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动落了满怀》苒寒

18、过年 寒假在

　　寒假在A市人的记忆里，总是和年货、爆竹、春晚这些热闹的东西绑在一起。

　　江阮莞家的年过得不算隆重，但该有的都有。腊月二十八大扫除，母亲爬上爬下地擦窗户，父亲在底下扶着梯子，嘴上说“你小心点”，脚下却纹丝不动，像一个尽职尽责的、沉默的底座。除夕那天贴春联，江亦舟非要把上联贴在右边、下联贴在左边，说“传统就是这样”，父亲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母亲在厨房里喊了一句“你们贴完了没有，饺子要下锅了”，最后是江阮莞走过去，把上下联换了过来，贴得端端正正的，对联的红纸在门框两边垂下来，像两条安静的红丝带，边缘被冬天的风吹得微微翘起。

　　年夜饭是父亲掌勺，做了八个菜，摆了满满一桌。红烧鱼、糖醋排骨、白切鸡、清炒时蔬、酸菜炖粉条、凉拌黄瓜、蒜蓉生蚝、一锅老母鸡汤。江亦舟非要拍张照片发朋友圈，拍了好几张都不满意，最后是江阮莞帮他拍的，构图匀称、光线柔和、色调温暖，看起来像是美食杂志的插图。“我妹就是厉害，”江亦舟一边发朋友圈一边说，“什么都会。”江阮莞没接话，低头喝汤，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小到如果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但江亦舟注意到了，因为他发完朋友圈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转过来对着她，说“看，大家点赞了”，其实点赞的人只有三个——一个是他导师，一个是他室友，还有一个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上的外卖群里的陌生人。

　　母亲在饭桌上说起江阮莞小时候的事。说她三岁的时候过年，拿着一个气球站在阳台上，风一吹气球飞走了，她就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看着气球越飞越远，越变越小，最后变成天边的一个小点，消失不见了。她以为她会哭，但她没有，她就那样站着，安安静静的，像一个在看某种她还不完全理解但已经隐约感受到什么的小大人。“你从小就这个样子，”母亲说，语气里带着一种“我女儿就是这样”的、既骄傲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疼，“不怎么闹，不怎么哭，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江阮莞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嘴里，嚼了嚼，说“不记得了”，但她记得。她记得那个气球是红色的，圆形的，上面画着一只小兔子。她记得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凉凉的，像母亲的手指。她记得气球的绳子从她手里滑出去的瞬间，那种忽然空了的、轻飘飘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感觉。她记得自己站了很久，是因为她以为它会回来——它飞得那么慢，慢到像是随时都会停下来，但它没有，它一直飞，一直飞，直到她再也看不见。

　　这些事情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不是不能说，是不需要说。

　　大年初四，姚寒来江阮莞家拜年。她穿了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围了一条白色的围巾，头发扎成一个高高的马尾，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很多，和上次在奶茶店见到的那个眼眶红红的姚寒判若两人。沈屿之的事情她似乎已经放下了不少，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她说“新年快乐”的时候笑容是完整的，没有勉强，没有破碎，像一个被修复过的瓷器，裂缝还在，但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来了。“你怎么穿得这么红，”江阮莞开门让她进来，“像一个大红包。”“就是要红，”姚寒进门，一边换鞋一边理直气壮地说，“红红火火，明年我要转运。”江阮莞没接话，给她倒了一杯水，两个人在沙发上坐下来。

　　电视在重播春晚，一个相声节目，底下的观众在笑，笑得很整齐，像排练过一样。姚寒看了一会儿，忽然转过头来看着江阮莞，表情变得认真了一些。“阮莞，”她说，“你和沈屿舟，你们现在怎么样？”江阮莞说“挺好的”，姚寒等了一会儿，见她不说了，又问了一句“就没了？”。江阮莞想了想，说“他挺好的”。

　　“他当然挺好的，”姚寒说，“他要是不好，我能把他介绍给你吗？”江阮莞看了她一眼，目光的意思是“不是你介绍的吧，是我们自己认识的”，姚寒被看得有些心虚，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清了清嗓子，“好吧，是你们自己认识的。但他堂哥是沈屿之，从那个角度来说，也算是间接介绍的。”

　　沈屿之。这个名字说出来的时候，空气安静了一瞬。很短的一瞬，短到如果不是一直在留意根本不会注意到，但江阮莞注意到了。姚寒的表情没有变化，还是笑着的，还是那种“我已经没事了”的、得体的、让人挑不出毛病的笑，但她的手指在水杯上收紧了一点，指节处泛出淡淡的白色。

　　“他真的挺好的，”姚寒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轻了一些，像是在跟自己确认，“对人很认真，不敷衍，不装。你不是那种需要别人天天围着你转的人，他也不是那种会天天围着你转的人。你们俩刚好。”

