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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各自攀登
她以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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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的第一年,是陈知予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那个没人愿意接的客户,她接了下来。
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客户的需求、痛点、预算、决策链摸得一清二楚。
她做了三版方案,第一版被否了,第二版被否了,第三版——客户说“再改改”。
她没有气馁,没有抱怨,没有在背后骂客户难搞。
她只是坐下来,重新分析了客户所有的反馈,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核对,然后出了第四版、第五版、第六版。
第六版通过了。
合同金额八百万,是她经手的最大的一单。
刘姐在周会上表扬了她。
同事们鼓掌,她微笑着点了点头,说“谢谢大家支持”。
散会之后,她回到工位,坐在那里,心里没有喜悦,也没有如释重负。
她只是觉得,这是她应得的。
她花了比别人多三倍的时间,做了比别人多五倍的准备,如果还不能赢,那才是不公平。
这个项目之后,她在部门里的地位变了。
不再是那个“还挺努力的专员”,而是“能搞定大客户的知予”。
刘姐开始让她带新人,让她参与更核心的决策,让她在总监面前露脸。
她抓住了每一个机会。
她开始主动承担更多的工作。
别人不愿意做的琐事,她做。
别人不敢接的烂摊子,她接。
别人下班了,她还在。
别人周末去玩了,她在公司加班。
她不是想表现,她只是需要做事。
需要把自己填满。需要用工作的成就感来覆盖生活的虚无感。
有一天晚上,她在公司加班到十一点,整层楼只剩下她一个人。
她站起来去倒水,走到茶水间的时候,看到窗外的深圳夜景。
那些高楼大厦亮着灯,像一座不夜城。
她站在那里,端着水杯,忽然想起了那个梦。
梦里也有这样的夜景。
梦里她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城市的灯火,身后是她的团队,面前是一个重要的客户。
她赢了,她升职了,她成功了。
然后她回到家,孩子已经睡了,她妈靠在沙发上等她,电视还开着。
她轻轻关掉电视,给她妈盖了一条毯子,然后去孩子的房间,在孩子额头上亲了一下。
那是梦里她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但那种幸福是带着重量的,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她扛着它走了五年,终于走到了一块平地上,可以把它放下来了。
但她的肩膀已经变形了,她的脊椎已经弯曲了,她的身体已经永远地改变了。
她不想扛那块石头。
她把水杯放在茶水台上,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
她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每个重要的时刻,给那个不存在的孩子写一句话。
不是因为她相信孩子能听到,而是因为这是她处理这件事的方式。
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写在手机里,像一个私人的、不会对任何人开放的日记。
“三月,今天妈妈签了一个八百万的合同。如果你在,妈妈可能会用这笔钱给你报最好的早教班。”
“但你不在了,妈妈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了一个包。一个很贵的包。妈妈以前舍不得买的那种。”
“妈妈背着它去上班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厉害。你也会为妈妈骄傲的,对吗?”
她看着这行字,笑了一下。
不是苦笑,是真正的、带着一点自嘲的笑。
她觉得自己有点矫情,但又觉得这种矫情是她需要的。
她把手机放回口袋,端着水杯走回工位,继续工作。
这一年,她的工资涨了百分之三十。她从专员升到了高级专员。
她搬了一次家,从那个朝北的一室一厅搬到了一个朝南的一室一厅,房租贵了八百块,但每天下午都有阳光照进来。
她在阳台上种了一盆薄荷,长得很好,每次浇水的时候都会散发出清新的香气。
她很少想起陆时衍了。
不是完全不想,而是想到他的频率从每天变成了每周,从每周变成了每月。
她偶尔会刷到他的朋友圈——他在北京的生活看起来不错,见了投资人,招了团队,拿了融资。
他的公司叫“时衍科技”,名字里有他的名,也有“衍生”的意思。
她看着他一步步往前走,心里没有波澜。
不是刻意压抑,是真的没有。
时间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不会让你忘记,但它会让你习惯。
她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
她习惯了小腹不再有那个隐隐的存在感。
她习惯了每个月的那一天,在备忘录里写一句话。
她习惯了带着那个秘密生活。
同一年的北京,陆时衍也在打仗。
他的创业项目是一个企业服务软件,赛道不新,但切入点很刁。
他和两个合伙人挤在中关村一个共享办公空间里,三个人用四张桌子,多出来的一张是用来放外卖的。
他们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一点走,一周六天,周日看情况。
创业的第一年,陆时衍瘦了十五斤。不是因为刻意减肥,是因为没时间吃饭。
他经常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等想起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了,外卖点过来扒拉两口又继续干活。
他的胃开始抗议,经常在半夜疼醒,他去药店买了胃药,吃了几天不疼了,又继续不管。
他住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合租屋里,四室一厅,他住其中一间,月租三千五。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就满了。
他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洗漱,出门,在楼下的便利店买一个饭团和一杯美式,边走边吃,走到公司刚好八点半。
他很少想起陈知予。
不是不想,是不敢。
深圳和北京,两千公里的距离,没有时差,但有时差。
她的生活和他的生活,已经像两条平行线,再也没有交集。
他偶尔会在深夜打开她的朋友圈,看看她最近在做什么。
她发得不多,偶尔发一张美食的照片,偶尔发一张窗外的风景,偶尔转发一篇行业文章。
她看起来过得不错,看起来没有他也可以过得很好。
他应该为此高兴。
他确实为此高兴。
但高兴的同时,他也会感到一种淡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
不是嫉妒,不是后悔,而是一种“原来我在她的生命里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的确认。
他想起他们分手的时候,她说“我们都不够爱对方”。
他那时候觉得她在赌气,觉得她只是不肯承认自己不想为他牺牲。
现在他知道了,她说的是真的。
如果足够爱,他会放下骄傲开口求她。
如果足够爱,她会放下工作跟他走。
他们都不够爱,所以他们没有在一起。
这个事实很简单,也很残忍。
有一天晚上,他在公司加班到凌晨一点,整栋楼只有他们那一层的灯还亮着。
他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北京的夜景。
北京的夜和深圳不一样,深圳的夜是潮湿的、温柔的、有海风吹过来的;北京的夜是干燥的、冷冽的、有沙尘的味道的。
他拿出手机,打开和陈知予的对话框。
他们上一次聊天是三天前,他发了一条“深圳降温了,注意保暖”,她回了“谢谢,你也是”。
他看着这行字,忽然觉得胸口发闷。
他想问她:你最近好吗?你真的好吗?你有没有想过我?你有没有后悔?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希望我还在你身边?
