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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九章 白氏兄弟沉浮 【一】 ...

  •   【一】
      白家在沙溪河两岸,从来都是穷的。
      白有田、白有山、白有林三兄弟,是沙溪嘴白家的第三代。他们的爷爷是佃户,爹也是佃户。到了他们这一代,还是佃户。白家的男人都有一个特点——肩膀宽,骨架大,力气像牛。但力气再大,也是给别人使的。白家三代人,使了一辈子的力气,没有一分田是自己的。
      三兄弟的爹叫白老幺。白老幺是沙溪嘴马家的佃户,种了马家二十几亩田,每年交了租子,剩不下几颗粮。他婆娘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以后,落下了月子病,一到阴天就浑身疼,下不了地。白老幺一个人扛着一家五口的吃食,肩上的担子比任何人都重。他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来。回来的时候,肩膀上扛着锄头,锄头上挂着一捆猪草。他把猪草扔进猪圈里,蹲在门槛上,端着一碗苞谷糊糊,呼噜呼噜喝完,倒头就睡。第二天天不亮,又扛着锄头下地了。
      他死在四十岁那年。死的时候正在田里插秧,弯着腰,秧苗拿在手里。忽然身子一歪,栽倒在秧田里。泥水淹没了他的脸,他挣扎了两下,没有站起来。等田里的人把他拖上来的时候,他已经断了气。脸被泥水糊住了,嘴巴张着,泥浆灌进了喉咙。眼睛睁着,望着天。天上太阳很大,晒得秧田里的水发烫。
      白有田是老大,爹死那年他十二岁。他把爹的眼睛合上,把爹脸上的泥擦干净。他没有哭。他把爹的锄头扛在肩上,走下秧田,继续插秧。锄头比他的人还高,扛在肩上,锄头柄拖在地上。他弯着腰,把秧苗一株一株插进泥里。秧苗插得歪歪扭扭的,但他没有停。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把爹没插完的那块田插完了。
      白有山是老二,爹死那年八岁。他蹲在田埂上,看着哥在田里插秧,看了一下午。天黑的时候,他站起来,走下田,把哥插歪的秧苗一株一株扶正。
      白有林是老三,爹死那年才三岁。他还不晓得死是啥子意思。他坐在田埂上,玩着一根狗尾巴草,嘴里咿咿呀呀地唱着。娘把他抱起来,他的脸上还挂着笑。
      三兄弟就是这样长大的。
      【二】
      白有田是老大,也是三兄弟里最老实的。
      他像他爹,话少,力气大,能吃苦。爹死后,他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十二岁的娃儿,扛着一把比人还高的锄头,种着租来的几亩薄田,养活娘和两个弟弟。他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来。回来的时候,肩膀上扛着锄头,锄头上挂着一捆猪草,和他爹一模一样。
      他种田种得好。秧苗插得横平竖直,间距均匀,深浅一致。他种的田,一眼望过去,秧苗像用尺子量过的,整整齐齐。沙溪嘴的老庄稼人看了,都说这娃儿是种田的料子。但田不是他的。每年秋收,他把粮食一担一担挑到东家马家的粮仓里,五成交租,三成还春天借的粮,剩下两成养活一家四口。两成粮,四个人吃,一个人能分多少?他把稠的给娘和弟弟,自己喝稀的。稀得能照见人影的苞谷糊糊,他端起来,一口气喝完,碗底舔得干干净净。
      他二十岁那年,娘托人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姑娘是陈家湾的,姓陈,比他小两岁,人长得粗粗壮壮的,能干活。两边都说好了,只等秋后办婚事。白有田嘴上不说,心里是欢喜的。他偷偷攒了一点钱——是给东家扛石头挣的,攒了两年,攒了三块银元。他把银元用布包好,塞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摸一摸,硬的,凉的,心里就踏实。
