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数》冰秋海棠

10、倒数第七天 这辈子，能

　　十二月十四日，重庆迎来了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气温骤降到零度，虽然没有下雪，但那种湿冷比北方的干冷更难熬，冷空气像无数根细针，扎进每一寸暴露在外的皮肤里。嘉陵江面上飘着一层白色的水汽，对岸的建筑在水汽中若隐若现，像一座正在慢慢沉入水底的城市。
　　简临从医院门口的水果店买了六个橘子，又从隔壁的早餐店买了一碗白粥和一碟榨菜。他把塑料袋提在手里，站在医院门口，仰头看着七楼的窗户。窗户关着，窗帘拉着一半，看不见里面的情况。但他知道江屿醒了。因为每天早上六点，江屿都会准时睁开眼睛，像一台被预设好程序的、正在倒计时的机器。
　　他走进住院部大楼，走进电梯，按下七楼。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墙壁是不锈钢的，反射出他自己的脸——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头发乱得像鸟窝。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照镜子了。他不想看到自己这副样子。这副“没有江屿就活不下去”的样子。
　　电梯门打开，走廊里的消毒水味道扑面而来。简临已经习惯了这种味道，习惯到有时候在家里闻不到，反而会觉得不安。他走到走廊尽头的双人病房，推开门。
　　江屿正靠在枕头上，手里拿着那本数学竞赛题集。翻到的那一页还是哥德巴赫猜想。他已经在这道题上停留了十几天了，从来没有翻到下一页。简临有时候会想，他是不是把这道题当成了一个锚点——只要这道题还没有被证明，他就还有理由留在这里。因为三百年没有人能证明，所以三百年没有人能证伪。只要没有人能说“这道题永远不可能被证明”，他就永远可以对自己说——“也许明天就能证明了呢。”也许明天就好了呢。也许明天就不用走了呢。
　　“今天感觉怎么样？”简临把早餐放在床头柜上，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还好，”江屿放下题集，“今天没有吐。”
　　简临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紧张。他发现自己已经不敢高兴了。每一点“好转”的迹象，在几天后都会被证明只是暴风雨之间那短暂的、骗人的宁静。好转之后，会更糟。更糟之后，会更更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今天多吃一点，”简临打开粥碗的盖子，用勺子搅了搅，让热气散出来，“你今天想吃什么味的？咸的？甜的？还是没味道的？”
　　“我想吃你上次买的那个橘子味的。”
　　“橘子味的粥？”
　　“嗯。你把橘子汁挤到粥里，就会变成橘子味的。”
　　简临看着他。江屿的光头在晨光中泛着微微的光，那层新长出来的绒毛比前几天浓密了一点，浅色的，几乎透明的，像春天里第一层薄薄的霜。他的眼睛下面那层青黑更深了，深到像被人用炭笔重重地画了两道。但他的嘴角是弯着的，他在笑。很轻很轻的笑，轻到像一枚在空气中慢慢溶解的、没有声音的叹息。
　　简临拿起一个橘子，剥开，把橘子瓣放在手心里，用力一捏。橙黄色的汁水从他的指缝间流出来，滴进白粥里，白色的米汤被染成了一小圈淡淡的橙色，像日落在白色的雪地上烧出的一个小洞。他又捏了一个，又捏了一个，捏了三个橘子，把所有的汁水都挤进了那碗粥里。粥变成了淡橙色，闻起来有橘子的清香。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支润唇膏——已经用了大半了，管壁上被他的手指磨得发亮——拧开盖子，用指腹蘸了一点，先给江屿涂在嘴唇上，然后把剩下的抹在自己的手背上。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抹在手背上，也许是想要一些江屿每天都能触碰到的、属于他自己的柔软。
　　江屿看着他做完这一切，嘴角弯了一下。他接过粥碗，用勺子舀了一勺，送进嘴里。嚼了一下，两下，三下，咽下去了。他没有说“甜的”。因为现在已经不用骗了。他知道简临知道他尝不出味道。简临也知道他知道自己尝不出味道。但他们都不说破。因为说破了，就意味着承认——他的身体正在关闭。味觉关了，嗅觉关了，下一个关的是什么？是听觉？是视觉？还是心跳？
　　“好吃吗？”简临问。
　　“好吃，”江屿说，“橘子味的。”
　　他吃完了那碗粥。虽然用了四十分钟，虽然中间停下来喘了好几次，虽然最后几口是他闭着眼睛硬吞下去的——但他吃完了。简临看着空碗，忽然觉得眼眶发酸。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江屿吃完一碗东西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十几天前？还是二十几天前？他已经记不清了。日子一天一天地过，每一天都和前一天一模一样——喂饭，吐，擦嘴，喂药，吐，擦嘴，输液，量体温，测血压，睡觉，醒来，喂饭，吐，擦嘴。像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圆圈。但他想要这个圆圈永远走不出去。因为走出去，就是终点。
