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第一英俊》岭南北极熊

22、第22章慈善信托 第22

　　第22章慈善信托

　　听证会结束后的第三天，西奥多去了趟伦敦城。

　　不是去诊所，不是去议会，是去针线街——伦敦金融区的核心。那里聚集着银行、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各种各样的金融中介，街道狭窄但建筑气派，每一扇厚重的木门后面都藏着一笔巨大的财富。

　　他要去见的人是查尔斯·福斯特，一位在伦敦金融城执业多年的大律师。福斯特先生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的事务所在针线街的一栋老式建筑的三楼，窗户正对着街对面的英格兰银行。

　　西奥多是经加德纳舅舅介绍来的。舅舅说，福斯特先生是伦敦最可靠的律师之一，“信托这种事，找他比找任何人都放心”。

　　福斯特先生把西奥多领进办公室，倒了两杯雪利酒，然后靠在椅背上，等着他开口。

　　西奥多没有绕弯子。他把慈善晚宴上募捐的钱、乐谱义卖的收入、以及三场音乐会募捐箱里的钱，一笔一笔地列出来，写在纸上，推给福斯特先生看。

　　“福斯特先生，这笔钱不是我自己的，是别人捐给公共卫生事业的。慈善晚宴现场募捐一百五十英镑，乐谱义卖五十本、每本五几尼、合计二百六十二英镑，三场音乐会的募捐箱里还有五十英镑。加上几位零星捐赠的，一共四百六十多英镑。”

　　他把数字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笔的来龙去脉都附在后面。

　　“我不能把它放在我的私人账户里，也不能用它来买我自己的东西。我需要一个慈善信托，专门管这笔钱。每一笔支出都要有记录，每一分钱都要能追溯。”

　　福斯特先生拿起那张纸，看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看着西奥多。

　　“菲利普斯先生，您知道吗，来找我做信托的人，大多数是想把财产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您是第一个来跟我说‘这笔钱不是我的，我要把它管得清清楚楚’的人。”

　　西奥多没有说话。

　　福斯特先生放下那张纸，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空白的信托契约，开始在上面写字。他写得很慢，每一行都要停下来想一想，问西奥多几个问题，然后再继续写。

　　“信托的名称？”

　　“伦敦公共卫生改良信托。”

　　“委托人？”

　　“我。”

　　“受托人？”福斯特先生抬起头看着他，“按照法律，受托人至少需要两位，最好三位。您自己不能当受托人——委托人兼任受托人虽然允许，但容易被人质疑。我建议您选三位德高望重的人，与您没有直接利益关系。”

　　西奥多想了想。

　　“托马斯·巴林顿爵士，皇家医学会会员，伦敦最著名的内科医生之一。亨利·霍尔先生，做羊毛生意的商人，为人正直，账目清楚。威廉·帕金森先生，下议院议员，赫特福德郡选区的代表。”

　　福斯特先生把这些名字一一记下，点了点头。

　　“三位都是合适的人选。巴林顿爵士有社会声望，霍尔先生懂账目，帕金森先生有政治分量。三个人互相制衡，谁也独断不了。”

　　“信托的目的？”

　　“救济贫困和公共利益。”西奥多说，“具体包括：清理排水沟、改造粪池、更换水源、建设公厕、垃圾清运、粪便制肥、以及替交不起窗户税的穷人缴纳税款。这些事做好了，穷人少生病，少死人，少花济贫税。既是救济贫困，也是公共利益。”

　　福斯特先生把这些一条一条地写进契约，写得很仔细，每一个词都斟酌了很久。

　　“信托财产？”

　　“现金四百六十二英镑。以后可能会有追加捐赠，到时候再补充。”

　　福斯特先生写完之后，把文件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递给西奥多。

　　“您看看，有没有遗漏。”

　　西奥多接过来，看得很慢，每一个字都看得很仔细。他看到“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资金用于个人用途”这一条的时候，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看。看到“受托人每年须向委托人及衡平法院提交账目”这一条的时候，点了点头。看到“委托人不得随意撤销信托”这一条的时候，停了一下。

　　“这一条是什么意思？”他问。

　　“慈善信托一旦成立，原则上不可撤销。”福斯特先生说，“钱捐出去了，就不是您的了。受托人从法律上拥有这笔财产，受益人是公众。您不能反悔把钱要回来。这是为了保护慈善用途不被委托人随意改变。”

