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鸟》笔墨情

14、真相 蒋永恒

　　蒋永恒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那天晚上，他坐在面馆的废墟里——面馆已经关了，桌椅都积了灰，灶台上还留着最后那一锅没煮完的面。他靠着墙，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声音沙哑地讲述了一个宁晓从未听过的故事。
　　一个关于蒋永淮的故事。
　　他们的父亲是在工地上死的。那是蒋永淮五岁的时候，从脚手架上掉下来，当场没了气息。蒋永恒那年八岁，他记得母亲收到消息的时候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表情空白了很久，然后走进卧室，关上了门。
　　母亲再嫁的时候，蒋永恒十岁，蒋永淮七岁。
　　嫁的是隔壁镇的一个有钱人，做建材生意的，在淮城有好几家门店。那个男人姓沈，五十多岁，前妻病死了，没有孩子。他来相亲的那天，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皮鞋擦得锃亮，站在门口，像一尊从城里搬来的雕塑。
　　母亲让他们叫他“爸”。
　　蒋永恒叫了。
　　蒋永淮没有叫。
　　那是蒋永淮第一次挨打。
　　沈建国不喜欢蒋永淮。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觉得这个小孩太冷，太沉默，看人的眼神像在看一个陌生人，让他很不舒服。但真正让他恨上蒋永淮的，是母亲的肚子。
　　母亲再嫁后一直没有怀孕。沈建国带她去了省城的医院检查，医生说她的子宫因为头胎生产时受损，很难再受孕。
　　沈建国从那一天起就变了。
　　他开始喝酒。喝醉了就打人。不打蒋永恒——蒋永恒会叫他爸，会帮他倒酒，会在他发脾气的时候躲到一边。他打蒋永淮。只打蒋永淮。
　　因为他恨他。
　　他恨他是因为他母亲的身体坏了，是因为他不能再有自己的孩子了。他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这个沉默的、不会讨好的、连叫都不愿意叫他一声的小孩身上。
　　母亲没有阻止过。
　　她不敢。她嫁给沈建国是为了钱，她不能失去这一切。她选择了沉默。沉默久了，她开始觉得沈建国是对的。是这个孩子毁了她的人生，是这个孩子让她不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是这个孩子的存在让一切变得糟糕。
　　她也开始打他。
　　不是沈建国那种醉酒后失控的暴打，而是一种更阴冷的、更持久的、像钝刀子割肉一样的折磨。她把他关在储藏室里，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不让他见任何人。她在他身上掐出青紫的印子，用针扎他的手指，用烟头烫他的手臂。
　　蒋永恒在的时候会护着他，会趁母亲不注意给他送吃的，会在他被关起来的时候陪他隔着门说话。但蒋永恒不在的时候，他只能一个人待在那个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里，抱着膝盖，看着门缝里透进来的那一线光，等着它慢慢变暗，变黑，等天亮。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活着。
　　但他活下来了。
　　他开始看储藏室里那台旧电视。屏幕很小，雪花很多，信号时有时无。但那是他和外界唯一的联系。他在那台电视上看到了大海，看到了雪山，看到了沙漠，看到了草原，看到了高楼大厦，看到了灯火辉煌的城市。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淮城。他甚至很少走出那个院子。但他通过这些模糊的、闪烁的、时断时续的画面，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很亮的、充满了可能性的世界。
　　他开始画画。没有纸，他画在墙上。没有笔，他用烧焦的树枝。他画海，画山，画城市，画那些他从来没有去过、可能一辈子都去不了的地方。
　　他画了很多很多。
　　然后，有一天，蒋永恒动手了。
　　那天沈建国不在家。母亲又在打他。不是因为什么大事，只是因为他吃饭的时候把一粒米掉在了桌上。她揪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往墙上撞。蒋永恒从外面回来，看到弟弟满脸是血，站在墙角，眼神空洞地看着他。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也许是一时的冲动，也许是积攒了多年的愤怒终于找到了出口。他冲过去，推了母亲一把。
　　母亲摔下了楼梯。