　　中午，林嘉佑来探病了。
　　他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提着一大袋水果和一束鲜花。花是百合，白色的，花瓣上还带着水珠。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因为他看见江屿的第一眼，整个人像被钉子钉住了一样，定在了原地。
　　江屿靠在枕头上，光头，苍白的脸，深陷的眼窝，凸起的颧骨，嘴唇上还残留着简临刚才涂的润唇膏，在日光灯下泛着微微的光泽。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病号服，领口很大，露出一截锁骨，那截锁骨像一道深深的沟壑，能放下一颗花生。
　　林嘉佑的眼眶一下子红了。他没见过这样的江屿。他认识的江屿，是那个坐在教室角落里的、安静的、好看的、头发遮住半边脸的年级第一。不是这个光头，不是这个瘦到脱相，不是这个看起来像一朵正在快速枯萎的花。
　　“进来啊，”江屿笑着招呼他，“站在门口干嘛？怕我传染你？”
　　林嘉佑走进来，把花放在床头柜上，把水果放在地上。他站在床边，看着江屿，嘴唇动了好几下，一个字也没说出来。简临站在旁边，看着林嘉佑的表情，那是“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所有的话在‘你现在看起来好瘦’之后都说不出口了”的表情。他懂。他每一天都能在自己脸上看到这个表情。
　　“你怎么瘦成这样了？”林嘉佑终于憋出一句话。
　　“减肥，”江屿说，“你不觉得我瘦了好看吗？”
　　“好看看个屁！你以前就够瘦了，现在瘦得像——像——”
　　“像什么？”
　　林嘉佑说不下去了。他把脸别过去，用手背狠狠地擦了一下眼睛。他没有哭出声，但他的肩膀在抖。江屿看着他的背影，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胳膊。那只手苍白、纤细、青色的血管在皮肤下面蜿蜒，像一幅被人画了一半就放弃了的、没有完成的地图。
　　“林嘉佑，”江屿的声音很轻很轻，“你别哭。你哭了，我也想哭。我哭了，简临也想哭。简临哭了，我们三个人都哭了。那这间病房就变成游泳池了。”
　　林嘉佑被他逗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他转过身，蹲在床边，握着江屿的手。那只手冰得像刚从河里捞出来的石头，他握在手里，用自己温热的手掌去暖它。
　　“江屿，你他妈一定要好起来，”林嘉佑的声音闷在手心里，“你一定要好起来。你好了，我请你吃火锅。重庆最好的火锅。你想吃哪家就哪家。你吃到撑，吃到吐，吃到你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火锅。”
　　“我已经不想看到火锅了，”江屿笑着说，“我现在看到红色的东西就想吐。”
　　“那吃清汤。”
　　“清汤没有灵魂。”
　　“那你吃鸳鸯。”
　　“鸳鸯太怂了。”
　　“那你到底想吃什么？”
　　江屿转过头，看着简临。简临正靠在窗台上，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他们两个。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把他的白T恤照得像在发光。他的表情很平静，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那双眼睛一直在看江屿，看得太紧了，紧到像是怕一眨眼，这个人就会从床上消失。
　　“我想吃橘子，”江屿说，“简临买的橘子。”
　　简临从口袋里拿出一只橘子——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口袋里放一个，万一江屿想吃，他就能立刻拿出来。他把橘子剥开，掰成两半，走到床边，递给江屿。江屿接过那半橘子，拿起一瓣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
　　“甜的，”他说。
　　林嘉佑没有注意到江屿说“甜的”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瞬间的失焦。那是他在努力地、用尽全部的想象力，去回忆“甜”是什么味道。他已经不记得了。但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下午，林嘉佑走后，病房安静下来。
　　江屿靠在枕头上，闭着眼睛。简临以为他睡着了，站起来想去关窗户。江屿的手指忽然动了一下，勾住了简临的衣角。
　　“简临，你别走。”
