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记沙溪往事》兔飞飞铁拳

9、第八章 马福堂和马在田 【一】

　　【一】
　　马福堂这个人，沙溪河两岸的人都叫他“面团团”。
　　这个诨名不是骂人的，是形容他的脸。他的脸圆滚滚的，像发过了头的面团，肉把五官挤得只剩下几条缝——眼睛是两条缝，嘴巴也是一条缝。笑的时候，缝弯起来，脸上的肉堆上去，把眼睛挤得更小了，像两个指甲掐出来的印子。他随时随地都在笑——跟有钱人笑，跟穷人也笑；跟当官的笑，跟种田的也笑；人家求他办事他笑，他求人家办事他也笑。沙溪人说他那张脸是“糍粑脸”——你打他一拳，拳头陷进去，手拔出来，脸又弹回原样，连个印子都不留。
　　但马福堂不是糍粑。糍粑是软的，马福堂是外软里硬。他那张笑脸底下，藏着一把算盘。算盘珠子被他拨了几十年，拨得油光水滑，一颗是一颗，从不拨错。
　　他是马家坡的保长。
　　保长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沙溪河两岸，保长就是土皇帝——派捐派税、抽丁拉夫、调解纠纷，都归他管。马福堂当保长当了十几年，从民国二十几年当到解放。十几年里，沙溪河两岸的保长换了好几茬——有的被土匪打死了，有的贪污被撤了，有的自己不想干了。只有马福堂，像金匣潭里的石头，水涨水落，他都在那里。
　　他当保长的诀窍就一个字：笑。
　　上面派下税来，他笑眯眯地挨家挨户收。交得起的，他笑眯眯地收了，记在账本上，一笔一划清清楚楚。交不起的，他也不逼，笑眯眯地说：“先欠着，有了再还。”然后从自己口袋里先垫上。垫完了，他也不催。但欠了债的人，心里就亏了他一份情。这份情，比债还重。到了农忙的时候，欠债的人主动来帮他干活——不要工钱，只管饭就行。马福堂笑眯眯地应了，饭管饱，菜里有肉。干活的人吃了他的肉，心里更亏了。下回他再开口，没有人会拒绝。
　　这是他的本事——他把算盘珠子拨在人心上。
　　上面派下壮丁来，他笑眯眯地拿了名册，在祠堂里坐一天。来求情的排着队，有送鸡的，有送腊肉的，有送银元的。他笑眯眯地收了，把名字从名册上勾掉。收了多少，勾了多少，他心里有一本账，比镇公所的账本还清楚。实在躲不过去的，他就从最穷、最没门路的人家里抽。那些人送不起礼，也闹不起事。抽了也就抽了，只能认命。马福堂亲自把壮丁送到广纳场，临别的时候从兜里掏出两块银元，塞进壮丁手里。壮丁的爹娘跪下来给他磕头，他把人扶起来，笑眯眯地说：“莫这样。都是乡里乡亲的。”
　　两块银元买一条命，还赚了一跪。
　　他就是这么个人。
　　【二】
　　马福堂的家业，是他爹马老爷子手里攒下的。
　　马家在马家坡住了五代，代代都是庄稼人。到了马老爷子这一代，靠着勤俭和精明，攒下了几十亩田。马老爷子临死的时候，把马福堂叫到床前。老爷子躺在门板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脸上蒙着一层灰气。他拉着马福堂的手，手冰凉冰凉的，像冬天的河水。
　　“福堂，我留给你三十亩水田，二十亩旱地，一片山林。够你吃一辈子了。”老爷子的声音沙沙的，像风吹枯叶。“但你记住，田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田养不活活人。你得让田生钱，钱生田，田再生钱。”
　　马福堂跪在床前，握着爹的手。“爹，我记住了。”
　　马老爷子点了点头，手松了。
　　马福堂记住了爹的话。他接手家业以后，头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余粮拿出去放债。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他把粮食借给缺粮的佃户，借一斗还一斗二。秋天收了粮，他把本息收回来，粮仓比原来还满。他把多出来的粮再借出去，利滚利，粮滚粮。几年下来，他家的粮仓从一个变成了两个。
　　有了粮，他开始买田。谁家遭了灾，谁家有人生病，谁家欠了赌债，他就笑眯眯地揣着地契上门了。他不逼人，坐在人家堂屋里，端着茶碗，慢悠悠地说话。说话的时候脸上始终挂着笑，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跟你商量一件互惠互利的事。说到最后，人家在卖地契上按了手印，他还拉着人家的手说：“莫难过。地还是你种，交租子就行。”人家感激涕零，把他送到门口，望着他的背影，觉得这保长真是个好人。