　　她躺在楼梯下面，一动不动，后脑勺下面慢慢洇出一摊暗红色的血。
　　蒋永恒站在那里，浑身发抖。蒋永淮站在那里，脸上全是血，表情是空白的。
　　他们没有叫救护车。
　　他们害怕。
　　所以他们跑了。
　　蒋永恒带着蒋永淮离开了那个家，离开了那个镇子，离开了所有认识他们的人。他们坐了三个小时的大巴，来到了淮城——一个同样贫穷的、同样破败的、但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
　　那年蒋永恒十五岁，蒋永淮十二岁。
　　蒋永恒什么都干过。搬砖，和水泥，扛水泥袋，在工地干最苦最累的活。他去餐馆洗碗，去澡堂搓背，去菜市场帮人杀鱼。他攒下每一分钱，租了一间漏雨的房子，给弟弟买了第一支铅笔和第一本速写本。
　　他想让弟弟去上学。蒋永淮不愿意。
　　“我的人生已经废了，”他说，“去了也没用。”
　　蒋永恒没有强迫他。
　　他已经强迫过弟弟做太多事了——强迫他逃出来，强迫他活下来，强迫他在这个糟糕的世界上继续待下去。他不想再强迫他了。
　　面馆是蒋永恒二十三岁那年开的。很小，很破，但那是他的店，他的心血。他把“永淮”两个字挂在招牌上，因为他觉得这是他和他弟弟共同的东西——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命运，他们的人生。
　　蒋永淮来面馆吃面从来不付钱。蒋永恒也不跟他要。
　　他觉得这大概是他能补偿给弟弟的、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了。
　　但蒋永淮知道的。他知道哥哥为他付出了什么。他知道哥哥十五岁就出去打工，手被水泥烧烂了也不吭一声；他知道哥哥攒钱给他买速写本，自己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他知道哥哥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和面，晚上十二点才能睡觉，一天只吃一顿饭。
　　他知道他欠哥哥的，一辈子都还不清。
　　所以他去打黑拳了。
　　他开始的时候瞒着蒋永恒。他说他找了份夜班的活，在工厂看大门。蒋永恒信了。
　　蒋永淮打黑拳的地方在老城区的一个地下车库里。没有名字，没有招牌，只有一扇生锈的铁门。进去之后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四周摆满了塑料椅子，中间是一个用铁管和木板搭成的简易擂台。
　　观众是三教九流的人——有小老板，有混混，有附近村子里的闲人，偶尔也有一些从城里来的、开着好车、戴着金链子的有钱人。他们下注，喝酒，抽烟，叫骂。
　　拳手们大多是像蒋永淮这样的人——没有钱，没有出路，没有未来。他们用拳头和鲜血换取一笔能让自己和家里人活下去的钱。
　　蒋永淮很能打。不是因为他练过，而是因为他从小就学会了不倒下。在小黑屋里，在被母亲毒打的时候，在被沈建国用皮带抽的时候，他就学会了这件事——不管多疼，都要站起来。
　　他的拳头很硬，速度很快，打法不要命。他很快就在那个圈子里出了名。
　　但代价是巨大的。
　　他的身体在一点一点地坏掉。骨头裂了又裂，伤口结了痂又裂开，内脏被震出了毛病，脑子里有血块，压迫着神经，让他的手指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他不在乎。
　　他在乎的只有钱。他要把钱攒下来，一部分给哥哥，一部分给宁晓。
　　给哥哥的，是还他的债。
　　给宁晓的，是让她飞。
　　蒋永恒发现的那天，是蒋永淮打得最惨的一次。
　　那天晚上，蒋永淮的对手是一个比他重三十斤的职业拳手——不是这个圈子里的，是从外地请来的，来打一场表演赛。蒋永淮不愿意接这场，但主办方把出场费翻了倍，他就接了。
　　他被打得很惨。
　　第三回合，对方一记摆拳打在他的太阳穴上，他眼前一黑，倒在了擂台上。他爬起来，又倒了。又爬起来，又倒了。
　　第五次倒下的时候，他没能再爬起来。
　　他的耳朵在流血，鼻梁断了，肋骨裂了三根，右手的手腕脱臼了。他被抬下场的时候，主办法把出场费丢在他身上，像丢给一条死狗。
　　蒋永恒不知道是怎么得到消息的。也许是被面馆的客人听到了什么，也许是有人看到了蒋永淮，总之他出现在了那个地下车库里。
　　他看到弟弟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周围是一群等着收尸的人。
　　他哭了出来。
　　他蹲下来，把弟弟的头抱在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你别打了，”他说，“你别再打了。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
　　蒋永淮睁开眼睛，看着哥哥的脸。
　　他想说“对不起”，但嘴角裂开了，说不出话。
　　他只好摇了摇头。
