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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番外:录像带会过期吗 托尼·蒙塔 ...

  •   托尼·蒙塔纳死后第十年,我还在迈阿密。

      也不是没换过地方。西海岸住了两年,东海岸住了一年半,中间还去了趟南美,处理一些旧的合同。但每次换地方,不出两年又回到这间公寓。倒不是我恋旧——搬家太麻烦了。药剂师执照要重新考,药房的同事要重新认识,附近哪家超市的草莓糖最便宜也要重新调查一遍。这些事我做一次就够了。

      药剂师的工作倒是稳定了。考了新证,从助理升到了主管,手下管着两个刚从社区大学毕业的小朋友。男的叫埃迪,女的叫玛丽亚。埃迪话多,每天中午吃饭都要跟我讲他昨晚去了哪个酒吧、泡了哪个妞。玛丽亚话少,但眼神利索——她是那种在配药的时候发现医生处方写错剂量、会立马打电话过去确认的人。我欣赏她。

      不过有一点我一直很想吐槽——我长得就那么像爱听闲话的知心大姐吗?怎么一个两个都爱找我聊天。有次埃迪问我:“姐,你为什么从来不跟我们聊聊你的私生活?”

      我说我没私生活。

      他说不可能。

      我被他缠得实在烦了,说今天晚上要去一个地方,然后明天早上回来上班。他说什么地方。我说市政厅后面那条巷子。他说那是酒吧街。我说对。他说姐这我熟,我带你去吧。我说去去去小屁孩,我自己知道怎么走。

      我没说谎。确实是酒吧街。只不过今晚有一份合同。目标是个洗钱的中间人,专帮墨西哥那边转钱,手里过过的黑钱大概能买三栋托尼的豪宅。雇主说他会在“蓝鬣蜥”待到凌晨两点。我看了表,十一点四十。还有些时间,不过我一向提早到。

      “蓝鬣蜥”是那种你一不注意就会走错的酒吧。门面特别窄,霓虹灯坏了一半,只剩下“lewisi”。里面倒是不小。吧台一条长桌,灯光暗得刚好能让你看清菜单但看不清对面人的眼袋。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古巴旧海报,上面印着一把遮阳伞和一行快要看不清的字。我没凑近看。

      我就坐在那边,听着现场的爵士乐,等目标的出现。

      目标在凌晨一点十分起身去洗手间。我装作微醺的样子跟上去。走廊很窄,墙上贴着已经卷边的墨西哥啤酒广告。三分钟后他从后门离开。五分钟后他的车停在两条街外的巷子里,引擎还在响,人已经不动了。

      我回到酒吧,假装刚从洗手间出来,在吧台边坐下。酒保是个胡子刮得不太干净的中年人,问我喝什么。我说苏打水,不要冰块。他把杯子推过来的时候,旁边多了一个人。

      大概二十五六的年轻人。花衬衫,金链子,头发往后梳,发胶抹得能把苍蝇黏住。他坐下来的时候胳膊肘搭在吧台上,身体往我这边倾了十五度。这个角度他很熟练。

      “你不像是来喝酒的。”

      我侧头看了他一眼。花衬衫是真丝的。金链子有点褪色,不是纯金。发胶的味道是最便宜的那种,一股香蕉水味儿。他右眉骨上有一道浅浅的疤,跟着眉骨往上挑。不是刀疤,可能是小时候磕的。

      托尼的疤在左边。

      我忍住朝他翻白眼的冲动。

      “那你觉得我是来干嘛的。”我说。

      “找人。”

      “那你觉得我找到了吗。”

      “还没有。”他把胳膊肘从吧台上挪开,转过来正对着我,“我也在找人。不过我刚坐下来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我再次忍住翻白眼的冲动。喝了一口苏打水,气泡在舌尖上炸开。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这不重要。”

      他笑了。有一点点像托尼那种——操,终于有人不把我当回事的笑。他笑起来的时候右眉骨的疤跟着眼角往下压。托尼的疤在另一边,笑的时候是往上挑的。位置相反,方向也相反。

      这下我记得更清楚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我在盯着他的疤看。可能没有。也可能他觉得被人盯着看也是一种关注,而关注对爱慕虚荣的男孩子来说是件好事。

      “你很有意思,”他说,“我请你喝一杯。你喜欢喝什么。”

      “气泡水。”

      “气泡水可不算是酒。”

      “酒精会影响瞳孔反应速度。”

      他歪了一下头。这个动作莫名有些可爱。

      “你讲话真好玩。你是干什么的?模特、演员,还是警察?”