　　回头一想，地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马福堂就这样，把马家坡的田一块一块买进来。到解放前夕，他名下的田已经有一百多亩，遍布马家坡、王坪、广纳场，最远的到了沙溪嘴。他把田租给佃户种，收五成租子。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他笑眯眯地减一成，佃户们感激得给他磕头。但他们没算过账——减了一成，还有四成，而他们的汗水浇出来的粮食，六成归了别人。
　　白有田就是他的佃户之一。白有田种了马福堂家十几亩田，每年收了粮，先交五成给东家，剩下的五成养活自己。白有田一个人，本来也够吃了。但他交完租子，还要还春天借的粮——春天借一斗，秋天还一斗二。还来还去，剩不下多少了。他一年到头吃苞谷糊糊，过年都吃不上一顿白米饭。他的偏屋是猪圈旁边搭的棚子，四面透风，冬天冷得像冰窖。他给马福堂当了二十年长工，从二十岁当到四十岁，背驼了，手糙了，脚板上全是裂口。他没有婆娘，没有娃儿，没有自己的田，没有自己的屋。他什么都没有。
　　马福堂对他笑眯眯的。每年除夕，马福堂把白有田叫到家里，让他坐上桌，给他夹一块腊肉。腊肉切得厚厚的，肥肉透亮，瘦肉红艳艳的。白有田端着碗，不敢动筷子。马福堂笑眯眯地说：“有田，吃。这一年辛苦你了。”白有田把腊肉塞进嘴里，嚼着，嚼出咸味、烟熏味。他的眼圈红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他突然想到，这是他一年里吃到的唯一一块肉。
　　马福堂看着他红眼圈，笑眯眯地又夹了一块。
　　这就是马福堂。他让你觉得自己欠他的，而不是他欠你的。
　　【三】
　　马福堂的婆娘姓潘，是广纳场潘家药铺的女儿。潘氏嫁过来的时候十九岁，圆圆的脸，圆圆的身材，跟马福堂站在一块，像两个面团挨在一起。她性格温顺，马福堂说啥子是啥子，从来不顶嘴。她给马福堂生了三个娃儿——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儿子叫马在田。
　　马在田是马福堂三十岁那年得的，老来得子，金贵得很。马福堂把他捧在手心里养大——吃最好的，穿最好的，读最好的书。马在田七岁开蒙，马福堂专门从广纳场请了一个老先生来家里教。老先生姓吴，教了几十年私塾，白胡子飘在胸前，走路慢吞吞的。他住在马家厢房里，每天教在田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在田聪明，记性好，教一遍就能背。吴老先生捋着胡子说，这娃儿是读书的料。
　　马福堂笑眯眯地听着，赏了吴老先生两块银元。
　　在田十二岁那年，马福堂把他送到通江县城读高小。马家坡的人都说，马福堂疯了——一个保长的儿子，读那么多书做啥子？将来继承家业，认得几个字、会算账就行了。马福堂笑眯眯地听着，不说话。他心里有自己的算盘：他这辈子当保长，说到底还是个土财主，在沙溪河两岸算个人物，出了沙溪就什么都不是。他不想让儿子也这样。他要让儿子走出去，当大官，光宗耀祖。
　　在田在县城读了三年书，眼界开了。他放假回家，穿着一身学生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带着县城口音，把“做啥子”说成“做什么”，把“没得”说成“没有”。马家坡的娃儿们围着他看，像看西洋镜。马福堂坐在堂屋里，看着儿子的样子，笑眯眯地抽烟。他的眼睛在烟雾后面发着光——那是他这辈子投得最得意的一笔资。
　　在田十八岁那年，马福堂又把他送到了成都，读省立师范学校。师范是官费，不要学费，还管吃住。马福堂算了这笔账，觉得划算。更划算的是，师范毕业出来就能当教书先生，甚至能当校长、当督学，那是正经的官身。他笑眯眯地把儿子送上船，站在沙溪嘴码头上，望着柏木船顺流而下。潘氏站在旁边抹眼泪，他笑眯眯地说：“哭啥子。儿子是去出息。”
　　船转过河湾，看不见了。马福堂还站在码头上，笑眯眯地望着河水。河风吹过来，把他圆脸上的肉吹得微微颤动。
　　他没有想到，儿子这一去，走上了一条他完全没算到的路。
　　【四】
　　马在田在成都读师范的时候，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师范学校里有一批进步教师，表面上是教国文、教历史、教地理，暗地里给学生讲马克思主义，讲阶级斗争，讲共产党。马在田的一个同学，姓孙，是川北老乡，两个人住同一间宿舍。孙同学瘦瘦的，戴着一副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总是亮着的。他床头藏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封面包着牛皮纸，上面写着“国文讲义”四个字。夜里熄了灯，他借着窗外的路灯光，一个字一个字念给马在田听。
