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数》冰秋海棠

9、第二次告别 “够得着。

　　十二月十日，重庆又下雨了。
　　雨不大，细得像绣花针，从灰白色的天空里密密麻麻地扎下来，扎在嘉陵江的江面上，扎在南滨路的石板路上，扎在医院住院部七楼的窗户上。窗户玻璃上爬满了水珠，像无数条透明的、正在缓慢爬行的蜗牛的痕迹。
　　简临站在病房的窗前，背对着病床，看着窗外的雨。
　　他已经站了很久了。
　　久到他的腿开始发麻，久到他的手指在口袋里攥成拳头又松开、松开又攥紧，反反复复，像一台出了故障的、无法关闭的机器。
　　他在想一件事。
　　今天早上，李医生把他叫到办公室，关上门，拉上窗帘，用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看着他。那种表情不是“遗憾”，不是“同情”，不是“我尽力了但对不起”——那种表情是“准备好”。
　　“简临，”李医生的声音很低，“江屿的状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差。化疗的副作用太大了，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骨髓抑制。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三项指标都在快速下降。”
　　“什么意思？”简临问。
　　“意思是——他现在的免疫力几乎为零。任何一点小小的感染，都可能要了他的命。”
　　李医生摘下眼镜，用白大褂的衣角擦着镜片。那个动作简临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每次李医生要说什么不好的消息之前，都会擦眼镜。像是在擦干净镜片之后，才能看清眼前这个残酷的、不讲道理的世界。
　　“简临，你要做好准备。”
　　“做什么准备？”
　　李医生看着他，没有回答。
　　但简临从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看到了答案。
　　简临转过身，看着病床上的江屿。
　　江屿睡着了。他的光头在白色的枕头上显得格外醒目，像一个被剥了壳的、放在白瓷盘里的水煮蛋。皮肤白得发青，青得能看见太阳穴下面那根细细的、青色的血管。他的呼吸很轻很浅，轻到胸口的起伏几乎看不出来，浅到简临每隔几秒钟就要确认一下他的肩膀还有没有在动。
　　床头柜上放着那碗粥——简临今天早上喂他的，他只喝了三口，第三口还吐了一半出来。粥已经凉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米白色的皮，像冬天池塘里结的第一层冰。
　　床头柜上还放着那支润唇膏，盖子是拧开的。昨天江屿自己涂了一次，涂完之后把润唇膏放在枕头旁边，跟那张两个人的合照放在一起。简临注意到润唇膏已经用了一小半了。他算了一下，按照这个速度，再过一周就用完了。
　　他打算再去买一支。
　　不，买十支。
　　让江屿用到——
　　用到什么时候呢？
　　简临没有想下去。
　　江屿睡了一整个上午。
　　简临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一步都没有离开。护士来换过两次输液袋，量过一次体温，测过一次血压。体温三十七度八，低烧。血压偏低，但还在可接受范围内。护士在病历本上记下这些数字的时候，表情很平静——在这层楼里，这些数字太常见了，常见到不值得皱眉。
　　但简临注意到，护士在本子上写字的笔速比昨天快了一点。
　　快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她着急。意味着她要把这些数字赶快记下来，赶快去处理，因为时间不多了。因为在这一层楼里，时间从来不是以“天”为单位计算的，而是以“小时”，以“分钟”，以“心跳的次数”。
　　下午两点，江屿醒了。
　　他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不是喝水，不是上厕所，不是叫护士——而是转头，看向床边的椅子。
　　简临在那里。
　　江屿的嘴角弯了一下。很轻很轻，轻到如果不是简临一直在看他的脸，根本不会发现他笑了。
　　“你没走？”江屿的声音哑得不像话，像一把生锈的、很久没有拉过的大提琴。
　　“我没走，”简临说，“我哪儿也不去。”
