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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雨连绵旧物见旧人 上 谢云没想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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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是从凌晨开始下的。
不是那种痛快的暴雨,而是一种黏黏糊糊的、没完没了的小雨,像有人在天上撕一床永远撕不完的旧棉絮,棉絮化成细密的雨丝,缠缠绕绕地落下来,落在屋顶上,落在台阶上,落在行人的肩上,凉,但闷,闷得人心里像塞了一团湿透的棉花。
谢云站在窗前看了好一会儿。窗玻璃上蒙了一层水雾,她用指腹擦了一下,擦出一小片透明的圆,圆里是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院墙、灰蒙蒙的雨丝。她看了几秒钟,那片圆又被水雾蒙上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谢云没想到自己还会穿上记者的行头。她穿着浅灰色阴丹士林旗袍,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脸上只薄薄施了一层粉——不是为了好看,是怕灯光太亮照出脸上的疤。那道丁鸿礼留下的齿痕已经褪成了浅粉色,不仔细看倒也不显,只是她心里总觉得那里还印着一圈牙印,像一枚褪了色的印章,盖在她脸上,也盖在她命里。
李涯站在门口看她收拾东西,手里拿着件藏青色呢子大衣和围巾,等她穿戴。他已经看了太太好一会儿。没有催,就那么站着,大衣搭在臂弯上,像一尊等在那里的雕像。
“下雨了。”谢云转过身来。李涯把大衣递给她,她接过去穿上,扣子一颗一颗地扣。扣到第三颗的时候,李涯伸手替她扣了第四颗,有点磨蹭——他不想她去,李涯担心她和孩子,谢云怀孕的事情他们夫妻没有告诉任何人,现在月份小,倒看不出来。
“非去不可么?”他问。声音不大,带着一种他已经尽力克制但还是藏不住的不情愿。
谢云把那只旧皮箱合上,试了试锁扣。这只皮箱还是她在苏州念书时用过的,箱角磨白了,铜扣也失了光泽,但她懒得换,做记者嘛,太簇新了反倒不像。“站长点的将,我能说不去?”她直起身,看了他一眼,“你放心,不过是充个人场,写几篇稿子,又不是真让我去套情报。”
李涯没接话。他穿着一件半新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那场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只左眼眶还留着一圈淡淡的青黄,像一枚熟过头的杏子搁久了皮上泛出的那种颜色。因为他这副样子,站长不许他露面。
李涯站在那里,手插在裤袋里,指节捏得紧紧的,像是在忍着什么话没说。
谢云知道他在忍什么。军调的事搅了快一个月了,天津站上上下下都绷着一根弦。共方代表已经到了,住在那边的驻地,美方代表居中调停,天天开会,天天谈,谈不出个结果。站长把她派去“随团采访”,说是采访,其实就是以记者的身份在旁边盯着,看看共方有什么动静,顺便——这是站长私下交代的:看看代表团的随行人员里有没有“老熟人”。
老熟人。谢云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心里像被人用手指弹了一下。不疼,但闷闷地响了一声。她脸上什么也没露出来,只是点了点头,说“知道了”。
“谢若林那边有个朋友,可以搞到几张记者证。”她当时说,“我跟他提过了。”
站长很满意,夸她办事妥帖。
她没有告诉站长,她跟谢若林提这件事的时候,兄妹两个正谈完生意在外面给晚秋买零嘴。他一手拎着点心,一手夹着烟,听她说完,眯着眼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担忧,不是好奇,更像是一种“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天”的了然。
他吐了口烟,慢吞吞地说:“你,你想好了?这一去,碰,碰上谁可说不准。”
“碰上了又怎样?”谢云当时说,语气比她心里的感受轻得多,“各为其主罢了。”
谢若林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把烟掐了,说记者证的事他去办,让她别操心。
此刻谢云站在家门口,把这些念头从脑子里清出去,回头看了李涯一眼。“我走了。”
李涯走过来,伸手替她整了整围巾。他的手指碰到她后颈的皮肤,凉凉的,带着一点烟草味。他整得很慢,像是在做一件需要很仔细才能做好的事。
“早点回来。”他说。
谢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出去几步,听见他在身后又说了一句:“你那支钢笔太旧了,换一支吧。”声音不大,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她的脚步顿了一下。