　　“我不走。我去关窗户。”
　　“窗户不用关。我想听外面的声音。”
　　简临坐回去，重新握住江屿的手。窗户开着一条缝，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带着这座城市特有的、湿润的、混着江水味道的气息。远处有汽车喇叭声，有人的说话声，有小孩子在笑。那些声音从七楼的窗户飘进来，飘进这间白色的、安静的、时间流速比外面慢了很多倍的病房。
　　“简临。”
　　“嗯。”
　　“外面的世界，还跟以前一样吗？”
　　简临愣了一下。“什么？”
　　“外面的世界。重庆。南滨路。十八梯。学校。操场上的黄桷树。食堂里的红烧肉。教室里的课桌。那些东西，还在吗？”
　　“在。都在。”
　　“那就好，”江屿闭着眼睛，嘴角弯了一下，“我怕我出去的时候，都不认识了。”
　　简临握着他的手，没有说话。
　　他不敢说“你出去的时候”——因为他不确定江屿还能不能出去。医生没有说过“可以出院”这三个字。李医生每天来查房，每天都说“再观察观察”。观察什么？观察他的身体什么时候能扛得住下一轮化疗？还是观察他什么时候会彻底扛不住？
　　“简临，你还记不记得学校操场边那排黄桷树？”
　　“记得。”
　　“春天的时候，它们会发新芽。嫩绿色的，很小很小，像刚出生的婴儿的指甲盖。阳光照在上面，会发光。透明的，亮亮的，像一片一片的绿色玻璃。”
　　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管的位置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被人遗忘的河流。
　　“我想看黄桷树发新芽，”江屿说，“可是现在是冬天。冬天没有新芽。”
　　“冬天过了就有了，”简临说，“你再等等。”
　　“等多久？”
　　“等到春天。十二月过了是一月，一月过了是二月，二月过了是三月。三月的时候，黄桷树就发新芽了。”
　　江屿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
　　“三月，”他轻声重复了一遍这个月份，像是在品尝一枚放在舌尖上的、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糖，“三月。”
　　他的手在简临的掌心里动了一下。那一下很轻很轻，轻到像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在风中翻了一个身。简临不知道那是“好，我等”，还是“好，三月”。如果是“我等”——那是一个承诺。如果是“三月”——那是一个告别。因为三月的时候，如果他已经不在了，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三月的时候，你替我去看。”
　　他不敢问。他把江屿的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闭上眼睛。江屿的手掌很薄很薄，薄到他能透过皮肤和肌肉，感觉到那五根掌骨的形状——细长的，脆弱的，像五根被风吹得快要断掉的树枝。
　　晚上，简临又偷偷留下来了。
　　他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回家了。他爸打过两次电话，他没有接。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爸说——“我在医院陪一个人，他快死了。”他说不出口。因为说出来，就意味着承认。承认这个人真的会死。承认他自己真的留不住他。
　　江屿躺在他怀里，光头蹭着他的下巴。那层新长出来的绒毛比昨天又浓密了一点，简临用下巴蹭了蹭，痒痒的，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猫的肚皮。
　　“简临。”
　　“嗯。”
　　“你今天给林嘉佑说，我瘦了。你说我瘦得像一根火柴。”
　　“我没说火柴。我说的是筷子。”
　　“筷子比火柴胖。”
　　“那你是筷子。”
　　“你才是筷子。”
　　江屿说着，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从他的嘴角开始，蔓延到眼角，到整张脸，到光光的头顶。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会挤在一起，像一把扇子被收拢起来。那个笑容和几个月前一模一样——还是那么好看，还是那么让人心动，还是那么让简临想亲他。
　　但简临没有亲。因为他不敢。他怕自己一亲，就会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地哭，控制不住地说“你别走”，控制不住地跪下来求老天爷——求他不要带走这个人。他已经在心里跪了一万次了。膝盖都跪烂了。老天爷没有理他。
　　“简临，你今天怎么不说话了？”
　　“在想事情。”
　　“想什么？”
　　“想你说的三月。黄桷树发新芽。”
