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山以北》山海不厌高深

3、后巷的火拼 第

　　第三章：后巷的火拼

　　一

　　面包车的尾灯消失在巷口，引擎声从近到远，从轰鸣变成呜咽，最后被夜风吞没。巷子里重新陷入那种令人不安的安静，只有那盏坏掉的路灯还在固执地一闪一闪，像一个不肯闭眼的人。

　　阿鬼坐在副驾驶上，车窗半开，深水埗的夜风灌进来，带着潮湿的、闷热的气息。他把刀从口袋里拿出来，用一块深色的布擦拭刀刃。刀身上没有血——细强的血在他收刀之前就已经擦掉了，但这是他的习惯，每次出刀之后都要擦，不管有没有血。这个习惯跟了他二十年，从他还不是“阿鬼”、只是一个在街头讨生活的年轻人开始。

　　两个马仔坐在后座，一个捂着被打肿的脸，一个揉着被踢痛的膝盖，谁都没说话。车厢里只有引擎的噪音和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

　　阿鬼把刀收好，看向窗外。

　　深水埗的夜在他眼前流过——霓虹灯、大排档、晾衣架、铁闸门、蜷缩在便利店门口睡觉的流浪汉、蹲在巷口抽烟的妓女。这些景物从他的车窗右侧出现，从左侧消失，像一条流动的河，而他只是河面上的一片落叶，被水流带着往前走，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只有“往前走”这一个动作。

　　他想起那个年轻人的眼睛。

　　浅褐色的，在昏暗的路灯下像两颗被点亮的玻璃珠，里面有光。那种光不是反射的光——是里面自己在烧。是一根火柴，一盏油灯，一小堆篝火。不大，不亮，但烧得很认真，很用力，好像随时可以把周围的黑暗烧出一个洞来。

　　他还想起那个年轻人的笑。

　　不是冷笑，不是嘲笑，不是挑衅的笑——是一种真实的、发自心底的、好久没有过的笑。像一个很久没有笑过的人，突然发现了一件值得笑的事情。像一个人在下雨天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躲雨的地方，站在那里，看着外面的雨，笑了。

　　阿鬼跟了晏骋十几年，见过很多人。怕晏骋的人，恨晏骋的人，想杀晏骋的人，想巴结晏骋的人。但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敢对着晏骋的东西笑。

　　不是对着晏骋笑，是“对着晏骋的东西笑”。那批货是晏骋的，送货的人是晏骋的，那条巷子是晏骋暂时租用的——在晏骋的世界里，这件事的每一个角落都贴着他的名字。而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在晏骋的地盘上，抢了晏骋的货，对着晏骋的人笑。

　　阿鬼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感觉。不是愤怒，不是佩服，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着不安和好奇的情绪。

　　“鬼哥，”后座的一个马仔开口，声音有点含糊，是被阿九打肿了的那半边脸在影响发音，“那几个人，要查吗？”

　　阿鬼沉默了几秒。

　　“不用。”

　　马仔愣了一下：“不查？”

　　“不查。”

　　阿鬼没有解释。不需要解释。晏骋说“不要追了”，那就是不要追了。至于晏骋为什么不让追，那不是马仔需要知道的事，也不是阿鬼需要知道的事。阿鬼跟了晏骋十几年，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问为什么。问了也不会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一定懂。懂了你也做不了什么。

　　面包车拐进一条更窄的路，两旁是旧唐楼，墙皮剥落，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车窗外的光线暗下来，霓虹灯变少了，路灯也变少了，夜色像一块厚重的黑布，从头顶压下来。

　　阿鬼闭上眼睛。

　　那个年轻人的脸还浮在他眼前。不是具体的五官——后排的灯光太暗，他其实没看清楚——而是一种感觉。一种“这个人不怕死”的感觉。不怕死的人他见过，但那些不怕死的人大多数是因为没有活过，不知道死是什么。而这个年轻人给他的感觉不一样，他好像知道死是什么，甚至可能见过很多次，但依然不怕。

