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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母亲   三月初 ...

  •   三月初,A市下了一场很薄的雪。
      不是冬天那种铺天盖地的雪,是春天已经来了、冬天不甘心退场的那种雪。雪花细细碎碎的,落在水泥路面上就化了,只在草叶边缘和墙根背阴处积了薄薄一层白。林听风蹲在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走廊外面的花坛边上,用手指把墙根那层薄雪拢起来,团成一个小小的雪球。雪球在她掌心里慢慢融化,凉意从掌心渗进去,沿着血管往上走。她把雪球放在花坛边沿上,看着它一点一点变小,化成一小摊水,渗进砖缝里。
      今天是母亲连续透析的第三天。并发症又犯了,这次是肺部感染。透析病人最怕感染,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像一道被反复修补过的旧墙,看着还在,其实风一吹就透。母亲三天前开始发烧,从三十七度五烧到三十八度,从三十八度烧到三十九度。医生换了三种抗生素,体温才勉强压下来。她坐在ICU门口——不是三楼那间,是二楼走廊尽头临时改建的隔离病房,母亲被安排在里面,因为肺部感染有传染风险。
      她坐在门口走廊的塑料椅上。椅子是蓝色的,椅面上被人用圆珠笔写满了字。大部分是病房号码和名字,还有一些看不懂的符号,最靠近她大腿的那一行写的是“妈,我明天还来”,笔迹很淡,大概写了好几年了。她用指腹摸了摸那行字,墨水早就干了,渗进塑料椅面的纹理里,摸上去和别的地方没有任何区别。
      隔离病房的门开了一道缝。护士从里面出来,口罩拉下来挂在一边耳朵上,额头上压出一道红色的印子。“家属,今天的探视时间到了。进去吧。”她站起来,腿有点麻。走到门口,从护士手里接过隔离衣和口罩。隔离衣是无纺布的,浅蓝色,摸上去沙沙作响。她穿上,系好带子,口罩戴上,金属条压紧鼻梁。
      推开门。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监护仪滴滴的声音和母亲呼吸面罩里氧气流动的极细的嘶嘶声。母亲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胸口,露在外面的手臂上扎着输液管。透明的塑料管从吊瓶延伸下来,药液一滴一滴地滴着,滴得很慢,像钟乳石上渗下来的水。手背上的针眼——新扎的滞留针用透明的敷料贴着,敷料边缘有一点卷起来了,露出底下一小块青紫色的皮肤。她走过去,在床边坐下来。方凳还是那把方凳,凳面的人造革裂了一道口子,露出里面黄色的海绵。从高一下学期坐到现在,坐了近三年。
      她把母亲的手从被子里轻轻拿出来。手是温的,比透析完那种冰凉好一些,但那种温热不是健康的温热,是发烧烧出来的。她用拇指摸了摸母亲手背上那块卷起的敷料边缘,把它按平了,然后握着母亲的手,没有像往常那样数针眼。因为今天母亲醒着。
      母亲侧过头看她,呼吸面罩里随着呼气蒙上一层很薄的水雾,吸气的时候水雾又散了。母亲的眼睛陷得很深,颧骨凸着,脸色和被套一样白。但眼睛是亮的,不是那种病久了之后的浑浊,是清的,亮的,像冬天早晨窗户上结的霜花背后透进来的光。母亲在看她,看了很久,然后手动了动——手指在她掌心里微微蜷了一下。她把母亲的手握得更紧了。
      “囡囡。”母亲的声音从呼吸面罩里传出来,闷闷的,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她往前探了探身,把耳朵凑近母亲的嘴唇。“妈,你说。”
      “你别管妈。你往前走。”
      她握着母亲的手,拇指按在母亲手背那块透明敷料上。敷料下面,滞留针的针头埋在血管里,塑料管里的药液一滴一滴地滴着。她没有说话。
      母亲的手指又在掌心里蜷了一下。这一次力气比刚才大一点,像要把她往前推。
      “你爸……我跟他交代过了。柜子里第二个抽屉,有一个铁盒子。里面是我攒的。不多,你拿着。上大学用。”
      她把母亲的手贴在脸颊上。手是温的,敷料边缘蹭着她的颧骨,有一点痒。她的眼眶是干的,从进医院到现在,一滴眼泪都没掉。不是不想哭,是眼泪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怎么都出不来。她把母亲的手贴在脸上,贴了很久。监护仪滴滴地响着。呼吸面罩里的水雾一明一暗。
      “妈。”
      “嗯。”
      “我会考好的。”
