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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国会听证会·演讲
房间里很安静。他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也能听到长桌后面某位议员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我在麦里屯做的事情也很简单。清排水沟,修粪池,换水源,建公厕,收垃圾,制肥料。花了八十英镑。”
他把麦里屯的账目一张一张地拿出来,摆在桌上,像一个商人在展示自己的账簿。
“八十英镑。在伦敦买不到一栋房子,买不到一幅像样的画。但在麦里屯,八十英镑救了三百个人的命,让六十三户人家不用再喝脏水,让五十户人家不用再封窗户,让一个镇子的面貌彻底改变。”
他看了一眼巴林顿爵士。巴林顿爵士微微点了点头。
“先生们,我知道各位关心的是什么。国家正在打仗,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窗户税每年两百万英镑,这笔钱进了国库,用来造军舰、□□炮、养士兵。没有这笔钱,战争打不下去。”
他停了一下。
“但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窗户税的两百万英镑,有多少真正进了国库?”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表格,举起来。
“窗户税的征收成本很高。收税员要入户核查,要跟穷人斗智斗勇,要罚款、要催缴、要打官司。刨去这些成本,实际进国库的,不到一百五十万。”
他把表格放在桌上,又拿出另一张。
“承包税不一样。承包商自负盈亏,政府不出钱,只收税。征收成本几乎为零。我算过,如果全英格兰都推行承包制,承包税的年收入大约是两百零七万英镑——比窗户税的实际收入多五十多万。”
他把那张表格也放在桌上,两张并排,让议员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数字的对比。
“先生们,打仗要钱。这笔钱不从窗户税来,就从承包税来。你们选哪个?”
长桌后面有人开始交头接耳。帕金森先生没有动,只是看着西奥多,目光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西奥多没有等他们说完,继续说下去。
“我恳请国会授予我试点授权。伦敦城主教门教区,作为人口稠密的大城镇片区;赫特福德郡麦里屯集镇,作为典型中型乡镇;同郡朗伯恩村教区,作为小型乡村样本。三处不同层级的区域,一年时间。”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地图,展开,挂在桌前的架子上。地图上用红笔圈出了三个地方,一目了然。
“试点期间,我全权负责三地的垃圾清运、粪便处理、公厕建设、道路清洁与整体环境改良。自负盈亏,不申领政府任何拨款与补贴。仅依靠粪肥外销、公厕收费、广告经营及乡村清洁服务维持运营。”
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长桌正中央的主席。主席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表情看不出是赞同还是反对。
“同时恳请国会特批,此三片区域在试验年内免征窗户税。不是永久免征,是一年。一年之后,拿实际收益说话。如果承包税的收入比不上窗户税,恢复窗户税也不迟。”
他深吸了一口气。
“先生们,民众为税,可以紧闭窗户。但人之一身,排泄乃是天性,无从关闭。污秽之物,必源源而生,无可避免。而只要有人在,这财富的源头,便会源源不断。”
房间里的声音彻底安静了。
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翻动纸张,没有人咳嗽。甚至连窗外街道上的马车声都像是忽然远了。
西奥多站在听证席上,看着长桌后面的那些面孔。有些人皱着眉,有些人张着嘴,有些人靠在椅背上一动不动。他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他知道,那句话打中了什么。
他等了三秒钟,然后继续说。
“粪便不是污秽,是被浪费的财富。垃圾不是废物,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我提议的方案,不是施舍,不是慈善,是一笔生意——一笔政府不出钱、只收税的生意。国库增收,民众得利,疫病减少。于国于民,于体面于安定,皆是利莫大焉的善政。”
他说完了。
房间里安静了五秒钟。
然后,长桌后面的一位议员开始鼓掌。不是那种热烈的、大声的鼓掌,是那种克制的、轻轻的、一下一下的鼓掌。接着,第二个人也加入了,然后是第三个人。掌声不大,但在这个安静的房间里,每一个声音都听得很清楚。
主席没有鼓掌。他看着西奥多,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菲利普斯先生,请坐下。委员们有问题要问你。”
西奥多点了点头,在听证席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提问的是一位瘦高的中年绅士,戴着一副单片眼镜,说话的时候头微微偏着,像是在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西奥多。
“菲利普斯先生,你的方案听起来不错,但我有一个疑问。你说承包商自负盈亏,政府不出一文。但如果承包商做了一半做不下去了,或者收了钱不干活,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先生,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西奥多说,“首先,承包商不是‘收钱不干活’——恰恰相反,承包商要先向政府缴纳承包税,才能拿到经营牌照。钱是先进国库的,活是后干的。如果承包商干到一半做不下去了,亏的是他自己的钱,政府的税已经收了。”
议员皱了皱眉。“你的意思是,承包商先交税,后干活?”