　　那是另一种不怕。不是因为无知，是因为不在乎。

　　阿鬼睁开眼睛，看向车窗外越来越深的夜。深水埗在他身后远去，霓虹灯的光变成模糊的光晕，像被水洇开的颜料。

　　他在想，这个年轻人会后悔吗？当他知道自己抢的是谁的东西之后，还会那样笑吗？

　　他不知道。

　　但他有一种预感——他还会再见到那张脸。

　　二

　　后巷的灯光还在闪，一下，一下，像心跳。

　　纸箱码在墙根下，五箱。少的那三箱在岔巷的地面上留下了拖拽的痕迹，纸箱的角在水泥地上蹭出一条条灰白色的印子，指向岔巷深处，像路标，像箭头。

　　那滩血已经凝固了。

　　从鲜红变成暗红，从液体变成固体，边缘开始翘起来，像一小片被遗忘在地上的红色塑料布。血不多，但在这个灰蒙蒙的巷子里，它是唯一鲜艳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凌晨两点经过这条巷子，他会觉得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没有打斗的痕迹——墙上的砖完好，地上的垃圾袋没有被踢翻，那辆废弃的自行车还歪在老地方。只有那滩血，和那五箱码得整整齐齐的纸箱，像一个没讲完的故事，话说到一半就停了，悬在那里，等一个续篇。

　　阎燃扛着纸箱跑进岔巷的时候，心跳得很快。

　　不是害怕，是跑得太快。三箱货，每箱大概十几公斤，扛在肩上跑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尤其当你的身后可能有人在追的时候。纸箱的角顶着他的肩膀，硌得生疼，但他没有停下来，也没有换肩膀。

　　岔巷很窄，两边是唐楼的外墙，墙面上布满了空调外机和排水管。空调外机嗡嗡地响着，排水管往下滴水，滴在他头上、肩膀上、纸箱上。地上有积水，他踩过去，泥水溅起来，打湿了他的裤腿和鞋面。

　　他没有回头看。

　　不用看。他知道那个男人没有追上来。如果追了，他会听见脚步声。那个男人的步子不是这种慌乱的、急促的——是那种沉着的、一步一步的、像节拍器一样精准的步点。如果他在追，阎燃会听见。这种脚步声他只在一个人身上听过，那个人已经死了。

　　他跑过岔巷的尽头，翻过一道矮墙。矮墙不到一米高，但翻过去的时候，他扛着纸箱差点失去平衡。他单膝跪地，纸箱从肩上滑下来，磕在地上，又抱起，继续跑。

　　面包车停在荔枝角道的一条巷口，深色的车身和夜色混在一起，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肥明已经把货扔进后座了，正站在车旁边喘气。他胖壮的身体在剧烈运动后像一台过热的发动机，胸口起伏着，鼻翼翕动着，汗从额头上淌下来，流进眼睛里，他用手背蹭了一下，眼睛被汗蛰得红红的，不停地眨。

　　阎燃跑过来，把纸箱扔进后座。纸箱落下去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整个车身都晃了一下。他也喘，但没有肥明喘得那么厉害。他靠在车门上，弯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吸气。

　　阿九从巷子另一头跑过来，也是一身汗，头发贴在额头上，像一丛被雨淋过的草。他的手里还抱着一个纸箱，抱得紧紧的，胳膊上青筋暴起。跑到车旁边，把纸箱扔进去，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细强呢？”阎燃问。他的声音有点喘，但语气很稳。

　　“在后面，”阿九喘着说，“断后。”

　　话音刚落，细强从巷口跑出来了。他的跑姿有点歪，左肩低右肩高，因为左肩的伤口在疼，他只能用右臂保持平衡。铁管还握在手里，拖在地上，一路划出火花和刺耳的噪音。他的脸上全是汗，嘴唇白得像纸，但眼睛还是亮的，像两颗被擦亮的石子。

　　他跑到车旁边，把铁管扔在地上，金属和水泥地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然后靠在车身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捂着肩膀，血从指缝间渗出来，滴在地上，一滴，两滴。

　　“上车。”阎燃说。

　　肥明钻进驾驶座，发动了车。引擎的声音在这个安静的巷口显得很突兀，像一记惊雷。阎燃拉开后门，把阿九和细强推进去，自己坐进副驾驶。车门关上，又是两声闷响。

　　面包车窜出巷口，拐进荔枝角道，混入凌晨两点的车流里。深水埗的夜从车窗外流过——霓虹灯、招牌、行人、车辆。所有的一切都在后退，好像有人在按倒带键，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倒回去，倒回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