　　“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
　　马在田听着，心跳得很快。那些话像一把火，烧进他心里。他想起马家坡的那些佃户——白有田、王老三、陈跛子，他们种了一辈子田，打下来的粮食大半交了租子，自己吃苞谷糊糊都吃不饱。他们给马家当牛做马，到头来什么都没有。他爹笑眯眯地坐在堂屋里，拨着算盘珠子，算盘珠子每响一声，就是一个佃户的一年。
　　他想起有一年除夕，白有田坐在他家桌边吃腊肉的样子。白有田端着碗，不敢动筷子，他爹笑眯眯地给他夹肉。白有田把肉塞进嘴里，嚼着，眼圈红了。他那时候觉得他爹真是好人。现在他忽然明白了——白有田不是感动，是委屈。是一年到头当牛做马，除夕夜被赏了一块肉，还要做出感激涕零的样子。那不是恩赐，是羞辱。
　　他躺在宿舍的木板床上，望着天花板，一晚上没睡着。窗外的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投在天花板上，摇摇晃晃的，像他心里的那些念头。
　　师范毕业那年，他没有回家。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字写得很端正——他在师范练了一手好字，柳体，像王明达。信上说，他在成都找到了工作，在一所小学教书，暂时不回来了。
　　马福堂收到信，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潘氏问他儿子说了啥子，他笑眯眯地说：“在田当教书先生了。出息了。”他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那抽屉里还放着在田从小到大的东西——七岁写的描红本，十二岁得的奖状，十八岁在县城照的相片。他把信放在最上面，关上抽屉。
　　他没有看出来，那封信的语气，已经跟他儿子不一样了。
　　其实马在田没有留在成都教书。信寄出去的时候，他已经跟着孙同学，去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那是民国三十七年秋天的事。
　　【五】
　　马在田参加革命以后，改了一个名字，叫马向东。他把“在田”两个字埋在沙溪河底，换了一个向着太阳的名字。
　　他在队伍里当文化□□，教战士们识字、读报、唱革命歌曲。他写的字好，柳体端正有力，写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和他在师范学校里学的姿势一模一样，只是写的内容不一样了——以前写“人手足刀尺”，现在写“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战士们大多是穷人家的娃儿，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马向东握着他们的手，一笔一划地教。他们的手很糙，握惯了锄头和枪，握不惯笔。笔在他们手里像一根不听使唤的棍子，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马向东不着急，一遍一遍地教，像当年吴老先生教他一样。
　　他教一个叫王二娃的战士写自己的名字。王二娃写了三天，把“王”字写出了头，像个“主”字。马向东握着他的手，把那一竖写短了。“你看，王字不出头，出头就是主了。咱们穷人翻身做主人，但咱们不称王。”王二娃嘿嘿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把那两个字写了十几遍，终于写对了。他把纸举起来，对着太阳看，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王二娃”三个字。他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马□□，我这辈子，头一回会写自己的名字。”
　　马向东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话。他望着窗外——窗外是巴山的群峰，一层一层，像海浪凝固在了天上。他想起沙溪河，想起马家坡，想起他爹笑眯眯的脸。他的手在发抖。
　　他不知道他爹要是晓得他参加了共产党，脸上还会不会笑。
　　民国三十八年冬天，解放军入川。马向东随部队打回了通江县。他穿着灰布军装，腰间扎着皮带，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布鞋。他的脸晒黑了，手上的老茧比握笔磨出来的还厚——是握枪和行军磨出来的。他站在通江县城的城门口，望着城门楼子上的红旗，忽然想哭。
