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树下》冰秋海棠

19、四季 一直在，就

　　十月，A市的秋天来得猝不及防。九月的最后一天还是三十度的高温，十月一日一觉醒来，气温骤降到十五度。陆时雨站在宿舍窗前，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昨天还是绿的，今天一夜之间全黄了，像被人用黄色的颜料泼了一整夜。她盯着那棵银杏树，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沈砚清。
　　“A市的秋天，来得太快了。昨天还是夏天，今天就是秋天了。你那边呢？”
　　沈砚清回复得很快，快到像是手机一直握在手里。她发来一张照片——A大图书馆窗外的那排银杏树，也全黄了。照片的右下角不小心拍进了一个人的手，手很白，手指修长，无名指上有一颗小小的痣。陆时雨认得那只手，那只手写过日记本上的每一个字，发过每一条“到了吗”“到了”“想你了”“我也是”。
　　“我这边也是。一夜全黄了，像约好了似的。树和树之间是不是有联络方式？这棵黄了告诉那棵，那棵黄了告诉下一棵。一棵传一棵，一夜之间全黄了。”
　　陆时雨盯着这行字，嘴角弯起来。她打字：“也许有。树不会说话，但它们有别的办法。风是它们的信使，雨是它们的电话，阳光是它们的电报。风把花粉从这棵树吹到那棵树，雨把落叶从这棵树冲到那棵树的树根下，阳光让它们同时知道——秋天来了，该黄了。该黄的黄，该落的落，该等的等。树比人默契，它们不用说话也能交流。人不行，人必须说话，不说话就会误会，不交流就会疏远，不联系就会忘记。所以我们要每天说话，每天交流，每天联系。不能靠风，不能靠雨，不能靠阳光。靠自己。”
　　沈砚清发来一个省略号，然后是一句话：“陆时雨，你真的越来越会说话了。”
　　陆时雨把那行字看了三遍，存进了那个叫“海棠”的相册。相册里现在有三百多张截图了——沈砚清发过的每一条消息她都会截图。不是怕忘记，是怕手机丢了。手机丢了，这些字就没了。字没了，“想”的时候就没有东西看了。没有东西看，“想”就会慢慢变淡，变淡，淡到像一杯被冲了很多遍的茶。最后只剩下水的味道，没有茶的味道了。
　　十月，A市美术学院的画室里多了一把椅子，是陆时雨从家里带来的，折叠的，绿色的帆布面，铁管支架。不用的时候折起来靠在墙角，用的时候打开放在画架旁边。那把椅子不是给自己坐的，是给沈砚清坐的。每个周六的下午，沈砚清都会从A大走过来，十五分钟的路程，从银杏树大街走到美院东门，然后上三楼，左转第二间画室，推开门。陆时雨已经在里面了，画架上夹着一张新的白纸，笔筒里的铅笔削得尖尖的，那把绿色帆布面的折叠椅已经打开了，放在画架旁边，正对着窗户，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刚好落在椅子上。
　　沈砚清第一次来的时候，站在画室门口没有进来。陆时雨正在画画，画的是窗外那棵银杏树。十月的银杏树全黄了，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地上，落在画纸上，落在陆时雨的手背上。
　　沈砚清看着那双手——手指修长，指腹有茧，指甲剪得很短很整齐，手背上沾着几块颜料。她看了很久，久到陆时雨感觉到了她的目光，转过头来，四目相对。
　　“你来了？”
　　“嗯。”
　　“进来。”
　　沈砚清走进画室，看到那把绿色帆布面的折叠椅，看到椅子上放着一个坐垫，看到坐垫旁边放着一杯奶茶——原味三分糖双倍珍珠，是学校门口那家新开的奶茶店买的。她不知道那家奶茶店，不知道那家店的奶茶好不好喝。她知道的是陆时雨从A市美术学院走到那家奶茶店再走回来，来回要走二十分钟。二十分钟买一杯奶茶，放在那把椅子上，等她来。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沈砚清走过去，拿起那杯奶茶，吸管插好了，珍珠沉在杯底，奶茶是温的——不是热的，是温的。温的意思是放了有一会儿了，放在这里等了一段时间了。
　　“我不知道你会来。但我会等，等不到也没关系，明天继续等。明天等不到后天继续等，总有一天你会来的。你来了。”陆时雨看着她，嘴角弯起来，弯成一个好看的、笃定的弧度，“奶茶温了。不是刚买的，放了快一个小时了。我以为你一点到，结果你两点才到。迟到了一个小时。奶茶都等凉了，又热了一下。热完又凉了，又热了一下。热了好几次。”
