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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死亡 不是因为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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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八日,凌晨,他走了。
那天下午林晚从公司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医生说他可能撑不过今晚。
林晚让妈妈把念念带过来了。念念站在床边,拉着他的手,小声地叫“爸爸,爸爸”。
他没有回应。念念的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滴在他的手背上。
她趴在他的耳朵旁边说“爸爸,你醒醒,你看看念念”。没有回应。
念念哭了很久。她不是一个爱哭的小孩,从小就不爱哭。打针不哭,摔跤不哭,被小朋友抢了玩具也不哭。
但那天晚上,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哭到喘不上气,哭到整个人都在发抖。
林晚蹲下来抱住她,她把脸埋在妈妈的肩膀上,哭声闷在衣服里,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小猫。
念念哭累了,趴在床边睡着了。她的手还握着他的手指,一根小指头,勾着他的小指。
林晚让保姆把念念抱走了。她坐在床边,看着他。
他睡得很安静,没有痛苦,没有挣扎,像是在做一个很长的梦。
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不是平静,是空了的那种空。就像一间住过很多人的房子,人走了,灯灭了,只剩空荡荡的四壁。
林晚在他的床边坐了很久。窗外的天从灰变黑,从黑变深黑。
护士进来换了两次药,医生进来检查了一次,都说“没有变化”。
林晚知道“没有变化”是什么意思。不是没变好,也不是没变坏,是连变的能力都没有了。
身体已经停止了抵抗,停止了战斗,停止了所有试图活下去的努力。
凌晨两点,心电监护仪上的波浪线忽然剧烈地跳动了几下,像一只受了惊的鸟拍了几下翅膀,然后——变成了一条直线。
那条线平了,平得不能再平,像一个句号,写在了人生最后一页的末尾。
滴滴声变成了长鸣。护士跑进来,医生跑进来。
有人做了一些什么,有人说了什么,有人把什么东西拔掉了,有人把什么东西关掉了。然后一切安静下来。
林晚没有哭。
不是因为坚强,是因为她的眼泪已经在那些夜里流完了。
在他还在世的那些夜里,在他不知道的那些夜里,在她一个人的那些夜里。
眼泪不是流完了就没有了,眼泪是把那些该哭的事情哭完了,等真正该哭的时候,反而哭不出来了。
她站起来,俯下身,在他的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
他的额头是凉的,凉得像冬天的玻璃,凉得像那个他放在她额头上的吻——很多年以前,在三亚的婚礼上,他没有吻她的嘴唇,他吻了她的眉心。
“陆景舟,你放心走吧。念念我会带好。公司我会管好。我自己,我也会过好。”
她直起身,最后看了他一眼。他的样子很安静,安静到像是在笑。
林晚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笑,也许是灯光的原因,也许是她希望他在笑。她希望他走的时候,是笑着的。不是因为她在,是因为他终于不用再疼了。
她转身走出了病房。
走廊很长,灯很亮,她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那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来回弹了好几次才消失。她走了大概二十步,停下来。
她的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很长,投在前面的墙上,像一个瘦瘦的、高高的人站在那里等她。
她继续走。走到电梯口,按了按钮。电梯到了,门打开,她走进去,转过身,看着门慢慢关上。
门关上的那一刻,她看见自己的脸映在电梯的镜面上——白,瘦,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嘴唇抿成一条线,表情像是刚签完一份很长的合同,终于可以休息了。
电梯到了底楼。她走出来,走出住院部的大门,走进十二月的夜风里。
北京的冬天很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她裹紧大衣,走向停车场。雪已经停了,地上积了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
停车场里的车都被雪盖住了,像一个个白色的小山包。
她上了车,发动引擎,暖风开到最大。
她坐在驾驶座上,没有马上开走。她把手放在方向盘上,看着挡风玻璃上的雪被暖风吹化,水滴一条一条地流下来。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在床头柜上放了一张纸条,叠成小小的方块,上面写着“林晚收”。她还没有打开看。
她把那张纸条从大衣口袋里拿出来,打开。
纸条上是他的字迹,写得很用力,像是花了很大力气才写完这几个字。
“林晚:念念的抚养权是你的,公司的事情方远会协助你处理。我名下的所有资产,按照婚前协议和离婚协议执行。多出来的那些,我不要了。你看着处理吧。谢谢你,对不起。——陆景舟”
不是“我爱你”,不是“我想你”。是“谢谢你,对不起”。
林晚把纸条折好,放回口袋。
她发动了车,开出了停车场,开上了长安街。
凌晨的长安街几乎没有车,路灯一盏一盏地从头顶掠过,像一条光做的隧道。
她回家。
陆景舟的葬礼在一个阴天举行的。
北京冬天最常见的阴天,灰蒙蒙的,没有太阳,也没有风。