      母亲的眼睛弯了一下。不是笑,是比笑更轻的东西。像冬天窗户上结的霜花,太阳一照就化了。母亲把手指从她掌心里抽出来,慢慢抬起来。输液管被牵动了,轻轻晃了一下。手抬到半空,手指微微蜷着,然后落在她头发上。很轻很轻地,摸了摸。从发顶划到发尾,手指在她发尾自然卷的地方停了一下。小时候母亲给她梳头,每次梳到发尾都会用手指绕一绕那个自然卷,说“囡囡的头发像妈妈,发尾是卷的”。后来母亲病了,手没力气了,就不再给她梳头了。她把头发剪短过一阵子,又留长了。
      母亲的手从她头发上滑下来,落回被子上。呼吸面罩里的水雾变慢了,吸气,呼气。很慢,很浅。
      “囡囡。你小时候,我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你说,想给妈妈买一栋大房子,带花园的,妈妈可以在院子里种花。”
      她记得。那是小学二年级,母亲刚查出尿毒症的那一年。她不知道尿毒症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妈妈要去医院,躺在那里,身上插着管子。她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给母亲买了一条围巾——灰蓝色的,针脚不平,一头比另一头宽出很多。后来那条围巾母亲围了好多年。
      “妈,我不要大房子了。我只要你。”
      母亲闭了一下眼睛,很慢。像拉上一扇生了锈的窗帘。然后睁开。
      “囡囡。妈这辈子最对不住你。让你跟着妈受苦。”
      她把母亲的手握在两只手中间。掌心里,母亲的手指是凉的,温的,凉的。体温像退潮一样一点一点从指尖退走。
      “不苦。妈,一点都不苦。”
      母亲看着她。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地褪,从霜花背后的晨光变成了暮色里最后一抹淡金色。
      “你以后,要找一个对你好的人。不用多好,比妈好一点就行。”
      监护仪的滴滴声忽然变急了。护士推门进来。她站起来,方凳往后挪发出刺耳的声响。护士弯下腰检查监护仪,调整了氧气流量。母亲的眼睛还睁着,在看她。她把方凳拉回来,坐下来,握住母亲的手。
      “妈,我在。”
      母亲的手指在她掌心里蜷了一下。很轻。像一片香樟叶落在水面上。监护仪的滴滴声渐渐平稳下来,恢复成刚才那种缓慢的、一下一下的节奏。护士检查了一遍,带上门出去了。病房里又安静下来。母亲闭上了眼睛,呼吸面罩里的水雾一明一暗,很慢,很浅。
      她握着母亲的手。拇指在手背上那块透明敷料上一下一下轻轻地摸。从手腕划到指根,在滞留针的位置停一下,再划回去。她数着母亲手背上那些针眼,旧的,新的,最新这一个。从小学三年级数到高三,从九岁数到十八岁。母亲病了她半辈子。
      她把母亲的手贴在脸颊上。眼眶是干的。眼泪堵在某个很深的地方,怎么都出不来。她把母亲的手贴在脸上,贴了很久。窗外的雪停了。三月的暮色从窗户漫进来,把病房染成一种很淡很淡的灰蓝色。监护仪的绿灯在暮色里一闪一闪。
      母亲再也没有醒过来。
      三月十七日,凌晨三点四十一分。周秀兰在A市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隔离病房逝世。享年四十六岁。林听风没有哭。她坐在床边的方凳上,握着母亲的手。那只手从温热变成温凉,从温凉变成冰凉。她握着,直到护士进来把监护仪关掉,把呼吸面罩摘下来。母亲的脸很安静,嘴唇微微张着,像有什么话还没说完。她把母亲额前的头发往后理了理,手指碰到母亲的额头——凉的。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母亲的肩膀。
      站起来。腿麻了,右膝跪在地上,膝盖骨磕在水磨石地面上,很响。她没有感觉到疼。她站起来,把方凳推回原位,走出病房。走廊里日光灯冷白色的,亮得刺眼。她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面停住。窗外,三月的凌晨是一种很深的灰蓝色。雪停了,地上一层薄薄的白色正在融化。花坛里的月季还没开,光秃秃的枝干上积着一点点残雪。她把额头抵在玻璃上。玻璃是凉的。
      没有哭。眼泪堵在胸口那个地方,堵得很结实,像一块被反复捶打过的铁。
      她走回病房。护士把母亲的手放平了,被子盖好。床头柜上放着母亲喝了一半的水杯,杯沿上有一道很淡的口红印——母亲生病后很少涂口红了,那天早上大概是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她把水杯拿起来,握在手里。杯壁是凉的。她没有喝。把杯沿上那道口红印对着日光灯看了很久,然后放进书包里。