      “都不是。”

      “那是什么。”

      “药剂师。”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出声来。“药剂师。操。我在酒吧里泡了一百个妞,第一次泡到一个药剂师。”

      “恕我直言,你不像是泡了一百个的。”

      他的笑更大了,向酒保点了一杯龙舌兰,付了钱,回头看我说:“你知道吗,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

      “不知道。说不上来。就是那种——”他停了一下,手指在比划什么,“就是那种你不笑的时候,我以为你在生气。但你笑了以后我又不确定了。”

      “我没笑。”

      “你看,就是这样。”他又笑了。“你这种人真的很难搞。但我就是喜欢难搞的。”

      我没回答。我真的被他烦够了。我把苏打水喝完,杯子放在吧台上。气泡水见底的时候总会有一层很细的泡沫沿着杯壁往下流。

      然后他问我叫什么。我说这不重要。他说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我停了一下。就一下。

      “你看着办。”

      他挑了挑眉毛。这个画面有些熟悉——十年前,冰柜小姐这个名字是托尼起的。我不太想让别人再起一次。不过让他看着办,他大概也想不到第二个名字,下次见面只会说“嘿,那个药剂师”。像个傻瓜。

      “这就走了?”他看着我起身,“我还没问你要电话。”

      “你不需要。”

      “你每次都这么拒绝人吗。”

      “每次。”

      “那我算不算特例?”

      我认真看了他一眼——或许说是假装认真。花衬衫。金链子。右眉骨上的疤。我露出一个应该是比较礼貌的微笑。

      “不算。”

      然后我慢慢走出酒吧。迈阿密的夜风吹过来,湿的,咸的,和十年前一样。街上又有人在放拉丁音乐,扬声器坏了,低音嗡嗡的。就像码头上那艘渔船旁边的酒吧。就像托尼坐在倒扣的木箱上抽着烟。就像他第一次叫我冰柜小姐。就像他在说——你他妈就是我的那台冰柜。

      我不由自主地走到了那片码头。船还在,木箱早就没了。海风吹过来,腥味混着柴油发动机的味道,和那天晚上一模一样。我站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有些空荡荡的。不是难过,不是怀念。就是一种——空荡荡的,说不上来的感觉。我不确定这种感觉叫什么。修女没教过我这个词,东德老头也没教过。托尼大概知道,但他也不会告诉我。他的语气估计会像从鼻腔里哼出来那样——“你他妈总算知道什么叫寂寞了。”然后我会说这不是寂寞,是气压变化引起的前庭功能紊乱。然后他又会很无语地看着我——“靠”

      但他不在这里。所以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站到后来觉得有点头晕——说起来也搞笑,一个杀手,站在码头上吹吹风就头晕。可能是气泡水喝多了。也可能是别的什么。

      我走回公寓,打开门,把外套挂进衣柜最左边,和所有其他深色外套挤在一起,有时候我自己都分不清哪件是哪件。洗手。用无香洗手液。指缝里的消毒酒精味淡了一些,但永远洗不掉。

      然后我打开冰箱,想找一罐冰的东西敷一下额头。气泡水喝多了会让人清醒,清醒太久会让太阳穴发紧。我清楚这是个借口。但我还是打开了冰箱。

      冰箱旁边放着一个鞋盒。看上去很久没打开过,但不是没打开过。十年前我把它放在那里,然后就再也没有拿起来过。它就放在那个位置——每天打开冰箱时都能看到的最显眼的位置。标签有点发黄,边角翘起,但盒子保存得很好,没有落灰。我每天都会擦它一遍。倒不是因为想念——药剂师,或者说学医的人,总有点小小的洁癖。

      你说磁带会不会过期?

      这个念头突然冒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可能是有次在药房午休,埃迪在休息室放了一部片子,里面有个男的对着凤梨罐头自言自语,说什么“什么东西都会过期,凤梨罐头也会过期”。我当时想的是——凤梨罐头的保质期一般是两年,未开封或许能放更久,只不过口感会变。那天晚上我也翻了一下自己的冰箱,里面没有凤梨罐头这种黏糊糊的甜兮兮的东西。只有那一个从来没放过东西的磁带,一直放在那个位置。

      于是我把磁带放进播放器。画面跳了出来。

      托尼·蒙塔纳。睡袍。光着脚。桌上的雪茄烟灰缸满到快溢出来——我老跟他说去清一清,太脏了,从来不听。浴室的贝壳形烟灰缸里也堆着没清的雪茄灰。他对着镜头喊了几句话,全是关于他的美国梦,关于他从古巴带回来的那双鞋,关于他每天早上闻到的别人家的早饭味。

      还是那个操性。死了十年了,本来以为过去时光的滤镜会让我感动,结果还是和十年前一个感受——屁话还是那么多。

      我在沙发上坐下,手撑在下巴上,勉勉强强提起一点兴致,把注意力放在那卷录像带的内容上。他越说越亢奋,开始骂人,骂银行家,骂政客,骂所有看不起他的人,然后把脸凑近镜头,压低声音说“我要让全世界都记住我的名字”,然后又坐回去,脚翘在桌上,叼着雪茄,像刚登基的国王。

