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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第 22 章 开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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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五日,香港高等法院。
这一天,天气出奇的好。冬日的阳光把整个法院大楼照得明晃晃的,门口的台阶上铺满了记者和摄影师,长枪短炮对准每一个进出的人。沈未央到的时候才八点,门口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了。
她没走正门。傅承洲提前安排了人,带她从侧门进去。林生在门口等她,递给她一个访客证。“沈小姐,傅先生在二楼休息室。庭审九点半开始,您可以在旁听席就坐。”
沈未央接过访客证,犹豫了一下。“罗叔呢?”
“罗永昌在证人休息室。有专人陪同,开庭后会第一个传他。”
“他紧张吗?”
“紧张。但他说,他等了十一年,不怕再多等几个小时。”
沈未央把访客证挂在脖子上,深吸了一口气,跟着林生走进了法院大楼。走廊很长,灯光白得刺眼,脚步声在大理石地面上回荡。她走过一扇扇紧闭的门,每一扇门后面都是一个案件,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一个故事。而今天,她自己的故事,要在这栋楼里被书写。
二楼休息室,傅承洲坐在沙发上,穿着深灰色西装,白衬衫,深蓝色领带。他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不同——冷静、克制、滴水不漏。可沈未央注意到,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这是他紧张时才有的小动作。
“紧张?”她问。
“还好。”
“你的手指在抖。”
傅承洲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握成拳,又松开。“昨晚没睡好。”
“我也是。”
他们在沙发上并肩坐着,谁都没有再说话。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光影,时间在光影的移动中一分一秒地流逝。
九点十五分,工作人员来敲门。
“傅先生,庭审即将开始,请移步 courtroom。”
傅承洲站起来,整了整领带,低头看着沈未央。“你坐旁听席,第一排,我让人留了位置。”
“好。”
“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激动。”
“我不会。”
“不管检方问什么问题,都不要站起来说话。”
“我知道。”
“不管——”
“傅承洲。”沈未央站起来,看着他的眼睛,“你去吧。我在这里。”
傅承洲看了她两秒钟,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九点三十分,法官入席。全体起立。
这是一个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主审法官陈慕华是高等法院资深的刑事案法官,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温文尔雅,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此人对经济犯罪案件从不手软。
检控官是律政司的资深大律师方志宏,四十多岁,精瘦,说话语速极快,眼神像鹰一样锐利。辩方首席律师是业内赫赫有名的夏伯钧,六十岁,圆脸,说话慢条斯理,但每一句话都像刀子,温柔地扎进对方最软的地方。
傅承邦坐在被告席上,穿着黑色西装,白衬衫,打了领带。他被关了将近两个月,瘦了不少,但精神看起来还好。他进场的时候,目光扫过旁听席,在沈未央脸上停留了一秒,然后移开了。
那一秒,沈未央后背发凉。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厌恶——这个人,杀了她父亲,毁了无数人的命,现在穿着体面的西装,坐在被告席上,看起来像个正人君子。
庭审开始。检控官方志宏先做开案陈词,语速很快,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把案件的脉络梳理得井井有条——1997年,傅承邦挪用傅氏集团下属观塘船厂资金,总额高达三千二百万港币。同年6月30日,船厂工程师沈国良因掌握挪用资金的证据被杀害。此后十年,傅承邦通过澳门赌场及离岸账户,清洗来自傅氏集团多家子公司的非法资金,总额高达四亿七千万港币。
旁听席上鸦雀无声。沈未央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她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数字、这些事实,可当它们在一个法庭上被检控官用平静的声音叙述出来的时候,那种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这不是文章,不是新闻,是控罪。是傅承邦必须回应的、必须承担责任的控罪。
辩方律师夏伯钧做开案陈词的时候,语气不紧不慢,像是在讲一个故事。“各位法官,检方指控我的当事人挪用公款、洗钱、串谋谋杀。这些指控非常严重,我的当事人完全否认。检方的证据存在严重的瑕疵——目击证人的证词时间线混乱,财务记录的完整性存疑,所谓的“杀人动机”更是捕风捉影。我的当事人是清白的。他姓傅,但不代表他要为傅家所有的罪承担责任。”
沈未央听到“目击证人的证词时间线混乱”时,指甲几乎要刺破掌心。她知道辩方在说什么——那份伪造的停车记录。他们要把罗永昌变成一个“记忆模糊的老人家”,把他二十年的愧疚和勇气,变成法庭上可以被质疑的“合理疑点”。
检方传唤的第一位证人,是罗永昌。
当罗永昌被工作人员领着走进法庭的时候,旁听席上响起了一阵低低的骚动。记者们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什么,旁听席上有人伸长了脖子。
罗永昌今天穿了一件新的夹克,深蓝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的胡子刮得很干净。他走得很慢,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腿脚不好。他走到证人席上坐下,面对法官,微微低着头。
法官陈慕华温和地说:“罗先生,请你看着法庭书记员的方向,宣誓。”
罗永昌抬起头,看着书记员,举起右手。“我宣誓,我所说的都是真相,全部真相,只有真相。”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
检控官方志宏走到证人席前,开始了询问。“罗先生,请你向法庭陈述,1997年6月30日晚上,你在哪里?”
