，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祝来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说“你别去了，没什么用的”。他想说“贫困证明开了又怎样，还有收入证明，还有基金会审批，还有那么多道手续，你一个人跑不过来的”。他想说“放弃吧”。但他没有说。因为他知道她不会放弃。她是一个翻围墙、跑三条街、爬六层楼梯、手心被碎玻璃划破都不会停下来的人。他对她说“放弃吧”，等于对一个溺水的人说“别挣扎了”。不挣扎就会沉下去。她不想沉。她也不想让他沉。
　　“那我去了。”祝来站起来，拿起书包。
　　“祝来。”沈厌在身后叫她。
　　她转过身。
　　沈厌躺在病床上，白色的枕头，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被子上印着蓝色的条纹。他的脸色和枕头一样白，但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很黑，很深，像两口永远不会干涸的井。
　　“你路上小心。”他说。不是“别去了”，不是“放弃吧”，是“你路上小心”。他在让她去。他知道她要去，他拦不住她，所以他说“你路上小心”。这是他能给的、最好的祝福。
　　祝来笑了一下，转身走出了病房。
　　她从医院出来之后，坐公交车去了居委会。
　　花园路街道办事处第三社区居委会。还是那栋老居民楼，还是那块白底红字的牌子，还是那个烫着卷发、穿着红色毛衣、戴着金项链的女人。今天是另一个女人值班——年轻一些，三十多岁，扎着马尾，穿着黑色羽绒服，看起来像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你好，我想开贫困证明。”祝来把沈厌的诊断证明和身份证复印件放在桌上。
　　女人拿起来看了看。
　　“你和患者什么关系？”
　　祝来愣了一下。什么关系？同学？朋友？喜欢的人？她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只知道她不能让这个居委会的阿姨觉得她和沈厌“没关系”。如果她觉得他们“没关系”，她就不会给祝来开证明。
　　“我是他的——家人。”祝来说。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她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因为撒谎，是因为她希望这是真的。她希望她是沈厌的家人。她希望她有资格替他跑这些手续、填这些表格、求这些人盖章。她希望沈厌不是一个人。
　　女人看了她一眼，没有追问。
　　“社区主任在办公室。你等一下，我去叫她。”
　　女人走进里面的办公室，关上了门。
　　祝来站在办公桌前面，心跳得很快。她不知道自己在紧张什么。贫困证明而已，一张纸，一个章。但那张纸和那个章，是沈厌救命钱的第一道门槛。跨过去了，才有可能拿到那十万块钱。跨不过去，一切都白费。
　　门开了。
　　社区主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秃顶，戴眼镜，穿着灰色的夹克衫，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在大街上不会引人注意的中年男人。他手里拿着沈厌的诊断证明，走到祝来面前。
　　“你是患者的什么人？”他的语气比那个女人严肃，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冷淡。
　　“家人。”祝来又说了这两个字。这一次，她的声音没有抖。
　　“直系亲属？”
　　祝来的心沉了一下。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她不是。她什么都不是。她只是一个同学，一个朋友，一个偷偷喜欢他但他不知道她有多喜欢他的人。
　　“我是他的表妹。”祝来撒了谎。她想打自己一巴掌。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表妹”？为什么要用“家人”这个模糊的词？为什么不能直接说“我是他的同学，但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管他，所以我来管”？因为她知道，如果她说“同学”，这个主任不会给她开证明。同学不是直系亲属，没有资格替患者申请救助。她需要一个身份。一个合法的、被社会认可的、能让别人觉得“她有权做这件事”的身份。
　　“表妹？”主任推了推眼镜，“那患者的父母呢？”
　　“他爸爸在国外，妈妈——”
　　她停了一下。妈妈走了。妈妈不要他了。妈妈在他三岁的时候就走了。她不知道该怎么说这句话。如果说“他妈妈走了”，主任会问“去哪儿了”？如果说“他妈妈不要他了”，主任会用那种“又是一个破碎家庭”的眼神看诊断证明。她不想让沈厌成为那种人。他不是“破碎家庭”的产物，他是一个被命运开了玩笑但依然在努力活着的人。
　　“他妈妈联系不上。”她说。
　　主任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在贫困证明上签了字，盖了章。
　　红色的公章盖在白纸上，发出轻轻的一声响。那声响很小，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像一声叹息。
　　祝来拿着那张贫困证明，走出居委会的时候，腿是软的。
　　不是因为她累，是因为她紧张。从走进居委会到拿到证明，一共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她撒了两个谎——“家人”“表妹”。她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她从小到大连上课传纸条都不敢，更别说撒谎。但今天，她撒了两个谎。两个都是为了沈厌。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救一个人需要她一直撒谎，她愿意吗？答案是愿意。因为她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她的真实身份（同学）不够格替他申请救助，她的真实关系（喜欢他）不被社会认可。她需要用谎言来弥合制度和人之间的裂缝。她知道这不对。但她没有选择。