　　那之后，蒋永恒以性命要挟，让蒋永淮发誓不再打黑拳。
　　蒋永淮发了誓。
　　但他没有遵守。
　　因为哥哥的负担太重了。面馆的生意不好，每月除去房租和成本，所剩无几。哥哥三十五岁了还没结婚，不是不想，是没人愿意嫁给他——一个开面馆的、带着一个不上学的弟弟、住在出租屋里的男人，在淮城这种地方，是没有资格谈婚论嫁的。
　　蒋永淮不想让他哥一辈子就这样了。
　　所以他又偷偷回去打了。
　　他只打那些出场费高的、危险的、别人不敢接的比赛。他告诉自己，再打几次，攒够一笔钱，就不打了。给哥哥留一部分盘店面，给宁晓留一部分当学费。
　　他打了一次，两次，三次。
　　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惨。
　　他的手指抖得越来越厉害。他开始在深夜被噩梦惊醒，浑身冷汗，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他开始记不清事情，有时候会忘了自己在哪里，忘了自己要去哪里，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
　　他的身体在向他发出警告。
　　但他没有停。
　　因为他有了宁晓。
　　他觉得，也许活着也没那么糟。
　　也许他可以在淮河边走一走，吹吹风，看看那些他画过很多遍但从未亲眼见过的风景。
　　也许他可以在面馆里等她来，和她一起吃一碗面，听她说今天考了多少分，看她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的样子。
　　也许他可以活下去。
　　也许他可以好起来。
　　但他没有好起来。
　　他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了。他开始画不了画。他坐在淮河边，想画宁晓的侧脸，但笔在纸上划出一条歪歪扭扭的线，像一条死去的蛇。他试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画不出一个完整的形状。他的手指在痉挛，他的手腕在抽搐，他连笔都握不住了。
　　他成了一个废人。
　　一个什么都给不了她的废人。
　　他不想让她看到他这副样子。他不想让她为他担心，为他分心，为她放弃高考，为她留在这个破烂的地方。他不想成为她的负担，不想成为她飞不出去的原因。
　　所以他躲她。
　　他不接电话，不回消息，不去面馆，不在家。他把自己藏起来，像一只受伤的动物，找一个没人的角落，独自舔舐伤口。
　　他以为只要他躲得够久，她就会忘了他。
　　但她没有忘。
　　她在小区门口找到了他，抓着他的袖子，哭着问他为什么。他一根一根掰开她的手指，转身走了。
　　他走得很决绝。
　　但他走后，他蹲在巷子里，蹲了很久很久。
　　他没有哭。他已经不会哭了。
　　他只是在想，如果他的手没有坏掉，如果他不是一个废人，如果他可以给她一个未来——
　　如果他可以和她一起去看海。
　　如果。
　　他攒够了钱。
　　不多，但对于他来说，是一笔巨款。一部分留给了哥哥，存在一个信封里，塞在哥哥枕头下面。一部分买了一个金手镯。
　　他选了很久。他不知道哪种款式好看，他从来没有买过这种东西。他站在柜台前，看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选了一个最简单的——没有花纹，没有装饰，只是一只光滑的、亮亮的、细细的金镯子。
　　店员说：“送女朋友的？”
　　他没有回答。
　　但他想到宁晓戴上它的样子，嘴角弯了一下。
　　他在手镯的内侧刻了一行字：“我的飞鸟，你终于可以飞了。”
　　他把手镯和信放在她家门口。
　　然后他去了淮河大桥。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河面上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风很大，吹得桥上的栏杆发出呜呜的声音，像一个人在哭。
　　他站在桥上，站了很久。
　　他在想，他这辈子做过最好的事情是什么。是救了那些被霸凌的小孩？是帮面馆打过那些闹事的混混？是给宁晓送了一个月的牛奶和面包？
　　都不是。
　　他这辈子做过最好的事情，是爱上了一个叫宁晓的女孩。
　　虽然这份爱没有结果，虽然这份爱从开始就注定是悲剧，但他不后悔。
　　因为他爱上她的那一刻，他觉得这个世界也没有那么糟。
　　他翻过栏杆。
　　风更大了，吹得他的衣服猎猎作响。
　　他看着下面那片黑色的水面，那片他从小看到大、画过无数次、却从来没有觉得好看过的水面。
　　他想起宁晓说：“我想和你一起去看海。”
　　他闭上眼睛。
　　他想，他大概是看不到海了。
　　但没关系。
　　她能看到就够了。
　　他松开了手。

作者有话说

　　唉，可怜的淮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