      那年夏天,娘的老毛病犯了。月子病,一到阴天就浑身疼,疼得下不了床。以前疼几天就过去了,这回疼了半个月不见好,人瘦得脱了形。白有田请了广纳场的郎中来看。郎中说,这病拖得太久了,得吃几服药,再补一补身子。白有田问要好多钱。郎中说了一个数。白有田沉默了一会儿,走进里屋,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布包,递给郎中。郎中的手伸出来,又缩回去了——他看见白有田的手在发抖。
      药吃了,娘的身子好了一些,能下床了。但婚事黄了。女方听说白家把聘礼钱都花了给娘治病,退了婚。媒人来退婚那天,白有田蹲在院坝里,拿石头磨锄头。锄刃磨得雪亮,能照见人影。媒人把庚帖放在他面前,说了一句“对不住”,走了。白有田没有说话,只是继续磨锄头。锄刃在石头上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
      他把庚帖捡起来,折好,揣进怀里。站起来,扛着锄头下地了。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提过娶亲的事。有人给他介绍,他摇头。娘劝他,他说,等有山和有林成家了再说。有山和有林成家以后,又有人给他介绍,他还是摇头。他说,一个人过惯了。这一过,就是一辈子。他活成了马家坡第二个白有田——不,他就是白有田。沙溪河两岸的白有田,只有一个。
      【三】
      白有山是老二,跟他哥完全不一样。
      他从小就比他哥灵光。他哥是闷头干活的牛,他是满山跑的猴。爹死以后,他跟着哥种了几年田,种得也不错,但他心里不在这上头。他坐在田埂上歇气的时候,望着猫儿垭那边的山,眼睛里有光——不是庄稼人对土地的那种光,是猎人盯着猎物的那种光。
      “哥,种田种不出头。”他蹲在田埂上,拿草茎剔着牙,望着坡上马家的青砖瓦房。“马福堂不种田,他家的粮仓比咱们的屋子还大。”
      白有田弯着腰插秧,头也不抬。“莫想那些。咱们就是种田的命。”
      白有山把草茎吐掉,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他没有再说话,但他心里那根草茎没有吐掉。它在心里扎了根,越长越深。
      民国二十几年,川北闹土匪。大巴山里的土匪经常窜出来,抢粮抢钱抢女人。沙溪河两岸的村子都遭过匪祸,只有王坪因为王明远的精选队守着,土匪不敢去。马家坡没有精选队,被抢过好几回。白有田家的粮食被抢走过,猪也被牵走过。土匪来的那天夜里,白有田把娘和弟弟藏在地窖里,自己蹲在院坝里,手里握着一根扁担。土匪没有进他家——他家太穷了,一眼望进去,除了几堵土墙,什么都没有。土匪从他家门口过,往屋里看了一眼,啐了一口唾沫,走了。白有田握着扁担,蹲在院坝里,蹲了一夜。
      白有山没有蹲。他跟着土匪走了。
      不是被掳走的,是自己跟着去的。他早就跟土匪有来往——他在广纳场赌钱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刘疤子的,刘疤子是大巴山里土匪头子“钻山鹞子”的手下。刘疤子看出这娃儿胆子大、脑子灵,问他愿不愿意上山入伙。白有山没有马上答应。他从广纳场走回沙溪嘴,在河边蹲了一下午。河水哗哗流着,他把手伸进水里,感觉到水从指缝间流过,凉丝丝的。他想起爹死在秧田里的样子,想起哥扛着比人还高的锄头下田的样子,想起娘疼得满床打滚的样子。他站起来,把湿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走回了广纳场。
      他当了土匪。
      这件事,白有田是后来才知道的。白有山走了以后,托人给家里捎过一回东西——两块银元,一包红糖。白有田把银元和红糖放在桌上,坐了一夜。娘问他有山去哪儿了,他说,有山出去挣钱了,过几年就回来。娘点了点头,没有再问。她不是信了,是不敢不信。
      白有山在土匪窝里混得不错。他胆子大,枪法准,又认得字——是他哥教的,白有田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认得几个字,回来教给了弟弟。在土匪窝里,认得字的人不多。钻山鹞子让他管账,后来又让他当了小头目,手底下管着十几号人。他带着人劫过国民党的运输队,劫过保安团的军需车,劫过有钱的商队。他不劫穷人——这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劫来的东西,除了上交钻山鹞子的,剩下的分给手下的弟兄。他自己的那一份,攒着,攒够了就托人捎回家。