　　江屿伸出手，简临握住了。那只手比昨天更凉了，凉到简临觉得握在手里的不是一只手，而是一块正在融化的、从冰箱里拿出来太久的冰。他能感觉到江屿的手指在微微用力——他在努力地、用尽全身仅剩的那点力气，回握简临的手。
　　“简临。”
　　“嗯。”
　　“我今天做了一个梦。”
　　“什么梦？”
　　“梦见我回到了十八梯。那个夏天，那只橘猫。我蹲在垃圾桶旁边，手伸向它。它在发抖，我也在发抖。然后你来了。你踩碎了一个啤酒瓶，把猫吓跑了。”
　　江屿停了一下，闭上眼睛，像是在回味那个梦的味道。
　　“然后你走到我面前，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你说——‘你是江屿？’”
　　他睁开眼睛，看着简临。
　　“你说的是‘你是江屿’，不是‘你是江屿吗’。没有‘吗’。你很确定。你第一次见到我，就很确定我是谁。”
　　简临握紧了他的手。
　　“因为我知道。”简临说。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江屿看着他，眼眶慢慢红了。但没有哭。他已经学会不哭了。因为哭会消耗体力，而他现在的体力，要留着用来呼吸，用来心跳，用来活着。用来多看简临一眼。
　　“简临，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们没有在十八梯遇到，会怎样？”
　　“不会怎样。”
　　“为什么？”
　　“因为不管在十八梯遇不遇到，我们都会遇到。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别的天气。在教室，在操场，在食堂，在某个我打架你路过的巷子口。总会遇到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简临低下头，把江屿的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那只冰凉的手贴在他温热的脸颊上，像一个冰块贴在一个火炉上。冷与热，生与死，正在这间白色的病房里，进行一场没有裁判的、不公平的比赛。
　　“因为我在遇到你之前，就已经梦到过你了。”
　　下午四点，江屿忽然说想吃橘子。
　　不是“想吃东西”，是“想吃橘子”。这是他从化疗开始以来，第一次主动说想吃什么。简临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害怕。他害怕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回光返照”的信号。他看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了——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忽然想吃一样东西，忽然有了一些力气，忽然看起来好了一点。然后，就走了。
　　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他站起来，把江屿的手放回被子里，掖好被角。“我去买。”
　　“医院门口的水果店就有，”江屿说，“不要买太多，一个就够了。”
　　“一个够吗？”
　　“够了。我就想尝一口。尝一口橘子的味道。”
　　简临走出病房的时候，在走廊里站了三秒钟。他仰起头，看着走廊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灯管在嗡嗡地响，白光刺得他眼睛发酸。他把那股酸意压下去，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大步走向电梯。
　　医院门口的水果店很小，门面不到两米宽，水果摆在门外的塑料筐里。橘子是那种小小的、皮很薄的、看起来很新鲜的蜜橘，橙黄色的表皮上带着几片墨绿色的叶子。简临蹲下来，挑了很久。他把每一个橘子都拿起来看了看，捏了捏，闻了闻。他要挑最甜的。因为江屿只能吃一口，那第一口，要是甜的。
　　他挑了六个。
　　不是江屿说的“一个就够了”——是六个。因为他怕江屿吃了第一个还想吃第二个，吃了第二个还想吃第三个。因为他想让江屿知道，他买了很多。他不怕多。他只怕不够。
　　回到病房的时候，江屿正靠在枕头上，手里拿着那本数学竞赛题集。他翻到的那一页还是哥德巴赫猜想——那道三百年没人能证明的题。他好像每天都在看那道题，看了很多遍，从来没有翻到下一页。
　　“买回来了？”江屿放下题集。