　　阎燃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后座。

　　阿九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喘气，胸口一起一伏。细强歪在阿九肩膀上，咬着嘴唇，额头上的汗像下雨一样往下淌。他的手还捂着肩膀，血已经把布条浸透了，从白色变成红色，又从红色变成深红。

　　“细强。”阎燃叫他。

　　细强睁开眼睛，看着他。阎燃的眼睛在后视镜里和他对上了，浅褐色的目光穿过车厢里的黑暗，落在他脸上。

　　“疼不疼？”

　　细强愣了一下。不是因为这个问题难回答，是因为阎燃从来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以前他受伤的时候，阎燃只会说“能站起来吗”“还能打吗”。从来没有问过“疼不疼”。

　　“……还行。”细强的声音有点哑。

　　阎燃没再说话。他把头转向窗外，看着深水埗的夜在他眼前流过。

　　他的肩膀也在疼——不是被刀划的，是被纸箱硌的。那三箱货在他的肩膀上压出了一道红印，明天应该会变成一道淤青。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抢到了那三箱货，他的兄弟们都活着，细强的伤不致命。

　　他闭上眼睛。

　　那张面无表情的脸浮在他眼前。那个男人的脸，像一块没有表情的面具，连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都不会皱一下眉头。阎燃在深水埗混了九年，见过狠人，没见过这种狠法。他的狠不是吼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是站在那里不动，就已经赢了。

　　还有那把刀。

　　直刀，不是折叠刀。折刀是用来威胁人的，直刀是用来杀人的。带直刀的人，不给你第二次机会。阎燃见过不少刀，有些是唬人的，有些是真的。那把直刀，是真的。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手臂上被刀划破的袖子。布料的切口很整齐，像用剪刀剪的，没有一丝毛边。这一刀如果再深一厘米，就会切开他的皮肉。如果再深两厘米，会切断他手臂上的某根肌腱。如果他没有侧身——

　　他没有继续想下去。

　　“肥明。”他说。

　　“嗯。”

　　“绕一下再回去。不要直接回深水埗。”

　　肥明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问为什么，方向盘一转，面包车拐进了另一条路。这是阎燃教他的——被人追的时候，不要直接回家。绕路，至少三圈，确认没有人跟着再回去。

　　面包车在深水埗的街道上绕了三圈。第一圈经过桂林街，第二圈经过鸭寮街，第三圈经过北河街。每一圈都有人站在路边抽烟、打电话、等车、等人。每一圈都有可能是一个眼线。但阎燃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可以了。”他说。

　　肥明把车开回了那栋唐楼的后巷。

　　三

　　天台上，三箱货码在角落里。

　　细强坐在一把破旧的塑料椅上，肩膀上的布条已经被血浸透了，深红色的血从布条里渗出来，顺着他的上臂往下淌，在手肘处汇成一条细细的红线，然后滴在地上。阿九蹲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卷新的纱布，正在给他换包扎。

　　阿九的动作不算熟练，但很小心。他把旧的布条解开，动作很轻，像怕弄疼细强。布条和伤口粘在一起了，血干以后变成了一种胶状的东西，把布条和皮肤粘得紧紧的。他撕的时候细强“嘶”了一声，咬着嘴唇没有喊出来。

　　伤口露出来了。

　　一道口子，不长，大概四五厘米，但很深。皮肉翻开，露出底下粉红色的嫩肉，边缘是暗红色的，还在往外渗血。阿九看了那伤口一眼，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他用酒精棉球擦伤口周围的血迹，细强的肩膀猛地绷紧了，但他没有叫。

　　“燃哥，”阿九头也不抬，“细强这个伤可能要缝针。”

　　阎燃蹲在天台边沿，背靠着矮墙，手里拿着那根没点的烟。他看着细强的伤口，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烟叼回嘴里。

　　“明天带他去诊所。”他说。

　　“去哪个诊所？”阿九问。

　　深水埗的诊所分两种。一种是有执照的，需要登记身份证，需要排队，需要等。一种是没有执照的，不需要登记，但贵，而且不一定可靠。

　　“深水埗那个，”阎燃说，“陈医生那里。”

