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山以北》山海不厌高深

5、抓人 第

　　第五章：抓人

　　一

　　阎燃是被手机震醒的。

　　不是闹钟，是阿九的电话。他睁开眼的时候，阳光已经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了，落在他的脸上，刺得他又闭了一下眼。劏房的窗户很小，大概只有一张A4纸那么大，玻璃上糊着一层灰，阳光透过灰落在他脸上，变成了一种浑浊的、发黄的光，像隔着一杯脏水看太阳。

　　他摸了半天才从枕头底下找到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显示——上午十一点。他睡了不到四个小时。

　　“喂。”

　　“燃哥，”阿九的声音有点急，但不是那种出事了的那种急，是那种“我有事要告诉你”的那种急，“肥明说那批货有人来问了。”

　　阎燃的脑子还没有完全醒。他坐在床沿上，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揉眼睛。左眉尾那道疤的附近长了一颗小痘痘，他摸了一下，有点疼，不打算挤。

　　“谁？”

　　“不认识。不是深水埗的人。打电话给细强的表哥，问那批货还在不在，说要买。”

　　阎燃的脑子开始转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外面是深水埗的中午，太阳很大，晒得街面上的铁皮屋顶反光。一股热浪从窗外涌进来，裹着油烟味、汗味和汽车的尾气，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推得他往后退了一步。

　　“细强的表哥怎么说？”

　　“说他不知道，要问。然后就打给我们了。”

　　阎燃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窗外的那条街——桂林街的中午和夜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晚上这里是霓虹灯的海洋，大排档的烟雾缭绕，人声鼎沸得像一锅煮沸了的粥。白天这里是一条普通的、破旧的、被太阳晒得发白的街道。老人拄着拐杖慢慢走过，小孩蹲在门口玩手机，主妇提着菜篮子从街市回来，塑料袋里装着青菜和猪肉。没有人在意昨晚这里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有三箱货被藏在某栋唐楼的天台上。

　　“不要回电话，”阎燃说，“等他再打来。问他是谁介绍的，做什么的，要多少。不要说我们有货，就说可以帮你问问。”

　　“知道了。”

　　阿九挂了电话。阎燃把手机扔在床上，走进走廊尽头的公共卫生间。

　　卫生间很小，一个人站着转身都困难。洗手台上有一面镜子，镜子裂了一条缝，把他的脸分成两半。他打开水龙头，冷水冲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铁锈味，颜色有一点发黄。他用双手捧了水泼在脸上，水从脸上淌下来，滴在洗手台上，滴在他的T恤上。他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嘴唇有点干。左眉尾的疤在阳光下看起来更明显了，像一道被缝上去的线。头发乱糟糟的，昨天晚上跑回来的时候出了很多汗，汗干了以后头发结成一缕一缕的，像一个没来得及梳理的鸟窝。他用手指梳了两下，梳不通，放弃了。

　　那个人。

　　他一边刷牙一边想。牙膏的味道是薄荷的，辣得他的舌头有点发麻。泡沫从嘴角溢出来，滴在水池里，被水冲走。

　　那个人会不会来找他？

　　这是一个他从昨晚想到现在的问题。那个男人——那个拿直刀、站得稳、眼神像死水的男人——他会不会回来？

　　阎燃吐掉泡沫，又灌了一口水，漱了漱，吐掉。

　　直觉告诉他，会。直觉是在深水埗活下来的唯一工具。坤哥教过他——你脑子想的可能是错的，别人说的可能是假的，但直觉不会骗你。直觉是你的身体在替你思考，你的皮肤、你的汗毛、你后颈的鸡皮疙瘩，它们不会骗你。

　　他的鸡皮疙瘩从昨晚到现在没有消过。

　　他回到房间，换了件干净的T恤。黑色的，圆领的，没有图案。他把那件袖子被划破的卫衣叠好，放在枕头旁边。不是舍不得扔——是不想留下痕迹。那件卫衣上有刀口的痕迹，如果有人要找他对质，那就是证据。

　　他又看了看那把折叠刀。八十块钱买的，刀刃磨得很利，但昨晚他没有用上。他的手指握着刀柄的时候，对方已经出刀了。他慢了。不是他慢，是对方太快了。快到他没有时间拔刀，没有时间反应，只有时间侧一下身。