　　简临把橘子放在床头柜上，拿了一个出来。橘子的皮很薄，指甲轻轻一掐就破了，橙黄色的汁水渗出来，沾在他的指尖上。他把皮一片一片地剥下来，动作很慢很慢，慢到像是在拆一件珍贵的、易碎的、需要用最大耐心对待的礼物。橘络是白色的，细细的，缠在橙黄色的果肉上，像一张精致的、脆弱的网。
　　他把橘子掰成两半，一半递给江屿，一半自己拿着。
　　江屿接过那半橘子，拿起一瓣，放进嘴里。
　　他嚼了一下。
　　两下。
　　三下。
　　然后他笑了。
　　那个笑容很甜，甜到比橘子本身还要甜。他的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鼻梁上挤出一道浅浅的褶皱，光头的他在这一刻看起来不像一个病人，更像一个普通的、吃到了好吃的东西的、十七岁的少年。
　　“甜的，”江屿说，“很甜。”
　　“那就好，”简临说，“怕买到酸的。”
　　“你买的，不会酸。”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不会把酸的东西给我。”
　　简临看着江屿一瓣一瓣地吃着橘子，吃得很慢很慢。每吃完一瓣，他都会停下来，闭上眼睛，像是在认真地、用力地记住这个味道。他吃了三瓣，然后把剩下的放在床头柜上。
　　“吃不下了，”他说，“你吃。”
　　简临拿起江屿剩下的那几瓣橘子，放进嘴里。很甜。真的很甜。甜到他的牙根发酸，甜到他的喉咙发紧，甜到他的眼眶发热。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江屿说“你买的，不会酸”——这句话的意思不是“你会挑橘子”，而是“你不会让我难过”。你给我的，都是甜的。你不会给我酸的，不会给我苦的，不会给我辣的，不会给我任何让我不舒服的东西。
　　你把最好的都给我了。
　　你把你自己，都给我了。
　　晚上，简临要走的时候，江屿拉住了他的手。
　　不是“碰了碰”的那种拉住，而是紧紧地、用尽全力地、十指相扣的那种拉住。他的手指细得像枯枝，但扣得很紧，紧到简临能感觉到他的指甲嵌进了自己的手背。
　　“简临，你今天别走了。”
　　简临站在床边，低头看着江屿。江屿躺在枕头上，光头，苍白的脸，深褐色的眼睛在夜灯的光线下像两颗被水洗过的、暗沉的黑曜石。
　　“护士不让陪床，”简临说。
　　“那你偷偷留下来。”
　　“被发现了会被赶出去。”
　　“那你躲起来。”
　　“躲哪儿？”
　　“躲我床上。”
　　简临愣了一下。
　　江屿的脸红了。在光头的映衬下，那层红晕从脸颊蔓延到耳廓，从耳廓蔓延到脖子，像一朵在雪地里突然绽放的、不合时宜的红花。
　　“我不是那个意思，”江屿小声说，“我是说，你可以睡在我旁边。这张床够大。你睡一边，我睡一边。你不碰我就行。”
　　“如果我不小心碰了呢？”
　　“那就——那就碰了吧。”
　　简临看着江屿红透了的脸、躲闪的眼神、微微抿起的嘴唇。他的心脏跳得很快，快到他能听见血液在耳朵里涌动的声音，像嘉陵江的潮水，一波一波地拍打着堤岸。
　　他弯下腰，脱了鞋，掀开被子，躺到了江屿旁边。
　　病床不大，两个人躺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手臂贴着手臂。简临能感觉到江屿的体温——凉的，但比之前暖了一点。也许是吃了橘子的缘故，也许是盖了被子的缘故，也许只是因为他躺在这里，两个人的体温加在一起，所以变暖了。
　　江屿侧过身，面朝简临，把脸埋进简临的肩窝里。他的光头蹭着简临的下巴，触感是光滑的、温热的、带着橘子香味的。简临伸出手，搂住他的腰。那只手按在江屿的腰侧，感受到的是一排坚硬的、凸起的肋骨。每一根都摸得到，每一根都硌手，每一根都在提醒他——这个人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简临。”
　　“嗯。”
　　“你的心跳好快。”
　　“嗯。”
　　“是因为我吗？”
　　“嗯。”
　　江屿把脸埋得更深了。他的鼻子抵在简临的锁骨上，嘴唇贴着简临的皮肤，呼吸温热而潮湿，像一只小小的、正在努力取暖的、毛茸茸的动物。
　　“简临。”
　　“嗯。”
　　“你的心跳这么快，会不会坏掉？”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为你跳的。你不坏，它就不会坏。”
　　江屿没有说话。但简临感觉到自己的锁骨上有一片湿热——江屿在哭。无声地哭，浑身发抖地哭，像一个终于被允许脆弱的小孩。简临没有说“别哭了”，没有说“没事的”，没有说“会好起来的”。他只是把江屿搂得更紧了一点，紧到两个人的身体之间没有任何缝隙，紧到他能感觉到江屿的心跳——很慢，很弱，但还在跳。像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在风里摇摇欲坠，但还没有灭。
