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数》冰秋海棠

8、第一轮化疗 就等着那一

　　十二月五日，江屿开始化疗。
　　化疗药通过一根长长的、透明的塑料管，从挂在床头的输液袋里，一滴一滴地流进江屿的身体。那根管子的一端连着输液袋，另一端连着一根更细的、像头发丝一样的导管——那根导管从江屿的锁骨下方穿进去，沿着静脉一直延伸到心脏附近。
　　那根导管叫PICC。护士说，有了它，就不用每次都扎针了。江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一种接近于“松了一口气”的表情。简临当时还想——他终于不用看到江屿的胳膊被扎得千疮百孔了。
　　他不知道的是，化疗本身，比扎针疼一万倍。
　　化疗开始后的第一个小时，江屿还能跟简临说话。
　　“你看，”江屿抬起手臂，指着锁骨下方那根露在外面的导管，“像不像一根充电线？”
　　简临看了一眼那根从江屿皮肤里穿出来的透明管子，管子的末端用一块肤色的透明敷料固定在皮肤上，周围有一圈淡淡的红晕——那是碘伏消毒后留下的痕迹。
　　“不像，”简临说，“像一根稻草。”
　　“什么稻草？”
　　“溺水的人抓住的那种。”
　　江屿看了他一会儿，没有接话。他把手放下去，把被子拉上来，盖住了那根“充电线”。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白色的被子上，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他的睫毛很长，在颧骨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嘴唇还是干的，简临昨天给他涂的润唇膏已经没了，那两片薄薄的嘴唇又裂开了一道道细小的口子，像干涸的河床。
　　简临从口袋里掏出那支润唇膏——昨天他“忘”在病房里的那支。他其实没有忘记。他是故意的。他把润唇膏留在床头柜上，然后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发现它被放在了枕头旁边。江屿枕着它睡了一夜。
　　简临拧开盖子，用指腹蘸了一点，然后轻轻涂抹在江屿的嘴唇上。江屿闭上了眼睛，睫毛微微颤抖着，像两只受了惊的、试图飞走的黑色蝴蝶。简临的手指在江屿的嘴唇上停了很久，久到润唇膏都融化了，久到他的指纹都印在了那两片薄薄的嘴唇上。
　　“好了，”简临收回手，声音有点哑，“今天也涂好了。”
　　江屿睁开眼睛，用手指摸了摸自己的嘴唇。
　　“简临。”
　　“嗯。”
　　“你的手指上有茧。”
　　“嗯。打人打的。”
　　“打人打出茧来了？”
　　“嗯。打多了就有了。”
　　江屿忽然握住简临的手，把他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简临的掌心粗糙、干燥，掌纹很深，像一条条干涸的河流。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三条线在掌心交汇，形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
　　江屿用拇指在他掌心里轻轻划了一下。
　　“简临，你的感情线很长。”
　　“你看得懂？”
　　“看不懂。但你的感情线，从我这里，一直到这里——”江屿用手指在简临的掌心里划了一条长长的线，“到手腕这里。很长。”
　　简临看着自己的手掌，又看着江屿的手指。那只手指白得透明，指尖泛着淡淡的青色，指甲盖上有一道竖纹——那是营养不良的标志。
　　“长不好吗？”简临问。
　　“长好。长了说明你能爱一个人爱很久。”
　　“那你的感情线呢？我看看。”
　　江屿把手缩回去了。“我没有感情线。”
　　“骗人。”
　　“真的。我的手很丑，不想给你看。”
　　“江屿，你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丑的。”
　　江屿低下头，耳朵红了。他把手藏在被子底下，手指绞着被单，绞得很紧。简临看着被子底下那只手的位置——那里的被单鼓起一个小小的、形状像拳头一样的包。他觉得那个包里面，藏着一个秘密。
　　他没有去拆穿。
　　他想，等江屿愿意的时候，他自己会说的。
　　但他不知道的是，江屿藏在被子底下的那只手，掌心里有三条线。三条线都很短，短到几乎只有正常人三分之一的长短。他看过一个说法——掌纹短的人，命也短。
　　他不信命。但他信掌纹。因为掌纹是长在手上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摸过自己的掌纹，很短。短到他觉得，老天爷在给他刻掌纹的时候，打了个盹，刻到一半就停了。
　　然后就去刻别人了。
　　化疗开始后的第三个小时，江屿吐了。
　　没有预兆。上一秒他还在跟简临说“今天天气真好”，下一秒他的脸就白了——不是那种“苍白”的白，而是那种“绿白”的白，像一张被水泡过的宣纸，泛着一种不健康的、灰绿色的光。他的手猛地抓住床沿，指节泛白，嘴唇开始发抖。