　　沈砚清的眼眶红了。她端着那杯奶茶，坐在那把绿色帆布面的折叠椅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身上，把她的白T恤照得发亮。
　　“陆时雨。”
　　“嗯。”
　　“奶茶是热的。你不用热好几次，我迟到了是我的错。你等我就是了，不用等奶茶。”
　　“不行。奶茶凉了就不好喝了。你喝奶茶的时候眉头会皱，皱成一道浅浅的川字。我不想看到你皱眉，所以奶茶不能凉。”
　　沈砚清低下头喝了一口，原味三分糖双倍珍珠，珍珠很Q弹，奶茶不太甜。温度刚好——不烫嘴，不凉胃，刚好是她喜欢的温度。陆时雨热了好几次，热到刚好。
　　十月，A市音乐学院的琴房里多了一个人。不是叶知秋，是林砚舟。每个周日的下午，林砚舟都会从A大走过来，十五分钟的路程，从银杏树大街走到音乐学院大门，然后上四楼，右转第三间琴房，推开门。叶知秋已经在里面了，琴架在锁骨上，弓搭在弦上，正在拉一首曲子。不是《爱的礼赞》，不是那首没有名字的曲子，是新写的，写给林砚舟的。曲子的名字叫“银杏”。
　　银杏是A市最常见的树，比梧桐多，比海棠多，比任何树都多。A市的每一条街道两旁都种着银杏树，秋天的时候满城金黄，风吹过的时候，叶子像蝴蝶一样漫天飞舞。叶知秋第一次看到A市的银杏叶时，站在街边看了很久。然后他掏出手机给林砚舟发了一条消息：“学长，A市的银杏叶很好看。比海棠花好看。”林砚舟问他哪里好看，他说：“海棠花是粉白色的，温柔的，小心翼翼的。银杏叶是金黄色的，热烈的，明目张胆的。海棠花像你，银杏叶像我。”
　　林砚舟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回了一条：“你错了。海棠花像你，银杏叶像我。你温柔，小心翼翼，像海棠花。我热烈，明目张胆，像银杏叶。”
　　叶知秋把那行字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给那首新曲子取名为“银杏”。他写了很久——不是曲子难写，是感情太多。多到音符装不下，多到琴弦装不下，多到整间琴房装不下。他写了两个月，从九月写到十月，从夏天写到秋天。银杏叶从绿变黄，从黄变落。他写了无数个版本，删了写，写了删，反反复复。最后定稿的那个版本，只有四分二十秒。四分二十秒，比那首没有名字的曲子短了一秒。短的那一秒，不是音符少了，是停顿多了。停顿的地方，他在想林砚舟。想他从A大走过来要走十五分钟，想他走进琴房的时候头发会被风吹乱，想他坐在那把折叠椅上的时候会把卫衣的拉链拉到最上面。他把这些“想”都写进了停顿里，每一个停顿都是一次“我在想你”。
　　林砚舟每周日来的时候，叶知秋都会把那首曲子拉一遍。一遍就好，不多拉。因为这是专门拉给林砚舟听的，不是练习曲，不是考试曲，不是参赛曲。是“我给你写的，你听一下，不好听我改，好听我就继续写”的曲子。林砚舟每次听完都会说同一句话：“好听。不用改。”叶知秋每次都会问他：“哪里好听？”林砚舟每次都会回答：“哪里都好听。因为你拉给我听的，不是拉给评委听的。你拉给评委听的时候会紧张，手会抖，弓会压得太重。你拉给我听的时候不会。你拉给我听的时候手不抖，弓不压，音准得吓人。因为你不怕我，你怕评委。你不怕我，所以你拉得好。你拉得好，所以好听。”
　　叶知秋每次听完这同一段话，都会低下头，耳朵红得像银杏叶——金黄色的银杏叶不会红，但他的耳朵会。
　　十一月，A市下了第一场雪。不是大雪，是细细碎碎的、落在地上就化的、像白糖一样的小雪。陆时雨站在画室窗前，看着窗外的雪，掏出手机给沈砚清发了一条消息：“A市下雪了。很小，落在地上就化了，像你哭的时候眼泪还没掉下来就擦掉了。你哭的时候总是很快擦掉，不想让我看到。但我看到了，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到被你擦掉，需要零点五秒。零点五秒够了，够我看到了。我一直在看，零点五秒也看得到。”沈砚清的回复来得很快：“A大也下雪了。很小，落在地上就化了，像你说‘我想你’的时候声音很小，小到像蚊子叫。但我听到了，不是因为耳朵好，是因为你在想我的时候我会打喷嚏。不是真的打喷嚏，是在心里打。心里打了一个喷嚏，我就知道你想我了。”陆时雨盯着“心里打了一个喷嚏”这八个字，笑了。笑着笑着打了个喷嚏，旁边画画的程晚晚被她吓了一跳：“怎么了？感冒了？”“没有，有人在想我。”“谁？”“你不认识。”
