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第一英俊》岭南北极熊

19、第19章调研与游 第19

　　第19章调研与游说

　　慈善晚宴的成功，给西奥多带来了三样东西：名气、资金、和一个开口说话的资格。

　　此前他只是布鲁克街的一个年轻医生，没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没有人关心他在麦里屯做了什么。现在不同了。巴林顿爵士在皇家医学会的例会上提到了他，克拉克医生在给同行写信时附上了他的报告摘要，《泰晤士报》的音乐评论顺带提了一句“菲利普斯先生在卫生改革方面亦有建树”。

　　这不算什么大名气，但足够让他走进一些以前进不去的门。

　　晚宴结束后的第三天，西奥多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封信纸。开始起草《健康宣言》。

　　这份文件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不长，只有一页纸。开头写的是：“我们，以下签名的医学从业者，基于对近年伤寒、霍乱疫情之调查与研究，一致认为：改善城市公共卫生——包括清洁水源、排污系统、垃圾清运、公厕建设——是预防疫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中间是几条具体的建议，都是从麦里屯的经验里提炼出来的——水源保护、粪池改造、排水沟清理、公厕建设、垃圾清运、窗户通风。每一条都写得很短，但每一条后面都附了一句话：“麦里屯之实践已证明，此项措施成本低廉，效果显著。”

　　最后一行写着：“恳请政府与议会重视此事，尽快立法推动。”

　　他把这份宣言抄了十几份，装进信封，开始拜访伦敦的医生。

　　第一位是巴林顿爵士。他的诊所在哈利街，是一栋三层的联排别墅，门口挂着黄铜的铭牌。西奥多到的时候，巴林顿爵士正在书房里看书。他看见西奥多进来，放下书，摘下了眼镜。

　　“菲利普斯先生，”他说，“你的报告我看了。写得很好。但你知道，光有报告不够。”

　　“我知道。”西奥多说，把《健康宣言》递了过去，“所以我需要您这样的前辈来支持。”

　　巴林顿爵士接过那页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看得很慢，每一个字都看得很仔细。看完之后，他把纸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看着西奥多。

　　“你这份宣言，写得不错。但伦敦不是麦里屯。麦里屯几百户人家，伦敦两百万人。你在麦里屯花八十英镑就能搞定的事情，在伦敦可能要花八万英镑。这笔钱谁来出？”

　　西奥多早就想过这个问题。

　　“伦敦不需要一次做完。可以先选一个教区做试点。主教门教区、圣吉尔斯教区，或者白教堂区——选一个最穷的、疫病最严重的地方，先做一年。成本可控，效果可测。做成了，其他地方自然跟进。”

　　巴林顿爵士沉默了一会儿。

　　“你打算怎么做试点？”

　　“承包制。我出钱，我出力，我负责。政府不出钱，只收税。试点期间窗户税减半，由承包税补上缺口。政府不亏，民众得利，疫病减少。”

　　巴林顿爵士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在宣言上签了名。

　　“我签了。不是因为你的方案完美，是因为我见过太多人死在可以预防的疫病里。如果有人愿意试一试，我不拦着。”

　　西奥多接下来拜访了克拉克医生、霍普金斯医生、伦德尔医生、莫里斯医生……有些人很痛快地签了，有些人犹豫了很久，有些人看完之后把宣言推回来，说“我不同意”。

　　不同意的人当中，有一位是皇家医学会的老会员，姓卡特赖特。他看了不到一半就把纸放下了，摇了摇头。

　　“年轻人，你写的这些东西，太理想化了。公共卫生是政府的事，不是你一个医生该操心的。你好好看病就行了。”

　　西奥多看着他，没有生气。

　　“卡特赖特先生，我在麦里屯的时候，每天要看几十个病人。有些病人送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救不回来。如果他们的水井早一个月换掉，如果他们的窗户早一个月打开，也许他们就不用死。这不是理想，是事实。我只是想把事实说出来。”