　　“江屿？”简临站起来，“你怎么了？”
　　江屿没有回答。他弯下腰，把脸埋进床边的垃圾桶里。呕吐的声音不大，但很干——不是那种吃坏了肚子的、哗啦啦往外倒的呕吐，而是那种胃里已经没有东西了、但身体还在强迫它往外排的干呕。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都像有人在用一把钝刀剜他的胃。
　　简临站在旁边，手伸出去，悬在江屿的后背上空。
　　他不敢放下去。
　　因为他怕自己一碰到江屿，就会控制不住地发抖。他已经开始在抖了。从手指开始，蔓延到手腕，到手臂，到肩膀，到全身。他抖得像一个站在零下二十度的冰窖里的人，但他的额头在冒汗，冷汗，顺着太阳穴往下淌。
　　江屿吐完了。他直起腰，靠在枕头上，闭着眼睛，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的脸完全没有了血色，嘴唇是青紫色的，眼眶下面那层青黑比昨天更深了，深到像被人用炭笔画了两道弧线。他的睫毛上挂着细密的水珠——不是眼泪，是呕吐的时候生理性分泌的液体。
　　简临终于把手放了下去。放在江屿的后背上。隔着病号服，他能感觉到江屿的体温——比昨天又低了一点，低到他的手掌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热度。
　　“江屿，”简临的声音有点紧，“你还好吗？”
　　江屿睁开眼睛，看着他。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没有痛苦，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很淡很淡的、接近于“抱歉”的东西。
　　“简临，”他的声音很小很小，小到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你现在看到了吧？”
　　“看到什么？”
　　“化疗。”
　　江屿伸出手，指了指床头柜上的纸巾。简临抽了两张递给他。江屿接过去，擦了擦嘴角。纸巾上沾着一些淡黄色的、带着酸味的液体。他把纸巾叠好，放在垃圾桶里，动作很轻很轻，轻到像是在处理一件不能让别人看见的、羞耻的东西。
　　“这就是化疗，”江屿说，“我会吐，会吃不下东西，会越来越瘦。我会掉头发，会变得很难看。我会身上插满管子，会像一具还没有死透的尸体。”
　　他看着简临，嘴角弯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很轻，轻到像一片快要落尽的秋天的叶子，挂在枝头摇摇欲坠。
　　“你还觉得我好看吗？”
　　简临看着垃圾桶里那团沾着呕吐物的纸巾，看着江屿苍白的脸、青紫的嘴唇、凹陷的眼窝、凸起的颧骨。
　　“好看，”他说，“你最好看。”
　　江屿笑了一下，笑得很浅，浅到如果不是嘴角微微动了一下，简临都不会发现他在笑。然后他闭上了眼睛，呼吸慢慢地变浅、变慢、变得不那么用力了。
　　简临不知道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过去了。
　　他不敢问。
　　他只是把江屿的手从被单上拿起来，握在自己手心里。
　　那只手冰得像一块刚从河里捞出来的石头。
　　他把两只手合在一起，把江屿的手包在里面，用尽了自己全部的体温去暖它。就像两年前的那个雨夜，在南滨路，他也是这样握着江屿的手。只不过那时候，江屿的手只是凉，现在是冰。那时候江屿还能说“你淋到了”，现在江屿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简临低头看着江屿的手。十根手指，每一根都细得像枯枝。指甲盖泛着淡淡的青色，甲床很短，短到几乎只有正常人的一半。手腕上的骨头凸出来，皮肤薄到能看见底下那根细细的、青色的血管——它在跳，很慢，很弱，但还在跳。
　　他把那只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冰的。凉的。冷的。
　　他把脸埋进那只手心里。
　　闭上了眼睛。
　　下午，李医生来查房。
　　他站在床边，翻看着江屿的病历本，眉头皱得很紧。简临站在他旁边，看着他的表情——那个表情他见过。在他爸欠了赌债、被债主堵在家门口的时候，他在他爸脸上见过类似的表情。那是“我知道我要完蛋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的表情。
　　“李医生，”简临的声音很低，“他怎么样了？”
　　李医生合上病历本，摘下眼镜，用白大褂的衣角擦了擦镜片。那个动作很慢，慢到像是一种拖延——他在拖延说出真相的时间。
　　“化疗的副作用比他预想的要大，”李医生说，“他的身体太弱了。正常人在化疗前会有一段调理期，把身体调整到能承受化疗的状态。但江屿——”
　　他停了一下，把眼镜重新戴上。
　　“他没有时间了。”