　　十二月，期末。沈砚清在图书馆里泡了整整一个月，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背笔记、写论文。A大的图书馆比城南一中的图书馆大很多，有好几层楼，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藏书。沈砚清最喜欢的是四楼靠窗的位子——不是因为她喜欢那个位子的光线，是因为从那个位子的窗户看出去，能看到A大的东门。从东门出去，左转，走过一条种满银杏树的大街，再右转，走一段上坡路，就到了美院大门。她看不到美院，看不到陆时雨，但她知道陆时雨在那个方向。在银杏树大街的尽头，在上坡路的顶端，在画室里，在画架前，在画画。在画她。
　　陆时雨也在期末。美术学院的期末不是写论文，是交作品。水彩专业的期末作业是五幅水彩画，题材不限，技法不限，尺寸不限。唯一的要求是——“画出你这学期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陆时雨想了很久，“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调色的技巧？是构图的章法？是光影的处理？是透视的准确？她想了很久，画了五幅画。第一幅是城南一中的海棠树，春天的，开满了粉白色的花，树下站着两个女孩，背影，看不清脸，但能看清她们的头发被风吹在一起。第二幅是那面墙上的海棠树，喷漆画的，深褐色的树干，墨绿色的树冠，鼓鼓囊囊的花苞，树干下方有一行小字——“等海棠花开的时候，我会回来。”第三幅是沈砚清站在A大校门口的银杏树下，秋天的，银杏叶全黄了，落在她肩膀上、头发上、脚边。她站在那里等一个人，等的那个人在画外面，在看她。第四幅是海，岚城的海，深蓝色的、墨蓝色的、蓝到发黑的、像一块巨大的会呼吸的蓝宝石的海。海面上有四个人的背影，她们站在船舷边看着远方，远到看不到岸的地方。第五幅是沈砚清的侧脸，不是任何季节，不是任何地点，不是任何特定时刻。只是她的侧脸——她的睫毛弯成月牙形，她的鼻梁高挺，她的嘴唇微微抿着，她的手在翻书页，书页的一半被阳光照亮，一半在阴影里。这五幅画放在一起，就是她这学期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调色，不是构图，不是光影，不是透视。是“人”。是沈砚清这个人。是她这个人带给她的所有东西——等待，勇气，方向，海，还有未来。
　　期末作业交上去的那天，陈怀远——不，不是陈怀远，陈怀远是特训班的老师。陆时雨现在的老师姓王，叫王明远，四十多岁，水彩画家，圈内小有名气。他看了陆时雨的五幅画，沉默了很久。沉默到陆时雨以为他要说“你画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但他没有。他说：“陆时雨，你画的是谁？”陆时雨说：“我喜欢的人。”王明远看着她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她愣住的话：“那她知道你喜欢她吗？”陆时雨想了想：“知道。因为她的日记本里也写了我。”王明远笑了，笑得很轻很轻，笑里带着一种“果然如此”的了然。“画得很好。不是因为技法好，是因为真。真的感情，真的喜欢，真的‘我知道她知道我喜欢她’。这种‘真’，比任何技巧都值钱。技巧可以学，‘真’学不来。你有别人学不来的东西，好好珍惜。”
　　一月，寒假。四个人回了城南。不是约好的，是自然地回了。沈砚清要回家陪妈妈过年，林砚舟要回家陪妹妹过年，叶知秋要回家陪妈妈过年，陆时雨要回家陪妈妈过年。四个不同的理由，同一个目的地——城南。城南还是那个城南，小县城，灰扑扑的，冬天冷得要死。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幅用碳笔勾勒的素描。那棵海棠树也光秃秃的，叶子落尽了，花苞还没长出来，站在冬天的风里，沉默得像一个不会说话的人。沈砚清站在树下看了很久，然后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陆时雨。配文只有一句话：“它还在。我们也还在。”陆时雨回复：“树在，我们在。树不会走，我们也不会。树在这里站了六十年，等每一个春天。我们等了快一年半了，等每一个见面的日子。树等得到春天，我们也等得到见面的日子。快了，快了。”
