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山以北》山海不厌高深

4、监控里的笑 第

　　第四章：监控里的笑

　　一

　　晏骋没有等到天亮才看到那张脸。

　　凌晨三点十七分，阿鬼发来一段更清晰的监控画面。不是深水埗后巷那盏坏掉的路灯下拍的——那条巷子的摄像头太老了，画质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是桂林街街口一家便利店的监控，角度偏，距离远，但像素高得多。

　　画面里，一个穿黑色卫衣的年轻人从便利店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罐啤酒，边走边用牙咬开拉环。他的动作很随意，像在做一件重复了无数遍的事——拉开，仰头喝一口，然后继续往前走，消失在画面的边缘。

　　晏骋把画面放大。

　　卫衣的帽子没戴，头发被夜风吹起来，露出整张脸。年轻。太年轻了。十九岁，阿鬼查到的信息没错。下颌线很利落，像刀裁出来的，没有多余的肉，年轻的脸往往带着一种婴儿肥的圆润，他没有。他的脸是瘦削的，颧骨微高，眼窝微深，像一张被反复揉搓过的纸，摊开来还能看见折痕。

　　眼睛是浅褐色的，在便利店的荧光灯下显得很亮。不笑的时候嘴角微微上翘，有一种天生的、不需要刻意做出的攻击性。不是那种“我想打你”的攻击性，是那种“我不在乎你”的攻击性。像一只蹲在墙头的野猫，看着你，看着你身后的路，看着你头顶的天空，但它的眼睛里没有你。它不在乎你是谁、你要去哪里、你手里拿着什么。它只是恰好蹲在那里，而你恰好路过。

　　左眉尾有一道疤。不长，大概两厘米，斜斜地切过眉尾，把眉毛分成两截。这道疤在他脸上的位置很巧——刚好在眉骨的最高处，灯光打下来的时候会投下一小片阴影，让他的表情看起来比实际上更阴沉。

　　他在笑。

　　不是对着镜头笑，是对着手里的啤酒罐笑。那种笑没有对象，没有目的，只是一个人在做一件让自己舒服的事情时，脸上自然浮现出来的表情。像夏天喝到第一口冰可乐，像冬天把手伸进热水里，像从一场噩梦里醒来发现天已经亮了。

　　晏骋看着那个笑，把视频暂停。

　　他把画面缩回原大小，又放大，又缩小，反复了几次。这不是他平时看监控的方式。他平时看监控只看有用信息——时间、地点、人物、动作、去向。看完就关，不存，不留，不想。记忆是一个有限容量的容器，他不想在里面存放太多没用的东西。

　　但这个画面他存了。不是刻意存的，是手指自己点的保存。等他意识到的时候，文件已经躺在桌面上了，名字是一串默认的数字和字母，他没有改。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那个笑还在他眼前。不是具体的画面，是一种感觉——一种“活着真好”的感觉。不是“活着真苦”，不是“活着真累”，不是“活着真没意思”。是“活着真好”。是那种只有在还没有失去过什么的人脸上才能看到的、纯粹的、没有杂质的、对生命本身的热爱。

　　晏骋已经不记得自己上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是什么时候了。

　　也许是和林知意在太平山上看日落的那一次。太阳从西边沉下去，天边的云被烧成红色和橙色，海面上有一条金色的光带，从太阳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岸边。林知意靠在他肩膀上，说“真好看”。他说“嗯”。她说“我们以后经常来看”。他说“好”。后来她死了，他就再也没去看过日落。

　　他用拇指摩挲着手腕上那道旧疤。

　　疤痕组织比周围的皮肤光滑，摸起来有一种微妙的、不一样的触感。像摸一段被压扁的记忆——你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但你已经感觉不到当时的疼痛了。不是忘记了，是不疼了。疼和不疼之间隔着的不是时间，是麻木。

　　阿鬼的第二条消息在凌晨三点二十一分发来。比第一条更详细——“阎燃，十九岁。深水埗桂林街一带活动。手下约十五人。无固定住址。父母不详。十岁左右出现在深水埗，被一个叫‘坤哥’的小头目收留。坤哥去年死于帮派冲突。阎燃接手了他的地盘和人手。”

　　无固定住址。

　　晏骋的目光在这四个字上停了一下。十岁出现在深水埗，没有父母，没有家，被一个陌生人收留。那个人死后，他继承了他的地盘和人手，在十九岁的年纪，带着十五个人，在深水埗的一条条窄巷子里讨生活。

　　他不怕死，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怕。一个从来没有被任何人保护过的人，不会觉得自己的命有多值钱。这不是勇敢，这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本能。就像一只从小没有母猫的野猫，不会在暴风雨来的时候找地方躲，不是不想躲，是不知道要躲。

　　晏骋把手机放下，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

　　窗外是港岛的夜景，万家灯火。中环的高楼大厦灯火通明，像一根根发光的柱子插在地上。维多利亚港的海面是黑色的，只有几艘夜航的船在上面画出几道白色的水痕。太平山在他身后，沉沉地蹲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巨兽。