　　简临的呼吸停了一拍。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的身体可能扛不住这轮化疗。”
　　李医生看着简临。走廊里的日光灯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把那一半的白色照得刺眼。他的眼睛里有血丝——不是熬夜的血丝，是“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但还是不够”的血丝。
　　“简临，我跟你说实话。江屿现在的血小板只有12。正常人是100到300。他只有12。这意味着他的凝血功能几乎丧失了。随便磕一下碰一下，就会内出血。如果颅内出血——”
　　他没有说下去。
　　简临替他补上了后半句。
　　“他就会死。”
　　李医生没有否认。
　　走廊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护士站的电话铃声，能听见隔壁病房里心电监护的滴滴声，能听见某间病房里有人在哭。在这层楼里，哭是最常见的声音。比笑声常见一万倍。
　　“那我们现在能做什么？”简临问。
　　“等，”李医生说，“等他的身体反应。如果他能扛过这轮化疗，我们就继续。如果他扛不过——”
　　他拍了拍简临的肩膀。那只手很重，重到像一座山压在了简临的肩上。
　　“你多陪陪他。”
　　李医生走了。
　　简临站在走廊里，看着他的白大褂消失在走廊尽头的拐角处。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地响，像一群被困在灯管里的、濒死的飞虫。墙壁上的卡通贴纸在灯光下泛着廉价的光泽，小猪佩奇在笑，海绵宝宝在笑，哆啦A梦也在笑。它们笑得很开心，开心到这层楼里的一切都不合理了——一个到处是卡通贴纸的地方，不应该有人哭，不应该有人吐，不应该有人血管里流着血小板只有12的血。
　　简临转过身，推开病房的门。
　　江屿醒了。他靠在枕头上，手里拿着那本数学竞赛题集。他的脸色还是那么差，嘴唇还是那么干，但他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希望”，不是“活下去的勇气”——那种光是“我还醒着，我还在，我还能看到你”的光。
　　“简临，你过来看这道题。”
　　简临走过去，坐在床边，低头看题集。那是一道关于质数的证明题——证明任何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质数的和。
　　哥德巴赫猜想。
　　最难的数学猜想之一。
　　“你不会做？”简临问。
　　“不会。你会吗？”
　　“我连题目都读不懂。”
　　江屿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会挤在一起，像一把扇子被收拢起来。那个笑容和一个月前一模一样——还是那么好看，还是那么让人心动，还是那么让简临想亲他。
　　“简临，你知道吗？哥德巴赫猜想到现在还没被人证明出来。1742年提出来的，快三百年了。没有人能证明它是对的，也没有人能证明它是错的。”
　　他合上题集，放在枕头旁边。
　　“有些事情，就是没有答案的。”
　　简临看着他的脸。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睫毛上，把每一根睫毛都照得像金丝一样细。他的眼睛在阳光下变成了浅棕色，瞳孔边缘有一圈淡淡的、琥珀色的光晕。
　　“比如呢？”简临问。
　　“比如——”江屿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我能不能活过今年。”
　　简临没有说话。
　　江屿伸出手，碰了碰简临的手指。只是碰了碰，像一只蝴蝶落在花瓣上，又飞走了。
　　“简临，你不用回答。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就像哥德巴赫猜想一样——三百年了，没有人能证明。你也不用证明。”
　　他把手缩回去，放回被子里。
　　“你只要——”他的声音轻了下去。
　　“只要什么？”
　　“只要在。”
　　简临把手伸进被子里，找到了江屿的手。那只手缩在被子里，像一只躲进壳里的蜗牛。他把那只手握住，十指相扣，扣得很紧很紧。
　　“我在，”他说，“我一直都在。”
　　江屿闭上眼睛，嘴角弯着。
　　那个笑容，在他脸上停留了很久。久到简临以为它会永远停在那里。但太阳会落山，花朵会凋谢，笑容会褪色。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远的。
　　除了17和19之间的那个18。
　　那个数字是永远的。
　　因为数学不会骗人。
　　晚上，简临又该走了。