　　还没有灭。
　　还没有灭。
　　简临一遍一遍地在心里重复这三个字，像念咒语，像在跟命运谈判——你看，他还在跳。他的心脏还在跳。他没有放弃。你也不要放弃他。好不好？
　　窗外，雨还在下。
　　雨滴打在窗户上，发出细密的、连绵不绝的声响。整座城市被雨水浸泡着，被雾气包裹着，被冬天的寒冷一寸一寸地吞噬着。但在这间白色的病房里，在这张窄窄的病床上，两个少年抱在一起。他们的体温加在一起，也许能对抗这个冬天的寒冷。
　　也许不能。
　　但他们在试。
　　凌晨。
　　江屿没有睡着。
　　他躺在简临的怀里，听着简临的心跳。那颗心脏跳得比刚才慢了一点，但还是很快，快到像一个正在跑马拉松的人，跑到最后一段路了，体力已经不多了，但还在跑。因为终点线就在前面。因为不能停。因为停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江屿轻轻地从简临怀里移开，下了床。他的动作很轻很轻，轻到像一片羽毛从空中飘落。他赤着脚站在冰冷的地面上，蓝色的防滑拖鞋在床脚，他没有穿。他不想发出任何声音，不想吵醒简临。
　　他从枕头下面拿出那本日记，走到窗前。
　　窗外的雨小了很多，变成了细细的、斜斜的雨丝，在路灯的橘黄色光线下闪着银色的光。远处的嘉陵江看不见了，被雨雾吞没了，只剩下一片模糊的、灰白色的虚无。
　　江屿打开日记，翻到新的一页。
　　他写道：
　　“今天简临躺在我旁边了。”
　　“他的心跳很快。我数过了，一分钟一百一十多下。正常人是六十到一百。他跳得太快了。快到我担心他的心脏会受不了。”
　　“但他说是为我跳的。”
　　“他说‘你不坏，它就不会坏’。”
　　“可是简临，我正在坏掉。”
　　“我的身体在坏掉，我的血在坏掉，我的骨头在坏掉。我的头发掉了，我的味觉没了，我的嗅觉也快没了。我今天吃橘子的时候，其实没有尝到味道。我说‘甜的’，是骗你的。因为我怕你难过。你买橘子的时候，一定挑了很久。你挑了最甜的给我。但我的舌头已经不听话了。它尝不出甜了。”
　　江屿的笔尖在纸面上停了一下。窗外的雨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像一首没有旋律的、只有单音的、重复了无数遍的安魂曲。
　　他继续写：
　　“但我还是想吃橘子。不是因为味道，是因为颜色。”
　　“橙色的。很亮。像你。”
　　“你也是橙色的。很亮。在我越来越灰暗的世界里，你是唯一的颜色。”
　　“所以我要吃橘子。我要把那个颜色吃进肚子里。这样我的身体里，就有你的颜色了。”
　　他写到这里，笑了一下。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他把眼泪擦掉，继续写：
　　“简临，你今天说，‘我在遇到你之前，就已经梦到过你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但如果是真的——那你梦到的我，是什么样的？有头发吗？有血色吗？看起来像一个正常的人吗？”
　　“还是说，你梦到的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光头，苍白，瘦得像一把骨头。”
　　“不管什么样，你都来找我了。”
　　“你找到了。”
　　“谢谢。”
　　他写下最后两个字的时候，手在抖。抖得很厉害。不是因为冷，不是因为虚弱，而是因为这两个字太轻了。“谢谢”。两个字。十几个笔画。几秒钟就能写完。但它承载的东西太重了——重到江屿觉得自己的手指承受不住，重到那张薄薄的纸承受不住，重到这整个世界都承受不住。
　　他把日记合上，放回枕头下面。
　　然后他转过身，看着床上的简临。
　　简临睡着的时候，看起来不像一个校霸。他的眉头没有皱着，嘴角没有抿着，整个人放松下来，像一只终于收起了所有刺的、温顺的、需要被抚摸的小动物。他的睫毛很长，在颧骨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他的嘴唇微微张开着，呼吸很轻很轻，轻到像是在做一个好梦。
　　江屿弯下腰，在简临的嘴唇上落下一个吻。
　　不是额头。不是脸颊。是嘴唇。
　　这是他第一次亲简临的嘴唇。
