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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十一章 · 暖 那是祝来给 ...

  •   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祝来在沈厌的出租屋里待到天黑。
      她没有走的意思。沈厌也没有赶她的意思。他们坐在那张旧沙发上,中间隔着一个靠垫——不是刻意隔的,是祝来坐下的时候那个靠垫就在那里,两个人都没有把它拿开。电视开着,但没有声音,画面里在放一档综艺节目,几个明星在镜头前大笑、打闹、做游戏,像一群被关在玻璃箱里的蚂蚁,热闹是他们的,祝来什么都没有。
      她的头靠在沙发靠背上,眼睛盯着电视屏幕,但没有在看。她在想事情。想那件灰色毛衣的尺码——还是买大了,下次要买S。想那条灰色围巾——明天沈厌上学的时候会不会戴。想姑姑说的那张申请表——明天到学校第一件事就是去收发室看。
      沈厌坐在她旁边,手里拿着那本笔记本,在画画。
      他没有藏着掖着,就那样光明正大地摊在膝盖上,铅笔在纸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祝来没有去看他在画什么。她不想打扰他。她喜欢这种感觉——两个人待在一个房间里,各做各的事,不说话,但空气里全是对方的气息。那种感觉很安静,安静到像两棵树并排站在雪地里,根在泥土下面缠在一起,但谁也不说。
      沙沙声停了。
      沈厌把笔记本合上,放在茶几上。
      “画完了?”祝来问。
      “嗯。”
      “画了什么?”
      “你。”
      “我在你旁边,你还画我?”
      “你在旁边的时候最好画。因为我能看到你的呼吸。”
      祝来转过头看了他一眼。电视的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把他的轮廓映得像一幅不断变化的素描。他的表情很平静,但祝来已经学会了读他的平静——那不是真的平静,那是一种“我在努力不让自己太开心”的克制。因为太开心了就会害怕,害怕失去,害怕这一切是一场梦。
      “沈厌。”
      “嗯。”
      “明天开学了。”
      “嗯。”
      “你明天会来吗?”
      沈厌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疑问,有不解,有一种“你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的困惑。
      “会。”他说。
      “你保证?”
      沈厌伸出手,把小指勾住了祝来的小指。
      他的手指很凉,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祝来的手指比他短一截,勾在一起的时候,像一大一小两把锁扣在了一起。
      “保证。”他说。
      那个“保证”的声音很轻,但祝来觉得那是沈厌说过的最重的话。因为他从来不给承诺。他说“我试试”,不说“我会”。他说“可能”,不说“一定”。他说“我想”,不说“我要”。他的生命里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他学会了不给任何承诺。但这一次,他说了“保证”。
      祝来把小指勾得更紧了一些。
      “沈厌,你要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我会的。”
      “不只是明天。还有后天,大后天,下个星期,下个月,明年——”
      沈厌忽然笑了。
      “祝来,你再说下去,就说到我八十岁了。”
      “那就说到你八十岁。”
      “我能不能活到八十岁,你不知道吗?”
      祝来的笑容消失了。
      她当然知道。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即使移植成功,五年生存率也只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移植后的排异反应、感染风险、复发可能——每一个都是一道鬼门关。他能活到八十岁的概率,比他中五百万彩票的概率还低。
      她都知道。
      但她不想知道。
      “沈厌,”她说,“你能不能别说这种话?”
      “什么话?”