　　他把折叠刀揣进口袋，又摸了摸口袋里的烟。还有三根。打火机还有油。

　　走出房门之前，他又看了一眼那件破了的卫衣。那一道口子从肩膀到手肘，切口整齐，像用尺子量过的。

　　他伸手摸了一下那道口子。布料的边缘很光滑，没有一丝毛边。

　　他出门了。

　　二

　　肥明的面包车停在桂林街和鸭寮街交界的巷口。

　　阎燃走过去的时候，肥明正靠在车门上吃一个菠萝包。面包店的纸袋被油浸透了，变得半透明，肥明的手指上有油，在阳光下亮亮的。他吃得很慢，咬一口，嚼很久，咽下去，再咬一口。他的吃相和他的长相一样——憨厚、踏实、不急不慢。

　　“燃哥，吃了吗？”肥明把另一个纸袋递过来。

　　阎燃接过，打开，里面是一个菠萝包。还是热的，表皮酥脆，黄油的味道从纸袋里飘出来，甜丝丝的。他咬了一口，没说话，靠在车门另一边，和肥明并排站着，两个人都面向街道。面包的酥皮碎屑掉在地上，引来几只蚂蚁。

　　深水埗的中午很吵。茶餐厅的伙计在门口叫卖“午餐A餐B餐”，小学生从学校里涌出来，叽叽喳喳地跑过马路，主妇推着购物车从街市出来，轮子在人行道的缝隙里卡来卡去。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站在便利店门口，手里拿着一串鱼蛋，吃得嘴角沾满了酱。一只唐狗趴在电器行的门口，伸着舌头喘气。

　　阎燃把菠萝包吃完了。纸袋被他捏成一个团，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垃圾桶满了，纸团没有掉进去，滚到了地上。他走了两步，弯腰捡起来，重新扔进去。

　　“阿九呢？”他问。

　　“去接细强了。细强说肩膀好多了，自己能动。”

　　“陈医生那里去过了？”

　　“去过了。缝了三针，开了药。阿九陪他去的。”

　　阎燃点了点头。三针，不多。细强以前受过更重的伤，被刀砍过，被铁管打过，被啤酒瓶砸过。他从来不怕痛，但他怕麻烦别人。缝针的时候他一定咬着嘴唇没有吭声，一定在医生说“好了”之后问了一句“多少钱”，一定在回来的路上跟阿九说“不要告诉燃哥”。阎燃都知道。

　　“那批货，”肥明闷声说，“今天有人来问了。”

　　“阿九跟我说了。”

　　“燃哥，你怎么想？”

　　阎燃没有回答。他看着街对面的一家麻将馆。铁闸门半拉着，里面传出来麻将碰撞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有人在反复地洗一副无穷无尽的牌。门外面坐着两个中年男人，一个在抽烟，一个在看手机。他们是这家麻将馆的保安，阎燃认识，但不熟。

　　深水埗的规矩是——谁的地盘谁做主。这条街是阎燃的地盘，他在这里说了算。但昨晚那批货不是这条街的东西，那批货是从外面来的，要卖到外面去。这意味着他要走出深水埗，去一个他不熟悉的地方，跟不认识的人做交易。他不喜欢这样。不喜欢不代表不敢，只是不喜欢。在深水埗，他看得见刀，看得见敌人，看得见危险在哪里。出去了，他什么都看不见。

　　“等等看，”阎燃说，“等那个人再打电话来。先看看是什么人。”

　　肥明没再问了。

　　阎燃从他口袋里抽了一根烟，叼在嘴里，没点。他有一个习惯——做决定的时候不抽烟，只叼着。烟在嘴唇和牙齿之间被他翻来翻去，像一个玩具，像一根磨牙棒。尼古丁不从肺部走，但从嘴唇渗进去，也会有一点点作用，让他的心跳慢下来，让他的脑子快起来。

　　他的手机震了。

　　阿九发来的消息：“那个人又打给细强的表哥了。说今晚就要。两箱。价钱好商量。”

　　阎燃看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两箱，不是三箱。他知道对方只抢走了三箱，现在说要两箱——这意味着对方知道他们手里有多少货。意味着对方不是普通的买家，是知道内情的人。甚至可能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甚至可能和那个送货的人有某种关系。甚至可能——就是那个人派来的。