　　他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拿着那件灰色卫衣。今天他刻意把卫衣留在了江屿的床上——他趁着江屿去洗手间的时候，把卫衣塞进了江屿的枕头底下。他想，江屿晚上睡觉的时候，头枕着那件卫衣，就能闻到他的味道。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许是因为他怕。怕江屿在夜里一个人的时候，会害怕。怕江屿在做噩梦的时候，身边没有人。怕江屿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
　　“简临。”江屿在床上喊他。
　　简临走回去。
　　江屿从枕头底下拿出那件灰色卫衣——他发现了。他果然发现了。他的鼻子太灵了，灵到能从枕头底下闻到简临的味道。他拿着那件卫衣，看着简临。
　　“你是不是把卫衣塞我枕头底下了？”
　　简临没有否认。“嗯。”
　　“为什么？”
　　“因为——”
　　简临停了一下。他看着江屿的眼睛，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在夜灯的光线下像两颗被磨圆的、暗沉的黑曜石。
　　“因为我想让你枕着我睡觉。”
　　江屿愣了一下。
　　然后他的眼眶红了。他没有哭，只是红了。眼眶下面那层青黑在红色的映衬下显得更加触目惊心，像一幅被颜料玷污了的、还没有干透的水彩画。
　　“简临，”他的声音有点抖，“你真的好烦。”
　　“我哪里烦了？”
　　“你哪里都烦。你说话烦，你不说话也烦。你在的时候烦，你不在的时候更烦。”
　　“那我明天不来了。”
　　“你敢。”
　　简临笑了。
　　他弯下腰，在江屿的额头上落下一个吻。这次不是“贴上去停住”，而是“贴上去，蹭了一下，再收回来”。他的嘴唇在江屿的额头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半圆，像是某种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符号。
　　江屿闭上了眼睛。
　　“晚安，简临。”
　　“晚安，江屿。”
　　简临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江屿躺在病床上，把那件灰色卫衣从枕头底下抽出来，抱在怀里。卫衣上有简临的味道——阳光晒过的暖，烟草的苦，和少年人身上的、蓬勃的生命力。
　　他把脸埋进卫衣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他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不是悲伤。
　　是舍不得。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闻这个味道多久。一天？一周？一个月？也许更短。也许明天，他的鼻子就闻不到了。因为化疗会破坏嗅觉细胞，会让他的味觉和嗅觉一起消失。到那个时候，他就闻不到简临的味道了。
　　江屿把卫衣抱得更紧了。
　　紧到像是要把自己整个人都塞进那件卫衣里。
　　紧到像是要把它和自己的灵魂缝在一起。
　　十二月六日，凌晨三点。
　　护士来查房的时候，发现江屿不在床上。
　　被子掀开着，枕头歪在一边，那件灰色卫衣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的位置上。床头柜上的水杯还在，数学竞赛题集还在，那支润唇膏也在。只有人不见了。
　　护士吓了一跳，赶紧去找。
　　她在走廊尽头的阳台上找到了江屿。
　　江屿站在阳台的栏杆边，身上穿着那件单薄的病号服，脚上穿着那双蓝色的防滑拖鞋。月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身上，把他整个人照得像一个半透明的、随时会消失的幻影。他的头发被夜风吹乱了，刘海飞起来，露出整张脸——那张脸在月光下显得更小了，小到像一个还没有完全发育完全的少年的脸。
　　他的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
　　他在看一张照片。
　　简临趴在课桌上睡着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侧脸上，把他的睫毛照得像金丝一样细。他的嘴唇微微张开着，呼吸很轻很轻，轻到像是在做一个好梦。
　　“江屿？”护士的声音很轻，“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外面冷，快回去。”
　　江屿没有动。
　　他把手机贴在胸口，仰头看着月亮。
　　重庆的冬天很少能看到月亮。但今晚的月亮很圆很亮，挂在没有星星的天幕上，像一个孤独的、发光的岛屿。
　　“护士姐姐，”江屿的声音很轻很轻，“你说，月亮上有人吗？”
　　护士走过来，把自己的外套披在江屿肩上。“不知道。应该有吧。”
　　“我觉得有。”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月亮上没有人，它一个人挂在那里，太孤独了。”