　　江屿沉默了一会儿。窗外有风，风吹着窗户的缝隙，发出呜呜的声音，像一个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哭。
　　“简临，三月的时候，如果我不在了，你替我去看。”
　　简临的手猛地收紧了。他把江屿的腰搂得更紧了一点，紧到他的手指嵌进了江屿腰侧的肋骨之间。那一排肋骨像一把竖琴的琴弦，在指腹下发出无声的、只有他能听见的、破碎的音符。
　　“你替我去看黄桷树的新芽。你替我去南滨路看嘉陵江。你替我去十八梯看那只橘猫。你替我去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一坐。你替我去——”
　　“你别说了。”
　　“你让我说完。”
　　江屿从简临的怀里抬起头，看着他的脸。夜灯昏黄的光落在简临的脸上，把他的眼睛照得像两颗被泡在水里的、暗沉的黑曜石。他的眼眶是红的，鼻尖是红的，嘴唇在微微发抖。他看起来像一个快要碎掉的、被胶水粘了无数次、已经找不到完整的地方下手的、破破烂烂的瓷瓶。
　　“你替我去活，”江屿说，“把我那份也活了。”
　　简临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一滴。两滴。三滴。滴在江屿的光头上，沿着头皮往下流，流过额头，流过眉骨，流过鼻梁，流到嘴唇上。江屿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咸的。不是橘子的味道，不是粥的味道，不是润唇膏的味道——是简临的眼泪的味道。他记住了。咸的。有一点苦。有一点涩。像冬天。像告别。像来不及。
　　“简临，你哭了。”
　　“没有。”
　　“你哭了。你骗人。”
　　简临用手背狠狠地擦了一下眼睛，但眼泪根本止不住。它们像决堤的水一样涌出来，从他的眼眶里，从他的心里，从他十七年来从未对人敞开过的、最深最深的地方。他把脸埋进江屿的光头上，肩膀一耸一耸地抖着，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哭得像一个小孩，像那个三岁时被妈妈丢下的、站在门口哭了一整夜也没有人回来的小孩。那个小孩从来没有被人哄过，从来没有人对他说“别哭了，我在”，从来没有人把他的头按在怀里，轻轻拍他的后背。所以他不会哭出声。因为他哭出声的时候，没有人听见。久而久之，他就忘了怎么哭出声了。
　　江屿伸出手，按在简临的后脑勺上。他的手指插进简临的头发里，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摸着，像在安抚一只受了伤的、正在呜咽的、浑身发抖的野兽。
　　“简临，你别哭了。”
　　“你哭了，我也想哭。”
　　“我哭了，就没有力气呼吸了。”
　　“我还要呼吸。”
　　“我还要活着。”
　　“所以你别哭了。好不好？”
　　简临抬起头，用红肿的、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江屿。江屿在笑。他的脸上全是简临的眼泪，在夜灯的光线下闪着微光，像一张被露水打湿了的、刚刚织好的蛛网。他在笑着，眼睛弯成了月牙，嘴角弯成了向上的弧线，光头的他在这一刻看起来不像一个病人，不像一个快要死的人——他像一个在哄小孩的、温柔的、耐心的、用尽了全部力气的大人。
　　“好，”简临说，“我不哭了。”
　　“你骗人。你还会哭的。”
　　“那我哭了怎么办？”
　　“你哭了，我就亲你一下。把你的眼泪亲掉。”
　　“你不在了呢？”
　　江屿的手停了一下。它停在简临的后脑勺上，手指插在简临的头发里，不动了。像一只飞了很久的、终于找到了一根树枝可以停靠的鸟。它知道这根树枝很细，很快就会断。但它还是停下来了。因为它太累了。
　　“那你就自己亲自己，”江屿说，“亲在手背上。就当是我亲的。”
　　简临低下头，在自己的手背上落下一个吻。嘴唇贴在手背上，停了三秒钟。手背上的皮肤是热的，嘴唇是干的，那个吻带着眼泪的咸味、消毒水的苦味、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的、让人心脏发紧的、叫做“预演”的味道。他在预演。预演江屿不在了以后，他要自己亲自己。预演江屿不在了以后，他要自己替自己去活。
　　江屿看着他的动作，眼眶慢慢地红了。
　　“简临，你好傻。”
　　“嗯。”
　　“你傻死了。”
　　“嗯。”
　　“我怎么会喜欢一个傻子。”
　　简临抬起头，看着他。江屿的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有哭出来。他的嘴唇在微微发抖，但他还在笑。他一直在笑。从他们认识到现在，他一直在笑。在他最痛的时候笑，在他最怕的时候笑，在他说“我可能活不过今年”的时候笑。简临忽然明白了——他不是因为开心才笑。他是怕简临难过，才笑。
　　简临把江屿重新按进怀里，按得很紧很紧，紧到两个人的心跳重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谁的。一个很快，一个很慢。很快的那个在说“不要走”，很慢的那个在说“来不及了”。它们用不同的频率、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语言，说着同一句话——我爱你。太爱了。爱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凌晨，江屿又站在了窗前。