　　他没有告诉肥明。

　　“回电话，就说今晚可以，但不在深水埗。旺角，十一点。具体哪里等通知。”

　　阿九回了一个字：“好。”

　　阎燃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看了看，又叼回去。深水埗的太阳很大，晒得他的后颈发烫，汗水从发根里渗出来，顺着脖子往下淌。他的T恤领口湿了一圈，粘在皮肤上，不舒服。他把领口往外拉了拉，透了一点风进来，凉快了一点点，不多。

　　肥明已经把第二个菠萝包吃完了。他不是在吃午饭，是在吃零食。肥明从十六岁开始就这样——心情好的时候吃，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吃。不需要理由，吃饭本身就是理由。他吃东西的时候不会胖，这是一个很多人羡慕的体质，但肥明自己不觉得有什么好羡慕的。他说“能吃是福”，阎燃说“你他妈就是嘴馋”。肥明没有否认。

　　“肥明。”

　　“嗯。”

　　“晚上去旺角，你开车。”

　　“好。”

　　“货在后座，用布盖着。到了地方不要下车，我下去。车不要熄火。”

　　“好。”肥明擦了擦嘴，看了阎燃一眼。他的圆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一个问题——燃哥，你是不是觉得今晚会有事？他没有问出口，阎燃也没有回答。

　　沉默在两个人之间持续了大概十几秒。深水埗的噪音填满了这个空隙，茶餐厅的叫卖声、小学生的打闹声、主妇的讨价还价声、麻将的洗牌声、唐狗的喘息声——所有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张巨大的、看不见的网，把整个深水埗罩在里面。在这张网里，你是一颗被裹住的尘埃，不知道会被风吹到哪里去。

　　“燃哥。”

　　“嗯。”

　　“那个人——昨晚那个拿刀的——你觉不觉得，他会来找我们？”

　　阎燃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捏扁了。烟纸破了，烟草从破口漏出来，落在他的手指间，细细的，褐色的，有点像坤哥死的那天巷子里的血——不是像血，是颜色像，都是暗褐色的。

　　“不会。”他说。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谎。也许是说了太多次了，在深水埗，说话不需要是真的，只需要是有用的。“不会”是有用的，因为它能让肥明安心，能让阿九和细强也安心，能让晚上去旺角的路上车里的人不再想这个问题。至于他自己，他不怕。

　　他从来不怕。

　　三

　　阿鬼在下午两点接到了晏骋的消息。

　　只有两个字——“带回来。”

　　他在深水埗的一间茶餐厅里吃午饭。茶餐厅在桂林街靠近荔枝角道的那一头，开了十几年，地板上的马赛克瓷砖已经磨得看不清花纹了，墙上的餐牌被油烟熏得发黄。阿鬼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是一碟干炒牛河和一杯冻柠茶。牛河只吃了一半，冻柠茶已经喝完了，杯子里只剩冰块，在融化的水里发出细微的“咔咔”声。

　　他看着那两个字看了几秒。

　　带回来。不是抓回来，不是找回来，不是带回来。晏骋用词很讲究——每一个字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带”和“抓”不一样。“抓”意味着对方是敌人，需要制服，需要控制。“带”意味着对方是一样东西，一件物品，一个可以被移动的物体。不需要制服，只需要带走。

　　阿鬼放下筷子。他吃不下另一半牛河了。

　　他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五声才接通，对面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带着深水埗口音，懒洋洋的，像是在睡觉被吵醒了。

　　“喂？”

　　“是我。昨晚那批货，查到谁干的了？”

　　对面沉默了一下。“……鬼哥，这个事，能不能不问？”

　　“不能。”

　　又沉默了一下。“阎燃。桂林街的。坤哥的人。”

　　阿鬼挂了电话。他把钱压在碟子下面，站起来，走出茶餐厅。深水埗的下午太阳很毒，晒得街面上的空气都在扭曲，远处的招牌看起来像在水底下晃动。他眯了眯眼，从口袋里掏出墨镜戴上。墨镜是黑色的，镜片很大，遮住了他的半张脸，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怕晒的路人——如果没有那双眼睛的话。那双眼睛在墨镜后面，像两颗被冻住的石子。

　　他不想做这件事。不是不想找阎燃，是不想做“找到他之后要做的事”。晏骋说要“带回来”，但没说要怎么带。是客客气气地请，还是直接按倒。阿鬼跟了晏骋这么多年，知道“带回来”的意思是——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完整地带回来就行。方式是自由裁量的，结果是唯一的硬指标。