　　他站了很久。

　　久到窗外的夜景开始变淡——不是灯光灭了，是天快亮了。东边的天空从黑色变成深蓝色，从深蓝色变成灰蓝色，从灰蓝色变成一种淡淡的、像被水洗过的白色。海面上的水痕从白色变成金色，因为第一缕阳光照在了上面。

　　他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他的注意力不在这里。

　　他在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从他看到那个笑的第一秒就开始在他脑子里转，像一颗被丢进杯子里、沉不下去也浮不上来的软木塞。没有答案，但他就是一直在想——

　　这个人在笑什么？

　　不是什么哲学问题，不是什么人生意义。是一个很具体的、很简单的、但他想不明白的问题。一个十九岁的、没有家的、带着十五个人在深水埗讨生活的混混，在被刀划过手臂之后，为什么要笑？

　　不是苦笑，不是强颜欢笑，不是给自己壮胆的笑。是真的觉得好笑。像一个孩子在游乐场里被吓了一下，然后“哇”的一声哭出来，但哭完又在笑——因为知道是假的。但他不知道是假的。那一刀是真的，如果他没躲开，他的手臂现在已经被切开了一个口子，和细强一样的口子，甚至更深。他知道那是真的。他看到了刀光，感觉到了刀风，听到了布料撕裂的声音。他知道那一刀是真的。

　　但他还是笑了。

　　晏骋发现自己也想笑。不是因为觉得好笑，是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一个很久没有让他觉得“有意思”的东西，终于出现了。像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突然看到了一点绿色，不是绿洲，只是一棵草，但足够让他停下来，弯腰，看一看。

　　他走回办公桌前，坐下去。

　　电脑屏幕已经黑了，只有一个白色的光标在闪。他用鼠标点了一下，屏幕亮起来，还是那个暂停的画面——阎燃从便利店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啤酒，嘴角带着笑。

　　他在那个画面上停留了最后几秒钟。

　　然后他关掉了文件，关掉了文件夹，关掉了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东西。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扣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天已经亮了。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从办公桌一直延伸到门口。

　　他没有睡。他只是在想——等阿鬼把那个人带回来的时候，他要说什么。

　　二

　　阎燃不知道有人在看他。

　　他不知道中环有一间四十二层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在凌晨三点盯着他走出便利店的样子看了很久。他不知道有人已经查到了他的名字、年龄、住址、来历。他不知道有人正在犹豫——要不要把这个人带回来。

　　他只知道他的肩膀很疼，他的眼睛很酸，他的脑子里面有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转，转得他睡不着。

　　他躺在深水埗一间唐楼劏房的床上。床是一张上下铺，铁架的，漆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管。他在下铺，上铺堆着一些旧衣服和纸箱。枕头是一个叠起来的卫衣，被子是一条薄薄的毛毯，盖在身上像盖了一层纱，不保暖，但他也不觉得冷。窗户开了一条缝，夜风从外面灌进来，带着大排档的油烟味和远处车辆的声音。

　　天花板离他的脸不到一米五。

　　这是深水埗最常见的劏房，把一个大的住宅单位隔成几个小的，每一个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柜子。墙壁不是砖墙，是木板和石膏板，隔音很差。隔壁有人在打呼噜，楼上有人走来走去，楼下有人在吵架。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嗡嗡声，像一台坏掉的冰箱在运转。

　　他没有睡着。

　　从后巷回来以后，他洗了澡，处理了手臂上被刀划破的伤口——不是刀伤，是袖子被划破的时候，布料在他的皮肤上蹭了一下，留下了一道红痕，没有破皮。他用水冲了一下，没有擦药，因为他没有药。细强有药，但药在细强那里，细强在天台的另一边，他不想去拿。

　　他躺在床上，把卫衣叠起来当枕头，把毛毯拉到胸口，把眼睛闭上。然后睁开。再闭上。再睁开。眼睛闭上的时候，他就会看到那个男人的刀。不是具体的形状，是一道光，一道白色的、快速的、从眼角划过去的光，像闪电，像流星，像一把无形的刀，在他的视网膜上刻下了一道永远不会消失的痕迹。

　　他在害怕。

　　不是当时害怕，是过后害怕。当时他没有时间害怕——从跳下天台到抱起货箱到躲过那一刀到跑进岔巷，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他的身体比他的脑子更快地做出了反应。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判断，肌肉记忆替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做完了，安全了，坐下来了，脑子才开始工作。然后脑子告诉他——刚才很危险。那一刀如果再近一厘米，你现在已经在医院了。如果那个人追上来，你现在已经在某个你不知道的地方了。如果你做错了任何一个决定，你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

　　他不怕死。但他怕疼。怕细强的肩膀，怕那一刀如果真的划在他身上，他会不会像细强一样咬着嘴唇、脸色发白、血从指缝间渗出来。他怕躺在床上不能动，怕被纱布缠得像一个木乃伊，怕阿九和肥明用那种担心的眼神看着自己。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上有水渍，深黄色的，一圈一圈的，像年轮。他盯着那些水渍看了很久，脑子里还在转。