　　卡特赖特先生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也没有签名。

　　西奥多没有勉强。他把宣言收好，站起来，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走了出去。

　　一个星期之内，他走访了二十三位医生。其中十五位签了名，八位拒绝。十五个签名，不算多，但够了。这十五个人当中有皇家医学会的会员、有医学院的教授、有伦敦最著名的内科医生。他们的名字写在宣言上，就是一份有分量的文件。

　　联合医生之后，西奥多开始走访工厂主。

　　他对这个群体并不熟悉。他不是生意人，不认识伦敦的工厂主，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但霍尔先生认识。

　　霍尔先生把西奥多带到了伦敦东区的一家纺织厂。工厂的主人是霍尔先生的老客户，姓布莱克，五十多岁，圆脸，秃顶，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数字——不是大概、差不多，是精确到先令和便士的那种数字。

　　布莱克先生把西奥多领进他的办公室，倒了两杯威士忌，然后靠在椅背上，等着西奥多开口。

　　西奥多没有绕弯子。

　　“布莱克先生，去年您的工厂因为工人病假，损失了多少钱？”

　　布莱克先生看了他一眼，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账本，翻了翻。

　　“去年冬天，伤寒和流感同时暴发，我的工人有一百二十个人，病倒了将近四十个。最严重的那几个星期，生产停了将近三分之一。算上工人病假期间的工资、停产的损失、加急订单的违约金——大概三百英镑。”

　　“三百英镑。”西奥多重复了一遍。

　　“三百英镑。够我买一台新机器了。”

　　“如果有一种方法，能让您的工人少生病，您愿意花多少钱？”

　　布莱克先生看着他，没有回答。

　　西奥多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摊开在桌上。纸上画着几幅简单的示意图——排水沟、粪池、水井、公厕。他把麦里屯的经验讲了一遍，讲了做了什么、花了多少钱、取得了什么效果。他讲得很慢，用的都是布莱克先生能听懂的语言——不是“公共卫生”，是“工人不生病”；不是“排水系统”，是“车间不积水”；不是“粪便处理”，是“厂区不臭”。

　　布莱克先生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

　　“你说的这些，要花多少钱？”

　　“在麦里屯，八十英镑。在您的工厂周围做同样的事情，可能要贵一些，但不会贵太多。关键是，这笔钱是一次性的。花完之后，您每年省下来的病假损失，可能比这笔钱还多。”

　　布莱克先生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烟囱林立的工厂区。

　　“菲利普斯先生，我不是慈善家。我是生意人。你让我出钱搞卫生，我出。但你要让我看到回报。”

　　“您会看到的。一年之后，把您的病假账本拿出来，跟今年比一比。省下来的钱，就是回报。”

　　布莱克先生转过身，看着他，伸出了手。“成交。”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西奥多和霍尔先生一起，走访了十几家工厂。有些工厂主像布莱克先生一样，算完账之后立刻就同意了；有些犹豫不决，说要再想想；有些直接拒绝了，说“卫生是政府的事，不是我一个工厂主该管的”。

　　但不管同意还是拒绝，西奥多都把麦里屯的报告留给了他们。他知道，这些人回去之后会算账。而账算清楚了，他们会回来的。

　　医生签了，工厂主算了账，但最难的还是议员。

　　西奥多知道，现在英国正在和拿破仑打仗。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十几年，国库的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窗户税之所以还在征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需要每一分钱来支撑战争。这不是什么秘密，报纸上天天在写。

　　要说服议员们放弃窗户税，光讲道德没有用。他必须证明，承包税不仅能补上窗户税的缺口，还能让国库多收钱。

　　威廉·霍尔帮西奥多约到了一位议员。这位议员姓帕金森，是赫特福德郡选出来的下议院议员，管的事情和公共卫生沾点边——不是直接管，是某个委员会里挂了个名。帕金森先生五十多岁，瘦高个，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指敲桌子。

　　晚餐在一家安静的俱乐部里进行。没有别人，只有西奥多、霍尔先生和帕金森先生。菜很精致，但西奥多没怎么吃。

　　帕金森先生先开了口。

　　“菲利普斯先生，霍尔把你的报告给我看了。写得很好。但你知道，议会的事情不是写报告就能解决的。现在国家在打仗，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你要动窗户税，得给我一个硬得不能再硬的理由。”