　　他想起六年前，他从这个城门走出来，穿着学生装，去成都读书。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以为世界就是他爹笑眯眯的脸。现在他回来了，穿着军装，腰里别着枪。世界不再是笑眯眯的了。世界是硬的，是血和火，是他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他没有回家。
　　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他的身份特殊——他是解放军干部，但他爹是保长、是地主。他回去，怎么面对他爹？怎么面对那些被他爹剥削过的佃户？他站在县城的城墙上，望着沙溪河的方向。河水在冬天的太阳底下闪着光，像一条银色的带子，从群山里蜿蜒而出，流向他看不见的故乡。
　　孙同志——就是当年师范那个孙同学，现在已经是他的上级了——走到他旁边，递给他一支烟。他接过来，点着了，吸了一口。烟雾从他嘴里吐出来，被河风吹散了。
　　“想家了？”
　　马向东没有回答。他望着沙溪河的方向，望了很久。
　　“老孙，我爹是地主。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没有跟组织上交代清楚。”
　　孙同志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
　　“你现在交代了。组织上会调查的。你爹是你爹，你是你。革命队伍里，不搞株连。”
　　马向东点了点头。他把烟头也扔了，用脚踩灭。烟头的火星在鞋底下面熄了，留下一小片黑色的印子。
　　他没有想到，他爹等不到组织调查了。
　　【六】
　　土改开始以后，马福堂的日子不好过了。
　　他是保长，是马家坡最大的地主。按政策，他是清算对象。工作队的孙队长——就是当年审过王明达、审过晏守业的那个孙队长，戴着眼镜，坐在祠堂的供桌后面，面前摊着马福堂的材料。马福堂站在供桌前面，脸上还是笑眯眯的。笑的时候，脸上的肉堆起来，把眼睛挤成两条缝。
　　“马福堂，你名下有多少田产？”
　　“一百二十亩水田，八十亩旱地，山林一片。”马福堂的声音不高不低，像在报账。每一个数字都清清楚楚，跟账本上一分不差。
　　“这些田是怎么来的？”
　　“有祖上传下来的，有后来买的。”
　　“怎么买的？”
　　马福堂的笑容僵了一下。很短暂的一下，像水面被风吹皱了一下，然后又平了。
　　“放债。春天借粮，秋天收粮。还不起的，用地抵。”
　　孙队长把材料翻了一页。纸张哗啦响了一声。“你剥削了多少佃户？”
　　马福堂沉默了。他的手指在裤缝上轻轻动着——那是他拨算盘的动作，拨了几十年，改不掉了。
　　“记不清了。”
　　“记不清？你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孙队长的声音忽然高了。他把一本账本拍在桌上，账本是马福堂自己交出来的，牛皮纸封面，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每一笔债、每一块地。“白有田，租你家田二十年，每年交五成租，春天借粮秋天还，利滚利，还了二十年还没还清。王老三，民国三十年借你三斗苞谷，还不起，五亩水田抵给了你。陈跛子，民国三十五年借你两斗米，还不起，三亩旱地抵给了你。这些，是不是事实？”
　　马福堂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褪了。不是突然消失的，是像沙溪河的水在冬天退下去一样，慢慢退，退到最后露出干涸的河床。那张圆脸上的肉垮了下来，像发过了头的面团塌了。
　　“是事实。”
　　“你认不认罪？”
　　马福堂的嘴唇动了动。他抬起头，看着孙队长，看着祠堂里的毛主席像，看着那些从前见了他都要笑眯眯打招呼、现在用陌生的眼光看着他的乡亲们。白有田站在人群里，脸上还是那种木木的表情，但眼睛里有一种光——是那种“原来你也欠我的”的光。王老三蹲在门槛上，旱烟杆拿在手里，没有点，只是蹲着，望着他。陈跛子拄着拐杖，站在墙角，拐杖头拄在泥地上，戳出一个一个的洞。
　　马福堂忽然跪下了。
　　不是膝盖发软，是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了。他跪了一辈子的人——跪过爹，跪过县长，跪过保安团长。他跪人的时候，脸上是笑眯眯的，跪下去的时候膝盖是软的，站起来的时候算盘珠子已经在心里拨好了。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跪下去的时候，脸上没有笑。
　　“我认罪。”
　　孙队长看着他，看了很久。祠堂里安静极了，只有供桌上的马灯发出细微的嗤嗤声。窗外沙溪河的水声传进来，哗哗的。