      他当土匪的第三年,回来过一趟。
      是夜里回来的。月光很亮,照在沙溪嘴上,把河水照得白花花的。他没有进村,蹲在村口的黄桷树下,等了很久。白有田被人叫出来,走到黄桷树下,看见了弟弟。白有山瘦了,黑了,脸上有一道新疤——从左边眉梢一直到颧骨,像是刀划的。他穿着庄稼人的衣裳,但腰里鼓鼓的,别着东西。
      兄弟俩蹲在黄桷树下,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白有田掏出旱烟杆,装了一锅烟,点着,递给弟弟。白有山接过来,抽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月光下变成淡蓝色。
      “哥,我对不住你。”
      白有田没有说话。他把烟杆接过来,抽了一口。
      “还走不?”
      白有山沉默了一会儿。远处沙溪河的水声哗哗的,像在替兄弟俩说话。
      “走。上了这条路,回不了头了。”
      白有田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磕掉烟灰。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进弟弟手里。布包沉甸甸的,里面是十几块银元——是他这几年攒的。
      “你寄回来的钱,娘舍不得花,我都给你攒着。你在外头,用得着。”
      白有山拿着那个布包,手在发抖。月光照在他脸上,把他脸上的疤照得清清楚楚。他的眼圈红了,但他没有哭。他把布包揣进怀里,站起来。
      “哥,娘和有林,就靠你了。”
      白有田也站起来。兄弟俩面对面站着,月光把他们的影子交叠在一起。白有山转过身,朝猫儿垭的方向走了。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拖在山路上。白有田站在黄桷树下,望着弟弟的背影。背影越来越小,最后被夜色吞没了。
      他没有叫住弟弟。他晓得,叫不住。
      白有山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四】
      白有林是老三,跟两个哥哥都不一样。
      他最小,爹死的时候还不记事。他是在娘和哥的翅膀底下长大的,没有吃过大哥那样的苦,也没有像二哥那样走歪路。他从小聪明,记性好,在沙溪嘴的私塾里读了几年书。私塾先生姓吴,就是后来教过马在田的那个吴老先生。吴老先生说,白家三个娃儿,就数老三最有出息。白有田听了,嘴上不说,心里欢喜。他把弟弟的学费从牙缝里省出来——每年养一头猪,年底卖了,钱全给有林交学费。自己过年连件新衣裳都舍不得添。
      有林读到十六岁,吴老先生说,这娃儿我教不了,得送到县城去读。白有田咬了咬牙,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卖了。卖牛那天,他牵着牛走到广纳场的牛市上,牛跟了他五年,犁田犁地都靠它。牛好像晓得要被卖了,走到牛市门口,不肯进去,四只蹄子钉在地上,拉都拉不动。白有田蹲下来,摸了摸牛的头。牛的眼泪流下来了,滴在他手背上。
      “对不住了。”他说。
      他把牛卖了,把钱塞给弟弟。有林拿着钱,跪在哥面前,额头碰在地上。白有田把他拉起来。
      “莫跪。你是白家的指望。读出书来,莫像你二哥。”
      有林去了通江县城,考进了县立中学。他在县城读书的时候,接触到了和两个哥哥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他的国文□□姓周——就是当年教过晏守仁的那个周先生。周先生戴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但讲起课来眼睛里有光。他在课堂上讲鲁迅、讲胡适、讲□□,也讲马克思、讲列宁、讲共产党。有林听得入了迷。那些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里一扇从来没开过的门。