　　他走过桂林街，走过鸭寮街，走过北河街。深水埗的每一条街他都走过，每一次都是为了找人。找人这件事他做了二十年，从他还是“阿鬼”、不是任何人的心腹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他找过欠钱不还的人，找过跑路的小弟，找过背叛晏骋的内鬼。每一次，找到之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带回来。

　　但这一次，他走得比平时慢。

　　不是不想找到，是不想看到那个结果。那个年轻人。那个对着刀笑的人。他会被按倒，被押进车里，被带到晏骋面前，然后晏骋会对他说什么？做什么？阿鬼不知道。晏骋的心思他从来猜不透，也不需要猜。他的任务是执行，不是理解。

　　他走到一栋唐楼前停下。

　　唐楼的铁闸门是开着的，门里面的走廊很暗，灯泡坏了一半，只有最里面的一盏还亮着，发出昏黄的、微弱的光。走廊的墙上有涂鸦，有人用喷漆写了“拆”字，白底红圈，在这昏暗的光线里像一只瞪大的眼睛。楼梯在走廊尽头，台阶被踩得很光滑，中间凹陷下去，像一个被反复舔过的冰棍。

　　他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地址。

　　就是这里。阎燃住的地方。

　　阿鬼没有上楼。他站在楼下，抬头看着这栋唐楼的窗户。窗户有的开着，有的关着，有的晾着衣服，有的拉着窗帘。他不知道哪一扇窗是阎燃的，但他知道阎燃不在家——阿九和肥明在街角的巷口站了一下午，细强刚从诊所回来，三个人都没有回这栋楼。他们在等，等晚上去旺角。

　　阿鬼知道晚上去旺角的事。他的线人在深水埗的触角比阎燃想象的要多得多。细强的表哥接到的电话，他也接到了另一条线的通风。今晚，旺角，十一点，两箱货。

　　阿鬼站在楼下想了几秒。

　　然后他走了。不是回去报告，是去旺角。

　　四

　　晚上十点半，肥明的面包车从深水埗出发了。

　　阎燃坐在副驾驶，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上是一个地址。旺角，砵兰街，一栋商业大厦的后巷。阿九在后座，细强没有来——阎燃让他留在深水埗，不是为了保护他，是不想让他带着缝了针的肩膀去冒险。

　　车厢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的声音和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肥明开车很稳，不快不慢，不抢灯不插队，像一个开了二十年出租车的老司机。他其实只有二十一岁，但他开车的风格和长相一样——沉稳、踏实、不急不慢。他不会在深水埗的窄巷里飙车，也不会在旺角的人群里按喇叭。他就是开着，像一条鱼在水里游，不急，不慌，不会被渔网捞到。

　　阎燃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

　　夜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吹在他的脸上，把他的头发吹得往后倒。旺角的夜和深水埗不一样——霓虹灯更多，更亮，更密。招牌从街道两边伸出来，层层叠叠的，像一片发光的森林。人很多，多到走路都要侧身。车很多，多到红灯变绿灯了也走不动。声音很多，多到你说什么旁边的人都听不见。一个人在这里，很容易就消失了——淹没在灯光里，淹没在人群里，淹没在声音里。

　　“燃哥，”阿九从后座探过头来，“如果我们卖了这批货，能拿多少钱？”

　　“不知道。”

　　“你估计一下。”

　　阎燃想了想。他不懂显卡的行情，但他懂深水埗的行情。一批货从外面进到深水埗，经过两三手，价格会翻一倍不止。从深水埗再卖出去，又能翻个几成。但那是正常渠道的走法。他们现在是在外面找买家，没有中间人，没有保护伞，没有退路。

　　“一人分个万把块应该有。”

　　阿九的眼睛亮了一下。万把块，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他去年一年从阎燃那里领的钱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他可以给家里寄一点，给自己买双新鞋，请肥明和细强吃顿好的。

　　阎燃看了阿九的眼睛，把那点亮光看得清清楚楚。

　　他想起坤哥。坤哥说过——钱是好东西，但钱会让你瞎。你只看到钱，就看不到刀了。

　　“阿九，”他说，“到了以后，你跟肥明在车里。不要下车。不管听到什么，不要下车。”

