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态》一五三七零

8、民国二十五年 他不是不爱

　　南方暮春的雨，一下就是半月，绵绵地渗进青石板，渗进墙缝，渗进人的骨头缝里。潮气淤在街巷，散不掉。
　　老槐树底下，面摊的铁锅里煨着清汤，蒸汽刚浮起来就被冷雨打散。阿兰指尖沾着干粉，揉着面团，一抬眼就看到巷口墙边躺着个人。她心里暗暗呸了一口。大清早刚开摊就撞上这种事，晦气。手上使劲揉了两下面团，心思总往墙根那边飘。探头飞往两头瞟了两圈，见没有过路的人，就小步蹭过去。
　　只见那人倒在地上，脸烧得通红，嘴唇干得起了皮，额角的血混着雨水糊在半边脸上，眼睛紧紧闭着。身上的袍子泡透了泥，扯出几道口子，腕上还扣着一块金属表带。这东西，她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之前在街上看到那些老爷太太戴过，好像挺值钱的。要是撸下来拿去当铺卖掉，应该是够买好几天米了，没准还能买些毛线回来打毛衣穿。
　　阿兰迟疑了一下，几秒后，伸过去一根手指，凑到那人鼻下试了试。她咬咬牙，伸手去抠他腕上那块表带，不懂怎么解开卡扣，胡乱扯来扯去。冷不丁，听到一声闷咳。阿兰浑身一哆嗦，手赶紧缩回来。那男的眼神发虚，许是烧得看不清。她脑子里瞬间闪过会被抓去坐牢的念头，脸上仓促堆起一副为难又好心的样子，声音都有点发飘：“你、你醒了？大冷天的怎么躺地上了。再这么烧下去，脑子八成得烧傻。我家离这里不远，还有一间破杂物房，要不你过去住几天？”
　　话刚说完，阿兰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死嘴，脑子一急就乱说。现在赖都赖不掉了。
　　阿兰原本是打算意思意思一下让他住一两天然后找个理由，把那人撵出去。可他烧得昏昏沉沉，脸一直烫得吓人。她心里又犯嘀咕，这时候把人推出去的话，万一他死在路边，回头变成厉鬼来找她算账，那可不得了，还是先留几天再说吧。
　　又过了几日，那人的烧退下去不少，能下地走动了。平时会主动搬面粉、收拾面摊、刷洗大锅、劈柴、搭棚子。阿兰琢磨着其实留他下来，顶多添一碗面汤的事，还不用给工钱。
　　那人长得也是真好看，眉眼整齐，和街上那些糙汉子不一样。等他开口说话，声音嗓音清亮，听着很舒服。
　　阿兰喜欢听那人讲一个叫北平的地方。那是她没见过的世界，那里好多高高的楼，冬天还会下雪，还有好多像那人一样读过书，上过学的人。那人姓林，叫林征。家住在西四牌楼那一片，路口立着四座大木牌楼，大门宽宽大大的。
　　阿兰喜欢听他说，也喜欢说给他听。跟他讲面摊的生意好，讲雨后墙根冒出来的小蘑菇，讲吃面的客人大方，多给了两个铜板。渐渐的，也愿意偶尔讲一些烦心事。反正说了也没用，说一遍还得再烦一遍。
　　元宵下午，阿兰提着篮子，哼着歌回来。隔壁王阿婆给了她一把荠菜，今晚可以煮热乎乎的荠菜豆腐汤。到家一看，屋里没人，桌上留了一张条子。阿兰不认字，不过纸上也没写有字，只画了东西。她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那人走了。
　　在那之后第三天，一伙恶霸找上了这条街。七八个人拎着木棍，腰里别着短刀，一路骂骂咧咧闯进来。挨家拍门要钱，开门慢了，抬脚就往门板上猛踹。谁家拿不出钱，就直接往屋里冲，米缸里的粮食全部舀走，衣物被褥随手一卷。他们走到阿兰的面摊跟前，一棍子横扫过去，直接打翻煮面的铁锅，滚烫的汤水泼在地上滋滋冒烟。剩下的面粉袋子被刀子划开，白面粉撒得满地都是。搭棚的竹竿挨个折断，案板被劈出裂口。领头的放了狠话，三天之后再来，拿不出钱，就拆房子抓人。整条巷子哭喊声、求饶声混在一起，没人敢真的上去阻拦。
　　等恶霸一行人背着搜刮来的粮袋、裹着抢到手的衣物，骂骂咧咧扬长而去，街上只剩下遍地狼藉和此起彼伏的抽泣声。大家凑在一起低声商量，打算收拾剩下一点零碎东西，回乡下避难。同乡的李婶问阿兰要不要跟着一块走。阿兰犹豫了。去乡下，日子是能熬，但一眼望得到头。不如去北方，去北平，那个她没见过的新天地。也许能有她落脚的一片屋瓦，也许能见到那个人。
　　路上她不止一次走错岔路，钱也被人骗走了大半，跌跌撞撞耗了好几个月才到北平城。踏进城门的时候，衣衫早就磨得起了毛，裤脚沾着一路的泥污，手脚冻得红肿开裂。阿兰心里还存着一点念想，以为那人说的新天地总会不一样，连空气都该清爽几分。可入眼依旧是破落的胡同，路边百姓个个面黄肌瘦，车在街上横冲直撞，扬起漫天灰土。这里和南方那个遭了劫难的小镇原是一样的，只是城池更大，寒风更刺骨，人站在这里，越发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阿兰凭着记忆里那个模糊的地址，逢人就打听西四牌楼的位置。城里街巷纵横交错，好多地名听着差不多，她记不得具体地址的门路了，找起来格外费劲。一路问到那扇朱漆大门跟前，门扇厚重，院墙高得望不见里头。她抬手拍了拍身上的灰，又拢了拢散乱的头发，虽然这样也干净不到哪里去。走上前，敲了门上的铜环。开门的是府上的家丁，上下扫了她一遍，脸色不耐。还没等她开口问话，院子里面响起鞭炮声，一堆人说着恭喜的话，热闹得很。