      周先生发现这娃儿家里穷但读书用功,就经常单独辅导他。下了课,别的学生都走了,有林还坐在教室里,就着窗外的天光看书。周先生走过来,坐在他旁边,问他家里的情况。有林说了——爹早死,大哥种田供他读书,二哥当了土匪。说到二哥的时候,他的声音低下去了,低得像是怕人听见。
      周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吹得哗啦啦响。
      “有林,你二哥当土匪,是被逼的。你大哥种田,也是被逼的。他们都没有错。错的是这个世道。世道不改,穷人就永远被逼着。”
      有林听着,手攥紧了。周先生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包着牛皮纸,递给他。
      “这本书,你拿回去看。小心些,莫让人看见了。”
      有林接过书,翻开第一页。上面印着一行字——“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
      他的心跳得很快。他把书合上,塞进怀里,贴着胸口。隔着褂子,他感觉到书的硬角和自己的心跳混在一起。
      民国三十七年,白有林在周先生的介绍下,加入了地下党。宣誓的地方在县城外的一座破庙里,就是当年晏守仁宣誓的那座庙。庙里的菩萨早就被搬走了,佛龛空空的,墙上挂着那面歪歪扭扭的党旗。他举着右拳,跟着周先生念誓词。声音很低,低得像是怕菩萨听见。但每一个字都念得很清楚。
      宣誓完了,周先生握住他的手。
      “有林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是党的人了。”
      白有林的手被握得很紧。他感觉到周先生手心里的汗,感觉到那面歪歪扭扭的党旗在昏暗的破庙里发着暗暗的光。他想起大哥卖牛时牛流的眼泪,想起二哥脸上的刀疤,想起娘疼得满床打滚的样子。他把周先生的手握得更紧了。
      “周先生,我记住了。”
      解放那年,白有林随工作队回到了沙溪。他穿着灰布干部服,腰间扎着皮带,胸口的口袋里插着钢笔。他站在沙溪嘴码头上,望着两岸的山,望着沙溪河的水。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但他不是当年那个牵着牛、求哥让他读书的娃儿了。
      白有田在码头上等他。大哥老了,背驼了,头发白了一半。他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站在码头的石阶上,望着弟弟从船上走下来。弟弟穿着干部服,腰板挺得笔直,和他记忆里那个牵着牛送他上学的哥完全不一样了。
      白有林走到大哥面前,站住了。
      “哥,我回来了。”
      白有田看着弟弟。看着他的干部服,看着他胸口的钢笔,看着他被太阳晒黑的脸。他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他伸出手,摸了摸弟弟的袖子。干部服的布料粗粗的,硌着他的手。
      “好。”他说。声音沙沙的。“好。比我有出息。”
      他把弟弟拉回家。破屋还是那座破屋,夯土墙上裂了缝,屋顶的稻草被风掀掉了一块。娘坐在门槛上,眼睛花了,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白有林跪下来,额头碰在地上。
      “娘,儿子不孝,回来晚了。”
      娘摸着他的脸,摸着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她的手在发抖。她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但她晓得,这是她的幺儿。
      “有林……你回来了……”
      她的眼泪滴在白有林的脸上,热热的。
      【五】
      白有山是被镇压的。