　　江屿低下头，看着手里手机屏幕上简临的照片。月光落在屏幕上，把简临的脸照得比平时更白。他的睫毛在月光下变成了银白色，嘴唇在月光下变成了淡紫色。整个人看起来不像一个活人，更像一张被月光漂白了的、褪色的旧照片。
　　“护士姐姐。”
　　“嗯？”
　　“如果我死了，会不会上月亮？”
　　护士的眼眶红了。她在这层楼工作了八年，见过太多小孩，听过太多“如果我死了”开头的句子。每一次听到，心脏都会被扎一下。每一次被扎，她都会告诉自己——不要哭，你不能在他们面前哭。你要笑，你要告诉他们“你不会死的”，你要假装自己是那个能打败死神的人。
　　“你不会死的，”护士说，声音有点抖，“你会好起来的。”
　　江屿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很轻很轻，轻到比月光还要轻。
　　“谢谢姐姐，”他说，“你回去吧，我再站一会儿。”
　　护士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走了。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月光下，那个穿着病号服的少年靠在栏杆上，仰着头，手里握着手机，整个人被月光包裹着，像一个正在慢慢升起的、透明的、快要被风吹散的气泡。
　　她忽然很想哭。
　　但她没有哭。因为她是护士。护士不能哭。护士要坚强。护士要笑。护士要告诉每一个小孩“你会好起来的”，即使她知道，有些小孩不会好起来。
　　江屿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久到他的脚趾冻得失去了知觉，久到他的手指僵硬到握不住手机。
　　他把手机举起来，对着月亮，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月亮是一个小小的、白色的圆点，周围是一圈模糊的光晕。照片的角落里有几根电线杆的影子，像五线谱上的音符。
　　他把这张照片发给了简临。
　　过了一会儿，简临回了消息：“你怎么还没睡？”
　　“睡不着。”
　　“为什么睡不着？”
　　“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在想——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记得我？”
　　简临没有回这条消息。
　　江屿等了很久。
　　久到他以为简临不会回了。
　　然后屏幕亮了。
　　不是短信。
　　是来电。
　　简临打来的。
　　江屿按下接听键，把手机举到耳边。
　　“喂？”
　　“江屿。”简临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一头受了伤的野兽在低吼。那种声音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你再说一句我会死的话，我就从七楼跳下去”的、走投无路的、绝望的、歇斯底里的平静。
　　“你听好了。”
　　“我不会让你死的。”
　　“如果老天爷要你死，我就跟他打。”
　　“打到他让你活为止。”
　　江屿听着这些话，眼泪终于流了下来。在凌晨三点的月光下，在七楼阳台的寒风里，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苍白的脸颊往下流，经过颧骨，经过下颌，经过下巴尖，滴落在手机屏幕上，滴落在那张简临趴在课桌上睡觉的照片上。
　　“简临，你别跟老天爷打。”
　　“为什么？”
　　“因为你打不过他。”
　　“那我也要打。”
　　“你打不过他。”
　　“那我也要打。”
　　“你——”
　　“江屿，”简临的声音忽然碎了，像一面镜子从中间裂开，裂缝从中心向四周蔓延，细密的，不可逆转的，“你让我打。好不好？你让我打。就算打不过，也让我打。我不能什么都不做。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
　　他没有说下去。
　　但江屿知道他要说什么。
　　眼睁睁看着他死。
　　江屿把手机贴在耳朵上，闭上眼睛。月光落在他的睫毛上，把每一根睫毛都照得像银丝一样细。他听见简临的呼吸声——粗重的，急促的，像一个人在跑一场永远跑不到终点的马拉松。
　　“简临。”
　　“嗯。”
　　“你打吧。”
　　“我不拦你了。”
　　“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打不过的时候，你就回来。”
　　“我等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简临说了一个字：
　　“好。”
　　十二月七日，化疗后的第三天。
　　江屿的头发开始掉了。