　　“马福堂，按你的罪行，够得上镇压。”孙队长的声音不高。“但你在旧社会当保长期间，没有逼死过人命，没有血债。土改开始以后，主动交出田契账本，认罪态度较好。组织上决定，给你留一条活路。田产全部没收，你本人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服不服？”
　　马福堂的额头碰在地上。“服。”
　　他站起来的时候，腿是软的。不是跪软的，是撑了几十年的那口气，突然泄了。白有田走过来，扶了他一把。他的手握在马福堂的胳膊上——那只握了二十年锄头的手，又糙又硬。马福堂感觉到那只手上的茧子硌着他的胳膊，像砂纸。
　　“有田……”他的声音沙哑了。
　　白有田没有说话。他扶着马福堂，走出祠堂。外面的太阳很大，晒得地上的土都裂了口子。马福堂站在祠堂门口，眯着眼看了看太阳。太阳晃得他眼睛发酸。他揉了揉，揉出一手的湿。
　　“有田，我对不住你。”
　　白有田松开他的胳膊，蹲在祠堂门口的台阶上，掏出旱烟杆，装了一锅烟，点着，抽了两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被风吹散了。
　　“过去了。”他说。声音木木的，像他这个人一样。“都过去了。”
　　马福堂站在他旁边，望着马家坡的梯田。那些田，一块一块，从坡脚铺到坡顶，像绿色的台阶。那些田曾经是他的。现在不是了。他忽然觉得，那些田从来都不是他的。他只是替那些田拔了一辈子算盘。
　　【七】
　　马福堂被赶出了老屋。
　　老屋是马家五代人住过的，青砖灰瓦，院墙上的爬山虎长了上百年，根比人的胳膊还粗。堂屋里的供桌上供着马家祖宗的牌位，一层一层，像一座木头砌的山。现在老屋被没收了，分给了三户贫农。马福堂和潘氏搬到了马家坡山脚下一间破屋里——原来是堆牛草的，四面透风，屋顶的瓦缺了一半，下雨天到处漏雨。他们把牛草清出去，在地上铺了一层干稻草，稻草上铺一床破棉被，就算是家了。
　　潘氏坐在稻草上，望着透风的墙，没有哭。她这辈子，马福堂说啥子是啥子，从来没有顶过嘴。现在男人倒了，她也不抱怨。她把破棉被叠得整整齐齐，把锅碗瓢盆摆在墙角。锅是缺了口的铁锅，碗是裂了缝的粗瓷碗。她拿稻草把裂缝塞住，还能用。她蹲在破屋门口，用三块石头支起锅，捡了干树枝，开始烧饭。炊烟升起来，和她在老屋里烧饭时的炊烟一模一样。
　　马福堂蹲在门口，看着她烧饭。她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核桃壳。她跟着他过了几十年好日子，穿绸缎，吃白米，使唤丫头。现在她蹲在三块石头支起的锅前面，拿树枝当柴烧，锅里煮的是苞谷糊糊，清汤寡水的，能照见人影。
　　“婆娘，我对不住你。”他的声音沙哑了。
　　潘氏没有回头。她拿树枝拨了拨锅底的火，火旺了一些，把她的脸照得红红的。
　　“说这些做啥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吃啥子我吃啥子。”
　　马福堂的眼圈红了。他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的。潘氏站起来，走过去，蹲在他旁边，把一只手搭在他膝盖上。她的手很糙了——以前是白白嫩嫩的，戴银镯子，涂雪花膏。现在银镯子被没收了，手腕上只剩一道白印子。手背上全是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泥。
　　“福堂，莫哭了。娃儿还在。在田还在。”
　　马福堂抬起头，望着沙溪河的方向。河水哗哗流着，和几十年前一模一样。在田在河的那一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不知道儿子会不会回来。
　　【八】
　　马向东是五一年秋天回到马家坡的。
　　他是随土改复查工作组回来的。组织上经过调查，认为他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本人历史清楚，参加革命后表现良好，决定不予追究家庭出身问题，分配他回通江县工作。他主动要求参加沙溪这边的土改复查，组织上批准了。
　　他穿着灰布干部服，胸口的口袋里插着钢笔，手里提着一卷行李，从广纳场走回马家坡。走到利济桥上的时候，他停下来，扶着桥栏，望着桥下的河水。河水哗哗流着，和他小时候听到的一模一样。桥上的青条石被风雨侵蚀得斑驳了，桥头的石碑上，“利济桥”三个字还清清楚楚。他想起小时候，王明达穿着蓝布长衫，站在桥上，望着河水。王明达是王坪的读书人，修了这座桥。他那时候觉得王明达是傻的——把自己家的田卖了修桥，图啥子？现在他站在这座桥上，忽然明白了。有些东西，比田值钱。