      解放前夕,钻山鹞子的土匪窝被解放军打散了。钻山鹞子被打死在老林里,尸体被野狗啃了。手下的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投降的投降。白有山带着剩下的几个弟兄在山里躲了半年,靠挖野菜、套野兔活命。冬天的时候,山里下了大雪,他们躲在一个岩洞里,烧一堆火,围着火堆取暖。有个弟兄冻死了,他们把尸体抬出去,埋在雪里,连坑都挖不动——土冻得比石头还硬。
      白有山蹲在岩洞口,望着外面的雪。雪把山全盖住了,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见。他想起沙溪河,想起马家坡,想起大哥蹲在黄桷树下抽旱烟的样子。旱烟杆上的火星在夜里一明一灭的,像萤火虫。他从怀里掏出那个布包——大哥给他的银元,一直舍不得花。银元被他的体温捂热了,他摸着那些银元,摸到上面的蟠龙图案,摸到大哥把它们塞进他手里时留下的温度。
      开春以后,他下山了。
      不是投降,是饿的。雪化了以后,山里连野菜都没有了。他们啃树皮,树皮啃光了啃草根。几个弟兄饿得走不动路,躺在岩洞里,眼睛望着洞口的天光,像一群等死的兽。白有山把最后一块树皮嚼碎了,喂给一个快要死的弟兄。树皮渣子从那弟兄的嘴角掉下来,他已经咽不下去了。
      “下山。”白有山说。“要死也死在沙溪河边上。”
      他们趁夜里摸下山,摸到了陈家湾。白有山让弟兄们躲在芦苇荡里,自己摸进村,想找点吃的。他摸到了一户人家的灶房,揭开锅盖,锅里还有半锅冷苞谷糊糊。他把糊糊舀进随身带的竹筒里,正要走,门开了。
      是陈跛子。陈跛子端着油灯,看见灶房里蹲着一个人,吓得油灯差点掉在地上。油灯晃了晃,灯光照在那人脸上——瘦得脱了形,颧骨突出来,眼窝凹进去。脸上有一道疤,从左边眉梢一直到颧骨。
      “有山?”陈跛子的声音在发抖。
      白有山站起来。竹筒里的苞谷糊糊洒了一点出来,他赶紧用手接住,舔了舔手指。
      “陈叔,对不住了。弟兄们饿得不行了。借你半锅糊糊,以后还你。”
      陈跛子看着他——看着他瘦脱了形的脸,看着他脸上的疤,看着他舔手指上糊糊的样子。他把油灯放在灶台上,从柜子里翻出一袋苞谷面,塞进白有山手里。
      “走吧。莫让人看见了。村里有民兵。”
      白有山接过苞谷面,朝陈跛子鞠了一躬。他转身走出灶房,消失在夜色里。
      陈跛子站在灶房门口,望着他消失的方向。他的手在发抖。他想起很多年前,他借了马福堂两斗米还不起,三亩旱地抵给了马家。那年冬天,他家里断了粮,婆娘娃儿饿得哭。有人夜里在他家门口放了一袋苞谷。他不知道是谁放的。现在他忽然知道了。
      白有山没有走成。
      民兵发现了他们。天快亮的时候,芦苇荡被包围了。枪声响起来,把芦苇荡里的水鸟惊得扑棱棱飞起来。白有山的几个弟兄被打死在芦苇荡里,尸体倒在浅水里,血把水染红了。白有山腿上中了一枪,跑不动了,趴在芦苇丛里,把枪里的子弹全打光了。最后他把枪扔进水里,举起双手,站了起来。
      他被押到广纳场,关在戏台子后面的厢房里。和当年的晏守业、后来的李继宗关的是同一间。厢房里很暗,窗户用木板钉死了。他靠着墙,腿上的枪伤没有药,化脓了,发出一股臭味。他扯下一块衣襟,咬在嘴里,用一根竹签把脓挤出来。脓血流了一地,他疼得浑身发抖,但没有叫出声。
      审判大会在戏台子前面开。台下挤满了人。白有山被反绑着押上台,跪在戏台子上。他的腿站不住,是被拖上去的。膝盖磕在木板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台下的人看着他——看着他瘦脱了形的脸,看着他脸上的疤,看着他化脓的腿。没有人往台上扔烂菜叶子。台下一片安静。
      白有田站在人群里。他穿着一身干净的补丁衣裳,头发用水蘸着梳了又梳。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木木的,像一块被风雨侵蚀了几十年的石头。他的手攥着衣角,指节发白。
      白有林也在人群里。他穿着干部服,站在工作队的人群里。他的脸上也没有表情,但他的手指甲掐进了掌心里,掐出了血印子。
      判决书念完了。工作队长孙队长把判决书折好,放进口袋里。
      “白有山,你还有啥子话说?”