“在观塘码头。”罗永昌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我在傅氏船厂附近。”
“你去那里做什么?”
“去给沈国良送饭。他在船厂值班,他晚饭经常顾不上吃,我那天路过烧腊店,就给他带了一份叉烧饭。”
“你到达船厂的时候,大约是几点?”
“七点四十五分左右。”
“你看到了什么?”
罗永昌深呼吸了一下。“我看见船厂门口停了一辆黑色的车,我不认识那是什么车。我在门口等了十分钟,不敢进去,因为我看见有人从里面出来。”
“你看见谁从里面出来?”
“我看见傅承邦。”罗永昌的声音忽然变大了,大到整个法庭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他从船厂出来,身后跟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他看见了我,他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上车走了。”
旁听席上的骚动更大了。法官敲了一下法槌。“旁听席请保持安静。”
方志宏继续问:“你进去之后,看到了什么?”
罗永昌闭上眼睛,像是在回忆,又像是在忍耐。过了几秒钟,他睁开眼,眼眶红了。“我看见沈国良躺在地上,脸色发青,脖子上有红印。我叫他,他不应。我摸他的手——凉的。”
法庭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风声。
“罗先生,沈国良当时还有生命迹象吗?”
“没有。”
“你有没有尝试施救?”
“没有。”罗永昌的声音终于颤抖了,“我跑了。我太害怕了,我不敢报警,我怕傅家的人会找到我。我跑了二十年。”
方志宏停顿了一下。“罗先生,你为什么会选择在二十年后说出真相?”
罗永昌看向旁听席,看向沈未央坐的方向。他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那个穿着黑色外套、眼眶通红的女孩身上。“因为那个女娃。沈国良的女儿,沈未央。她来找我,她问我她父亲是怎么死的。我不能骗她。我已经骗了自己二十年了,不能再骗她了。”
方志宏点头。“法官,我询问完毕。”
辩方律师夏伯钧站起来,慢悠悠地走到证人席前。他看了罗永昌一眼,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罗先生,你说你在晚上七点四十五分到达船厂,看到了我的当事人从里面出来。你能肯定那个时间是准确的?”
“能。”
“你怎么能肯定?二十年前的事,你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我那天晚上是听着电台去船厂的。电台里在播新闻,说九七年要结束了,香港要回家了。新闻播完的时候,我刚好走到船厂门口。我看了表,七点四十五分。”
夏伯钧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罗先生,我这里有一份停车记录,显示我的当事人傅承邦先生在当天晚上六点四十三分就已经离开了船厂附近。如果他在六点四十三分已经离开,你怎么可能在七点四十五分还看到他?”
罗永昌看着那份文件,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什么停车记录。我看到的,就是傅承邦。七点四十五分,他从船厂出来,看着我,然后上车走了。”
“罗先生,你是不是年纪大了,记错了时间?”
“我没有记错。”
“你怎么证明你没有记错?”
罗永昌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他能怎么证明?他没有那份停车记录,没有闭路电视,没有任何物证。他只有自己的记忆,一个二十年前的老人的记忆。
夏伯钧脸上闪过一丝几乎不可见的笑意。“法官,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罗永昌被带下去了。他经过旁听席的时候,看了沈未央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愧疚,委屈,不甘,还有一丝恐惧。他害怕自己搞砸了,害怕自己说得不够好,害怕那份伪造的停车记录会让陪审团相信他在说谎。
沈未央对他微微点了点头。那是在说——罗叔,你做得很好。剩下的,交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