　　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他知道，他可能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在某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在某个没有人的角落，在某个他们都不赶时间的时刻——认认真真地、慢慢地、不用着急地，亲一次。
　　所以这一次，他要亲在这里。
　　嘴唇上。
　　最靠近心脏的地方。
　　他的嘴唇贴在简临的嘴唇上，停了三秒钟。三秒。心跳两次。呼吸一次。够记住一辈子了。
　　他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自己的嘴唇。
　　然后他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又流下来了。
　　简临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站在一片巨大的、灰色的操场上，四周空无一人，天上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他走了很久，走到脚底发烫，走到小腿抽筋，但怎么也走不到操场的尽头。
　　然后他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简临。”
　　他转过身。
　　操场的尽头，站着一个人。那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光着头，脸在灰色的光线下显得格外苍白。但他笑着——笑得很甜，甜到像一颗刚剥开的、新鲜得还在滴汁水的蜜橘。
　　“简临，”那个人说，“你不用找我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在了。”
　　“在哪里？”
　　那个人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在这里。”
　　简临低头，看着自己的胸口。他的心口位置，有一团小小的、橙色的光。那团光在跳动着，像一颗心脏，像一盏灯，像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小的太阳。
　　“这是什么？”简临问。
　　“我，”那个人说，“我在你心里。”
　　简临抬起头。
　　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操场上空无一人。
　　只有那团橙色的光，在他的胸口，跳着。
　　跳着。
　　跳着。
　　简临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雨停了。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窗户上，把昨天爬满玻璃的水珠照得像一颗颗细小的、透明的珍珠。
　　江屿还睡着。他的头靠在简临的肩膀上，光头的触感蹭着简临的下巴。他的呼吸比昨天更轻了，轻到简临把耳朵贴在他的鼻子前面，才能确认他还在呼吸。
　　他在。
　　还在。
　　简临松了一口气。
　　他把江屿的头轻轻移到枕头上，下了床。他的脚踩在冰冷的地面上，激灵了一下。他低头，看见江屿的蓝色防滑拖鞋整整齐齐地摆在床脚，江屿赤着脚睡了一夜。
　　简临把拖鞋拿起来，用手摸了摸鞋底——冰的。江屿赤着脚在地上站过。什么时候？为什么？他不敢想。他把拖鞋放在床边，等江屿醒了给他穿上。
　　他去洗漱，去买了早餐。两碗白粥，一碟榨菜，一个煮鸡蛋。他端着这些东西回到病房的时候，江屿已经醒了。
　　江屿坐在床上，靠着枕头，手里拿着那本数学竞赛题集。翻到的那一页还是哥德巴赫猜想。他好像永远在看这一页，永远在证明这道题，永远在三百年没人能解开的世界难题上打转。
　　“你醒了？”简临把早餐放在床头柜上。
　　“嗯，”江屿放下题集，看着简临，“你昨晚做梦了。”
　　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你怎么知道？”
　　“你说了梦话。”
　　“我说了什么？”
　　江屿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
　　“你说——‘我找到了’。”
　　简临愣了一下。
　　“找到了什么？”江屿问。
　　简临看着江屿的脸——光头，苍白，颧骨凸出，眼窝凹陷。但那双眼睛还在发光，那双他第一次在十八梯上看到的、像两颗被丢进深井里的星星一样的眼睛，还在发光。
　　“找到你了，”简临说。