　　阿九的眼神从那点亮光里暗了一点下去。“燃哥，你一个人去？”

　　“嗯。”

　　“如果出了事——”

　　“出不了事。”

　　阎燃转过头，看着窗外。旺角的霓虹灯从他的车窗右侧出现，从左侧消失，像一条流动的、发光的河。红的、蓝的、绿的、黄的，所有的颜色都有，所有的颜色都亮，所有的颜色都在闪。这条河没有尽头，它流过旺角，流过油麻地，流过尖沙咀，一直流到维多利亚港，然后汇入黑色的海水里，什么颜色都没有了。

　　面包车在十点五十分到达砵兰街。

　　后巷很窄，两边是商业大厦的后墙，墙面上布满了空调外机和排水管。和一盏路灯，比深水埗的那盏要新一些，也亮一些。

　　肥明把车停在巷口，没有熄火。引擎在低沉地运转着，车身有轻微的抖动，像一头躺在地上的、还在呼吸的野兽。

　　阎燃下车了。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深色的牛仔裤，帆布鞋。口袋里是那把折叠刀，手机，还有一包烟。打火机。他没有带那件被划破的卫衣——那件在劏房的枕头旁边，和昨晚的记忆叠在一起，准备一起被忘记。

　　他走进巷子。

　　脚步声在窄巷里回荡，每一步都像敲在一面鼓上。他看到巷子尽头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转过身来。

　　不是昨晚那个拿刀的男人，是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二十三四岁，穿着花衬衫，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靠着墙抽烟。他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睛下面是青色的黑眼圈，看起来像是三天没有睡觉。他的手指夹着烟，指甲有点长，指甲缝里有黑色的污垢。

　　“阎燃？”年轻人问。普通话，不算标准，但能听懂。

　　阎燃点了点头。没有问“你怎么知道我长什么样”。在深水埗，找到一个人的照片比买一罐啤酒还容易。

　　“货呢？”

　　“先看钱。”

　　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晃了晃，厚厚一沓。信封的边角有点磨损，里面的钱把信封撑得鼓鼓的，可以看到里面千元港币的紫色边角。“两箱，说好的价钱，一分不少。”

　　阎燃看了一眼那个信封。没有接。他对对讲机说了一句“搬一箱下来”。

　　肥明从车上下来，打开后门，搬了一箱货走出来。纸箱在他怀里像一个大号的积木，他的大手稳稳地托着箱底，走路的步子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纸箱放在两个人之间的地上，扬起的灰尘在路灯的光里飘了一会儿才落定。

　　年轻人蹲下去，用钥匙划开封口。透明胶带被割开的声音在安静的巷子里很清晰，像撕开一道伤口。他打开纸箱，从泡沫塑料里抽出一张显卡，在路灯下翻来覆去地看了几秒。他的动作很熟练——看芯片型号，看金手指的磨损程度，看散热片上的灰尘。这是行家的手势。这个人不是什么马仔，是懂货的。

　　“正的。”他说。

　　肥明把那箱货搬回车上。阎燃等着。

　　“钱。”他说。年轻人把信封递过来。

　　阎燃伸手接。

　　就在他的指尖碰到信封边缘的那一瞬——巷口有车灯亮了。

　　不是肥明的面包车。是另一辆车，从巷口开进来，车灯亮得刺眼，把整条后巷照得通明。车灯直直地照着阎燃的脸，他抬手挡住眼睛，从指缝间看过去——一辆深色的商务车。七座的。黑色的。车身在路灯下反射出冷硬的光。

　　车门打开了。

　　阿鬼从车上走下来。

　　还是那张没有表情的脸。还是那件深色的夹克。他就站在那里，巷口的位置，像一个门神，把出口堵得严严实实。

　　年轻人迅速后退三步，把手里的信封塞回口袋，转身就跑。他的花衬衫在后巷的阴影里闪了几下，就消失在了巷子的另一头。没有人追他。

　　肥明从驾驶座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他没有熄火。阎燃说过，车不要熄火。

　　阎燃站在原地，看着阿鬼。他的手指慢慢伸进口袋，握住那把折叠刀。刀柄被他的手指攥紧，掌心渗出汗。

　　阿鬼没有说话，也没有往前走。

　　他们就那样站着，中间隔着十几步的距离。路灯在他们之间亮着，光线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巷子的墙壁上，像两棵歪歪扭扭的树。