      白有山抬起头。他的眼睛在人群里扫了一圈,最后停在了一个方向。他看见了他哥,看见了他弟。一个站在人群里,一个站在工作队里。一个穿着补丁衣裳,一个穿着干部服。
      他的嘴唇动了动。
      “哥,有林,我对不住你们。我给白家丢人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传到了两个人的耳朵里。
      白有田的眼泪下来了。他没有擦,让眼泪流了一脸。白有林的眼圈红了,但他没有哭。他站得笔直,手贴在裤缝上,指甲掐进掌心的血印子更深了。
      枪响了。
      白有山扑倒在戏台子上。血从他的后脑勺流出来,流过戏台子的木板,滴到台下的泥土里。他的眼睛还睁着,望着天。
      白有田走上戏台子,蹲下来,把弟弟的眼睛合上。他的手在发抖,但他合得很轻,像怕弄疼了弟弟。他把弟弟的尸体背起来。弟弟很轻——在山上饿了大半年,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硌着他的背。他一步一步走下戏台子,走过广纳场的街道,走过利济桥。
      白有林站在戏台子下面,看着他哥背着二哥的尸体,一步一步走远。他没有跟上去。他是工作队的干部,他不能。他站在那里,手贴在裤缝上,指甲掐进掌心的血印子已经干了,变成几道褐色的痕迹。
      他把二哥埋在金匣潭边的山坡上。没有棺材,他用一床破席子把弟弟卷了,挖了一个坑,埋了。坟前压了几块鹅卵石——金匣潭边捡的,被河水冲刷了千百年的,圆润光滑。他跪在坟前,从怀里掏出那个布包——是他当年塞给弟弟的银元,弟弟一直藏在身上,包银元的布已经被血浸透了,变成了黑褐色。他把银元一个一个摆在坟头,银元上的蟠龙图案被血糊住了,模模糊糊的。
      “有山,哥没本事,让你当了土匪。”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这些钱,你带着。下辈子投个好人家。莫再当土匪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扛着锄头走了。背影在金匣潭的暮色里越来越小。
      白有林是天黑以后来的。
      他一个人,没有惊动任何人。他跪在二哥的坟前,额头碰着那块最大的鹅卵石。石头冰凉冰凉的,贴着他的额头。
      “二哥,我对不住你。”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只有坟里的二哥能听见。“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
      他没有说下去。他把脸埋在石头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一个共产党员的哭,是没有声音的。月光照在金匣潭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坟上,孤孤的,长长的。
      他跪了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他站起来,把身上的干部服脱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二哥的坟头。他穿着白布褂子,走下山坡。晨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瘦瘦的身影照得发白。
      后来,每年清明,白有林都来给二哥扫墓。他不跟大哥一起来——大哥白天来,他夜里来。兄弟俩给同一座坟扫墓,却从来没有碰见过。白有林跪在坟前,烧一叠纸钱,磕三个头。纸钱烧成的灰被风吹起来,飘进金匣潭里。他望着那些灰在水面上漂着,一圈一圈打转,最后沉下去。
      “二哥,世道好了。”他对着坟说。“你莫惦记。大哥有我照顾。娘有我照顾。你放心。”
      风吹过金匣潭,把水面吹起一层细细的波纹。像是有人在回答。
      【六】
      白有林后来当了副县长。
      他是沙溪河两岸走出来的最大的官。一个佃户的儿子,一个土匪的弟弟,当上了通江县的副县长。任命下来那天,他坐在办公室里——一间砖瓦房,窗户上镶着玻璃,阳光照进来,亮堂堂的。他望着窗外的梧桐树,想起周先生。周先生在解放后当了县委宣传部部长,后来调到地区去了。临走的时候,周先生握着他的手说:“有林,你是沙溪河走出去的。不管当多大的官,莫忘了沙溪河。”
      他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他当副县长的时候,做了几件事。头一件,给沙溪河两岸修了一条公路。原来从沙溪嘴到县城,只有一条山路,翻山越岭要走一天。他主持修了一条砂石路,能通汽车。路修通那天,他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从县城开回沙溪嘴。车开到他小时候牵着牛走过的山路上,他把车窗摇下来,望着外面的山和田。风吹进来,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味。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司机问他,白县长,你咋子了?