　　江屿没有回答。他只是笑着，伸出手，碰了碰简临的手指。那只手指冰凉，但很温柔。像一个迟到了很久的、跨越了千山万水的、终于抵达了终点的问号。
　　下午，李医生来查房的时候，把简临叫到了走廊上。
　　他关上了病房的门。
　　简临的心猛地一沉。
　　“简临，”李医生的声音很低，“我跟你说一个事，你先不要激动。”
　　简临靠在墙上，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的手指在口袋里握成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里，疼，但不够疼。远远不够让他的心脏停止那种被人攥住的、快要窒息的感觉。
　　“江屿的骨髓配型结果出来了。”
　　简临的呼吸停了。
　　“没有找到合适的配型，”李医生说，“中华骨髓库里没有，他的亲属里也没有。”
　　简临靠在墙上的身体慢慢地滑下去。不是“瘫倒”，而是“滑下去”——像一块被雨水泡软了的泥土，从墙上一点一点地剥落，一点一点地坍塌，一点一点地变成一堆没有形状的、散落在地上的、灰褐色的粉末。
　　他蹲在了地上。
　　双手抱着头。
　　没有声音。
　　李医生站在他旁边，没有说话，没有动。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被时间遗忘在走廊里的、白色的、不会说话的雕像。走廊里的日光灯嗡嗡地响，护士站的电话铃在响，某间病房里有人在哭。这些声音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远到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背景音。
　　过了很久。
　　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一个世纪。
　　简临站了起来。
　　他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眼泪。
　　“他知道了？”简临问，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我还没有告诉他，”李医生说，“我想先告诉你。”
　　“别告诉他。”
　　“可是——”
　　“别告诉他。能瞒多久就多久。”
　　简临看着李医生。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到不像一个刚刚收到了“你爱的人可能会死”的消息的人。那种平静不是“接受”，不是“释然”，不是“豁达”——那种平静是“我已经决定了”。决定了自己来扛。决定了不让江屿知道。决定了在江屿面前，永远笑着，永远说“会好的”，永远不让他看到自己的眼泪。
　　“简临，”李医生说，“你这样会很累。”
　　“我不怕累。”
　　“你这样会很痛。”
　　“我不怕痛。”
　　“你这样——可能会撑不住。”
　　简临看着李医生，嘴角弯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很轻，轻到比江屿在梦里的那个笑容还要轻。
　　“撑不住再说，”他说，“现在，我还撑得住。”
　　简临推开病房的门，走进去。
　　江屿正靠在枕头上，看着窗外。窗外的雨已经停了，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的光头上，把那层白得发青的头皮照得像一颗被剥了壳的、还带着温热的、新鲜的荔枝。
　　“简临，”江屿没有回头，但他知道是简临进来了，“李医生跟你说什么了？”
　　简临走过去，坐在床边，握住江屿的手。
　　“说你恢复得不错，”简临说，“说化疗有效果。说再坚持一段时间，就能出院了。”
　　江屿转过头，看着简临。
　　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有一种简临看不懂的东西。不是怀疑，不是猜忌，不是“你在骗我”。而是——心疼。心疼简临在骗他。心疼简临要编出这些谎话来让他开心。心疼简临一个人在走廊上蹲了那么久，然后走进来，笑着说“你恢复得不错”。
　　“那就好，”江屿说，“我想出院了。”
　　“快了，”简临说，“再等等。”
　　“等什么？”
　　“等你再好一点。”
　　江屿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笑了。
　　“好，”他说，“我等你。”
　　他说的不是“我等你好起来”，不是“我等你让我出院”——他说的是“我等你”。三个字。没有宾语。因为宾语太沉重了。宾语是“死”。