但他没有发。
他关掉了对话框,打开了公司的代码库,继续改bug。
他告诉自己,这是他的选择。
他选择了创业,他选择了北京,他选择了成为一个“先立业后成家”的男人。
他没有资格在深夜伤感,因为这是他亲手选的路。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双手揉了揉太阳穴。
旁边的合伙人老周还在敲代码,头都没抬:“你还不走?”
“马上。”
“马上是多久?”
“再改一个bug。”
“你昨天也是这么说的。”
陆时衍没理他,继续盯着屏幕。
他喜欢这种被工作填满的感觉,因为只有在工作的时候,他的大脑才不会去想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比如“如果那天我没有去北京,我们现在会怎样”。
比如“她是不是已经有了新的人”。
比如“我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想多了会让人发疯。所以他选择不想。
他改完了bug,关了电脑,收拾东西,走出公司。
北京的夜晚很冷,深秋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割。
他裹紧外套,走到路边,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回出租屋。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偶尔经过的出租车和外卖骑手。
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空荡荡的马路牙子上。
他回到出租屋,室友已经睡了。
他轻手轻脚地洗漱,躺到床上,拿起手机,最后看了一眼微信。
没有新消息。
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关了灯。
闭上眼睛之前,他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
不是陈知予的脸,是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画面——一个小孩,在草地上跑,跑着跑着摔倒了,然后爬起来,回头朝他笑。
他不知道那个小孩长什么样,因为那个小孩不存在。
但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个笑容。
他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
“神经病。”他小声骂了自己一句。
然后翻了个身,强迫自己睡觉。
第二年,陈知予升了主管。
这是她手术后的第二年。
她已经不怎么想那件事了。
不是忘记了,而是那件事已经从“每天都会想起”变成了“偶尔才会想起”,从“尖锐的痛”变成了“钝钝的、可以忍受的”。
她学会了和这个秘密共处,就像学会和一道旧伤疤共处——你知道它在那里,但你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不会刻意去碰它,也不会刻意去看它。
升主管的考核很严格。
她需要在一个季度内完成八百万的业绩,同时带三个新人,同时参与一个跨部门项目。
她接了下来,像以前一样,用超乎常人的努力去填补所有的不足。
她每天早上八点到公司,晚上九点以后才走。
她把三个新人带成了部门里成长最快的员工,其中一个在半年后独立签下了第一个百万合同。
她把跨部门项目做成了公司内部的标杆案例,被总监在年会上点名表扬。
她的季度业绩超额完成,达到了九百二十万。
升职的消息是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宣布的。
刘姐把她叫到办公室,递给她一份文件:“从下个月开始,你就是主管了。”
陈知予接过文件,说了声“谢谢”。
她以为自己会激动,会开心,会想哭,但她的第一反应是平静。
一种很深的、很沉的平静。
像是一个走了很远的路的人,终于看到了一个路标,知道自己没走错,但路还很长。
“知予,”刘姐看着她,“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升这么快吗?”
“因为刘姐您愿意给我机会。”
“不是因为机会,”刘姐摇了摇头,“是因为你不怕苦。我在这行做了二十年,见过太多聪明人,但聪明人往往吃不了苦。你不一样。你不是最聪明的,但你是我见过最能扛的。”
最能扛的。陈知予在心里重复了这四个字。
她想,也许这就是她的人生。
能扛。能扛住分手,能扛住手术,能扛住加班,能扛住所有生活扔过来的东西。能扛住,然后往前走。
“谢谢刘姐,”她说,“我会继续努力的。”
走出刘姐办公室的时候,她看到小杨在工位上朝她竖了个大拇指。
她笑了笑,走回自己的工位。
她的工位已经换到了靠窗的角落,比原来大了一点,多了一个抽屉。
她把那盆薄荷放在了窗台上,薄荷长得很茂盛,叶子绿得发亮。
她坐下来,打开手机,给妈妈发了一条消息:“妈,我升主管了。”
她妈秒回了语音。
她点开,听到她妈的声音,带着笑,又带着一点哭腔:“我就知道我闺女行!妈给你做红烧排骨!”
她笑着回了语音:“好。”
然后她打开了备忘录。
她已经很久没有写东西了。
上一次写是三个月前,在她生日的那个晚上。
她喝了点酒,在备忘录里写了一段很长的话,第二天早上醒来看了觉得矫情,差点删掉,但最后还是没有删。
她想了想,打了几个字:
“三月,妈妈升主管了。距离你离开,已经一年零三个月。妈妈过得很好,你不用惦记。”
她看着这几行字,觉得有点好笑。
那个孩子不会惦记,那个孩子不存在。
但她还是写了,因为她需要写。
这是她和自己对话的方式。
她锁了屏,把手机放进口袋,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深圳还是那个深圳,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但她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那个她了。
一年前的她,刚从手术台上下来,身体里还流着血,心里还压着石头。
现在的她,身体好了,心里也有了一道疤。但疤不是伤口,疤是不会再疼的。
她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回到工位上,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