　　那批货。那批货到底是什么？他拆开了一箱，看到了那些显卡。他不认识显卡，但他知道它们值钱。值很多钱。但值钱的东西不一定烫手，烫手的是那些不属于你的值钱的东西。深水埗的规矩是——谁拿到就是谁的。但这条规矩只适用于那些没有主人的东西。这批货有主人。一个很不好惹的主人。

　　那个男人。那个连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皱一下眉头的男人。他是什么人？不是送货的，不是马仔。马仔的眼神不是那样的。马仔的眼神是飘的、散的、不确定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个男人的眼神是沉着的、稳定的、有方向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你在他眼里是什么——你是一只需要被处理掉的野猫。不是恨你，不是讨厌你，只是需要处理掉你。

　　阎燃又翻了个身。面朝外。床边的地上放着他的帆布鞋，鞋带一长一短，左边那根拖在地上。鞋面上有新的泥点，是从后巷跑出来的时候溅上去的。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可能是天快亮的时候，可能是太阳已经升起来的时候。他只知道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落在他的脸上，刺得他又闭上了眼睛。

　　他把卫衣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穿上。卫衣的左袖有一道整齐的切口，从肩膀到手肘，裂开了一个口子。他用手指摸了摸那个切口，布料的边缘很整齐，像用剪刀剪的。那一刀如果偏一下——不，不是偏。那个人没有偏。是他偏了。他侧了一下身，刀擦着袖子过去。如果他没侧身，这一刀会切开他的皮肉、肌腱、血管。他会倒在深水埗的后巷里，血淌一地，像坤哥一样。

　　他站起来。床板吱呀一声响，上铺堆着的旧衣服滑了一下，没有掉下来。他套上鞋，鞋带还是老样子，一长一短。他打开门，走过窄窄的走廊，走廊两边是其他的劏房，门都关着，里面的人都还在睡。他走到走廊尽头的公共卫生间，洗脸，刷牙，用冷水冲了一下头发。水龙头的水是凉的，凉得他的头皮发麻，但也让他清醒了一点。

　　他回到房间，拿起手机。屏幕上显示着几条未读消息——阿九问他醒了没有，肥明问他吃什么，细强说他的肩膀好多了。他一一回复。

　　然后他坐在床沿上，看着手机屏幕想了一会儿。他有一条消息没有回。是阿九昨晚发来的——“燃哥，那个男人会不会来找我们？”

　　他没有回复，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想说“不会”，但他不确定。他想说“会”，但他不想让阿九担心。他想说“不知道”——这是真话，但真话往往不是最有用的话。

　　他打了三个字：“不会的。”

　　然后他站起来，套上那件袖子有切口的卫衣，出门。

　　三

　　晏骋在办公室里看了一份文件，签了三个字，然后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

　　已经是上午九点了。他还没有睡。从凌晨到现在，他坐在办公桌前看了文件、接了两个电话、给方律师发了一封邮件。这些事情他做得很机械，不需要思考，不需要集中注意力，身体在办公桌前，脑子不在。他的脑子在深水埗的某条巷子里，在一间巴掌大的劏房里，在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上——在想一个人。

　　阿鬼在八点四十七分发来了第三条消息。晏骋还没有回复。这条消息比前两条更详细——“阎燃手下的三个人：阿九、肥明、细强。阿九是军师，肥明是打手，细强是最小的。坤哥死后，他们跟着阎燃。没有其他靠山。”

　　晏骋读完了这条消息，没有回复。不是不知道回复什么，是还在想。他还在想一个问题——要不要把这个人带回来？

　　不带回来的理由很简单。这个人抢了他的货，打了他的人，不值得他多看一眼。三箱货的价值，不够他开一张支票的金额。细强的伤？细强不是他的人，他不在乎。按照他以往的做法，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只有一种——找到那个人，让他把货还回来，也许再让他长点记性，然后结束。不用他亲自出马，阿鬼去就够了。

　　但带回来的理由呢？

　　他想了想，发现只有一个——“想看看他笑。”

　　不是那个对着啤酒罐的笑，不是那个在监控画面里被压缩成几百万个像素点的笑，是那个在刀光里笑出来的、真实的、鲜活的、像一头小野兽在嘶吼的笑。他想看看那个笑在真实的光线下是什么样子的，不是被便利店的荧光灯照亮的、不是被监控摄像头压缩成数字信号的——是真实的、三维的、有温度的笑。

　　他发现自己无法把这个理由说出口。不是因为不好意思，是因为他很清楚——这个理由不够理性。晏骋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应该是理性的，可以被计算，可以被解释，可以被接受。但“想看看他笑”不是可以被计算的事情，不是可以被解释的事情，不是可以被接受的事情。阿鬼不会理解，方律师不会理解，他的父亲更不会理解。他自己也未必理解。

　　但他就是这样想的。

　　他拿起手机，给阿鬼发了一条消息——两个字：“带回来。”

　　然后他放下手机，走回办公桌前，坐下来。

　　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只知道，从这一刻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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