　　我等你死。
　　不对。
　　我等你来送我走。
　　不对。
　　我等你——
　　我等你学会没有我的生活。
　　简临听懂了。他听懂了“我等你”这三个字里面所有的、没有说出口的、说不出口的、这辈子都不会说出口的那些话。
　　他把江屿的手握得更紧了。
　　紧到像是要把两个人的骨头捏碎，然后重新长在一起。
　　长成一个分不开的、完整的、没有缝隙的骨头。
　　那天晚上，简临又偷偷留了下来。
　　他躺在江屿旁边，搂着江屿的腰。那排肋骨在他的掌心里像一把竖琴的琴弦，每一根都能弹奏出一个音符——C大调，D小调，F大调，B小调。每一个音符都在说同一句话——我在。我在。我在。
　　“简临。”
　　“嗯。”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抱我？”
　　“记得。南滨路。下雨。你说你晕，我把你抱起来了。”
　　“我没有晕。”
　　简临愣了一下。“你骗我？”
　　“嗯。我骗你的。我就是想让你抱我。”
　　简临低头，看着怀里江屿的光头。那颗光溜溜的、白得发青的、在夜灯下泛着微光的头颅，正靠在他的锁骨上。他能感觉到江屿的头皮上那层细密的、柔软的、像刚长出来的草芽一样的绒毛——那是新长出来的头发，很细很软，几乎没有颜色。它们像春天里第一批探出地面的、嫩绿色的、还不知道冬天已经过去了的草芽。
　　“你那时候就喜欢我了？”简临问。
　　“比那更早。”
　　“多早？”
　　“十八梯。你踩碎啤酒瓶的时候。”
　　“我踩碎啤酒瓶是为了吓跑你的猫，让你注意到我。你不生气？”
　　“不生气。因为你的目的达到了。”
　　江屿抬起头，看着简临。夜灯的光落在他的脸上，把他的轮廓照得柔软而模糊。他的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那种很亮很亮的、像火焰一样的光。
　　“我注意到你了，”江屿说，“从那一天起，就再也挪不开眼了。”
　　简临低下头，在江屿的额头上落下一个吻。
　　“我也是，”他说，“从那天起，我的眼睛就只能看见你了。”
　　江屿笑了一下，把脸重新埋进简临的肩窝里。
　　“简临。”
　　“嗯。”
　　“如果有一天，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你要当我的眼睛。”
　　“好。”
　　“如果有一天，我的耳朵听不见了，你要当我的耳朵。”
　　“好。”
　　“如果有一天——”
　　他的声音碎了。
　　“如果有一天，我什么都不剩了。”
　　“你还要不要我？”
　　简临把江屿的头按在自己的胸口上，按在心脏跳动的位置。
　　“你听好了，”他说，“你就算什么都不剩了，你还有我。我在这里。我不会走。我不会看不见你，不会听不见你，不会不要你。”
　　“你是我的。”
　　“不管你剩多少，你都是我的。”
　　“哪怕你只剩下一口气——”
　　“那口气，也是我的。”
　　江屿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一滴一滴地落在简临的胸口上，热热的，烫烫的，像一颗一颗正在燃尽的、最后挣扎着亮了一下的流星。
　　他没有说话。
　　他只是把脸埋得更深了。
　　凌晨。
　　江屿从简临怀里轻轻移开，下了床。
　　他又赤着脚站在地上。
　　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月亮又出来了，比昨天更亮，挂在没有星星的天幕上，像一个孤独的、发光的、没有人能到达的岛屿。
　　他从枕头下面拿出那本日记，翻到新的一页。
　　他写道：
　　“今天简临骗我了。”
　　“他说我恢复得不错。他说化疗有效果。他说再坚持一段时间就能出院了。”
　　“他骗人的时候，眼睛会眨。眨得很快。比平时快很多。”
　　“他没有发现。”
　　“但我发现了。他所有的秘密，我都能发现。”
　　“因为我的眼睛，只用来看他了。”
　　他停了一下，笔尖在纸面上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写：
　　“李医生一定跟他说了什么不好的消息。他没有告诉我。他怕我难过。”
　　“其实我不怕。”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坏消息吗？”
　　“我怕的只有一件事——”
　　“我怕我走了以后，他难过。”
　　“他难过的时候，没有人能哄他。因为他不会在别人面前哭。他只会在我面前哭。可我不在了。他要在哪里哭呢？”