　　家丁摆着手赶她：“快走快走，今天府上大喜，少爷成亲，别在门口碍眼。”
　　阿兰心里一紧，急忙开口:“你家少爷叫什么名字？”
　　家丁不耐烦地回她：“林铮。”
　　阿兰一下子僵住，顺着门缝往里看。廊下挂着红绸，一个穿大红喜服的背影站在人群当中，周围的人不停向他道喜。
　　家丁见她站着不动，皱紧眉头，从怀里摸出几块银元，一把塞到她手里：“拿着钱赶紧离开，别在这儿逗留，冲撞喜事。”
　　银元冰凉，沉甸甸硌着手心。她不想接下家丁用来打发她的喜钱，可又不能不收。身上真的已经没什么钱了，不收的话，以后吃什么，住什么。攥着几块冰凉的银元站在北平陌生的街上，她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心里那一处地方碎了。有对“爱情”的嘲弄，但更多的，是一种更深、更彻底的幻灭。
　　原来他从前说起的那个光明又有盼头的新天地，和她从前待的地方没有两样。她翻山越岭、拿性命去赌的东西，到头来只是一场空。而她呢？她所有的挣扎在这堵高墙面前都显得如此可笑。她以为自己至少是个值得被正视的“人”，结果只是别人大喜日子里一个需要被用钱打发掉的“晦气”。可是她太懂了，眼泪和道理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阿兰接下了那笔屈辱的“喜钱”。为了活着，她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卖面。那几块“喜钱”，是她用全部尊严和幻想换来的本钱，她必须让它生出活路。
　　后来又过了几年，经人撮合，阿兰嫁了一位在小学堂教书的先生。他是一个寡公，身子弱，看中她那股能从废墟里把自己扒出来的韧劲儿。而她，也想寻一处可以挡风遮雨的屋檐。虽然他家里穷，可先生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一层庇护，能帮她躲开不少地痞、官差的骚扰。二人谈不上什么情爱，就像荒野里两种不一样的动物，受不住寒气，挤在同一个洞穴里，靠着彼此的体温勉强度日。他性子沉默，她也不爱多说。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回到同一间屋子，一盏油灯底下，他批改学生的作业，她缝补衣物，互不打扰。
　　日子像磨盘一样，一圈圈重复地转。她渐渐不再想起以前的事，不再想那个冬天和那场婚礼。不是忘了，只是生活太忙，忙得连难过的时间都没有。乱世里，能活着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运气。
　　结婚的第十个年头，阿兰的老公就病死了。阿兰独自一人，辛辛苦苦将三个孩子拉扯长大。一晃就是四十年。七十六岁的她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人老了，落叶归根，总想回南方看看。后来孙子陪着她南下，走了不少地方，沿路逛到了烈士纪念馆。在陈列的老照片里，她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又陌生的人。
　　旁边有遗物，是一份家书。里面写着“父母亲大人膝下：战事紧迫，儿一切安好，唯任务在身，恐难返家参与弟弟林铮婚仪，深以为憾。另有一事相托，南方曾救我之女子阿兰，孤苦无依，性情坚韧。若她北上至平，望家中念其恩情，代为照拂。儿，林征，顿首。”
　　民国二十五年。林铮婚仪。
　　那个她透过门缝看到的喜庆背影，那个让她心碎神伤、接过“喜钱”的背影，原来从头到尾，都不是林征。
　　他原来不是不爱她，只是死了。而她这一生都在拼命活着。
　　阿兰看着纪念馆里那些年轻而陌生的面孔，他们和林征一样，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新天地”的理想，死在了最好的年纪。而她，和这片土地上无数像她一样没有名字的百姓，他们的理想微不足道，仅仅只是“活着”。林征为了他的理想死了，她为了她的理想“活着”挣扎了一生。他们走的看似是完全不同的路，却都被同一个时代的洪流，冲得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