      他说,没得事。就是想起了我哥。
      第二件,在金匣潭边立了一块碑。碑上刻着“金匣潭”三个字,旁边刻着一行小字:“沙溪河水源保护地,禁止捕捞。”他亲自题的字。他站在潭边,望着青黑色的潭水,望着潭心的漩涡。漩涡还在转,把落叶一圈一圈卷进去。他想起很多年前,大哥告诉他,爹死的时候,就是在这条河边挑水浇地,累倒在田埂上。他想起二哥的坟就在山坡上,对着金匣潭,对着沙溪河。他想起很多很多。
      第三件,他从来没有跟人说过。每年清明,他回沙溪扫墓,给爹扫,给娘扫,给二哥扫。他跪在二哥的坟前,把一捧新打的苞谷放在坟头。苞谷金灿灿的,和他大哥当年种出来的那些苞谷一模一样。
      “二哥,我当副县长了。我没有给白家丢人。”
      风吹过金匣潭,把潭水吹起一层细细的波纹。
      □□的时候,白有林也受到了冲击。
      他的罪名有两条:一是二哥是土匪,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他有“匪属”的包袱;二是他当副县长期间,修路、立碑,被说成是“树碑立传、为自己贴金”。他被停职审查,关在县委的牛棚里。和当年的马在田、晏守仁关的是同一间。牛棚的地上还留着牛粪的印子,墙上写满了前任关押者刻的字——有的是名字,有的是日期,有的是短短的一句话。
      他在墙上找到一行字,是马在田刻的——“人”。柳体,一撇一捺,相互支撑。他用手指摸着那个字,摸到笔画里嵌着的石灰。他捡起一块石片,在那个字旁边,刻了两个字——“清白”。
      白有田来看他。大哥快七十了,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像一张弓。他拄着竹竿,从沙溪嘴走了几十里路走到县城。竹竿点在县城的水泥路上,笃、笃、笃,和他走在田埂上的声音一模一样。他站在牛棚门口,手里提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苞谷饼。守门的□□不让进,他就站在门口,不走,也不闹,就是站着。脸上木木的,像一块石头。从上午站到下午,从下午站到天黑。
      天黑了,□□换岗。新来的□□看了看这个白发老头,看了看他手里提的竹篮,让开了。
      白有田走进牛棚。月光从窗户里漏进来,照在弟弟身上。白有林蜷缩在墙角,瘦得脱了形。他抬起头,看见月光里站着的大哥,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白有田蹲下来,把竹篮里的苞谷饼拿出来,掰成小块,喂进弟弟嘴里。他的手在发抖,但喂得很稳。苞谷饼是粗面做的,掺了野菜,咽下去拉嗓子。白有林嚼着,眼泪流下来了。眼泪和着饼一起咽下去。
      “哥,我对不住你。让你跟着我丢人了。”
      白有田没有说话。他把苞谷饼掰完了,站起来,把空竹篮提在手里。他走到牛棚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有林,你是白家的老三。你二哥是土匪,我是长工。你当副县长,是白家祖坟冒青烟。不管别人咋个说,你是我兄弟。”
      他走出牛棚。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白有林坐在墙角,望着大哥的背影。大哥的背驼得那么厉害,走路的姿势还和年轻时一模一样——肩膀微微往左斜,那是扛了一辈子锄头压出来的。
      他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结束后,白有林平反了。组织上恢复了他的工作,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想回沙溪看看。
      他一个人回去了。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他拄着拐杖,走过利济桥,走过挺包河,走过他小时候放牛的山坡。山坡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他站在二哥的坟前,把拐杖放在一边,跪下来。膝盖硬了,跪下的时候咯吱响了一声。