　　她站在居委会门口，把贫困证明折好，放进了文件袋里。
　　文件袋里现在有三样东西：申请表、诊断证明、贫困证明。还缺两样：病历复印件、收入证明。病历复印件好办，医院可以复印。收入证明——沈厌父亲的章。
　　祝来拿出手机，翻到沈厌的对话框。
　　“沈厌，你爸的邮箱是多少？”
　　对面过了一会儿才回复。
　　“干嘛？”
　　“我给他发邮件。”
　　“他不会回的。”
　　“不回我也要发。”
　　沈厌沉默了一会儿，发了一个邮箱地址过来。那是一个工作邮箱，以他爸公司的名字为后缀。祝来把那个邮箱地址复制下来，打开自己的邮箱，开始写邮件。
　　她写了很久。不是因为不知道写什么，是因为想把每一句话都写对。她不能写得太情绪化——沈厌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商人不吃情绪这一套。她也不能写得太冷淡——这是关于一个儿子生命的事，冷淡会显得不够真诚。她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专业但不冷漠，诚恳但不卑微。
　　她写完之后，读了三遍，改了五个地方，然后点了发送。
　　邮件的标题是：关于您儿子沈厌的病情及治疗费用说明。
　　正文：
　　“沈先生您好，冒昧打扰。我是沈厌的同学祝来。沈厌于今年八月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目前在南城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接受治疗。根据主治医生的建议，他需要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及后续治疗费用预计为五十至八十万元。目前我们正在申请慈善基金的救助，但需要您提供家庭收入证明并盖章。我知道您在国外工作很忙，也知道您和沈厌的关系可能比较复杂，但我恳请您，看在他是您儿子的份上，帮他盖这个章。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住了四个月，一个人做化疗，一个人吃泡面，一个人流鼻血流到止不住。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救救我’。但现在，我替他说——救救他。他没有时间了。”
　　祝来在发送键上停了一下。然后按了下去。
　　邮件发送成功。屏幕上显示“您的邮件已发送”。
　　祝来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已发送”——三个字，但有一种“不可撤回”的决绝。她忽然觉得这封邮件像一颗扔进大海里的石子。它会沉下去，沉到很深很深的地方，没有人会看到它。但她还是扔了。因为她不想在多年以后问自己——“你当时有没有做最后一件事？”答案是“有”。她做了。她做了她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那天晚上，祝来没有收到沈厌父亲的回复。
　　她每隔十分钟刷新一次邮箱，收件箱里永远是那几封垃圾邮件——某某商城打折、某某保险促销、某某课程免费试听。她在那堆垃圾邮件里翻来翻去，像一个在垃圾堆里找食物的流浪汉。她知道不会有回复。沈厌说了，他不会回的。但她还是翻。因为她需要做点什么。如果不做点什么，她会疯掉。她会不停地想——沈厌在医院里，一个人，手背上扎着留置针，营养液一滴一滴地流进他的血管，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嗡嗡地响，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他爸会不会回那封邮件？还是他根本不在意？他是不是已经习惯了？习惯了被忽略，习惯了被遗忘，习惯了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事？
　　祝来把手机放在枕头下面，闭上眼睛。
　　但她睡不着。她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沈厌的父亲永远不回复，怎么办？收入证明盖不到章，基金会申请不下来，手术费凑不齐，骨髓移植做不了，沈厌会死。他会死在这个冬天，或者下一个春天，或者明年夏天。他会死在那间小小的出租屋里，或者医院的病床上，或者去医院的路上。他会死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
　　祝来的眼泪流了下来。
　　她把被子蒙在头上，咬着枕巾，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宿舍里其他三个人都在睡觉，她们不知道她们的室友在被窝里哭。她们不知道“白血病”这三个字。她们不知道“血小板十五”是什么意思。她们不知道“五十万”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们是幸福的。祝来羡慕她们。她羡慕她们的无知。因为她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事——知道了白血病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化疗有多痛苦，知道了骨髓移植有多危险，知道了五十万有多难凑。这些“知道”像一把一把的刀，插在她的身上，拔不出来。
　　凌晨两点，祝来从枕头下面拿出手机，打开邮箱。