　　他走过桥，沿着沙溪河往上走。田里的稻子收了，只剩下一茬一茬的稻桩子。有人在田里翻土，锄头举起来，落下去。他认出那是王老三——当年借过他爹三斗苞谷、五亩水田抵了债的王老三。王老三也认出了他，锄头停在半空。两个人隔着田埂对视了一会儿。
　　“三叔。”马向东叫了一声。
　　王老三把锄头放下，手在衣襟上擦了擦，不知道该不该应。他看了马向东半天——看着他身上的干部服，看着他胸口口袋里的钢笔，看着他被太阳晒黑的脸。
　　“在田回来了？”他的声音小心翼翼的。
　　“回来了。”
　　王老三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他拿起锄头，继续翻土。锄头举起来，落下去，一下一下的。马向东站在田埂上，看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
　　他走到马家坡山脚下那间破屋前的时候，天快黑了。
　　潘氏蹲在门口烧饭。三块石头支着锅，锅里煮着苞谷糊糊。炊烟升起来，在暮色里散开。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一个穿干部服的年轻人站在暮色里。她的眼睛花了，看了半天没认出来。
　　“娘。”
　　潘氏的树枝从手里掉下来。她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着，擦了又擦。她走到马向东面前，仰着头看他。他高了，黑了，壮了。她伸出手，摸着他的脸。手在发抖。
　　“在田……你回来了……”
　　马向东跪下来，额头碰在地上。“娘，儿子不孝。”
　　潘氏把他拉起来，拉着他的手，拉进破屋里。马福堂蹲在墙角，正在编竹筐——他现在靠编竹筐卖钱换粮。竹篾在他手里翻飞，编得密密实实的。他看见儿子进来，手停了。竹篾从他手里滑落，散了一地。
　　父子俩隔着破屋对视。一个蹲着，一个站着。一个穿着补丁衣裳，一个穿着干部服。
　　“爹。”马向东叫了一声。
　　马福堂的嘴唇动了动。他想站起来，腿蹲麻了，站了两下没站起来。马向东走过去，把他扶起来。他的手握在爹的胳膊上——爹的胳膊瘦了，以前是圆滚滚的，现在皮包着骨头。马福堂感觉到儿子的手——又大又热，像当年他送儿子去成都时握过的那只手，但更有力了。
　　“在田……”他的声音沙哑了。“你当的是共产党的官？”
　　“是。”
　　“好。”马福堂点了点头。他忽然笑了——不是以前那种笑眯眯的、眼睛眯成两条缝的笑，是一种说不清的笑。嘴角扯起来，扯到一半就扯不动了。“好。比我有出息。”
　　那天晚上，一家三口坐在破屋里，围着三块石头支起的锅，吃了一顿苞谷糊糊。糊糊很稀，能照见人影。马向东端着碗，一口一口喝。潘氏把锅底稠的那部分舀到他碗里，他拨回去。拨了三次，最后是马福堂把那勺稠的接过来，分成了三份，一人一份。
　　“吃。”他说。声音很低。“一家人，莫分你我。”
　　马向东低下头，把苞谷糊糊喝了。糊糊从喉咙里滑下去，热热的，咸咸的——是他的眼泪掉进了碗里。
　　【九】
　　马向东在马家坡待了半个月。
　　他白天跟着工作组挨家挨户走访，晚上回到破屋里，帮爹编竹筐。他的手握惯了枪和笔，编竹筐笨得很，竹篾老是断。马福堂坐在旁边，手把手教他。父子俩的手碰在一起——一双老手，一双年轻的手，都是马家的手，骨节都粗，指甲都短。
　　“竹篾要顺着纹路走。逆着纹路，一掰就断。”马福堂的声音很低，像竹篾摩擦的声音。
　　马向东顺着纹路慢慢地弯，竹篾弯成了一道弧，没有断。
　　“爹，我小时候，你咋个不教我编竹筐？”
　　马福堂的手停了。他望着手里的竹篾，望了很久。
　　“我那时候想，我儿子是要当大官的，不用学这个。”
　　父子俩都不说话了。破屋里只有竹篾摩擦的沙沙声。月光从墙缝里漏进来，照在父子俩身上。
　　半个月后，马向东要回县城了。
　　临走那天早晨，他跪在爹娘面前，磕了三个头。潘氏拉着他的手不放，眼泪滴在他手背上。马福堂蹲在门口，没有说话，手里的竹筐编了一半，竹篾垂在地上。
　　“爹，娘，我会常回来看你们。”
　　马福堂点了点头。马向东站起来，转身往外走。走了几步，马福堂忽然叫了一声。
　　“在田。”
　　马向东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那个名字……向东，是谁给你取的？”
　　“我自己取的。”
　　马福堂沉默了一会儿。晨光照在他圆圆的脸上——脸不圆了，肉都没了，只剩下松松的皮挂在骨头上。眼睛还是小，但缝里有一种光。
　　“好名字。比你爹取的强。”
　　马向东的眼圈红了。他迈开步子，朝山下走去。晨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拖在山路上。他走过利济桥的时候，又站住了。他望着桥下的河水，河水哗哗流着，把他爹的话冲走了，把他的眼泪也冲走了。