      “二哥,我回来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是他平反的文件,盖着红印。他把文件展开,放在二哥的坟头,用鹅卵石压住。
      “二哥,我清白了。白家清白了。”
      风吹过金匣潭,把文件吹得哗啦啦响。纸角翻起来,红印在太阳底下亮了一下。他没有按住,让风吹。风把文件吹起来,飘向金匣潭的方向,落在水面上,顺水漂走了。
      他望着那张纸漂远,忽然笑了。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金匣潭水面的波纹。他跪在坟前,没有再说话。金匣潭的水哗哗流着,把他二哥的血冲走了几十年,还在流。
      白有林死在七十六岁那年。
      死之前,他把儿子叫到床前。他儿子叫白志远,在县城教书,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像他年轻时候。
      “志远,我死了以后,把我埋回沙溪。埋在金匣潭边的山坡上。你二伯旁边。”
      白志远跪下了。“爹,我记住了。”
      白有林点了点头。他望着窗外。窗外是县城的街道,人来人往,汽车喇叭响着。但他听见的,是沙溪河的水声。
      “你二伯当土匪,是被逼的。你大伯当长工,也是被逼的。他们都没有错。错的是那个世道。”他的声音越来越轻,像沙溪河冬天的水,越来越细。“世道好了。他们都不在了。”
      他的手松了。
      白志远把爹埋在金匣潭边的山坡上。和白有山挨着,和白有田挨着。三兄弟的坟排成一排,面对着金匣潭,面对着沙溪河。三座坟,三块碑。
      白有田的碑上刻着——“白公有田之墓”。碑是他自己生前打的,石料是从猫儿垭采的青条石。碑文是他请王明章写的,柳体,端正有力。
      白有山的碑上刻着——“白公有山之墓”。碑是白有林立的,碑文也是他写的。
      白有林的碑上刻着——“白公有林之墓”。碑是白志远立的,碑文是白志远写的。也是柳体,端正有力。
      三块碑,三种笔迹,一个字体。
      每年清明,白志远带着娃儿们回沙溪扫墓。他跪在三座坟前,把一捧新打的苞谷放在每座坟头。苞谷金灿灿的,和他大伯种出来的那些苞谷一模一样。
      “大伯,二伯,爹,我来看你们了。”
      风吹过金匣潭,把潭水吹起一层细细的波纹。潭心的漩涡转着,把落叶一圈一圈卷进去。山坡上的坟一座挨着一座——李承岳、王明远、刘幺妹、白有田、白有山、白有林、溃兵兄弟、小刘、王福生、何幺娃、张幺姑……像一颗一颗的纽扣,把这片山河扣在一起。
      沙溪河的水还在流。
      白志远的娃儿们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最小的那个娃儿,磕完了头,抬起头来,望着金匣潭的水,忽然问了一句:“爹,二爷爷为啥子当土匪?”
      白志远沉默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把金匣潭的水面吹皱了。他望着潭心的漩涡,望着那些沉在水底、永远浮不上来的故事。
      “因为那时候,穷人没有活路。”他说。声音很低,低得像金匣潭的水声。“现在有了。”
      娃儿点了点头,不知道听懂了没有。他低下头,又磕了一个头。额头碰在泥土上,轻轻的,像一片树叶落在水面上。
      金匣潭的水还在流。从猫儿垭流下来,流过利济桥,流过挺包河,流过沙溪嘴,流向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些沉在水底的故事,一年一年地沉下去,越沉越深。只有河边的芦苇,每年秋天开出白花花的芦穗,在风里摇。摇得像送葬的幡子,又像招魂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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