　　阎燃先开了口。

　　“你是那个送货的。”

　　阿鬼没有说话。

　　“你老板让你来的。”

　　阿鬼还是没有说话。但他往前走了。

　　他的步子不快，每一步都踩得很稳，鞋底和水泥地面摩擦的声音像砂纸打磨木头。随着他的步伐，阎燃的肌肉本能地绷紧了——肩膀微微耸起，重心压低，右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刀没拔，但握得很紧。

　　阿鬼走到他面前，停下来了。

　　他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阎燃闻到了阿鬼身上的味道——洗衣粉，烟草，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外面”的味道。不是深水埗的味道。

　　“阎燃，”阿鬼终于说了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声音很低，很平，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没有水花，“上车。”

　　阎燃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不是昨晚那种“来真的”的笑，是另一种。更淡，更冷——

　　“凭什么？”

　　阿鬼没回答。他的手从夹克里伸出来了。

　　什么都没有拿。

　　但阎燃知道，这不是因为他不想拿——是因为他不需要拿。他的身后，商务车上又下来三个人。不是昨晚那两个马仔，是新的人，比昨晚的更安静，站在一起像三堵墙，把巷口堵得更严了。

　　阎燃往后看了一眼。

　　肥明的面包车还在，引擎还在转，但肥明没有下车。阿九在后座趴着，从车窗里露出一双眼——阎燃用余光看到了那双眼睛，看到了里面的光——是担心，是害怕，是想冲出来又不敢的挣扎。

　　阎燃慢慢地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

　　空空的，没有拿刀。

　　他看着阿鬼，看了一秒，然后说：“去哪？”

　　阿鬼侧身，让出车门的位置。

　　阎燃走过阿鬼身边的时候，顿了一下，偏头看着他，从他的角度，阿鬼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眼睛下面有极淡的青色，嘴唇干裂了一小块。他的下巴上有一道很短的白色疤痕，像是很久以前被什么东西划过的。

　　“你欠我一件卫衣。”阎燃说。声音不大，但巷道里很安静，阿鬼听得很清楚。

　　阿鬼没有回答。

　　阎燃上了车。车门关上的声音闷闷的，像一本书被合上了。

　　商务车驶出巷口，拐了个弯，汇入旺角的车流。霓虹灯的光从车窗照进来，红一下，蓝一下，绿一下，在阎燃的脸上轮番闪过，像有人在不停地换幻灯片。

　　他靠在座椅上，手放进口袋里，摸到了那把没有拔出来的折叠刀。

　　车窗外，旺角的夜还在继续。人和人撞来撞去，灯和灯连成一片，声音和声音搅在一起。阎燃看着那些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深水埗的灯不是这样的。深水埗的灯更破、更旧、更矮——在头顶，很低的，伸手就能够到。

　　这辆车的灯不一样。它在高处，很亮，照着一条他不知道的路。

　　“你老板，”阎燃开口，对着空气说，“凶不凶？”

　　没有人回答他。

　　他笑了笑，头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

　　无所谓。

　　他又不是什么怕凶的人。

　　五

　　车开了很久。

　　可能是二十分钟，也可能是四十分钟。阎燃没有看时间，也没有看路。他只是靠在车窗上，眼睛半睁半闭，看着窗外的夜景从旺角变成油麻地，从油麻地变成尖沙咀，从尖沙咀变成一条他不知道叫什么的路。

　　路越来越宽，车越来越少，灯越来越远。深水埗的拥挤和嘈杂被抛在了身后，像一件穿旧了的衣服，终于被脱下来，扔在衣柜的角落里。但脱下衣服不代表不冷，风还在吹，从车门缝里渗进来，凉飕飕的，吹在他的脖子上，激起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

　　他不知道这是要去哪里。但他没有问。问了也不会有人告诉他，告诉他了也没有用。他只是一个被装进盒子里的东西，盒子盖上之前他会看到最上面的那层泡沫塑料，然后是黑暗，然后是什么都没有。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

　　阿九：“燃哥，你没事吧？”

　　他没有回。

　　又震了一下。阿九：“那辆车走了。肥明问要不要跟。”

　　他打字：“不要跟。回去。等我消息。”