　　西奥多沉默了一会儿。

　　“我明白了。”他说。“还有一个问题。我的个人财产和信托财产必须完全分开。信托账户里的钱，我一分都不会动。我自己的钱——不管以后用来做什么——都是我个人出资，与信托无关。这一点要在契约里写清楚，最好在报纸上也登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

　　福斯特先生看了他一眼，拿起笔，在契约末尾加了一条附加声明。

　　“受托人西奥多·菲利普斯声明：本人之个人财产与信托基金完全分离。本人任何个人投资与消费，均系本人个人出资，与信托基金无关。”

　　“您很谨慎。”福斯特先生说。

　　“不是谨慎。”西奥多说，“是不想被人说闲话。做善事的人，比做坏事的人更容易被人怀疑。不是因为人们不相信善，是因为人们见过太多打着善的旗号谋私利的人。我不想成为那种人。”

　　福斯特先生点了点头。“明智。”

　　契约签完之后，西奥多把慈善晚宴募捐款项、乐谱义卖收入、音乐会募捐箱款项——全部四百六十二英镑——存入了以“伦敦公共卫生改良信托”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账户由三位受托人共同管理，每一笔支出都需要三人中的至少两人签字。

　　福斯特先生把信托契约、银行凭证和所有文件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好，交给西奥多。

　　“您要自己保管，还是放在我这里？”

　　“放在您这里。”西奥多说，“您是律师，您的办公室比我的书房安全。另外，请帮我把信托契约的副本送到衡平法院备案。”

　　福斯特先生点了点头。“我明天就去办。”

　　从针线街出来之后，西奥多没有回布鲁克街，而是去了霍尔先生的商号。

　　霍尔先生正在办公室里算账，看见西奥多进来，放下笔，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

　　“信托办好了？”他问。

　　“办好了。”西奥多说，“您是三位受托人之一。”

　　霍尔先生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

　　“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喜欢管闲事的人。”

　　“我知道。”西奥多说，“所以我才请您。您不会因为跟我关系好就乱签字，也不会因为怕得罪我就故意刁难。您只看账目，只看数字。”

　　霍尔先生把雪茄重新放进嘴里，又拿了出来，没有点。

　　“行。我当。但我要跟你说清楚——如果有一天我觉得你在乱花钱，我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

　　“那正是我想要的。”西奥多说。

　　信托文件签好的当天下午，西奥多没有回家，直接去了《泰晤士报》的编辑部。

　　编辑部在印刷所广场的一栋老式建筑里，门口堆着成捆的新闻纸，空气里弥漫着油墨和灰尘的味道。西奥多在前台递上名片，说要见主编。前台看了一眼名片，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他领了进去。

　　主编姓巴恩斯，四十多岁，瘦高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的时候喜欢把眼镜摘下来擦了又戴上、戴上又摘下来。他看了西奥多的名片，又看了西奥多递过来的信托文件和账目明细，沉默了好一会儿。

　　“菲利普斯先生，您确定要登？这些数字——四百六十二英镑的募捐款项，每一笔都要公开？”

　　“每一笔。”西奥多说。

　　“包括捐款人的名字？”

　　“包括。匿名捐款的除外——那几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太太，我已经征得她们同意，只写‘匿名’。”

　　巴恩斯先生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

　　“我做这一行二十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登广告、登声明、登道歉信。但您是第一个来登账目的。不是公司的账目，是个人的账目。不是炫耀自己有多少钱，是告诉别人自己花了多少钱。”

　　西奥多没有说话。

　　巴恩斯先生把眼镜重新戴上，拿起笔。

　　“您想怎么写？”

　　第二天早晨，《泰晤士报》的第三版上，出现了一篇不长的文章，标题是《伦敦公共卫生改良信托账目公告》。

　　文章的开头写得很简单：

　　“兹将伦敦公共卫生改良信托之账目明细公告如下，以供公众监督。”

　　下面是几张表格。

　　第一张表格是收入。左边一列是捐款人姓名，右边一列是捐款金额。巴林顿爵士、克拉克医生、霍尔先生、布莱克先生、帕金森先生——每一个名字都在上面，每一笔金额都清清楚楚。最后一行写着：“匿名捐赠者，共计十八英镑十先令。”下面是总收入：“四百六十二英镑。”