那支钢笔......他看见了。她今天早上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时候,李涯正站在窗前系袖扣。他应该看见了,但他什么都没说,直到现在。
“用惯了。”她说,没有回头。
车门关上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了一下,然后引擎发动,车子驶出院门。车子开走了。雨幕把车尾灯搅成两团模糊的红,像两只哭肿的眼睛。李涯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直到杨妈出来问他中午想吃什么,他才回过神来。
“随便。”他说,转身回了卧室。
梳妆台上还有太太早上梳头时落下的一根长发,弯弯曲曲地盘在桌面上,像一个小小的问号。他看了那根头发一会儿,没有动它,坐下来,点了一支烟。
烟烧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来,那支钢笔,太太以前没怎么用。是最近才翻出来的。他不知道那支笔是谁送的,但他知道八成是那个人送的。他没有给太太买过钢笔。他只给她买过大衣、手套、围巾、点心、钻戒、发卡、手表还有一些小东西,就是没有买过钢笔。
他把烟掐了,又点了一支。
窗外的雨还在下。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淌,在青石板地面上砸出一排浅浅的小坑。院子里那棵桂花树的叶子被雨打得翻过来,露出灰白色的背面,一片一片地在风里挣扎着。
军调会场设在旧英租界的一栋大楼里,雨水把大楼的灰砖墙面淋成了深灰色,窗户玻璃上全是水痕,从外面看进去,里面的人影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毛玻璃。门口挂着中美两国的旗,两边还各插了一面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和那面她不敢看却又不得不看的红旗。
谢云下了车,在门口站了一瞬,把记者证挂在胸前,抱着笔记本走进大门。谢云在门口收了伞,甩了甩伞面上的水,把伞靠在门口的伞架上。地上全是湿脚印,来来往往的人踩得瓷砖地面一片狼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湿冷的、混合着雨腥味和旧楼霉味的气息,沉闷得像一口没有盖严的棺材。
她走进大厅。人已经来了不少。中方代表、美方代表、随员、记者、翻译,三三两两地站着说话,茶歇的桌上有咖啡和点心,有人端着杯子在寒暄,有人在翻文件,气氛倒是热络的,热络得像一层抹在伤口上的药膏,看着光鲜,底下还在化脓。
记者区在会场的右侧,几排长桌,每张桌上放着一盏小台灯,灯罩是绿色的,光线昏黄,照得桌上的纸张泛出一层旧旧的暖色。谢云没有往角落里去。她脱下大衣搭在椅背上,选了一个中间的位置,既不太靠前引人注目,也不太靠后看不清台上。桌上除了台灯,还贴心地摆了一盒“三炮台”香烟,下面压着一张注意事项:“提问请举手,问题请围绕停火协议”。她看了一眼,心里发笑,所谓“围绕”,翻译过来不就是“别问我们不想答的”。
谢云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她今天不是主角,她只需要在这里坐着,听,看,记,把该记的东西记下来,回去交给站长。至于这些内容最后会被怎么用,那不是她的事。
余则成比她早到。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中山装,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胸前挂着和她一样的记者证,正站在窗边跟一个人说话。那人背对着谢云,看不清脸,但从肩背的线条和站姿来看,是个年轻人,腰挺得很直,有一种军人的气质。
谢云没多看,低下头,拧开笔帽,在笔记本第一页写下了日期和地点。笔尖触到纸面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这支笔用了快八年了。笔杆上的漆掉了好几处,露出底下的黄铜,被手汗磨得发亮。笔尖倒是好的,老牌子,写起来顺滑,从不漏墨。她把笔帽套在笔杆尾端,那种轻微的“咔嗒”声她已经听了很多年,多到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要开始写了。
会场里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从她身侧走过,带起一阵风,吹得桌上的纸页沙沙地响。她用手按住纸页,抬起头看了一眼。
她看见了廖三民。
廖三民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军装,帽檐压得很低,正从大厅的另一侧走进来。他走得不快,但步伐很大,像是在丈量什么东西。他的目光在会场里扫了一圈,扫过记者区的时候,停了一下。
他看见了她。