来的人不多——家人、亲友、公司的几个核心成员、几个大学的同学。
凌瑶来了,站在最后一排,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没有戴帽子,脸冻得发白。
她没有走到前面,没有看林晚,没有看陆景舟的遗像,只是一直低着头。走的时候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话。
林晚把陆景舟的骨灰安葬在了北京的一个陵园里。墓碑是他走之前自己选的款式——黑色的花岗岩,简洁,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碑文也是他自己选的,只刻了一行字:
陆景舟,一九□□—二零二一。
没有“夫”,没有“父”,没有“爱过”,没有“永念”。只有名字和生卒年份。简洁得像他这个人——至少是年轻时候的他,不废话,不解释,不讨好。
林晚在墓碑前站了一会儿。冬天的陵园很安静,只有风穿过松树的声音。远处有人在烧纸,一缕青烟袅袅地升上去,在灰色的天空里慢慢散开。
“念念的事,你放心。”她说。
然后她转身走了。
他走后的第一个月,林晚忙得几乎没有时间想任何事。
公司的管理权需要交接,陆景舟名下的股权需要处理,念念的情绪需要安抚,妈妈的身体需要照顾。
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像一个永远干不完的清单。
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以后才睡,中间的时间被切割成无数个小块,每个小块里塞满了不同的事情。
她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那个“他死了”的事实就会砸下来。
直到一个月后的某个晚上,念念睡了,妈妈也睡了,她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电视,没有看手机,什么都没有做。周围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她靠着沙发靠背,看着天花板。
那种感觉来了。不是悲伤,不是孤独,是一种巨大的、无边的空。
像站在一片旷野上,四周什么都没有,没有树,没有房子,没有人,没有路。
天空是灰色的,地面是灰色的,天地之间只有她一个人。风从东边吹到西边,没有遇到任何阻拦。
她在沙发上坐了很久,久到最后猫跳了上来——年糕,那只橘猫,离婚后养的,已经跟她很亲了。
年糕踩着她的腿,蜷在她的膝盖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那声音很小,很细,但在那个安静的房间里,听起来像是一台发动机在运转。
林晚低头看着年糕。年糕眯着眼睛,下巴搁在她的膝盖上,一脸满足。
她伸出手,摸了摸年糕的毛。毛很软,很暖,从她的指缝间滑过去。
她忽然想哭。不是因为难过,是那种积攒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找到出口的感觉。
像一个高压锅的气阀被拧开了,蒸汽冲出来,发出尖锐的声响。她捂住了嘴,没有出声,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一颗一颗的,砸在年糕的背上,年糕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用脑袋蹭了蹭她的手,然后继续把下巴搁在她的膝盖上。
她哭了大概五分钟。没有十五分钟,没有半小时,只有五分钟。
然后她拿起茶几上的纸巾,擦了擦脸,擤了擤鼻子,站起来,去卫生间洗了把脸。
镜子里她的眼睛红了,但眼神是清亮的。
她回到客厅,把爬到沙发扶手上的年糕抱下来,关了灯,回卧室睡觉。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他走后的第三年,林晚做了一件大事——她把公司卖了。
不是冲动,是计划了将近两年的事。陆景舟去世后,他的股权转到了念念名下,由林晚代持。
她成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了绝对的决策权。但她对运营这家公司没有兴趣。
她的兴趣在投资,在发现下一个独角兽,在资本市场上做更擅长的事。
她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找合适的买家、谈价格、做尽调、走流程。
过程很复杂,涉及的条款很多,谈判桌上坐满了西装革履的律师和投行人士。
林晚坐在主位上,面前摊着两百多页的交易文件,一页一页地翻,一条一条地过,问了无数个尖锐到让对方律师汗颜的问题。
方远坐在她旁边,小声说“你今天这气场,对方都被你镇住了”。
林晚说“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准备这件事,不该被镇住吗”。
交易完成后,林晚拿到了很大一笔现金。她把其中的一部分放进了家族信托,受益人是念念。
念念十八岁以后可以支配这笔钱,在此之前由林晚代管。剩下的钱,她投进了自己的新基金——望舒资本。
望舒资本,名字是她自己起的。望舒,神话中为月亮驾车的神。
取名的时候她想到了妈妈——妈妈给她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希望她像晚上的月亮一样安安静静地挂在天上,不争不抢地发光。
现在她觉得,月亮的另一个特质是持久,不论阴晴圆缺,它都在那里,不会因为地球的阴影而消失,也不会因为太阳的光亮而自卑。
望舒资本的第一个投资项目,是一个女性健康产品的创业公司。
创始人是三个女人,平均年龄二十九岁。大波浪卷发、亮色西装、坚定自信的眼神,走路带风,说话不带稿。
林晚和她们聊了两次就决定投了。不是因为项目有多好,是因为她喜欢她们身上的那种劲头——那种“我什么都不怕”的劲头。
她见过这种劲头,在十七年前的自己身上,也在十七年前的陆景舟身上。现在她要保护这种劲头,用资本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