      对,他确实就是刚登基的国王。

      我翻了个巨大的白眼。如果他看得到的话。

      这家伙录这段的时候绝对嗨了。蠢得要死。自己的货自己吸——这句话我说过多少次了,弗兰克也跟他说过,他从来不听。他从来不听任何人的。也许这就是我第一次看这盘录像带时没什么印象的原因。不是不想看,是因为他太蠢了。对着镜头自言自语四十分钟,让人剪辑成宣传片——他以为他是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吗?一个人唱独角戏还有人买票来看。

      虽然打心底的真实想法有些暴躁的,只不过这一次,我终于忍住了没按快进。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认真地看过他的脸了。毕竟这已经是一个死了十年的人了。他的长相在我的记忆里也开始一点一点地淡掉,像一张被太阳晒褪色的老照片。我记住的更多是他的声音——那种你绝对忘不了的、半夜三更打来的让人窝火的电话:你在干嘛。码头边那句“你他妈就是我的那台冰柜”。死之前的那个“那就好”。但他的脸,我已经快记不清了。

      直到今晚。那个酒吧里的年轻人——花衬衫,金链子,笑起来右眉骨上的疤——让我又忽然想起了他。但那个年轻人绝对不是他。托尼·蒙塔纳才不会穿这种真丝的花衬衫,看上去像个基佬。托尼最经典的那套衣服,还是红色印花衬衫配黑色西装裤又或是白色西装里面套着骚包的红色衬衫。狂妄。嚣张。就好像把他最爱的那句话穿在身上——the world is mine。我认识的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带点狂妄,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去杀他们。但他们就算穿着印花衬衫骚包的衣服,也穿不出托尼·蒙塔纳的样子。那种明知道下一秒是尽头、却还在笑的疯狂。

      屏幕里的托尼换了个姿势。他靠在椅背上,把威士忌杯放在扶手上,杯底压着一叠钞票。他说这盘带子要送去剪辑,给自己剪出一部大片。我强忍着不按暂停键,让他继续放下去。然后我看到他停了下来,倒带,看自己录了些什么。看了一小段,骂了一声——果然自己也发现自己没什么拍电影的天分。他把威士忌杯砸向墙壁,玻璃渣碎了一地。然后他用手掌揉了揉眼皮。看上去像是他想休息。

      然后他坐在那里,穿着那件睡袍,光着脚,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最后他抬起头。

      不是对着镜头。

      那个眼睛直愣愣地看着镜头。我想他应该是看到了我。

      “冰柜小姐。”

      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可笑。在空无一人房间里就这样回答了——“在。”

      他说,死之前至少得知道有一个人在看着,心里会好受很多。然后他又嘟囔了几声,声音很低,被威士忌和困意磨钝了。我听不清具体说了什么——可能是在说“操”,可能是“never mind”,也可能是某个他已经记不住名字、但到死都在想的人。

      我不笑了。

      我盯着屏幕。他伸手去关机器,手指在镜头上抹了一下,留下一个模糊的指印。红灯灭了。

      我倒带。重新播放。再倒带。再重新播放。第三次的时候,我停在他揉眼皮的那个画面。这个动作我见过。在他办公室里,他说“少抓点,我就不是托尼·蒙塔纳了”之后,他把脸埋在手心里,也是像这样揉了一下眼皮。那时候我没有走近他。现在我想走近,但屏幕不是窗户。他的脸停在画面上,手指遮住半张脸,另一只眼睛看着我。不是那种大家知道的、充满燃烧和欲望的眼神。是那种疲惫的、决定不再挣扎的眼神。

      那盘录像带里,他说完那句“死之前至少得知道有个人在看着”,一连又骂了大概十秒的废话,声音渐渐被酒精和困意拖垮,变成了嘟囔。最后我听到他在关机器前说了一句——“我他妈早就知道。”不是对镜头说的,不是对我说的。是对他自己。

      我想他可能真的很早之前就知道。如果他一直装得比谁都狠、比谁都狂妄,他就会变得更好。因为不装的话,他就不是托尼·蒙塔纳了。不装的话,他也只是那个古巴贫民窟里长大的穷小子。

      我把录像带停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他的额头。左眉骨上那道刀疤。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有那道疤。这么多年来,它从来没有变过。

      他的眼睛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我。我有一种很难过的东西从心底往上涌。但我没有抽烟的习惯,没有喝酒的习惯。我甚至不知道怎么用那种电视剧里的方式发泄情绪。所以我就那么呆坐着,盯着屏幕上他的脸。

      我很少说脏话。但今晚我一直在骂他——“托尼,你就是个大傻逼。他妈的嗑自己的货。你听不进任何人的话。你把所有人都推开。到最后还在嘴硬。”骂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不像骂。