谢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看见了自己,隔得太远,她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她看见他的脚步顿了一下,那一下很短,短到如果不是她在看着他,根本不会注意到。然后他继续往前走,走到中方代表的随员区,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把帽子摘了,放在膝盖上,两手交握放在帽子上,腰挺得很直。
廖三民从走进会场的那一刻起就知道她在哪里。不需要找,他闭上眼睛都能找到——她的位置永远有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气,不是香水,是搽脸用的那种雪花膏的味道。他第一次注意到这股味道是在审讯室里,她坐在他对面,脸上缠着纱布,那股味道从纱布的缝隙里渗出来,清甜的,温吞的,和审讯室里的铁锈味、血腥味搅在一起,奇怪地好闻。
他告诉自己不要看她。他今天的身份是警备司令部的联络官,不是来监视共方代表的,也不是来看她的。他有正事要做。他有他的任务。他是一个地下党,潜伏在敌人的心脏里,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心跳、每一口呼吸都可能关系到同志们的安危。他没有看她。
他看了她七次。
每一次都很快,快到像是不经意的一瞥。第一次是刚坐下的时候,他需要确认她在哪个位置。第二次是她低头写字的时候,他看见她的头发从耳后滑下来一缕,她用手把它别回去,手指很好看,又细又长。第三次是她抬起手腕看表的时候,那块表是女式的,表盘很小,衬得她的手腕更细了。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第七次,她抬起了头。
他们的目光撞在一起。
廖三民先移开了眼。他低下头,假装在看手里的文件,但他的手指在文件边缘捏得太紧了,纸被捏出了一道褶。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像有人在敲门,敲的是一扇他不想打开的门。
他想起那天晚上的事。李涯挨了打,是他安排的人打的。棍棒砸下去的时候,他不在现场,但他知道每一棍是怎么落下去的,落在哪里,多重,打完之后李涯伤成什么样。他都知道。他安排了一切,除了他自己的心。他的心不在他的安排之内。
他看见谢云脸上的那道疤。灯光下,那道疤若隐若现看不清楚,像一条浅浅的河流在白色的河床上蜿蜒。那是丁鸿礼咬的。他知道。他为这个知道恨过自己。恨自己为什么要在乎是谁咬了谢云的脸,而不是在乎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一个国民党的女特务终于得到了她应得的惩罚。
他做不到。
那个念头像一根针,扎在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拔不出来,也扎不深,就那么悬着,一碰就疼。
廖三民站起来,走到了记者区。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过去。他告诉自己,这是工作需要。他是警备司令部的联络官,和记者打交道是分内的事。记者区里这么多人,他走过去跟其中一个人说几句话,没有人会多想。
他走到谢云的桌前。
谢云抬起头。她的眼睛在昏黄的台灯光线下显得很深,瞳孔里有一点微小的光,像是被人用针尖点上去的。
“廖队长,”她说,语气很平静,像在路上碰见一个熟人,“今天你也在?”
“联络工作,”廖三民说,“代表团的安保是我们负责的。”
他站着,她坐着,他比她高出很多,但他感觉自己才是更低的那一个。她的手放在笔记本旁边,手指微微蜷着,指甲剪得很短,干干净净的,没有涂指甲油。那支旧钢笔搁在笔记本的右侧,笔帽套在笔杆上,笔尖朝上,像一个随时准备出发的士兵。
“倒是你,下雨天还来。”廖三民说。说完他就后悔了——这句话太蠢了,蠢得像一个不会搭讪的人在硬搭讪。
谢云似乎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的蠢,只是对他微微笑了一下。“雨再大也得来啊,工作是工作。”
那笑容很浅,浅到只是嘴角弯了一下。但廖三民看见了。他看见了那个笑容里的一点点疲倦、一点点无奈、一点点“拿你没办法”。他不知道这些“一点点”是真的还是他自作多情看出来的。他知道的是,他的心跳又快了。
“你...”他顿了顿,“脸上的伤...好了?”
谢云的手几乎不可见地顿了一下。“好了,谢谢廖队长关心。”她的语气还是那么平,平得像一杯放了太久的水,没有任何波澜。
廖三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他站了两秒钟,转身走了。走回座位的时候,他的步伐很稳,和他来的时候一样稳。但他知道自己的后背在出汗,衬衣贴在皮肤上,湿湿的,凉凉的,很不舒服。
他坐下来了,把帽子重新戴回头上,帽檐压得更低了一些。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攥紧,又松开,攥紧,又松开,像在给什么东西打拍子,又像在数自己的心跳。
他数了十下。每一下都告诉他同一件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