      “‘我能不能活到八十岁’这种话。你一说这种话,我就会想到你可能——”
      她说不下去了。那个“死”字卡在喉咙里,像一根鱼刺,吞不下去,吐不出来。
      沈厌看着她。电视的光在她脸上跳动,把她的表情切成一段一段的。他看到她的眼眶红了,但眼泪没有掉下来。她在忍。她总是在忍。她从不在他面前大声哭,最多只是无声地流泪,或者把脸埋进他的胸口,让他看不到她的表情。她不想让他看到她哭。因为她怕他看到她哭,会觉得她脆弱,会觉得她承受不了,会觉得——
      “祝来,”沈厌的声音很轻,“你哭吧。别忍了。”
      祝来咬着嘴唇,摇了摇头。
      “哭出来会好受一点。”
      她还是摇头。
      沈厌伸出手,用拇指轻轻按了一下她的眉心——那里有一条细细的竖纹,是她经常皱眉留下来的。
      “你每次忍哭的时候,这里会皱起来,”他说,“皱得很紧,紧到像有人在用针缝你的眉头。”
      祝来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他说“有人在用针缝你的眉头”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心疼。那种心疼不是同情,不是可怜,是一种“你的疼我感觉得到”的共情。
      沈厌把她拉进怀里。她靠在他胸口,听着他的心跳。那颗心跳得很稳,不快不慢,像一座古老的钟摆在摆动。它不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它还在尽职尽责地跳动,一下,两下,三下——每一秒都在说:我还活着,我还在这里,我还在你身边。
      祝来把脸埋在他胸口,眼泪打湿了他新毛衣的领口。那件灰色毛衣的棉质面料吸了水之后变深了一个色号,在她脸颊下面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沈厌,”她的声音闷闷的,“你把我的眼泪蹭到新毛衣上了。”
      “没事。”
      “新毛衣会脏的。”
      “脏了就洗。”
      “你不是说灰色不会脏吗?”
      “灰色不会显脏,”沈厌说,“但会显眼泪。”
      祝来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你的眼泪掉在上面,毛衣会变色。眼泪掉过的地方,颜色会变深。”
      “那是不是很难看?”
      “不难看。”沈厌的声音从她头顶传下来,闷闷的,但很温柔,“像一朵一朵的小花。灰色的花。”
      祝来把脸更深地埋进他的胸口。
      她在哭,但她在笑。
      哭着笑,笑着哭。她分不清自己现在是开心还是难过。可能是都有。开心的是这一刻——他抱着她,她靠着他,他们之间隔着不到十厘米的距离和一件新毛衣。难过的是下一刻——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他的血小板会继续降吗?他的病情会恶化吗?他会突然消失吗?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这一刻。这一刻,他活着。这一刻,他在她身边。这一刻,他的心跳声就在她耳边。
      这就够了。
      开学了。
      祝来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教室,是去收发室。
      学校的收发室在教学楼一楼的楼梯间下面,一个小小的房间,堆满了各种信件、报纸和杂志。收发室的阿姨姓王,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嗓门很大,笑起来的时候整栋楼都能听到。
      “王阿姨,有没有我的快递?”祝来趴在收发室的小窗口上。
      “祝来?”王阿姨翻了翻桌上的快递,“有。一个文件袋,从上海寄来的。”
      祝来的心跳加速了。上海。姑姑。申请表。
      她接过那个牛皮纸文件袋,跑到走廊的角落里,拆开。里面是一沓A4纸,大概有七八页,第一页的抬头写着“大病救助基金申请表”。下面是一行一行的空格——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病情描述、治疗方案、费用预算、家庭经济状况、收入证明、贫困证明——
      祝来一页一页地翻过去,越翻心越凉。
      她认识这些词。“收入证明”——需要沈厌的父母单位盖章。“贫困证明”——需要居委会盖章。“病历复印件”——需要医院盖章。“诊断证明”——需要主治医生签字盖章。
      每一个空格的后面,都站着一个“章”。
      祝来把申请表塞回文件袋里,靠在走廊的墙上。
      她需要沈厌的身份证、户口本、病历本、诊断证明、父母的收入证明、居委会的贫困证明——这些东西,她一样都没有。不是拿不到,是沈厌不想让她拿。因为每一样东西的背后,都是他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伤口。身份证上的照片是他最瘦、最虚弱的时候拍的。户口本上“母亲”那一栏是空白的。收入证明需要他爸盖章——他爸连他生病都不管,会帮他盖这个章吗?贫困证明需要居委会盖章——居委会的人会来家里走访,会看到他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会问他“你爸妈呢”。
      每一个问题,都是一把刀。
      祝来把文件袋抱在怀里,走进教室。
      第一节课是语文。语文老师在讲台上讲《红楼梦》,讲林黛玉葬花。祝来听着听着,忽然觉得林黛玉很可笑。为落花哭泣,为落花立冢——花落了就是落了,明年还会再开的。可有些东西落了就不会再开了。比如生命。比如沈厌的生命。他像一朵开在冬天的花,开得太早了,没有蜜蜂来采,没有阳光来照,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它已经谢了。没有人记得它开过。
      祝来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沈厌不是林黛玉。他不会为落花哭。因为他自己就是那朵花。”
      她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又写了一行:“我要做看到那朵花的人。”
      下课铃响了。祝来走到最后一排,沈厌的座位上。
      沈厌不在。他的书包在桌上,课本也摊着,但他的人不在。祝来在教室前后找了一圈,没找到。她走到走廊上,往操场看了一眼——没有。她又走到天台的楼梯口——没有。
      她拿出手机,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你在哪?”