　　陈医生是深水埗一间小诊所的医生，五十多岁，戴一副老花镜，头发花白，话很少。他是地下诊所，不挂牌，不做广告，只给熟人看病，不登记，不问来历，只收现金。阎燃认识他是因为坤哥以前经常带受伤的兄弟去他那里。

　　阿九点了点头，继续包扎。

　　肥明蹲在那三箱货旁边，用手抚摸纸箱的表面，像在摸一件贵重的东西。纸箱的材质很结实，不是普通快递箱那种薄薄的瓦楞纸，是加厚的、双层的，表面还有一层防水的薄膜。这种纸箱一般人用不起。

　　“燃哥，”肥明闷声说，“这货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阎燃没说话。他知道。从那个男人的刀，到那个男人的眼神，到这些纸箱的包装，每一件事都在告诉他：你惹了不该惹的人。但他没有说“我们不该抢这批货”。因为说了也没用。已经抢了。

　　“拆一箱看看。”他说。

　　肥明从口袋里掏出折叠刀，打开，沿着纸箱的封口划了一刀。透明胶带被割开的声音在安静的天台上很清晰，像撕开一道伤口。

　　纸箱打开了。

　　里面是泡沫塑料，白色的、紧密的、防震的泡沫塑料，把每一件物品都包裹得严严实实。肥明把手伸进去，摸到一件硬硬的东西，拿出来。

　　是一块电路板。

　　不，不是电路板。是显卡。高端显卡，市场上很难买到的那种，因为被限制出口，只能通过走私进来。一张显卡在黑市上能卖到几万块。

　　肥明不认识显卡。他把那块东西举起来，借着天台上昏黄的灯光看了看，绿色的电路板，上面密密麻麻的元件，还有一个风扇。

　　“什么东西？”他问。

　　阎燃走过来，接过那张显卡，翻来覆去地看。他也不认识。他在深水埗长大，见过手机、电脑、游戏机，但没有见过这种显卡。但他知道一件事——这批货值钱。值很多钱。

　　“值钱的东西。”阎燃把显卡放回纸箱里，“先不要动。明天找买家。”

　　“买家找谁？”阿九问。

　　阎燃想了想。在深水埗，能收这种货的人不多。需要认识对的人，需要走对的渠道。坤哥生前认识一些做“灰色生意”的人，有些还在深水埗，有些已经搬走了。

　　“我明天去问。”他说。

　　阿九把细强的肩膀包扎好了。白色的纱布缠了好几圈，在细强的肩膀和胸口之间绕了好几道，缠得很密实，最后打了一个结。细强活动了一下肩膀，纱布没有松，但他皱了皱眉——疼。

　　“能抬起来吗？”阎燃问。

　　细强抬起右臂，没问题。又试着抬左臂，抬到一半就停住了，龇了龇牙。

　　“你明天别出门，”阎燃说，“在屋里待着。”

　　细强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知道阎燃不是在跟他商量。阎燃说“在屋里待着”就是在屋里待着，不管他愿不愿意。

　　“阿九，你明天跟我出去。”

　　阿九点头。

　　“肥明，你看着货。不要让任何人碰。”

　　肥明点头。

　　阎燃走到天台边沿，看着深水埗的夜。天快亮了，东边的天空开始发白，不是那种明亮的白，是一种灰蒙蒙的、像脏抹布一样的白。霓虹灯开始一盏一盏地熄灭，大排档开始收摊，街上的人越来越少。

　　他把叼了半天的烟拿下来，看了看，终于点了火。

　　打火机的火光照亮了他的半张脸。左眉尾那道疤在火焰里变得更明显，像一个烙印，一个“我来过这里”的标记。

　　他深吸了一口。

　　烟进入肺部的感觉让他整个人放松了一点。尼古丁顺着血液流遍全身，让他的心跳慢下来，让他的脑子清楚一些。

　　他吐出一口烟。

　　烟雾在他面前升起，被夜风吹散，变成了天边那层灰蒙蒙的白色的一部分。

　　他的脑子里有很多东西在转——那个男人的刀、那个男人的眼神、细强的伤口、那批货、明天要去找的买家、还有那个他一直没有想清楚的问题。

　　他到底惹了谁？

　　他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像有人在暗处看着他，而他不知道那个人在哪里、想干什么。