　　二月，春节。沈砚清给陆时雨发了一条消息：“新年快乐。今年是我们在A市的第一个春节，不能在A市过了，但明年可以。明年我们在A市过年，不在城南。去A市最大的商场买年货，去A市最好的餐厅吃年夜饭，去A市最高的楼顶看烟花。你画画，我写字。你画烟花，我写‘新年快乐’。写完了贴在你画旁边，就是一幅合作画。”陆时雨盯着“合作画”三个字，嘴角弯起来，弯成一个好看的、浅浅的弧度。她打字：“好。明年我们在A市过年。你写字，我画画。字写丑了没关系，我的画会帮你遮住。画没画好也没关系，你的字会帮我盖住。我们互相遮丑，互相盖短。谁也不嫌弃谁。”
　　三月，海棠花开了。不是城南一中的那棵，是A市美院门口那棵。去年陆时雨刚到特训班的时候，从画室窗户看到那棵海棠树，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沈砚清：“省城的特训班窗外，也有一棵海棠树。”沈砚清问她比我们学校那棵大吗，她说“小一点，但很像。像你推眼镜的样子，我说不上来哪里像，但就是像。”一年过去了，那棵海棠树长大了。不是树干变粗了，不是树枝变长了，是花开得更多了。去年的花苞稀稀拉拉的，今年的花苞密密匝匝的，挤满了枝头，像一群迫不及待要看世界的孩子。
　　陆时雨站在树下，仰头看着那些花苞，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沈砚清：“A市的棠花也开了。和去年同一天，三月一日，和城南那棵同一天。树和树之间有联络方式，花和花之间也有。它们约好了同一天开，同一天落，同一天等下一个春天。我们也约好了，同一天见面，同一天分开，同一天等下一次见面。”
　　沈砚清回复：“约好了。三月一日，海棠花开。你在美院门口的那棵下，我在A大图书馆窗前的那棵下。我们看着不同的树，想着同一个人。这就是‘在一起’——不是在同一棵树下，是看着不同的树，想着同一个人。”
　　四月，陆时雨画完了第一百七十七张沈砚清。不是坐在画室里画的，是坐在A大图书馆四楼靠窗的位子上画的。沈砚清坐在她对面，面前摊着一本现代文学史，手里拿着笔在划重点。陆时雨画的是沈砚清低头划重点的样子——睫毛弯成月牙形，嘴唇微微抿着，眉头微微蹙着，笔尖在书上移动，一行一行，不紧不慢。
　　第一百七十七张了。从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七个月，将近两百张。每一张都不一样——侧脸、正脸、背影、看书的样子、喝奶茶的样子、站在校门口等她的样子、坐在画室里阳光落在她身上的样子。每一个沈砚清都不一样。因为沈砚清每天都在变，每天都不一样。昨天看的书和今天看的书不一样，昨天扎的马尾辫和今天扎的马尾辫不一样，昨天笑的弧度和今天笑的弧度不一样。她每天都不一样，所以陆时雨每天画的她都不一样。
　　沈砚清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正好对上陆时雨的目光。笔尖在纸面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滑动。
　　“你又在画我？”
　　“嗯。”
　　“第几张了？”
　　“一百七十七。”
　　沈砚清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放下笔，把那本现代文学史合上。
　　“陆时雨，你画了我快一年了。不腻吗？”
　　“不腻。因为每一张都不一样。第一张你还在高中的图书馆里看数学题集，第一百七十七张你在大学的图书馆里看现代文学史。第一张你离我半米，第一百七十七张你坐我对面。第一张我画你的时候心跳加速，第一百七十七张我画你的时候心跳还是加速。一样快，一样重，一样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一张都没少，一次都没落下。”
　　沈砚清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陆时雨握着笔的手。
　　“陆时雨。”
　　“嗯。”
　　“你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
　　“因为你是沈砚清。”
　　“沈砚清有什么特别？”
　　“特别到值得我画一辈子。”
　　沈砚清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低下头用手背擦掉，然后抬起头看着陆时雨的眼睛。