　　不是“一缕一缕地掉”，而是“一碰就掉”。早上简临来的时候，江屿还睡着。他坐在床边，看着江屿的脸——那张脸比昨天又小了一圈，颧骨更凸了，眼窝更深了，下巴更尖了。他像一幅正在被橡皮擦掉的铅笔画，每一小时都在变得更淡、更浅、更接近白纸的颜色。
　　简临伸出手，想帮江屿把额前的碎发拨开。
　　手指碰到头发的那一瞬间，几根头发掉了。
　　不是“断了”，而是“脱落”了。带着毛囊，连着发根，像秋天从树枝上掉下来的枯叶，轻轻一碰就掉了。简临的手僵在半空中，看着那几根头发落在江屿的枕头上——黑色的，细细的，在白色的枕套上像几条弯弯曲曲的、干涸的河流。
　　他又碰了一下。又掉了。
　　又碰了一下。又掉了。
　　他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意识到——江屿的头发正在从他的头皮上脱落。不是“会掉”，而是“正在掉”。就是现在，就是这一刻，在他面前，在十二月七日的早晨，在这间白色的病房里。
　　江屿醒了。
　　他睁开眼睛，看见简临的手悬在他的额头上面，手指在发抖。他看了看简临的脸，又看了看枕头上的那些头发。
　　他明白了。
　　“开始掉了？”他问。声音很平静，平静到像是在问“今天下雨了吗”。
　　简临点了点头。
　　江屿坐起来，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手指插进发丝里，轻轻往外一拉——一把头发落在手心里。黑色的，细细的，像一捧被剪碎了的丝线。他看了看手心里的头发，又看了看简临。
　　然后他笑了。
　　“简临，你帮我把头发剃了吧。”
　　简临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我不会剃。”
　　“很容易的。用推子推就行。护士那里有推子。”
　　“我不想剃。”
　　“为什么？”
　　“因为——”简临的声音卡在喉咙里，“因为我还没看够你的头发。”
　　江屿看着他，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把简临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的头上。简临的手指插进江屿的头发里，感受到那些发丝在他的指缝间断裂、脱落、飘散。像沙子从指缝间流走，像水从掌心里漏掉，像时间从生命里溜走。
　　“你看够了，”江屿说，“你看了一百多天了。够了。”
　　简临的手指在江屿的头发里停住了。
　　“不够，”他说，“一辈子都不够。”
　　护士拿来了电动推子。
　　简临站在江屿身后，手里拿着推子，迟迟没有按下开关。江屿坐在椅子上，面前放着一面小镜子。他可以从镜子里看到简临的脸——那张脸皱成了一团，眉头紧锁，嘴唇抿成一条线，像是在做一件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你按啊，”江屿说。
　　简临按下了开关。
　　推子发出嗡嗡的声音，像一个愤怒的、被困在塑料壳里的小型发动机。简临把推子靠近江屿的头皮，第一缕头发落下来的时候，他的手猛地抖了一下。黑色的发丝落在江屿白色的病号服上，像一场无声的、黑色的雪。
　　一下。两下。三下。
　　推子在江屿的头皮上滑过，所到之处，头发纷纷落下。黑色的、细细的、曾经长在江屿头上的那些头发，一片一片地落在他的肩膀上、膝盖上、地上。它们曾经被风吹过，被雨淋过，被简临的手指穿过。它们曾经在十八梯的夕阳下闪着光，在南滨路的晚风中飘扬，在病房的白炽灯下安静地覆盖着那个少年的额头。
　　现在它们落了。
　　江屿一直看着镜子。他看见自己的头发一点一点地消失，看见自己的头皮一点一点地裸露出来——白得发青的头皮，上面有细小的、淡蓝色的血管，像一幅被画错了的、没有人会欣赏的地图。他看见自己的脸在头发脱落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清晰——眉骨的弧度，颧骨的高度，下颌的线条。没有头发的遮挡，他的脸终于完整地暴露在空气里，暴露在灯光下，暴露在简临的视线里。
　　他觉得自己很难看。
　　非常难看。难看到他想把镜子扣过去，难看到他想让简临出去，难看到他想把自己藏进被子里，藏到没有人能看见的地方。
　　但他没有动。因为他从镜子里看见了简临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有泪光。
　　但没有眼泪。
　　简临没有哭。他只是在很用力、很用力地看着镜子里的江屿，用力到像是在用目光把江屿的每一个细节刻进骨头里——眉骨的弧度，颧骨的高度，下颌的线条，头皮上那些细小的、淡蓝色的血管。
　　最后一片头发落下来的时候，简临关掉了推子。
　　病房里忽然变得很安静。
　　安静到能听见窗外的风声，能听见隔壁病房里心电监护的滴滴声，能听见护士站在走廊里走路的声音。
　　江屿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光头。白得发青的头皮。凸起的颧骨。凹陷的眼窝。深褐色的眼睛。苍白的嘴唇。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透过镜子，看着站在他身后的简临。