　　他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个站在窗前的凌晨了。他的生物钟已经彻底乱了，白天睡，晚上醒，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倒转了昼与夜的蝙蝠。他穿着病号服，赤着脚，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是那张简临趴在课桌上睡觉的照片。他已经看了几百遍了，每一遍都能看出新的细节——简临的睫毛有多少根，简临的嘴唇上有几道唇纹，简临的呼吸让刘海飘起来的频率是多少。他把这些都记住了。记在手机里，记在心里，记在骨头里。就算有一天他的眼睛看不见了，闭上眼睛，他也能看见这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已经刻在他的视网膜上了，像一幅被烧制在陶瓷上的、永远不会褪色的、永远不会消失的画。
　　他从枕头下面拿出那本日记，翻到新的一页。
　　他写道：“今天吃了橘子味的粥。简临把三个橘子的汁水挤进去了。粥变成了橙色。很亮。像他。我其实尝不出味道，但我跟他说‘好吃’。因为确实是好吃的。不是味道的好吃，是看着就好吃。橙色。温暖的颜色。活的颜色。不是白色。白色是死的颜色。白色是这间病房的颜色，是这张床单的颜色，是我骨头的颜色。我不喜欢白色。但我喜欢橙色。因为橙色是他。他今天哭了。他以为我没有看到他的眼泪。我看到了。他哭的时候，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沿着鼻梁往下流。他的鼻梁很高，眼泪流得很快。像一条小河。我想帮他擦掉，但我没有伸手。因为我想让他哭。他憋太久了。从认识我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憋。憋笑，憋哭，憋‘我爱你’，憋‘你别走’。他憋了太久了。该让他哭一哭了。”
　　江屿停了一下，笔尖在纸面上停顿了很久。窗外的月亮又出来了，挂在嘉陵江的上空，把江面照得像一条银白色的、通往远方的路。
　　他继续写：“他说三月的时候，黄桷树会发新芽。他说让我等。等到三月。三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到三月。但我想等。不是为了看新芽。是为了让他觉得——我还在等。‘等’是一个很好的词。因为只要还在等，就没有结束。只要没有结束，就还有可能。可能好起来，可能出院，可能活到明年。可能——陪他很久很久。”
　　他的笔尖开始发抖。字迹变得歪歪扭扭，像一条快要干涸的、在河床上挣扎着前进的、细小的溪流。
　　“简临，我会等的。等到我不能再等的那一天。那天到了，你不要怪我。我不是不想等了。我是等不了了。”
　　他把日记合上，放回枕头下面。
　　然后他转过身，看着床上的简临。简临睡着的时候，眉头是皱着的。他在梦里也在担心。江屿走过去，弯下腰，用拇指轻轻抚平简临眉间的皱纹。一下，两下，三下。皱纹平了。简临的脸舒展开来，像一个终于放下了所有心事的、普通的、正在做美梦的十七岁少年。
　　江屿俯下身，在简临的嘴唇上落下一个吻。停了七秒钟。七秒。心跳四次，呼吸两次，够记到下下辈子了。他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自己的嘴唇，笑了。
　　简临又做梦了。
　　梦里他又回到了十八梯。那个夏天，那只橘猫，那个蹲在垃圾桶旁边的少年。少年穿着白色的校服，头发遮住半边脸，手伸向那只猫。手在发抖，但没有收回。
　　简临站在台阶上方，看着那个少年。他喊了一声：“江屿。”少年抬起头。阳光落在他的脸上，把的笑容照得透明。他有头发，黑色的，细细的，软软的，在阳光下闪着光。他的脸是饱满的，颧骨没有那么凸，眼窝没有那么凹，嘴唇是红的，脸颊是粉的。他看起来很健康，很年轻，很好看。像一个真正的十七岁的少年应该有的样子。
　　“简临，”他说，“你来了。”
　　“我来了。”
　　“你怎么才来？”
　　“我找了好久。”
　　“找到了吗？”
　　“找到了。”
　　少年站起来，走到简临面前，伸出手。简临握住了。那只手是暖的，不是冰的。掌心是湿润的，有汗。是活人的手。
　　“简临，我该走了。”
　　“去哪儿？”
　　“去我该去的地方。”
　　“你不能不走吗？”
　　少年看着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和病房里那个光头少年的笑容一模一样——眼睛弯成月牙，嘴角向上翘起，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把被收拢的扇子。
　　“不能，”他说，“但我可以等你。”
　　“等我多久？”