　　收件箱里有一封新邮件。
　　发件人：沈建国的秘书。
　　祝来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她点开邮件。
　　邮件很短，只有几行字。祝来看了三遍，每一遍都像有人在她心脏上浇冰水。
　　“祝来同学你好，我是沈总的秘书。沈总让我转告你，他和沈厌的母亲已经离婚多年，沈厌的抚养权归母亲。关于沈厌的治疗费用，建议你联系他的母亲。沈总目前在国外，不便提供收入证明。祝好。”
　　祝来握着手机的手在剧烈地发抖。
　　她不知道自己是在生气还是在难过。可能是都有。生气的是——这个男人的冷漠。沈厌是他的儿子。亲生的儿子。那个在出租屋里一个人流鼻血流到止不住的少年，是他的儿子。他让秘书回了一封邮件，说“建议你联系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在哪儿？十三年前就走了。走了就没有回来过。她去找谁？她去哪里找？
　　难过的是——沈厌看到这封邮件了吗？他的父亲把邮件转给了秘书，秘书回复了这封邮件。那沈厌呢？他有没有在收件人里？他有没有看到这封邮件？他看到“建议你联系他的母亲”这几个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祝来把那封邮件截了图，发给了沈厌。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你怎么想？”
　　“没什么想法。习惯了。”
　　祝来盯着“习惯了”那三个字，眼泪大颗大颗地掉在手机屏幕上。
　　习惯了。他说“习惯了”。不是“不难过”，不是“不在乎”，是“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的漠视，习惯了被推来推去，习惯了自己不是任何人的优先级。他从三岁就开始习惯。到现在，已经习惯到可以面无表情地说出这三个字。
　　“沈厌。”
　　“嗯。”
　　“你不要习惯。”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你应该习惯的事。你应该习惯的是——有人在乎你。有人在早上给你发‘早安’，有人在晚上给你说‘晚安’，有人在你不舒服的时候跑来医院陪你，有人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替你发邮件、求盖章、跑居委会。你应该习惯这些。不是那些。”
　　对面沉默了很久。
　　“祝来。”
　　“嗯。”
　　“你让我习惯的这些东西，我一样都没有。”
　　“现在有了。”
　　祝来把手机放在心口上，闭上了眼睛。
　　凌晨两点的宿舍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暖气片里水流过管道的声音。那个声音很小，但很稳，像一个人的心跳。祝来听着那个声音，想象那是沈厌的心跳。他的心跳现在是多少？四十八？四十五？还是更低了？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的心跳在一天一天地变慢。不是因为他的心脏在变强，是因为他的身体在变弱。他的心脏在用一种越来越慢的节奏，试图撑过每一个夜晚。
　　祝来睁开眼睛，拿起手机，又看了一眼那封邮件。
　　“建议你联系他的母亲。”
　　建议。
　　这个词很轻。轻到像一片羽毛。但它的重量，重到祝来喘不过气来。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沈厌的母亲，现在在哪里？她过得好吗？她有没有想过，她还有一个儿子？她知不知道，那个儿子得了白血病？她会不会在乎？她会不会像沈厌的父亲一样，说“建议你联系他的父亲”？
　　祝来在搜索栏里打了一个名字：陈芳。沈厌母亲的名字。她在沈厌的户口本上看到过这个名字——“陈芳，与户主关系：妻，婚姻状况：离异。”只有这几个字，没有去向，没有联系方式，没有任何能帮她找到这个人的线索。
　　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户口本上的一行字。
　　一个母亲，变成了一个“离异”的标签。
　　祝来放下手机，把被子拉到下巴，看着天花板。她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大，大到两个人可以走散后再也不见。大到一对母子可以在同一个城市里活着但永远遇不到。大到一个人生病了、要死了、他的父母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在乎。这个世界太大了。大到所有的声音都会被吞没，所有的求救都会变成回音。
　　但祝来不想让沈厌的求救变成回音。
　　她要在回音消失之前，抓住它。
　　她拿起手机，给沈厌发了最后一条消息。
　　“沈厌，明天我去找你妈妈。”
　　“你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我去找。南城不大。一个人不会凭空消失。”
　　“她可能不想见我。”
　　“那是她的事。找她，是我的事。”
　　对面沉默了很久。久到祝来以为沈厌睡着了。
　　然后手机震了。
　　“祝来，你知不知道，你是第一个说‘我去找她’的人。不是‘你应该去找她’，不是‘你妈妈在哪里’，是‘我去找她’。你替我去找。你替我做我做不到的事。”
　　祝来把手机贴在胸口上，闭上了眼睛。
　　她在想，明天她要怎么去找一个消失了十三年的人。她没有照片，没有地址，没有电话。只有一个名字：陈芳。和一个关系：沈厌的母亲。她要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一个只剩名字的人。
　　这像大海捞针。
　　但她要做。
　　因为她答应过沈厌——没有盖不到的章，只有不够想盖的人。她要盖到那个章。哪怕那个章的名字叫“陈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