　　“丑吗？”他问。
　　简临看着镜子里的江屿。
　　镜子里的那个少年，没有头发，没有血色，没有多余的肉。他像一幅被简化到极致的素描——只有最基础的线条，最本质的形状，最纯粹的存在。
　　“不丑，”简临说，“你最好看。”
　　江屿笑了一下。那个笑容没有了头发的衬托，显得更加清晰、更加直接、更加没有任何遮挡。他的嘴角弯起来，眼睛弯起来，整张脸从“苍白的素描”变成了一幅“被点亮的水彩画”。
　　“你骗人。”江屿说。
　　“我没骗你。”
　　“你就是骗我。”
　　“我真的没骗你。”
　　“那你说，我现在哪里好看？”
　　简临弯下腰，把下巴抵在江屿的肩膀上，从镜子里看着江屿的脸。他的下巴有点重，压在江屿单薄的肩膀上，像一块温热的、会呼吸的石头。
　　“你的眉毛好看，”他说，“你的眼睛好看，你的鼻子好看，你的嘴好看。你的颧骨好看，你的下颌线好看，你的耳朵好看。你的头皮好看——你的头皮上那些血管，像地图。像一张只有我能看懂的地图。”
　　江屿的耳朵红了。
　　在光头的映衬下，那两只耳朵的红显得格外明显——从耳垂开始，蔓延到耳廓，到太阳穴，到脖子。像两朵在雪地里突然绽放的、不合时宜的红花。
　　“简临，你真的好烦。”
　　“我知道。”
　　“你烦死了。”
　　“我知道。”
　　“你能不能——”
　　“不能。”
　　简临从镜子里看着江屿，江屿从镜子里看着简临。两个人的目光在镜面里相遇，像两条从不同方向流来的河流，在这面小小的镜子里汇合、融合、合为一体。
　　“江屿。”
　　“嗯。”
　　“你光头也好看。”
　　“你再说一句我就信了。”
　　“那你信吧。”
　　“我信了。”
　　江屿笑着，从镜子里看着简临。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因为他今天已经哭过了。在凌晨三点的阳台上，在月光下，在电话里，他已经把这辈子的眼泪都哭完了。
　　剩下的日子，他想笑着过。
　　因为简临说过——他想看他笑。
　　那天晚上，简临走的时候，在江屿的枕头底下又塞了一件东西。
　　不是卫衣。
　　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江屿坐在病床上，光着头，身上穿着白色病号服。简临站在他身后，弯着腰，下巴抵在江屿的肩膀上。两个人在镜头里笑着——江屿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简临笑得露出了牙齿。
　　这张照片是今天下午，林嘉佑来探病的时候拍的。林嘉佑看到江屿的光头，愣了一下，然后说“卧槽，你光头比你留头发好看”。江屿被他说笑了，简临被江屿逗笑了，林嘉佑掏出手机抓拍了这张照片。
　　简临把照片洗出来，塞在江屿的枕头底下。
　　他想，江屿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脸埋进枕头里，就能看见这张照片。就能看见他们两个人笑着的样子。就能记住——在这个白色的、充满消毒水味道的、让人想要逃离的地方，也有过笑容。
　　江屿确实看见了。
　　简临走后，他伸手到枕头底下一摸，摸到了一张硬硬的、光滑的照片。他拿出来，借着床头小夜灯的光，看着那张照片。
　　他看着照片里光头的自己，看着照片里笑着的简临。
　　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凌晨。
　　江屿从枕头下面拿出那本日记，翻到新的一页。
　　他写道：
　　“今天头发掉了。”
　　“简临帮我剃的。他推第一下的时候，手在抖。他没有哭，但他抖得很厉害。像秋天最后一片叶子。”
　　“我以为我会哭。但我没有。”
　　“因为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光头了。光头哭起来不好看。我不要不好看。我要好看。因为简临说我好看。他说我光头也好看。他说我的头皮像地图，一张只有他能看懂的地图。”
　　“他说谎。我的头皮就是一块头皮。白白的，青青的，上面有血管。像一颗剥了壳的鸡蛋。”
　　“但他喜欢。”
　　“所以他没说谎。”
　　江屿写到这里，笑了一下。然后继续写：
　　“今天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我们两个的合照。我光头，他站在我后面，下巴抵在我肩膀上。我们在笑。看起来像两个很开心的人。”
　　“其实我不是很开心。”
　　“但那张照片里，我看起来很开心。”
　　“因为他在。”
　　“他笑的时候，我也会笑。”
　　“不是装的。是真的。”
　　“他笑，我就想笑。”
　　“他哭——他还没哭过。至少在我面前没有哭过。但我知道他哭过。因为他的眼睛有时候会红，鼻尖有时候会红，说话的时候声音会哑。那是哭过的痕迹。他以为擦干了就看不出来了。我全都看得出来。”
　　江屿的笔尖停了很久。
　　然后他写道：