　　他没有回头。但他晓得，他爹蹲在破屋门口，一直望着他的背影，望到他被山梁挡住为止。
　　【十】
　　马在田后来在县城安了家。他娶了一个陕西姑娘，叫刘翠萍。翠萍是南下干部，在县妇联工作，剪着齐耳短发，说话带着陕北口音，把“我”说成“额”。两个人是在一次干部会上认识的。她坐在他对面，发言的时候声音很大，像放鞭炮。他看着她，忽然想起他娘年轻时候的样子——不是模样像，是那股子劲儿像。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们生了三个娃儿。两儿一女，名字都是马在田取的——马山、马河、马溪。三个名字合起来，就是沙溪河两岸的山水。翠萍问他为啥子取这些名字，他说，他是在沙溪河边长大的。人离开了，名字要回去。
　　每年清明，他带着娃儿们回马家坡扫墓。给爷爷扫，给奶奶扫。马福堂和潘氏的坟在马家坡背后的山坡上，和李承岳、王明远他们的坟隔得不远。两座坟挨着，坟前立着一块石碑，碑上的字是马在田写的——“马公福堂之墓”“马门潘氏之墓”。柳体，端正有力。和他小时候在黑板上写的字一模一样。
　　他跪在坟前，把一捧新打的苞谷放在坟头。苞谷金灿灿的，和他爹当年放债时借出去的那些苞谷一模一样。
　　“爹，娘，我回来看你们了。”
　　潘氏死的时候，他守在床边。老太太躺在破屋的稻草铺上，头发全白了，稀疏得露出头皮。她的手干瘦得像鸡爪，握着儿子的手，不肯放。她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但她晓得儿子在。她摸着儿子的脸，摸着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唇。
　　“在田……娘要走了。”
　　马在田握着她娘的手，贴在脸上。眼泪从他脸上流下来，流到她娘的手背上。
　　“娘，你莫走。我还没有孝敬你。”
　　潘氏摇了摇头。她的嘴角扯了扯，像是在笑。她笑的时候，脸上干枯的皮肤挤在一起，像一朵风干的菊花。
　　“你回来……娘就知足了。你爹在下头等我。我要去给他烧饭了。他那个糍粑脾气，我不在，他吃不上热乎饭。”
　　她的手松了。
　　马在田握着那只手，贴在脸上，很久很久。破屋里很安静，只有窗外沙溪河的水声，哗哗的，像在送人。
　　马福堂死在潘氏前面。他死的时候没有人在身边——潘氏去河边洗衣裳了，回来的时候，他靠在墙根，手里拿着一个编了一半的竹筐，竹篾还捏在手里，像还活着一样。脸上安安静静的，嘴微微张着，像是在说什么。眼睛闭着，眼角有一道干了的泪痕。
　　潘氏蹲下来，把他手里的竹篾取出来，把那只竹筐编完了。她编了一夜。天亮的时候，竹筐编好了。她把竹筐放在马福堂身边，给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坐在他旁边，等着人来。
　　她没有哭。她只是坐在那里，握着他的手，望着窗外。窗外的沙溪河哗哗流着，和几十年前她嫁过来那天一模一样。
　　马在田把爹娘合葬在一起。两具棺材，一个墓坑。棺材落下去的时候，他铲了第一锨土。土落在棺材盖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他把土撒下去，说了一句。
　　“爹，娘，你们好好过。儿子不孝，下辈子还当你们的儿。”
　　风吹过山坡，把纸钱的灰吹起来，飘向沙溪河的方向。
　　【十一】
　　□□的时候，马在田受到了冲击。
　　他的罪名有三条：一是地主家庭出身，二是国民党保长的儿子，三是在成都读过师范，受过“反动教育”。他被停职审查，关在县委的牛棚里。造反派让他交代“罪行”，他坐在稻草上，面前摊着纸和笔。他握着笔，望着白纸，很久没有写。窗外传来批斗会的口号声，一阵一阵的，像沙溪河发大水时的浪。
　　他想起他爹。他爹当保长的时候，笑眯眯地收租、笑眯眯地放债、笑眯眯地把别人的田变成自己的田。他爹有没有想过，那些笑眯眯底下，是多少人的眼泪。他又想起他爹蹲在破屋门口编竹筐的样子。竹篾在手里翻飞，编得密密实实的。他爹的手，从拨算盘变成了编竹筐。算盘珠子拨了一辈子，最后拨的是自己的命。
　　他在那张白纸上写了一个字——“人”。
　　柳体，端正有力。一撇一捺，相互支撑。
　　他把笔放下，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刘翠萍来看他。她是陕西人，性子烈，天不怕地不怕。造反派不让她进，她就站在牛棚外面骂。骂声很大，把牛棚的瓦都震得哗啦啦响。“马在田十五岁参加革命，跟着队伍从成都打到通江！他打过国民党，剿过土匪，搞过土改！你们凭啥子关他！”造反派被她骂得不敢吭声，让她进去了。