      对面没有回复。
      祝来站在走廊上,风吹过来,很冷。她把校服拉链拉到最顶端,下巴埋在领口里。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沈厌的围巾,今天没戴。她昨天给他买的灰色围巾,他今天没有戴。为什么不戴?是觉得不好看?是不想戴?还是——
      手机震了。
      “天台。”
      祝来深吸了一口气,爬了六层楼。
      天台上很冷。风比下面大得多,像有人在天台上开了一台巨大的风扇,对着她猛吹。祝来的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她用手按住刘海,眯着眼睛往前走。
      沈厌站在女儿墙边,面朝东方。他没有穿那件灰色毛衣——为什么没穿?冷成这样为什么不穿?他的校服外面只套了一件薄薄的黑色棉服,拉链拉到最上面,下巴埋在领口里。
      祝来走到他身边。
      “你怎么不穿毛衣?”
      “舍不得。”
      “毛衣买了就是穿的。你不穿它,它放在衣柜里会哭的。”
      沈厌转过头看了她一眼。他的眼睛是红的——不是哭过的那种红,是风吹的。天台上的风太大了,大到他的眼睛一直在流泪,不是哭,是生理性的泪水。
      “你怎么来了?”他问。
      “因为你不在教室。”
      “我想来看天空。”
      “今天的天空好看吗?”
      沈厌抬起头。天空是灰白色的,云层很厚,太阳躲在云后面,只露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像一个被人用磨砂玻璃遮住的灯泡。
      “不好看。”他说,“但我还是想看。”
      “为什么?”
      “因为不看天空的时候,我会看下面。下面全是人。看到人,我就想到自己。”
      “想到自己什么?”
      “想到自己和他们不一样。”
      祝来把那个牛皮纸文件袋从书包里拿出来,递给他。
      沈厌接过去,打开,拿出那沓申请表。他一页一页地翻过去,看得很慢。祝来站在他旁边,看着他翻。风把纸页吹得哗哗响,他用手按住,继续翻。
      翻完之后,他把申请表放回文件袋里,还给了祝来。
      “这个,我做不了。”他说。
      “为什么?”
      “收入证明。我爸不会帮我盖这个章。”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
      “他不会接。”
      “那给他发消息。”
      “他不会回。”
      “沈厌——”
      “祝来,”沈厌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我爸在国外。他有新的家庭,新的老婆,新的孩子。他每个月只给我打生活费,多一分都没有。我给他打过电话,发了无数条消息,他从来不回。他不在乎我。他不在乎我有没有生病,不在乎我能不能活过明年,不在乎我——”
      他说不下去了。
      风把他们两个人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祝来的刘海贴在了额头上,沈厌的碎发遮住了半边眼睛。他们站在天台上,面对着对方,中间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和一颗千疮百孔的心。
      “沈厌,”祝来的声音很稳,“你爸不帮你盖章,我帮你盖。”
      “你怎么盖?伪造公章是犯法的。”
      “不是伪造。我去求居委会。我去求他们开贫困证明。我去求医院开诊断证明。我去求每一个能帮你的人。我求到他们答应为止。”
      沈厌看着她。她的脸上有一种表情,他没有见过。不是心疼,不是温柔,不是哀求。是倔强。一种“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强。那种倔强让她看起来不像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像一个战士。一个拿着刀、站在战场上、面前是千军万马但一步都不退的战士。
      “祝来,”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你为什么这么倔?”