　　“陆时雨。”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等你那么久吗？不是因为你画了我一百七十七张，是因为你是陆时雨。陆时雨有什么特别？特别到值得我等一辈子。你说的，一辈子。你说的，画一辈子。你说的，每年都看。你说的，我在。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记得比专业课还牢。因为你的话比课本重要，课本会忘，你的话不会忘。”
　　陆时雨看着她，看着她的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又被她用手背快速擦掉，零点五秒。零点五秒够她看到了，看到了，就记住了。记住了，就画下来了。画下来了，就不会消失了。不会消失的东西，叫永远。
　　五月，A市的银杏树绿了。不是黄了，是绿了。五月的银杏叶嫩绿嫩绿的，薄薄的，透光的，阳光一照几乎是透明的。叶知秋站在音乐学院门口的银杏树下，手里拿着手机在看消息。林砚舟发来的——“今天下课早，我去找你。十五分钟，从A大东门出去，左转，走过银杏树大街，再右转，上坡。你在树下等我，别乱跑。乱跑我找不到你。”叶知秋盯着“别乱跑”三个字，嘴角弯起来。他打字：“不乱跑。在树下等你。你来不来我都在，你来了我高兴，你不来我等。等到你来。”
　　林砚舟到的时候，叶知秋果然在树下。靠着树干，双手插在口袋里，头微微仰着，看着头顶的银杏叶。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的脸上，把他整个人照得像一尊白玉雕塑。林砚舟站在远处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走过去。
　　“叶知秋。”
　　叶知秋转过头看着他，嘴角慢慢弯起来。
　　“学长。”
　　“等多久了？”
　　“不久。你说十五分钟，我就等了十五分钟。多一秒都没等。”
　　“骗人。你的耳朵红了，每次等久了耳朵就会红。等十五分钟不会红，等一个小时才会红。你等了一个小时。”
　　叶知秋的耳朵更红了，从耳尖红到耳根，从耳根红到脖子。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等过。等一个人等了八年。八年里每次等久了耳朵也会红。红的地方一样，红的程度一样，红的原因也一样——因为想那个人了。想得越久，越红。你等了我一个小时，想了我一个小时。你的耳朵红了，我的耳朵也红了。”
　　林砚舟的耳朵确实红了。叶知秋看着他那双红透的耳朵，嘴角的弧度怎么都压不下去。他伸出手，握住了林砚舟的手。十指相扣，掌心贴着掌心。
　　五月的银杏树下，两个耳朵红透的少年，十指相扣。
　　六月，高考一周年。沈砚清在日记本上写下新的一页：“六月七日，去年今天，我们高考。你在三楼，我在二楼。我们在同一栋楼里答同一份试卷写同一个题目。作文题目是‘等待’。你写的是‘我等她抬头看我一眼，等了三个月。她抬头了，看了我一眼。’我写的是‘你在等我，我也在等你。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地方等同一朵花开。’一年过去了，花开了又谢了，谢了又开了。我们还在等，等的不是花开了，是‘每年都能看到花开’。每年都能看到，就不用等了。因为每年都能看到就是每天都在等。等下一个春天，等下一朵花开，等下一个‘你来了’‘画呢’‘在包里’‘你在心里’。这种等不是煎熬，是把每一天都过成‘离再见又近了一天’。”
　　六月，林砚舟在A大的操场上打篮球。叶知秋坐在看台上，怀里没有琴——琴在琴房里，今天没带来。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来看喜欢的人打篮球的人。球场上的林砚舟穿着白色背心，黑色短裤，白色运动鞋。汗水把他的头发打湿了，几缕碎发贴在额头上。他运球、过人、上篮，动作流畅得像一首曲子——有快板，有慢板，有高潮，有尾声。叶知秋看着他在球场上奔跑的样子，忽然想起小学五年级第一次看到林砚舟拉小提琴。那时候的他也像现在这样——专注、投入、发光。不一样的是，那时候他手里的是琴弓和琴弦，现在他手里的是篮球。一样的是，他在发光。九岁的林砚舟在发光，十九岁的林砚舟也在发光。叶知秋从九岁看到十九岁，看了十年，还在看。越看越亮，越看越舍不得眨眼。
　　中场休息，林砚舟跑到看台前，仰头看着叶知秋。
　　“你怎么不带琴？今天不练？”