　　她走进牛棚，看见马在田蜷缩在墙角，瘦得脱了形。她蹲下来，从怀里掏出一个馍馍，塞进他手里。馍馍是她自己蒸的，白面掺了苞谷面，还是温热的。
　　“吃。”
　　马在田接过馍馍，掰了一半，递给她。她摇了摇头。他把那一半塞进嘴里，嚼着，嚼出面的甜味。馍馍很干，咽下去拉嗓子，但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嚼，像他爹晚年吃苞谷糊糊一样。
　　“翠萍。”
　　“嗯。”
　　“我对不住你。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刘翠萍的眼睛红了。她握住他的手，握得很紧。她的手也糙了——以前是握笔的手，在妇联写材料、写报告。现在握锄头、握锅铲、握一切能握的东西。
　　“马在田，我嫁给你的时候，就晓得你是地主家的儿子。我不在乎。你是你，你爹是你爹。”
　　马在田把她的手贴在脸上。他的手冰凉冰凉的，她的手热热的。两只手交叠在一起，像两片树叶在风里挨在一起。
　　□□结束后，马在田平反了。组织上恢复了他的工作，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想回沙溪看看。
　　他一个人回去了。头发已经白了，腰也弯了。他拄着拐杖，走过利济桥，走过挺包河，走过马家坡的梯田。梯田里的秧苗绿油油的，风吹过去，像绿色的波浪。他站在爹娘的坟前，把拐杖放在一边，跪下来。膝盖硬了，跪下的时候咯吱响了一声。
　　“爹，娘，我回来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竹筐——是马福堂临死前编了一半、潘氏编完了的那个竹筐。竹筐用了这么多年，竹篾都发红了，但还结结实实的。他把竹筐放在坟头。
　　“爹，你编的竹筐，我用了一辈子。翠萍拿它装过馍馍，山娃拿它装过鸡蛋，河娃拿它装过河滩上捡的鹅卵石。你编的竹筐，装了我们一家人的日子。”
　　风吹过山坡，把坟上的青草吹得沙沙响。他跪在坟前，望着沙溪河。河水哗哗流着，从他小时候流到现在。
　　他没有再说话。只是跪着，望着河水。夕阳照在他身上，把他花白的头发照得金黄金黄的。
　　马在田死在七十九岁那年。
　　死之前，他把三个娃儿叫到床前。他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床头柜上放着那个竹筐——竹篾已经发黑了，提手断了又接上，接了好几回。窗户开着，能听见沙溪河的水声。其实县城离沙溪河还有一段路，听不见水声。但他听见了。听了一辈子的水声，临死的时候，还在耳朵里响着。
　　“山娃，河娃，溪娃。”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吹过竹篾。“爹没啥子留给你们。就一句话——人活在世上，要像沙溪河的水，清清白白地流。”
　　三个娃儿跪在床前，眼泪流了一脸。刘翠萍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她的手也老了，皮肤松松的，青筋一根一根凸起来。她握着他的手，感觉到温度一点一点退下去。
　　“翠萍。”
　　“嗯。”
　　“我爹叫马福堂，是马家坡的保长，是地主。我恨过他。后来我不恨了。他不是坏人，也不是好人。他就是那条河里的一块石头。水涨水落，他都在那里。水把他磨圆了，他就变成了面团团。”
　　他停了停，喘了一口气。呼吸像沙溪河冬天的水，越来越细。
　　“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改了名字叫向东。最对不住的人，是我爹。”
　　他的手松了。
　　刘翠萍握着他的手，贴在脸上。她没有哭。她把床头柜上的竹筐拿过来，放在他手边。竹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但他在里面装了一辈子。
　　三个娃儿把爹埋在县城公墓里。墓碑上的字是马山写的——“马公在田之墓”。柳体，端正有力。和他爷爷坟上的字、和他爹在黑板上写的字、和他教战士们写的字，一模一样。
　　每年清明，他们回沙溪扫墓。先去县城公墓给爹扫，再去马家坡给爷爷奶奶扫。他们跪在祖父母的坟前，把从县城带来的竹筐放在坟头——那是爷爷编的竹筐，爹爹用了一辈子，现在轮到他们用了。
　　马山把一捧新打的苞谷放在坟头。苞谷金灿灿的，和他爷爷当年放债时借出去的那些苞谷一模一样。
　　“爷爷，奶奶，爹让我们来看你们了。”
　　风吹过金匣潭，把潭水吹起一层细细的波纹。潭心的漩涡转着，把落叶一圈一圈卷进去。山坡上的坟一座挨着一座，像一颗一颗的纽扣，把这片山河扣在一起。
　　沙溪河的水还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