　　收入的来源也分条列出：慈善晚宴现场募捐、乐谱义卖、音乐会募捐箱、零星捐赠。

　　第二张表格是资金去向。左边一列是支出项目，右边一列是金额。信托账户存入针线街银行——四百六十二英镑。目前尚未支出。

　　第三张表格是信托基金的基本信息。“上述资金现存于针线街银行，以‘伦敦公共卫生改良信托’名义开立之专用账户。受托人：托马斯·巴林顿爵士、亨利·霍尔先生、威廉·帕金森先生。每一笔支出均需经至少两位受托人签字方可动用。信托契约副本已送衡平法院备案。”

　　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

　　“委托人西奥多·菲利普斯声明：本人之个人财产与信托基金完全分离。本人任何个人投资与消费，均系本人个人出资，与信托基金无关。相关账目凭证及信托契约，已交由福斯特律师事务所保管，随时接受公众查询。”

　　报纸出来的那天早晨，西奥多在书房里坐着，面前摊着那份《泰晤士报》。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把报纸折好，放进了抽屉里。

　　贝茨端茶上来的时候，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西奥多问。

　　“先生，您把账目登在报纸上，以后每一笔钱怎么花，全伦敦的人都会知道。”

　　“对。”

　　“那如果……万一……有什么差错，全伦敦的人都会知道。”

　　“对。”

　　贝茨沉默了一会儿。“那您还登？”

　　西奥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热的，放了牛奶和糖，甜丝丝的。

　　“贝茨，麦里屯的疫情死了三十一个人。其中有一个四岁的女孩，叫玛丽·卡特。她死的那天晚上，我站在她家的窗户前面。那扇窗户被木板钉死了，因为她的父母交不起窗户税。”

　　他停了一下。

　　“后来疫情平息了，我把那扇窗户打开了。阳光照进去的时候，玛丽的母亲哭了。她说，如果这扇窗户早开一个月，她的女儿也许就不会死。”

　　他看着茶杯里的倒影。

　　“我登这份账目，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是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也成了那种打着善的旗号谋私利的人，至少有人能拿这份报纸来质问我。”

　　贝茨没有再说话，端着茶盘退了出去。

　　消息传得很快。

　　上午十点，巴林顿爵士的信差送来了一封简短的信。“账目看到了。信托受托人的事，你事先没跟我商量，但我不怪你。这件事你做得很对。”

　　中午，霍尔先生亲自来了布鲁克街。他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份《泰晤士报》，把那段账目公告又看了一遍，然后放下报纸，看着西奥多。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登了一份账目。”西奥多说。

　　“不是。”霍尔先生说，“你让全伦敦的人都知道，你的钱和信托的钱是分开的。以后谁想说你挪用公款，先把这份报纸拿出来看看。”

　　西奥多没有说话。

　　“但你也给自己挖了一个坑。”霍尔先生说，“从今天起，你每一笔支出都要有记录，每一分钱都要能追溯。全伦敦的人都在盯着你。”

　　“我知道。”西奥多说。

　　“你不怕？”

　　“怕。”西奥多说，“但怕的不是被人盯着。怕的是做错事的时候没有人盯着。”

　　霍尔先生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你这个人，有时候让我觉得你根本不像二十二岁。”

　　下午，西奥多去了福斯特律师事务所，把那份《泰晤士报》连同信托契约一起，锁进了福斯特先生的保险柜。

　　福斯特先生把钥匙交还给他的时候，说了一句：“菲利普斯先生，我做律师三十多年，您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有点意义的人。”

　　西奥多接过钥匙，放进口袋。

　　“谢谢您。”他说。

　　晚上，西奥多坐在书房里，把今天的来信一封一封地拆开。

　　有几位捐款人写信来，说账目公告做得很得体，他们放心了。有一位匿名捐款的太太在信里说：“我本来担心我的钱会被乱花，现在不担心了。”还有一位他不认识的人写信来，说想捐一笔钱给信托基金，问他该怎么办理。

　　他把这些信一封一封地看完，然后拿起笔，开始写回信。

　　写完之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