　　他把烟叼回嘴里，又吸了一口。

　　天快亮了。

　　深水埗的野猫从巷子里的垃圾桶后面钻出来，蹲在墙头，绿眼睛盯着天台上的人影。它在等天亮，等天亮以后深水埗会安静下来，它可以在街上走来走去，寻找一些被人扔掉的、还能吃的东西。

　　阎燃看着那只猫。

　　它瘦，脏，左耳缺了一块，尾巴短了一截，像是在某一场和野狗的搏斗中失去的。但它还活着，还蹲在墙头上，还用它那双绿色的眼睛打量着这个世界，不害怕，不退缩，也不在乎。

　　阎燃把烟掐灭，蹲下来，和那只猫平视。

　　“你也不怕死？”他说。

　　猫没理他。跳下墙头，消失在巷子的阴影里。

　　阎燃站起来，转身走回天台中间。

　　阿九和肥明已经在收拾东西了，细强靠在椅背上，半闭着眼睛，快要睡着了。

　　“走了，”阎燃说，“回去睡觉。明天还有事。”

　　他走向天台铁门。铁门还是坏的，门框歪了，锁掉了，铁皮上有一个凹痕。他伸手扶了一下门框，门框晃了晃，发出吱呀的声响。

　　他走进门，走下楼梯。

　　身后，深水埗的天开始亮了。

　　四

　　同一时刻，太平山。

　　晏骋还没有睡。他坐在书房里，面前是一杯已经凉了的咖啡。咖啡是黑色的，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像一面小小的、圆形的镜子，映着天花板上灯管的光。

　　书房很大，三面墙都是书架，书架上的书按照某种他自己才懂的规则排列——不是按字母顺序，不是按颜色，是按他自己心里的一套分类系统。有些书他看过，有些没看过，有些买来就没有拆封，但他需要它们在那里，像需要一面完整的墙。

　　他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深水埗那条后巷的监控录像。他已经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停在同一个画面——那个年轻人弯腰躲刀、侧身、然后笑的那一瞬间。

　　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还在看。他已经把那个年轻人的脸截下来了，让阿鬼去查他的身份。天亮以后，他会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年龄、住址、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一切可以查到的信息。

　　但他等不了天亮。

　　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敲了两下。不是焦虑，他在想事情。

　　他想知道那个年轻人现在在做什么。是在某栋唐楼的天台上和他的兄弟们分赃？是在某个小诊所里包扎伤口？还是已经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着今天抢到的货能卖多少钱？

　　他想知道他有没有害怕。不是在被刀划的那一瞬间——那一瞬间他没有害怕，晏骋在监控里看得清清楚楚。是在这之后，当肾上腺素退去，当疼痛和疲惫涌上来，当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起那个持刀的男人，想起那把直刀，想起那一道擦着手臂划过的寒光，然后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背后的衣服被冷汗浸湿？

　　晏骋想知道的不是答案，是一个过程。

　　他想知道一个人从不怕到开始怕的过程。

　　因为他在那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一点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不是动作，不是表情，是一种对于危险的漠视，一种对于后果的无所谓，一种“烂命一条，你想要就拿去”的态度。他曾经也是这样不怕死的。后来他学会了怕——不是学会了“怕死”，是学会了“怕失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怕死是本能，怕失去是选择。前者让你活下来，后者让你知道你为什么活下来。

　　他不知道那个年轻人会不会也学会这一课。

　　也许不会。也许他永远都是那个在深水埗后巷里迎着刀光笑的野猫。也许这对他是好事。晏骋不确定。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

　　阿鬼发来一条消息：“查到了。阎燃，十九岁。深水埗。父母不详。坤哥的人。坤哥去年死了，现在他自己带人。”

　　晏骋看了那条消息很久。

　　父母不详。十九岁。

　　他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太平山下的港岛夜景。维多利亚港的海面上，最后一艘夜航的货轮正在驶向远处，灯光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黑暗里。

　　天快亮了。

　　深水埗的野猫蜷缩在某个街角的纸箱里，闭着眼睛，尾巴卷着身体，像一个小小的句号。

　　它在等一个新的天亮。

　　而晏骋，也在等一个新的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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