　　江屿的笔尖开始发抖。字迹变得歪歪扭扭，像一条快要干涸的、在河床上挣扎着前进的、细小的溪流。
　　“简临，你不要在我面前装笑。”
　　“你笑得不好看。”
　　“你哭的时候，反而好看一点。”
　　“所以你想哭就哭吧。在我面前哭。趁我还在。趁我还看得见。趁我还能帮你擦眼泪。”
　　他把日记合上，放回枕头下面。
　　然后他转过身，看着床上的简临。
　　简临睡着的时候，眉头是皱着的。他在梦里也在皱眉。在梦里也在担心。在梦里也在害怕。
　　江屿走过去，弯下腰，用拇指轻轻抚平简临眉间的皱纹。
　　一下。
　　两下。
　　三下。
　　皱纹平了。简临的脸舒展开来，像一个终于放下了所有心事的、普通的、正在做美梦的十七岁少年。
　　江屿看着他，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又流下来了。
　　他俯下身，在简临的嘴唇上又落下一个吻。
　　这一次，停了五秒钟。
　　五秒。心跳三次。呼吸两次。够记到下辈子了。
　　他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眼泪。
　　然后他轻声说了一句——
　　“简临，下辈子，我还要叫江屿。你还要叫简临。我们还要在十八梯遇到。你还要踩碎一个啤酒瓶，把猫吓跑。然后你走过来，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你说——‘你是江屿’。”
　　“没有‘吗’。”
　　“你很确定。”
　　“我也很确定。”
　　“确定是你。”
　　“只能是你。”
　　窗外，月亮慢慢地躲进了云层里。
　　嘉陵江还在流。
　　重庆还在呼吸。
　　十七岁的少年还在写日记。
　　十九岁的少年还在做梦。
　　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那个偶合数。
　　18。
　　但在这个凌晨，没有人想起那个数字。
　　他们只是两个少年。
　　一个在窗前站着，一个在床上躺着。
　　一个在笑，一个在梦里也在皱眉。
　　但他们在一起的。
　　在这个白色的、充满消毒水味道的、让人想要逃离的地方——
　　他们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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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三点，护士来查房的时候，看见江屿站在窗前。
　　他赤着脚，穿着那件单薄的病号服，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是一张照片——简临趴在课桌上睡着了，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
　　护士走过去，把一件外套披在他肩上。“江屿，你怎么又不穿鞋？地上凉。”
　　江屿没有回答。
　　他看着窗外，看着月亮躲进云层，看着嘉陵江消失在夜色里，看着这座他生活了十七年的城市正在安静地沉睡。
　　“护士姐姐。”
　　“嗯？”
　　“你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
　　护士的眼眶红了。“不知道。”
　　“我觉得会去月亮上。”
　　“为什么？”
　　“因为月亮很远。远到——活着的人够不着。这样他们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因为够不着，就不是‘不去找’，而是‘找不到’。”
　　他看着月亮，嘴角弯了一下。
　　“找不到，就不用自责了。”
　　他不知道的是——
　　简临站在他身后，已经站了很久了。
　　从他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的时候，就站在他身后了。
　　简临听到了所有的对话。
　　听到了“月亮”。
　　听到了“够不着”。
　　听到了“找不到就不用自责了”。
　　他没有走过去。
　　没有说“我听到了”。
　　没有说“你别说了”。
　　他只是站在黑暗里，看着江屿的背影，看着他光头上那层细密的、柔软的绒毛。
　　然后无声地说了一句——
　　“江屿，你去了月亮上，我也会去找你的。”
　　“够得着。找得到。”
　　“不管你躲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