      然后我忽然想到了一些事。十二岁那年捅死罗尼。母亲那碗白水面和那个眼神。东德老头的配方,那条在我手心里张合着鳃然后不动了的鱼。那个说过“我见过你”的男孩。码头边他弹进海里的烟头。婚礼上他搂着艾薇拉投过来的那一眼。半夜三更那句“你在干嘛”。还有他死的那天晚上——我剥开玻璃纸,把糖放在他舌尖上。

      托尼·蒙塔纳的死,就是活该。我到现在还是这么想。他杀了曼尼。他毁了艾薇拉。他间接害死了吉娜。他做了太多不可饶恕的事。他的结局是他亲手铺就的。但这不妨碍我有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为他感到惋惜。不是为了他。是为了那个在码头边跟我聊冰柜的人。

      然后我忽然想到自己。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也死了,会不会有一个人像我现在看着托尼这样,在某个深夜里把我的录像带放进播放器,倒带,播放,再倒带,再播放,然后骂我是个傻逼。

      大概不会。因为我没有录像带。因为我从来不留下任何能让人反复倒带的东西。我一直活得太克制了。不抽烟,不喝酒,不碰任何会上瘾的东西。我一直以为这样就能掌控一切。但现在我坐在这里,看着这个世界上最不克制的男人留下的最后一段影像,忽然觉得自己一切的掌控,好像一个笑话。

      不知道过了多久。屏幕上的雪花点翻滚了很久,然后变成蓝屏,然后变成黑屏。我就那么坐着,看着屏幕上反射出的自己。四十多岁了,样貌和当年见到托尼时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多了些细细的纹路。有什么东西从眼睛下面往下淌,掉在手背上。我低头看了看——是水。中央空调太旧了,每年夏天都会滴水。明天要叫人来修。

      我关掉电视,靠在沙发上,盯着衣架上那件刚执行完任务放进去的黑色外套。我想我应该在他死之前多跟他说几句话的。不是死前那几句——那几句其实够多了。应该在更早之前。在他办公室里,他说“所有东西都在往下掉”的时候。我应该坐下来问他一句:“你怕吗。”

      但我没有。因为我不习惯问这种问题。因为我以为不问就不会被卷进去。但现在我在想——也许他也需要有人问一句。就像他需要有人在半夜三更他打电话时回答“我他妈在睡觉”。就像他需要有人在死的时候给他一颗草莓糖。

      算了。

      我靠在沙发上,把腿蜷起来。说不定再过个十年,或许都不用十年,就在某天早上我也会死在某个巷子里。枪口对准眉心,手法比我还利索。等到那个时候我到了地狱,我一定会找个酒吧跟他聊会儿天。到时候我可以把所有他那台冰箱从没允许自己做过的事全他妈做一遍——抽烟,喝酒,大笑,然后对着他吹一声口哨:“托尼,你死了以后,迈阿密又出了三个比你更狠更疯的毒枭。但他们没一个比你更嚣张。”我会告诉他这十年我杀了多少人,去了多少地方,喝了多少杯苏打水,吃过多少颗草莓糖。我会问他——那天晚上我把糖放在你舌尖上的时候,你他妈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或许会聊很多之前没聊过的话题。不是任务,不是合同,不是半夜三点那些只持续几个词语的通话。是真正的、完整的、不需要抢在呼吸停止之前的闲谈。然后他会给我倒一杯威士忌——我猜的——然后说:“你他妈总算学会放松了。”然后他哼一声。那种鼻子出气的、几乎不是笑的笑。然后他会发现——冰柜小姐原来是会喝酒的。冰柜小姐原来是会笑的。冰柜小姐原来也会说一些她活着的时候从不说的话。

      而现在,我只是允许自己坐在这个地方,想一想这些不太可能发生的事。

      我闭上眼睛。窗外迈阿密的灯光一盏一盏地灭掉,然后太阳从海平面上升起来。又是一天。

      我站起来,把那盒磁带退出来,放回鞋盒,放回冰箱旁边那个显眼的位置。标签还是十年前那张,边角有点翘,字迹有些褪色,但还是能认得清——那是一行被磨掉大半的铅笔字:“Frigidaire,一九五二年产,还能用。”

      那是托尼死的那天晚上,我从旧货店门口撕下来的纸牌。我自己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要留着它。可能就是单纯忘了扔。也有可能是药剂师的习惯——所有样本都要保留,直到确认不需要分析。

      凤梨罐头会过期。但凤梨不是罐头。有些人也不是磁带。他们烂不掉,也过期不了。

      然后我像往常一样,洗了把脸,换了衣服,准备去药房上班。

      冰柜还嗡嗡响着。里面的东西,一点没化。

      只是这一次,有一小滴水从冰柜门封条边落下来,落在地毯上,很快就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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