　　发送。然后他关掉了手机。

　　不是关机，是关掉屏幕。手机的边缘硌着他的大腿，硬硬的，冷冷的，像一把没有出鞘的刀。他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握在手里，又塞回去。握和塞这个动作重复了三次，像一个人在反复确认自己还有东西可以抓。

　　车停了。

　　他从车窗看出去，是一个停车场。很大，很亮，灯光是白炽灯的那种惨白色，照得整个空间像一间没有窗户的手术室。地面是水泥的，但很干净，干净到可以看见车轮碾过之后留下的橡胶痕迹。头顶的管道裸露在外面，漆成黑色和白色。这里没有人，没有车，只有灯光和寂静。

　　车门开了。

　　阿鬼站在外面，还是那副表情。他不说话，也不催，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不需要上发条的钟。

　　阎燃下车了。

　　停车场很大，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一下，又一下，又一下。他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不是指停车场，是指“这种停车场”。深水埗的停车场是昏暗的、潮湿的、到处是垃圾的。这里的停车场是亮的、干净的、冷冷的。像一间停尸房。

　　他看到了一辆黑色的迈巴赫。

　　即使在深水埗，他也认识这个标志。车身的漆在灯光下闪着一种很深很沉的光，不是普通的黑，是一种需要很多层漆才能堆出来的黑。轮毂擦得很亮，轮胎的纹路里没有泥土。这辆车不属于深水埗，不属于他认识的那个世界。

　　车门的位置站着一个人。

　　背对着他。

　　阎燃看不清那个人的脸，但他看到了那个人站立的姿态——背脊很直，肩膀很平，重心稳稳地落在两只脚上。是一种不需要刻意保持的优雅，一种从骨子里长出来的东西。像一棵树的树干，不需要努力往天上长，它本来就长在那里。

　　那个人转过身来。

　　阎燃看见了晏骋。

　　不是看得很清楚，是看见。灯光从头顶打下来，照着那个人的侧脸——轮廓很深，鼻子很高，眉骨突出，眼窝是一个浅浅的阴影。嘴唇的线条很薄，收得很紧。他被一种无形的、沉甸甸的东西包围着，像空气的重量突然增加了好几倍，压得人喘不过气。

　　晏骋也在看他。

　　他的目光很慢，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不是打量，是一种审视——像一个人打开一件包裹，拆开包装纸，打开里面的盒子，掀开泡沫塑料，看最底下的那件东西。不是在看“你是谁”，是在看“你是什么”。

　　阎燃被他看得浑身不舒服。那种目光像一只手，在他的皮肤上慢慢摸过去，从头发到额头，从额头到眼睛，从眼睛到鼻子，从鼻子到嘴唇，从嘴唇到下巴，从下巴到脖子——没有恶意，但也完全没有善意。只是在看。只是在确认。只是在把他从一个模糊的、远处的印象，变成具体的、眼前的、有血有肉的存在。

　　阎燃站在那里。

　　双手插在口袋里。下巴微抬。

　　他不怕。他不是不怕，是不会怕。怕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你首先要觉得自己的命值钱，才会怕丢。他的命不值钱。从六岁被妈丢下，到十岁离家出走，到坤哥死的那天晚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他说过“你的命很重要”。所以他不怕。他不在乎。

　　晏骋开口了。

　　“你就是那个抢我货的？”

　　声音不高不低，不轻不重。每一个字都很清楚，像一颗一颗的石子，被稳稳地丢进水里。

　　阎燃回看着他，把那份不在乎挂在脸上，把那份不怕挂在嘴角。

　　“你就是那个被我抢的？”

　　晏骋身后有人动了一下。不是阿鬼。是另一个人——阎燃没看清楚是谁，只看到有一个黑影闪了一下，然后又停下了。晏骋抬了一下手，很小的幅度，黑影就不动了。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晏骋走近了一步。

　　他比阎燃高，站在阎燃面前，灯光从他的头顶打下来，给阎燃投下了一小片阴影。阎燃在那片阴影里抬起头，看着他的脸。

　　近看，他的五官比从远处看更深。眉骨的阴影落在眼窝上，让他的眼睛看起来像两口很深的井，看不到底。眼尾有一道很细很细的纹，不笑的时候也看得见。

　　“小孩。”

　　晏骋说。

　　“你知不知道你抢的是谁的东西？”