　　“等你老了，死了，过完这辈子。然后你来找我。”
　　“你在哪里等我？”
　　“在月亮上。”
　　“为什么是月亮上？”
　　“因为月亮上没有人。我一个人在那里，不会打扰到别人。你来找我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打扰我们。”
　　简临看着他，眼眶红了。“江屿，你别走。”
　　“我走了，你也要好好活着。”
　　“我不想好好活着。我想跟你走。”
　　“你不能跟我走。你还没活够。你才十七岁。你还没长大。你还没毕业。你还没找到工作。你还没赚够钱。你还没去过很多地方。你还没吃过很多好吃的。你还没——”
　　“我还没爱够你。”
　　少年停了一下。他看着简临，看了很久很久。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有整个夏天的阳光，有整条嘉陵江的江水，有整座重庆城的灯火。那些光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像日落，像潮退，像一首正在接近尾声的、越来越轻的、快要听不见的歌。
　　“那就带着我的那份，继续爱。”
　　少年转过身，往台阶下面走去。他的白色校服在阳光下越来越亮，亮到刺眼，亮到简临睁不开眼睛。他用手挡住眼睛，从指缝间看见那个白色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和阳光融为一体，消失了。
　　简临猛地睁开眼睛。
　　病房里很安静。夜灯还亮着，昏黄的光落在天花板上，像一小片被揉皱了的、发黄的旧纸。江屿躺在他旁边，光头靠在枕头上，闭着眼睛，呼吸很轻很浅。他的手放在简临的胸口上，掌心里是简临的心跳。
　　简临低头，看着那只手。
　　那只手苍白、纤细、青色的血管在皮肤下面蜿蜒。指尖泛着淡淡的青色，指甲盖上有一道竖纹。就是这样一只手，刚才在梦里，是暖的。有汗。是活人的手。
　　简临把那只手从自己胸口拿起来，贴在自己的脸颊上。冰的。凉的。不是暖的。没有汗。是病人的手。是快要停下来的手。
　　他闭上眼睛，把那只手贴在嘴唇上，亲了一下。
　　“江屿，你在梦里说，让我带着你的那份继续爱。”
　　“我不知道怎么继续爱。”
　　“因为你不在，我不知道该爱谁了。”
　　“爱你，你走了。不爱你了，我做不到。”
　　“你到底要我怎么办？”
　　没有人回答。窗外的月亮躲进了云层里。嘉陵江还在流。重庆还在呼吸。但简临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声音，都在这一刻消失了。只剩下他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每一声都在说同一个字——她。她是谁？是命。是那个叫做“命运”的女人。她站在江屿说的那个月亮上，正在低头看着他们。她在笑。她笑得很好看。但她不会心软。
　　凌晨两点，江屿的手机震了一下。
　　他没有睡着，他在等这条消息。是他的主治医生李医生发来的。李医生不知道他还在用这部手机，不知道他每天晚上都会打开来看，不知道他已经看到了很多不该看到的东西。
　　消息只有一句话：“骨髓配型还是没有找到。江屿的病情恶化速度超出了预期，他可能等不到配型了。”
　　江屿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很久。他的表情没有变化。没有震惊，没有悲伤，没有恐惧。他的表情平静得像一面结了冰的湖——冰下面是汹涌的、暗沉的、正在翻滚的水，但冰面上什么都没有。光滑的，平整的，没有一丝裂痕。
　　他把消息删掉了。然后把手机放回枕头下面。
　　他转过头，看着简临。简临睡着的时候，眉头是皱着的。他伸出手，用拇指轻轻抚平简临眉间的皱纹。一下，两下，三下。皱纹平了。江屿看着简临舒展开来的脸，嘴角弯了一下。
　　“简临，”他无声地说，“你可能等不到三月了。我也等不到三月了。黄桷树发新芽的时候，我不在了。你替我看。你看了，告诉我。在梦里告诉我。我会梦到的。因为我的梦里，全都是你。”
　　天亮的时候，简临醒了。
　　江屿还睡着。他的光头靠在枕头上，脸朝向简临这一边。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把他那层新长出来的绒毛照得像一层薄薄的、金色的雾。他的睫毛很长，在颧骨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他的嘴唇微微张开着，呼吸很轻很轻，轻到像一只停在花蕊上的、正在收拢翅膀的蝴蝶。
　　简临看着他的脸，看了很久很久。他要把这张脸记住。每一根眉毛，每一根睫毛，每一条细小的皱纹，每一寸皮肤的纹理。他要刻在脑子里，画在纸上，写成诗，谱成曲，做成一尊永远不会风化、不会褪色、不会碎裂的雕像。放在心里最深处。谁都碰不到。时间也碰不到。死亡也碰不到。