“正是。承包税按年缴纳,每年年初支付。政府拿到钱之后,再让承包商进场运营。如果承包商中途跑路,政府的税已经收了,损失的是承包商自己的投入——设备、人工、材料,这些都是他提前支出的。政府不承担任何财务风险。”
“那如果承包商跑了,卫生没人管了,谁来收拾?”议员追问。
“所以我在提案中建议建立明确的监督机制——由教区与市政官员定期巡查环境卫生成效。若环境未获改善、民众不满、承包商疏于履职,次年即刻剥夺其承包资格,另行竞标。政府手里有承包税,可以拿这笔钱临时雇人维持基本运营,直到新的承包商接手。”
“那预付款呢?”议员说,“承包商买设备、雇工人,这些钱都是提前花的。如果干了半年就被剥夺资格,他不是亏大了?”
“是亏大了。”西奥多说,“所以承包商有强烈的动机把事情做好,把账做平,把卫生搞干净。这个机制的设计,就是为了让承包商不敢偷懒——偷懒的成本,比好好干的成本高得多。”
议员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下一个提问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绅士,坐在长桌的正中间,表情严肃,声音低沉。西奥多不认识他,但巴林顿爵士后来告诉他,这位是前内政部官员,在议会里说话很有分量。
“菲利普斯先生,你说你的方案可以替代窗户税。但窗户税是国家税收,是法律规定的。你说替代就替代,凭什么?”
“先生,我不是说替代就替代。”西奥多说,“我是说用实际收益来检验。试点期间窗户税减半征收,承包税补上缺口。一年之后,把两本账放在一起比一比——哪本账更厚,就用哪本。”
他停了一下。
“如果承包税的收入比不上窗户税,我无话可说,窗户税照旧征收。但如果承包税的收入超过了窗户税——先生,到那时候,不是我要替代窗户税,是数字要替代窗户税。”
老绅士看着他,没有说话。
第四个提问的是坐在角落的一位年轻议员。他看起来三十出头,头发梳得油光发亮,领结打得一丝不苟,说话的时候带着一种不耐烦的语气。
“菲利普斯先生,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西奥多说。
“二十二岁,”年轻议员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一丝轻蔑,“你二十二岁,没有从政经验,没有行政管理经验,没有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一天。你凭什么觉得你能管理三个区域的卫生事务?”
西奥多看着他,没有生气。
“先生,我二十二岁。但我在麦里屯管理过六十三户人家的粪池改造、一千二百码排水沟的清理、三间公厕的建设、一个堆肥场的运营。我没有从政经验,但我有挖沟的经验。我没有行政管理经验,但我有让工人准时上班的经验。我没有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一天,但我在麦里屯的泥泞街道上工作过三个月。”
他停了一下。
“经验不是从办公室里长出来的,是从地上长出来的。”
年轻议员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坐在他旁边的一位老议员轻轻笑了一声。
下一个提问的是一位看起来六十多岁的议员,头发全白了,脸上皱纹很深,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分量。西奥多后来才知道,他在下议院已经坐了将近四十年,经历过三任国王,见证过无数法案的通过和否决。
“菲利普斯先生,”他说,“你说的这些数字,我都听了。你的方案,我也看了。但我有一个问题——不是关于数字的,是关于你的。”
西奥多看着他,没有说话。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在麦里屯花了八十英镑,救了三百个人。你在伦敦花了多少时间?半年?一年?你花这些时间,如果用来开诊所、看病,你能赚多少钱?你为什么要做一件不赚钱的事?”
房间里安静了。
西奥多沉默了几秒钟。他看着那位老议员,想起了麦里屯的那些人——卡特家的小女儿,四岁,死在他面前;面包房的学徒,十六岁,死在他面前;玛丽站在门口拉着他的手,说不出话,只是不停地点头;老汤姆说“我这条命是你救的,我活着一天就认你一天”。
“先生,”他说,“我在麦里屯的时候,有一个四岁的女孩死在我面前。她的名字叫玛丽·卡特。她死的那天晚上,我站在她家的窗户前面。那扇窗户被木板钉死了,因为她的父母交不起窗户税。我想打开它,但木板钉得太牢了,我打不开。”
他的声音很平,没有起伏。
“后来疫情平息了,我把那扇窗户打开了。木板是我自己撬的,钉子是我自己拔的。阳光照进去的时候,玛丽的母亲哭了。她说,如果这扇窗户早开一个月,她的女儿也许就不会死。”
他停了一下。
“我不知道她说的对不对。也许开了窗,玛丽还是会死。但有一件事我是确定的——如果麦里屯的水井不被粪便污染,如果排水沟不堵,如果穷人不用为了省几个先令而把自己封在黑暗里——这场疫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他看着那位老议员。
“先生,我做这件事,不是因为赚钱。是因为我不想再看到四岁的女孩死在我面前。”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
老议员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缓缓地点了点头。
“给他一个机会。”他说。
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到了。
长桌后面,帕金森先生举起了手。“同意。”
另一个议员也举起了手。“同意。”
又一个。“同意。”
主席没有举手。他看着西奥多,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菲利普斯先生,听证会到此结束。委员会将在一周内作出决定。请等候通知。”
西奥多站起来,把桌上的文件收进公文包,扣好,然后向长桌后面的议员们微微鞠了一躬。
“谢谢各位先生。”他说。
他走出议会大厦的大门,雨已经停了,天空还是灰蒙蒙的,但云层的缝隙里透出了一线光,落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亮晶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