　　母亲从厨房端了一盘水果出来，说“吃苹果，洗好了”。姚寒站起来叫了一声“阿姨新年好”，母亲笑着说“好好好，又漂亮了”，然后回厨房继续忙。姚寒重新坐下来，拿了一块苹果，咬了一口，脆的，发出清脆的、令人愉悦的声响。

　　“阮莞，我跟你说个事，”她嚼着苹果，含混不清地说，“我下学期可能要转专业。”“转什么？”“市场营销，”她咽下去，“我们学校这个专业还不错，而且——”她停顿了一下，咬了一下嘴唇，“而且我想换个环境。学经济太枯燥了，每天看那些模型和数据，我觉得不太适合我。”江阮莞看着她，没有问“你是不是因为沈屿之也在学经济所以才想转专业”，因为她知道答案，也知道姚寒不会说。有些事情不需要说得太明白，就像有些伤口不需要总是掀开来看，给它时间，让它自己长好，也许是最温柔的方式。

　　姚寒待到下午四点才走。走的时候江阮莞送她到小区门口，两个人在冬日的薄暮里站着，呼出的气息凝成一团一团的白色雾气，在两个人之间升起又消散。姚寒拉了拉围巾，把半张脸都藏了进去，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在暮色里显得格外亮，像两颗被擦过的、干干净净的、没有灰尘的星星。“阮莞，”她说，“你要好好的。你跟他都要好好的。”

　　江阮莞点了点头。姚寒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忽然回过头来，朝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在暮色里有些不太分明，但江阮莞看得很清楚——它不再是上一次在奶茶店门口那种勉强的、短促的、像气泡一样破掉的笑了。这个笑是完整的，是圆的，是长的。

　　正月十五那天，江阮莞收到了沈屿舟的消息。

　　“元宵节快乐。”配图是一张他吃汤圆的照片，碗是白色的，汤圆是白的，碗里飘着几颗枸杞，红色的，在白汤里格外显眼。照片是从上往下拍的，能看到他的手，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握着勺子的姿势和他平时握笔一样——不怎么用力，但很稳。江阮莞回了一个“元宵节快乐”，然后想了想，又发了一张照片，是她自己在包汤圆，手上沾满了白色的糯米粉，手机放在旁边的架子上用定时拍的。“你还会包汤圆？”他问。江阮莞回了一个字：“会。”其实她不太会，包出来的汤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的皮太厚，有的馅太少，但她觉得没关系，反正吃到嘴里都是甜的。

　　“开学见。”他说。“开学见。”她说。

　　寒假的后半段过得很慢。日子像被拉长了的橡皮筋，每一天都很长，但合在一起的时候又觉得好像什么都没做。江阮莞在家看了几本书，陪母亲逛了两次超市，和江亦舟打了三次游戏——输了三次，不是因为技术不行，是因为她不太适应他的游戏节奏，他总是冲得太快，像一个刹不住车的、永远在往前跑的火车头，而她习惯在后面稳扎稳打，每一步都踩实了才往前走。“你能不能跟我一起上，”他每次输了都会说，“你一个人在后面干嘛呢，捡装备？”“我不在后捡装备，谁给你送急救包？”“那倒是，”他想了想，挠了挠头，笑了一下，“那你还是在后面吧。”

　　正月十七，A市下了一场雪，不大，细细碎碎的，像是冬天在做最后一次谢幕。江阮莞站在阳台上看了很久，伸出手接了几片雪花，看着它们在掌心里融化，变成一小滴一小滴的、亮晶晶的水。她想起沈屿舟在操场上仰头看雪的样子，想起他说“我等了你两年多”，想起他把她的手包在掌心里时的温度。她忽然很想见他。不是那种急切的、坐立不安的想，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笃定的、像知道雪一定会停、春天一定会来一样的想。她回到房间，拿起手机，给他发了一条消息：“A大见。”

　　那边回得很快，快到像是手机一直握在手里在等。不是“嗯”，不是“好”，不是“知道了”，而是一个很长的、打了很久的、每一个字都认真的句子：“倒计时两天，我行李都收好了，东西不多，但把你送我的笔带着了。第一次用的时候，签了一门课的退课申请表。不是那门课不好，是我发现我选错了。跟你没关系，跟笔也没关系，跟你送的笔写出来的第一个字落在一张不想交上去的纸上这件事，可能有点关系。以后不会了。”江阮莞看着这行字，弯了一下嘴角，打了两个字：“傻子。”发送。

　　然后她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整理行李。衣服叠好，码进行李箱，洗漱用品归在一个袋子里，充电器、充电宝、数据线分门别类地装进收纳包，最后把那本书架上还没看完的小说塞进背包的侧袋里。她整理行李的方式和她这个人一样——有条不紊，不慌不忙，每一个步骤都在它该在的位置上，不会多一步，也不会少一步。

　　窗外的雪停了。冬天的最后一朵雪花落在阳台的栏杆上，安静地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