　　他轻轻地从床上起来，穿上鞋，走到窗前，拉开窗帘。雨停了，天放晴了。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倾泻下来，把整座城市照得像一座被镀了金的、崭新的、刚刚建成的城。嘉陵江在远处闪着光，对岸的建筑在阳光中清晰得像一幅刚画好的素描。他看见了操场边那排黄桷树——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只有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蓝色的天空。冬天的树是沉默的，它们在等。等春天。等新芽。等绿色的、透明的、薄如蝉翼的叶子从枝头钻出来，在阳光下张开，像无数只刚刚学会飞的小鸟。
　　简临看着那些树，在心里说了一句：“三月的时候，我替你看。你放心吧。你不会错过的。因为你是我的眼睛。你不在的时候，我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我看到什么，你就看到什么。我活着，你就活着。”
　　江屿醒了。
　　他睁开眼睛，看见简临站在窗前。阳光落在他的身上，把他的白T恤照得像在发光。他的背影很高很直，肩膀很宽，腰很窄，腿很长。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还没有完全长大的、但已经能挡住很多风的树。
　　“简临。”
　　简临转过身，走回来，坐在床边，握住江屿的手。那只手比昨天更凉了，凉到简临觉得握在手里的不是一只手，而是一块快要化完的、只剩最后一小块的、透明色的冰。
　　“你站在窗前干嘛？”江屿问。
　　“在看黄桷树。”
　　“看到了什么？”
　　“光秃秃的。没有叶子。”
　　“春天就有了。”
　　“嗯。春天就有了。”
　　江屿看着简临的脸，嘴角弯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很轻，轻到像一枚在空气中慢慢溶解的、没有声音的叹息。
　　“简临，你今天看起来很好看。”
　　“我每天都好看。”
　　“今天特别好看。”
　　“为什么？”
　　“因为今天阳光好。阳光照在你身上，你就像在发光。”
　　简临低下头，把江屿的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你也在发光，”他说，“你每天都在发光。你比阳光好看。你比月亮好看。你比所有的星星加在一起都好看。”
　　江屿笑了。笑着笑着，眼泪从眼角滑落下来，沿着太阳穴，流进光秃秃的头皮里。那些眼泪藏在那层细密的、浅色的绒毛里，像清晨的露水藏在草丛里，没有人看见。但简临看见了。他低下头，用嘴唇接住了那滴眼泪。咸的。苦的。涩的。像冬天。像告别。像来不及。
　　“简临，你说，人死了以后，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星星。”
　　“为什么要变成星星？”
　　“因为星星在天上，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地上的人。”
　　“那如果我变成了星星，我会每天看着你。你要每天都抬头。不然我就看不到你了。”
　　“我每天都抬头。”
　　“下雨天呢？”
　　“下雨天也有星星。只是被云挡住了。但我知道你在。我知道你一直在。”
　　江屿伸出手，摸了摸简临的脸。那只手在他的脸颊上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移动，从颧骨到下颌，从下颌到嘴唇，从嘴唇到下巴。他在用他的手指，画简临的脸。他在记住。记住这张脸的形状、温度、纹理。记住这张脸笑起来是什么样子，皱眉是什么样子，哭起来是什么样子。记住这张脸的全部。
　　“简临。”
　　“嗯。”
　　“我画好了。”
　　“画好什么？”
　　“你的脸。我记住了。下辈子，我一眼就能认出你。”
　　简临的眼泪又落了下来。一滴一滴地滴在江屿的手上，滴在那只苍白、纤细、青色的血管蜿蜒的手上。那些眼泪是热的，烫的，像一颗一颗正在燃尽的、最后挣扎着亮了一下的流星。
　　“好，”简临说，“下辈子，我等你。你也要认出我。你不要认错。你不要认成别人。你要认准了。只有我。只能是我。”
　　江屿笑了。
　　那个笑容很甜很甜，甜到比橘子还甜，比夏天的西瓜还甜，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糖加在一起还要甜。因为那是他用尽最后的所有力气，挤出来的笑容。
　　“只能是你，”他说，“只有你。”
　　那天晚上，简临走的时候，在江屿的枕头底下又塞了一件东西。
　　不是卫衣，不是照片，是一封信。信很短，只有一行字：“江屿，你问我，如果你什么都不剩了，我还要不要你。我现在回答你——你什么都不剩的时候，我就要你的‘不剩’。你的一切，我都要。包括你的离开。”
　　江屿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简临已经走了。他把信拿在手里，看了很多遍。那行字歪歪扭扭的，像是一个从来没有认真写过字的人，努力想要把字写得工整。简临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用力写的。用力到笔尖把纸面戳出了一个个小小的凹痕。那些凹痕在灯光下投下细小的阴影，像一座座微型的、没有人能爬上去的山。