　　西奥多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摊开在桌上。纸上画着一张表格，左边是窗户税的收入，右边是承包税的收入，中间是一行一行的数字。

　　“帕金森先生，窗户税每年大约两百万英镑。但它的征收成本很高——收税员要入户核查，要跟穷人斗智斗勇，要罚款、要催缴、要打官司。刨去这些成本，实际进国库的，不到一百五十万。”

　　帕金森先生看着表格，手指停止了敲击。

　　“承包税不一样。承包商自负盈亏，政府不出钱，只收税。征收成本几乎为零。我算过，如果全英格兰都推行承包制，承包税的年收入大约是两百零七万英镑——比窗户税的实际收入多五十多万。”

　　他指了指表格上的一行数字。

　　“试点期间，窗户税减半征收。但承包税的收入可以补上这个缺口。政府不亏一分钱，还能省下征收成本。打仗需要钱，这笔钱不从窗户税来，就从承包税来。您选哪个？”

　　帕金森先生沉默了很久。他看着那张表格，一行一行地看，一个一个数字地看。看完之后，他靠在椅背上，摘下了眼镜。

　　“菲利普斯先生，你的数字很漂亮。但议会不看数字，看人。你的方案很好，但你是谁？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医生，没有背景，没有资历，没有人脉。你凭什么让议会相信你？”

　　“所以我不需要议会相信我。我只需要议会给我一个机会。一个教区，一年时间，让我证明我的方案可行。做成了，功劳是议会的；做砸了，责任是我的。打仗要花钱，但花钱的方式可以换一换。”

　　帕金森先生看着他，目光里的审视渐渐变成了某种说不清的东西。

　　“你胆子很大。”

　　“不是胆子大，是数据够硬。麦里屯的数字摆在那里，不是我编出来的。您随时可以去查。”

　　帕金森先生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在餐巾纸上写了一行字，递给西奥多。

　　“这是我的地址。把你的正式提案寄给我。我在委员会里帮你递上去。”

　　接下来的一个月，西奥多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

　　他拜访了十几位医生，有的在诊室里，有的在学会的会议上，有的在别人家的客厅里。有些医生不以为然，觉得他一个年轻人太大胆；有些医生认真看完麦里屯的报告后，沉默良久，然后在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到月底的时候，《健康宣言》上的签名从十五个增加到了三十二个。

　　巴林顿爵士在皇家医学会的例会上再次提到了麦里屯的经验，这次没有人在下面交头接耳，大家都在认真听。克拉克医生在一本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麦里屯的粪池改造方法，文章最后写道：“这不是理论，是实践。有人真的在做，而且做成了。”

　　工厂主们也开始行动起来。布莱克先生带头在自家的工厂周围搞起了卫生改造——清排水沟、修粪池、换水源。其他几位工厂主也跟着做了起来。他们算过账之后发现，西奥多说的没错：花在卫生上的钱，比花在病假上的钱少得多。

　　帕金森先生把西奥多的提案递到了委员会。提案的名字是《关于在伦敦选点试行公共卫生承包制并替代窗户税之方案》。提案不长，只有五页纸，但每一页都有数字、有表格、有麦里屯的经验作为支撑。委员会没有当场通过，但也没有否决。他们说“需要再研究研究”。

　　这在议会里，已经算是进展了。

　　那天晚上，西奥多坐在书房里，把这段时间的成果一条一条地记在笔记本上。医生签名：三十二人。工厂主支持：九家。议员支持：帕金森先生已递提案，另有三位议员表示愿意考虑。

　　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窗外的天快亮了。东边的地平线上已经泛起了鱼肚白，一层一层的，从灰到白，从白到金，像是有人在上面画了一道一道的线。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了窗户。

　　清晨的空气涌进来，带着伦敦特有的煤烟味和河水的腥味。远处隐约传来教堂的钟声，一下一下的，不急不慢。

　　他不知道议会什么时候会给出答复。也许很快，也许要等很久。但他不急。他知道这些机器转得慢，但只要他不停地推，它们迟早会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