　　“不知道。”阎燃说。他的声音比他预想的更稳，比他预想的更大。“也不想知道。”

　　晏骋的嘴角动了一下。

　　不是笑。是一种很难形容的表情——好像一个人的脸上有一部分肌肉不受控制地、非常轻微地抽动了一下。不是惊讶，不是愤怒，不是欣赏。像一个考古学家在一块很老的化石上发现了一道新的纹路，然后停下来，歪着头，多看了一眼。

　　“你不怕我？”

　　阎燃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了。

　　他当着晏骋的面，点了一根烟。打火机的火光照亮了他的半张脸，左眉尾那道疤在火焰里显得更深，像一个烙印。烟从唇间吐出来，白色的，在两个人之间的空气里慢慢散开，像一个薄薄的屏风，把两个人的视线隔开了一瞬，又散开了。

　　晏骋没有皱眉。没有躲开。没有露出任何“我对烟味敏感”的表情。他甚至没有眨眼。目光穿过那层薄薄的烟雾，一直落在阎燃的脸上。

　　“怕你？”阎燃把烟叼在嘴角，眯着眼看他，浅褐色的瞳孔里映着停车场的灯光，亮得像两颗烧红了的钉子。

　　“我没什么好怕的。烂命一条，你想要就拿去。”

　　晏骋看着他。

　　那几秒钟很长。长到阎燃觉得自己的烟在缩短，尼古丁在渗进嘴唇，心跳在变慢——不是变慢，是在等——等他说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想听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怕听到什么。

　　晏骋没有继续说下去。他转身了。

　　背对着阎燃，对阿鬼说了几个字。声音不大，但停车场太空旷了，空旷到再小的声音都带着回声。

　　“带回去。关起来。”

　　阎燃的烟差点从嘴里掉下来。

　　“……什么？”

　　晏骋没有回头。他拉开车门，坐进了迈巴赫的后座。

　　车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和迈巴赫这辆车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是克制的、安静的、不张扬的。连关门的声音都比别的车小一半。

　　车窗降下来了。

　　晏骋从车窗里看着他。

　　灯光从那道缝隙里透进去，照着晏骋的半张脸——鼻梁的侧面，嘴唇的一角，下巴的弧线。他另一边的脸是暗的，藏在阴影里，看不清楚。像一个只亮了一半的人，另一半等着谁来点亮。

　　“你会在那间屋子里待很久。”晏骋说。

　　他的声音从车窗里传出来，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一直到你学会两件事。”

　　“哪两件？”

　　“第一，不要动我的东西。”

　　停顿。

　　“第二——不要对着我笑成那样。”

　　车窗升上去了。深色玻璃把他的脸遮住，只剩下一块模糊的影子。

　　迈巴赫无声地驶出了停车场。轮胎碾过水磨石地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然后那些声音也被吞没了。尾灯亮了一下，拐弯，然后消失在停车场的出口。

　　阎燃站在原地。

　　烟还在手里，已经烧了大半。灰烬掉在地上，落在他的鞋面上。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帆布鞋。鞋带还是一长一短。鞋面上有新的灰，是烟灰，不是泥点。深水埗的泥已经被他甩在了身后的某个地方，那个他睡了九年的、只有一张上下铺的、墙上全是水渍的劏房。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去。

　　阿鬼站在他身后。

　　“走吧。”阿鬼说。

　　阎燃转过身看着他。

　　他看着这张没有表情的脸，看着这双没有温度的眼睛，看着这个昨晚用刀擦过他手臂、今晚又把他带进这个停车场的人。

　　他把烟叼回嘴里，深吸了最后一口。烟进入了肺部，在胸腔里转了一圈，然后被他吐出来。烟在白色的灯光下慢慢散开，像一个句号，像一个省略号。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火星和水泥地面摩擦的声音在空旷的停车场里像一声叹息。

　　“去哪？”他问。

　　阿鬼已经转身往前走了。他的步子不快不慢，不急不躁。背影在白色的灯光下像一个移动的影子，没有颜色，没有温度。

　　“你就知道了。”

　　他在深夜跟着那个背影走出了停车场。深水埗的霓虹灯在他身后越来越远，像一片正在退潮的海。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不知道那间屋子在哪里，不知道要在里面待多久，不知道那个人要他学会的那两件事他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学会。

　　他只知道——他的烟只剩最后一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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