　　“今天不练。今天只看你打球。你打球的时候比拉琴的时候好看。”
　　“拉琴的时候呢？”
　　“拉琴的时候也好看。打球的时候是‘好看’，拉琴的时候是‘好好看’。多一个‘好’字。”
　　林砚舟笑了。笑得很轻很轻，但笑里有汗水的咸味和阳光的温度。
　　“叶知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跟砚清学的。她写日记，我也写日记。她写‘陆时雨的名字像夏天的雨’，我写‘林砚舟打球的样子像拉琴’。她写‘我在等你’，我写‘我在看你’。她写‘每年都看’，我写‘十年了还在看’。”
　　林砚舟看着他，眼眶红了。不是哭了，是汗流到眼睛里了。他说是汗，叶知秋知道不是。但他没有拆穿。
　　“学长。”
　　“嗯。”
　　“汗流到眼睛了，擦擦。”
　　叶知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递给他。林砚舟接过去擦了一下眼睛，纸巾湿了，分不清是汗还是泪。
　　“擦完了。看得清了。看清你了。”
　　九月，开学。大二了。陆时雨拖着行李箱站在A市美院门口，仰头看着门头上那行字。和去年一样——灰色的石头，黑色的隶书，石头上的青苔比去年多了一些。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沈砚清。配文只有一句话：“去年今天，我站在这里，心里想的是‘能去了，能和你去同一个城市了’。今年今天，我站在这里，心里想的是‘能回来了，能和你去同一个学校门口等你了’。去年等的是‘能去’，今年等的是‘能回’。能去，能回，能等。这就是我们。”
　　沈砚清回复：“去年今天，我站在A大校门口等你。你说‘到了，在你校门口’，我从图书馆跑出来，跑得很快很快，快到鞋子差点掉了。到了校门口，你站在那里，背着画筒，拉着行李箱，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你看到我，笑了。你说‘你瘦了’，我说‘你也是’。那是我们第一次在A市见面。不是城南，不是高铁站，是A大校门口。那个地方我每天都会经过，每天都会想起你。想起你站在那里，背着画筒，拉着行李箱，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那个样子，我看一次就记住了。看了快一年了，还在看。”
　　陆时雨站在A市美院门口，阳光落在她身上，把她的头发照成栗色，把她的白T恤照得发亮。她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上那行“看了快一年了，还在看”，嘴角弯起来，弯成一个好看的、笃定的弧度。
　　九月，他们在A市的第二个秋天，银杏树又黄了。和去年一样，一夜之间全黄了，像约好了似的。陆时雨站在美院门口的那棵银杏树下，看着满树金黄的叶子，想起去年九月沈砚清说过的“树和树之间是不是有联络方式”。她当时回答“风是它们的信使，雨是它们的电话，阳光是它们的电报”。一年过去了，她站在另一棵银杏树下，想着同一个人，说着同一句话——
　　“沈砚清，树和树之间有联络方式。人和人之间也有。我们的信使不是风，是画。我们的电话不是雨，是日记。我们的电报不是阳光，是‘我在想你’。每天都有信使经过，每天都有电话响起，每天都有电报送达。只是有时候我们没听到。听到了就回一句‘我也在想你’。没听到也没关系，明天还会再来。信使每天都会经过，电话每天都会响起，电报每天都会送达。只要你还在，只要你还在等。”
　　她按下发送键，把这段话发给了沈砚清。然后收起手机，转身走进校门。银杏叶在她身后飘落，一片一片，金黄色的，像一封一封的信。信上没写字，但收信的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是“我在”。是“我到了”。是“我想你”。是“我也是”。
　　这一年，她们从大一走到了大二，从陌生人走到了彼此心里最深处。日记本写了一本又一本，画了一百七十七张还会继续画下去，琴声从城南飘到了A市，十指相扣的手再也没有松开过。海棠花开了又谢，银杏叶绿了又黄，海边的日出每天都是新的。她们也是——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旧的。新的是日子，旧的是人。人没变，一直在。一直在，就是最好的“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