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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第 16 章 暗战 ...

  •   傅承洲被董事会“停职观察”的消息,当天晚上就传遍了整个中环。财经版的记者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从四面八方涌来,把傅氏集团总部围得水泄不通。公关部发了通稿,措辞很官方——“傅氏集团注意到有关媒体报道,正在积极配合律政司的调查,目前不便透露更多细节。集团业务一切正常,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四个字,在第二天就变成了笑话。开盘十五分钟,傅氏股价跌了百分之七,到午盘收市,跌幅扩大到了百分之十四。市值蒸发超过四十亿。林生在收盘后把数据报给傅承洲,他听完只是点了点头。“傅承邦那边呢?”

      “他在增持。今天一天,他通过三家离岸公司买了大约一个亿的股票。”

      “趁低吸纳,等我下台,他就是第一大股东。”傅承洲站在落地窗前,中环的晚霞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继续盯着他。”

      “还有一件事。”林生顿了一下,“沈小姐今天在《南华日报》发了一篇长文,关于1997年观塘船厂爆炸案的。”

      傅承洲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她写了什么?”

      “她写了她父亲的死。写了那场爆炸不是意外。写了有人在掩盖真相。她没有提傅家的名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她在说谁。”

      傅承洲沉默了。他想起那封信里写的“我现在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让他出现”。他以为自己把她推开了,把她放在风暴之外,让她安全地待在岸边。可她跳进来了。她自己跳进了这场风暴。

      “林生,把文章发给我。”

      文章很长,占了社会版整整一版。沈未央的文笔一向好,但这一次,她写的不是新闻稿,是一封信。一封信给她父亲的信。

      她写道:“爸,你离开十一年了。我一直以为你是被那场爆炸带走的。现在我才知道,你不是被炸死的,你是被人杀死的。杀你的人姓傅。我花了十一年才找到这个真相。可找到之后,我更痛苦了。因为杀你的那个人,他的儿子,是我救过的人。”

      她又写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原谅他,对不起你。不原谅他,对不起自己。所以我决定,什么都不选了。我只要真相。不管真相会毁掉谁,我都要把它挖出来。这是你教我的——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傅承洲把文章看完,放下手机。窗外天已经黑了,维港的灯火一簇一簇地亮起来,和每一个夜晚一样。可今晚的灯火,在他看来和从前不一样了。从前他看这些灯,想的是怎么赢,怎么掌控,怎么让傅家站在更高处。今晚他看这些灯,想的只有一句话——她写的文章里,有一句话是写给他的。

      “我救过的人,不是他父亲,不是傅家。是他。只是他。”

      沈未央没想到那篇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文章发出后的一个小时,她的手机就没有停过。有读者打来报社说“写得好”,有同行转发说“勇气可嘉”,也有匿名电话打来骂她“胡说八道、想出名想疯了”。她一条都没回。

      她在等一个人。或者说,她在等一场风暴。

      下午三点,她等的风暴来了。傅承邦的律师团队发表了一份声明,措辞严厉——“某报某记者的文章纯属捏造,严重失实,已对傅氏集团及傅承邦先生个人声誉造成重大损害。本律师行将代表傅承邦先生,对《南华日报》及该文作者提起诽谤诉讼。”

      诽谤诉讼。沈未央看着这四个字,心跳漏了一拍。不是因为怕,是因为她知道,傅承邦终于出手了。不是对她,是对她背后的傅承洲。告她,就是警告傅承洲——你身边的人,我随时能动。

      主编把她叫进了办公室。老头儿姓麦,六十多岁,头发花白,在新闻界干了四十年,什么风浪没见过。他把那份声明拍在桌上,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

      “未央,你写的那些东西,有证据吗?”

      “有。”

      “能上法庭吗?”

      “能。”

      “那你怕不怕?”