　　“简临，你不要哭了。”
　　“我走了以后，你也不要哭。”
　　“因为哭了就不好看了。”
　　“你不好看了，下辈子我认不出你。”
　　“你一定要好看。”
　　“一定要让我第一眼就认出你。”
　　“一定要。”
　　他把日记合上，放回枕头下面。
　　然后把那张照片从胸口拿下来，放在枕头旁边。他侧过身，看着照片里简临的脸。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照片上，把简临的笑容照得发亮。
　　江屿伸出手，摸了摸照片上简临的脸。
　　“简临，”他轻声说，“明天见。”
　　窗外，月亮还挂在天上。
　　没有星星陪它。
　　它一个人。
　　同一片月光下。
　　简临躺在床上，手里握着那支江屿的笔。
　　笔杆上的贴纸已经有点翘边了，“活着”两个字被他的手指磨得有点模糊。他把笔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他想起今天江屿说的一句话——“我还没看够你的头发。”
　　他说的是“还没看够”，不是“还没看够你”。他说的是头发，不是人。
　　为什么？
　　因为说“还没看够你”，就是承认自己要走了。
　　说“还没看够你的头发”，就可以假装自己只是舍不得那个发型。
　　简临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那条裂缝好像变长了。从床头一直延伸到窗户，像一条干涸的、没有水的、被人遗忘的河流。
　　他忽然想起今天在病房里，江屿问他——“丑吗？”
　　他说“不丑”。
　　那是真话。他觉得江屿光头更好看了。因为没有头发的遮挡，江屿的脸终于完整地露出来了——眉骨的弧度，颧骨的高度，下颌的线条。每一根线条都干净利落，像一幅用最细的笔、最少的墨、最用心的力气画出来的工笔画。
　　但有一件事他没说。
　　他不敢说。
　　他不敢说的是——江屿剃了光头以后，看起来更像一个病人了。像一个真正的、住在医院里的、需要被照顾的、随时可能离开的病人。头发是少年人的标志，是生命力旺盛的象征。没有了头发，江屿看起来不像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更像一个正在被疾病缓慢吞噬的、脆弱的、透明的壳。
　　简临把笔握得更紧了。
　　“江屿，”他在黑暗中轻声说，“你问我丑不丑。”
　　“我说不丑。”
　　“那是真话。”
　　“但我没说的是——我害怕。”
　　“不是怕你丑。是怕你这个样子，会让我觉得你真的要走了。”
　　“我不想要你‘最好看’。”
　　“我想要你‘活着’。”
　　“哪怕不好看。哪怕你变得我认不出来。哪怕你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只要你活着。”
　　“只要你在。”
　　他把笔贴在嘴唇上，亲了一下。
　　笔杆是凉的。
　　像江屿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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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两点，护士来查房的时候，发现江屿的床头亮着那盏小夜灯。
　　他睡着了。
　　他的头靠在枕头上，光光的头皮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光。他的手里握着一把头发——黑色的，细细的，是他今天从自己头上梳下来的。他把它们握在手心里，握得很紧很紧，像握着一把再也回不去的夏天。
　　护士站在床边，看着他。
　　看着他的手心里那把黑色的发丝。
　　看着他的枕头旁边那张两个人的合照。
　　看着他的嘴角——那里有一丝很浅很浅的、没有完全收拢的、像在梦里遇到了什么好事才会露出的微笑。
　　护士轻轻地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他的肩膀。
　　然后她看见了床头柜上那张从病历本上撕下来的纸。
　　纸上写着一行字：
　　“护士姐姐，如果明天我不在了，请帮我把这封信转交给简临。”
　　信的下面，压着一个叠成方块的纸条。
　　纸条上写着四个字：
　　“简临亲启”
　　护士看着这封信，手开始发抖。
　　她没有打开。
　　她把信放回床头柜上，用江屿的手机压住。
　　然后她走出病房，轻轻带上了门。
　　走廊里很安静。
　　她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因为她知道，那封信里写着什么。
　　那是江屿的遗书。
　　他写好很久了。
　　就等着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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