　　江屿把信叠好，夹在日记本的第17页和第18页之间。17和18，18和19。他夹在中间，像那个永远无法靠近任何一个质数的、孤独的、被人遗忘的偶合数。
　　他关掉灯，躺下来，把手放在胸口。心脏还在跳。很慢，很弱，但还在跳。它在说——还在。还在。还在。
　　他闭上眼睛，对着黑暗中的空气轻声说了一句：“简临，明天见。”
　　黑暗中没有回答。但他知道，明天，简临会来的。因为他答应过。简临答应过的事情，从来没有做不到的。除了——留住他。
　　窗外，月亮又出来了。
　　嘉陵江还在流。
　　十七岁的少年还在呼吸。
　　十九岁的少年也还在呼吸。
　　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那个偶合数。18。
　　但在这个夜晚，在那个数字面前，他们没有低头。他们只是两个少年。一个在七楼躺着，一个在回家的路上走着。一个在笑，一个在哭。但他们都在想同一件事——明天，还能见到你。明天，还能见到你。明天，还能见到你。一遍一遍地在心里重复，像念咒语，像在跟命运谈判。你看，我们还在。我们还没有放弃。你也不要放弃我们。好不好？
　　没有人回答。
　　但他们都觉得，也许，也许命运听到了。也许它正在犹豫。也许它正在心软。也许它正在决定——要不要放他们一条生路。
　　他们不知道的是，命运从不心软。命运只是在等。等一个最适合的时间，一个最残忍的角度，一个最让人猝不及防的姿势——然后，松手。
　　窗外，月亮又躲进了云层里。嘉陵江还在流。重庆还在呼吸。十七岁的少年睡着了。十九岁的少年也睡着了。他们都在做梦。梦见了彼此。梦见了十八梯。梦见了那只橘猫。梦见了那个阳光很好的下午，他们第一次对视的那一刻——那一刻，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对视，会耗尽他们此后所有的运气。
　　但他们都觉得，值了。
　　太值了。
　　如果可以重来，他们还是会选择在那个夏天、在那个十八梯、在那个垃圾桶旁边，多看那一眼。因为那一眼，是这辈子最好的一眼。是这辈子最值得的一眼。
　　窗外的风停了。
　　嘉陵江的水声也小了。
　　整座城市安静下来，像一个终于闭上了眼睛的、巨大的、疲惫的、正在做梦的人。
　　简临回到家，躺在床上，从口袋里拿出那支江屿的笔。笔杆上的贴纸已经完全翘边了，“活着”两个字被他的手指磨得几乎看不清了。他把笔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江屿，”他在黑暗中轻声说，“你说明天见。明天，我一定会去。你也要在。你一定要在。你不在了，我就没有明天了。”
　　他把笔握在手心里，握得很紧很紧。紧到笔杆上的棱角硌得他的掌心生疼。他没有松手。因为他觉得，只要他还握着这支笔，江屿就还在。握着他的手，握着他的心跳，握着他的十七岁。
　　他把脸埋进枕头里，闭上了眼睛。
　　他的嘴唇在黑暗中无声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江屿，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三遍。像一个祈祷。像一个乞求。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对着一个永远不会回答的空洞，喊了三遍。
　　没有人回答。
　　但他觉得，也许，也许江屿听见了。在七楼的那张病床上，在白色的枕头和白色的被子之间，在夜灯昏黄的光线下——也许江屿听见了。他的耳朵动了一下。嘴角弯了一下。然后他在心里说了一句：“简临，我不走。我再陪你几天。几天就好。几天就够了。”
　　窗外，月亮从云层后面探出头来，把清冷的光洒在这座被雨水浸泡了太久的城市上。嘉陵江还在流。蝉已经死了。冬天的蝉，是不叫的。但这座城市还在呼吸。十七岁的少年还在呼吸。十九岁的少年也还在呼吸。
　　明天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
　　明天的他们，还会见到彼此。
　　明天。
　　明天。
　　明天。
　　每一个“明天”，都是偷来的。但他们不在乎。因为偷来的，也是日子。多一天，是一天。多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多一分钟，是一分钟。
　　他们都觉得——够了。哪怕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也够了。因为这辈子，能遇见你，已经是最好的事了。没有遗憾。没有后悔。没有“如果当初”。只有“谢谢”。谢谢你来过。谢谢你没走。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被一个人放在心里，是这样的感觉。
　　窗外的月亮又亮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