      沈未央看着他。“怕。但我要写。”

      麦主编看了她好一会儿,然后笑了。“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也写过这种文章。得罪了当时的大佬,被人堵在报社门口打了三天。我没怂,因为我知道我写的是真的。”他站起来,拍了拍她的肩膀,“写吧。报社给你撑着。”

      沈未央走出主编办公室的时候,眼眶是红的。她在这家报社干了五年,稿费低,加班多,被主编骂过无数次。可这一刻,她忽然觉得,她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当了记者。不是为了工资,不是为了名气,是为了在这种时候,有人对她说“写吧,我给你撑着”。

      当天晚上,她写了第二篇文章。这一次,她写了一个名字——罗永昌。

      “罗叔是1997年观塘船厂爆炸案的目击者。他知道那天晚上船厂里发生了什么,知道谁在爆炸前进去过,知道谁和我父亲说过话。罗叔今年六十七岁,独居在秀茂坪邨。半个月前,他在凌晨三点被人用担架抬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我只想问他一句——罗叔,你还活着吗?如果活着,请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文章发出去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凌晨一点,沈未央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号码是陌生的,归属地显示境外。

      “我活着。别担心。我会出庭作证。——罗叔。”

      沈未央捧着手机,眼泪怎么都止不住。她把这条短信截图,发给了傅承洲。对面回了一个字:“好。”

      凌晨两点,傅承洲站在他给罗永昌安排的安全屋里,看着窗外陌生的夜景。罗永昌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那部旧手机,屏幕上还留着给沈未央发的那条短信。

      “傅先生,那个女娃,是你什么人?”老人问。

      傅承洲想了很久。

      “是救过我命的人。”

      “那你呢?你是她什么人?”

      “是想还她一条命的人。”

      罗永昌看了他很久,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审视,有疑惑,慢慢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也许叫释然。

      “傅先生,你和你爸不一样。”

      “哪不一样?”

      “你爸眼里只有钱。你眼里,有别人。”

      傅承洲没有回答。他给老人倒了杯茶,茶是热的,蒸汽在灯光下袅袅上升,像一个无声的承诺。

      接下来的三天,沈未央每天都在写。

      她写了程国栋——那个在2003年死于车祸的审计师。她写了梁家辉——那个在2005年死于心脏病的记者。她写了船厂账户里那笔三千二百万的资金流向。她写了澳门赌场的贵宾卡,写了傅永年的赌债,写了傅承邦在电话里的录音。每写一篇,傅承邦的律师团就发一篇声明:否认、否认、否认。除了否认,他们什么都没做。没有起诉,没有澄清,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反驳她写的内容。

      因为他们拿不出来。

      沈未央写的每一个字,都有证据。录音、转账记录、目击证词、尸检报告——她把所有证据都摊在阳光下,让所有人都能看到,都能评判。

      第五天,傅承邦终于坐不住了。

      他给沈未央打了一个电话。她犹豫了几秒,接了。

      “沈小姐,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好,但我建议你收手。”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你还没查到。那一部分,会毁了你。”

      “你在威胁我?”

      “我在劝你。”傅承邦的声音很轻,“沈小姐,你的父亲沈国良,他不是一个干净的财务顾问。他经手的那三千万,他自己也拿了一部分。不多,五十万。五十万,够判他七年。”

      电话那头,沈未央的手指冰凉。

      “你不是在查真相,你是在查一个你不想面对的真相。你父亲不只是一个受害者——他也是参与者。”傅承邦的声音带着一种残忍的耐心,“你现在收手,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你可以继续做你的记者,住你的劏房,跑你的码头。没有人会知道你父亲的事。没有人会知道沈国良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收了黑钱、帮傅家洗钱、最后被灭口的财务顾问。”

      “你不是在给你父亲讨公道。”

      “你是在毁掉他最后的体面。”

      电话挂断了。

      沈未央握着手机,坐在黑暗里。劏房的灯没开,只有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昏暗的光斑。她想起父亲的样子——穿着工装,站在码头上,笑得很憨厚。她想起他每天晚上回来,身上的机油味。她想起他带她去吃云吞面,把自己碗里的云吞夹给她。她想起他说“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如果傅承邦说的是真的——那些云吞,那些笑容,那些“对得起良心”的话,都是假的。她父亲不是一个清白的受害者,他是一个收了脏钱的帮凶。她的世界在那一刻,第二次塌了。第一次是知道父亲死了。这一次,是知道他死得不干净。

      她拿起手机,拨了傅承洲的号码。

      “傅承洲,傅承邦说,我父亲拿了那笔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他拿了多少?”

      “五十万。”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傅承洲的声音传来,很低,很沉。“未央——”

      “你不许瞒我。”

      “我知道。我不瞒你。”他深吸了一口气,“傅承邦说的是真的。”

      沈未央的世界,彻底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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