      “因为你不倔。”祝来说,“你不倔,所以我要替你倔。你不争,所以我要替你争。你不想活,所以我要替你——”
      她停了一下。
      “我要替你活。”
      沈厌的眼睛红了。这一次不是风吹的。
      他伸出手,把祝来拉进怀里。风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把他们的头发吹在一起,黑色的和黑色的,分不清谁是谁的。
      “祝来,”他的声音在她耳边,很轻,轻到像一声叹息,“你替我活。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就是替你活的。”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要替你自己活。你要考大学,找工作,嫁人,生孩子,过好你的人生。”
      “那你呢?”
      “我——”
      “你要活着,”祝来的声音开始发抖,“你要活着看我考大学,看我找工作,看我嫁人,看我的孩子。你不是要替我活吗?那你就要活着。活着才能看到我的人生。”
      沈厌没有说话。他把她抱得更紧了一些,紧到祝来能感觉到他的肋骨——一根一根的,像一排细细的琴弦,隔着毛衣和校服抵在她的胸口上。
      “好。”他说。
      还是那一个字。好。这个字祝来已经听过无数遍了。每一次他说“好”,她都觉得他在答应一件事。但后来她才明白,沈厌的“好”,从来不是答应。是告别。他每次说“好”,都是在心里做好了离开的准备。
      那天晚上,祝来回到宿舍,把申请表摊在桌上,开始一项一项地填。
      她坐在台灯下面,灯光照在她的手上,照在那张申请表上。她的笔尖在空格里移动,留下一个一个的字。
      申请人姓名:沈厌。
      身份证号:她昨晚背了一整夜,已经记住了。
      家庭住址:她去过两次,烂熟于心。
      联系电话:沈厌的号码,她已经能倒着背了。
      填到“家庭经济状况”那一栏的时候,她的笔停了。
      她不知道沈厌家到底有多少钱。她不知道他爸每个月给他打多少生活费。她不知道他妈妈的去向。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沈厌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穿着起球的毛衣,吃着凉透了的泡面,做着一个人的化疗。
      她在那栏里写了四个字——“极度困难”。
      写完之后她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极度困难”——这四个字太轻了。沈厌的困难不是“极度”能形容的。他的困难是没有人在乎他。他的困难是十六年来没有人跟他说过“我爱你”。他的困难是他画了那么多画,画了那么多她,但从不敢让她看到。他的困难是他知道自己在倒计时,但他不知道要怎么跟这个世界告别。
      祝来把申请表折好,放进文件袋里。
      明天,她要去居委会。
      明天,她要去医院。
      明天,她要开始替沈厌求人了。
      祝来没有告诉沈厌,那天晚上她在宿舍阳台上站了很久。冬天的夜风冷得能把人的骨头冻裂,她握着手机,给沈厌发了一条消息。
      “沈厌,你睡了吗?”
      “没有。”
      “在想什么?”
      “在想你。”
      祝来握着手机,在黑暗中笑了一下。
      “我在想,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会在哪里。”
      “你想在哪里?”
      “我想在你身边。”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
      “会的。”
      祝来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会的”——不是“可能”,不是“也许”,不是“我尽量”。是“会的”。这是沈厌说过的最确定的词。
      她把手机贴在胸口上,仰起头看着夜空。
      没有星星。云层太厚了,把所有的光都遮住了。但她不需要星星。她的星星不在天上,在那座城市另一端的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他在那里,躺在单人床上,手背上扎着留置针,手机握在手心里,屏幕上显示着她发来的消息。
      她和他在同一个夜晚,不同的地点,想着同一件事——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还会在一起吗?
      答案,没有人知道。
      祝来不知道的是,沈厌在她发来那条消息之后,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他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像是在刻墓碑。
      “明年的今天,如果我还活着,我要带她去看海。如果我不在了——海会替我记得她。”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下面。
      窗外没有月亮。
      但他的眼睛里有。
      那是祝来给他的月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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