      父亲的电话是凌晨四点多打通的。她从护士站借了座机拨过去,响了很多声。父亲接起来的时候声音是哑的,大概刚从工地的夜班下来,还没睡醒。“爸。妈走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她听见父亲呼吸的声音,粗重的,像被人扼住了喉咙。
      “我过来。”
      挂掉电话。她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书包抱在怀里。走廊里很安静,护士站的灯亮着,值班护士在写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她把书包打开,从里面拿出英语课本。翻到阅读理解第四篇——讲一棵香樟树活了六十年被砍掉之后人们在树桩上发现年轮里嵌着一枚硬币的故事。那片干透的香樟叶夹在里面。深褐色的,边缘卷着,正面她写的愿望——“高三。我想考好。”背面他写的——“好。我陪你。”
      她把叶子拿出来握在掌心里。叶子很脆,边缘在她掌心里碎了一小块。她把那一小片碎片也握住了。摊开手掌——碎成了三片。她把三片碎片并排放在掌心里,像三片很小很小的褐色贝壳。
      父亲赶到医院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领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灰色的毛衣。安全帽没戴,头发被压扁了,有一撮翘在头顶。他站在病房门口,没有进去。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粗糙得像砂纸。他站在那里,看着床上被白布盖住的母亲,眼眶红红的。没有哭。
      她走过去,站在父亲旁边。父亲侧过头看了她一眼,伸出手放在她头顶上。手很重,很粗糙,压在她头发上像一块石头。“囡囡。你妈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她抬起头,父亲没有看她。他看着床上被白布盖住的母亲,喉结上下滚动。
      “她说,让囡囡别怕。往前走。”
      她把目光收回来,低下头。掌心里那三片香樟叶的碎片硌着皮肤。她用力握着它们,碎片边缘锋利,割进掌纹里。不疼。
      三月十九日。母亲火化。
      殡仪馆在城郊。父亲从工头那里借了一辆面包车。车厢里一股水泥和铁锈的味道,后座上放着母亲的遗像——是身份证上那张照片放大的。母亲穿着深色的衣服,头发梳得很整齐,嘴角微微翘着,不像笑,像有什么话要说。她抱着遗像坐在副驾驶,父亲开车。车窗外的田野还是灰黄色的,三月,春天还没完全到。
      火化的时候她和父亲站在外面。烟囱里冒出一缕很淡很淡的青烟,在灰白色的天空里升上去,越来越细,最后散了。父亲蹲在台阶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没有点。他把烟夹在手指间转来转去,转了很久。她站在旁边,手里抱着母亲的遗像。相框是殡仪馆送的,最便宜的那种,木头的,边角没有打磨光滑,有一根木刺扎进她拇指指腹里。她没有拔。
      三月二十日。母亲下葬。
      墓地在城北的山坡上。父亲的工友们帮忙挖的坑,墓碑是父亲自己刻的。他年轻时做过石匠,手劲还在。墓碑上的字刻得很深,一凿一凿——“先室周秀兰之墓”。下面一行小字——“夫林德厚,女林听风立”。她蹲在墓前,把墓碑上的石屑用手拂掉。石屑嵌进指甲缝里。
      她把那三片香樟叶碎片放进墓穴里。放在骨灰盒旁边。叶子很轻,落下去的时候飘了一下。她用土盖住了。站起来,膝盖上沾着黄土。父亲的工友们把土填回去,一铲一铲。黄土落在骨灰盒上,落在香樟叶碎片上,落在母亲四十六年的岁月上。
      她没有哭。
      那天下午回到家里。巷子里很安静,槐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丫在三月的风里微微晃动。她推开铁门,门轴吱呀一声。院子里晾衣绳空荡荡的。她走进母亲房间,床上空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还有母亲头发的压痕。床头柜上放着喝了一半的水杯——是她从医院带回来的那个,杯沿上那道口红印还在。
      她在床边坐下来。把母亲的水杯拿起来,握在手里。杯壁是凉的。她拧开杯盖,把杯子里剩下的水喝完了。水放了三天,有一点铁锈的味道。她咽下去了。然后躺下来,侧躺在母亲躺过的位置。枕头上有母亲头发的味道——不是洗发水的味道,是母亲自己的味道。很淡,像旧棉布被太阳晒过之后留下的那种气息。她把脸埋进枕头里。
      眼泪还是没有出来。堵在胸口那块铁,越来越沉。她把母亲的水杯抱在怀里,蜷起膝盖。
      外面,巷口传来脚步声。运动鞋踩在青石板路面上,很轻,右脚的落地比左脚重一点点。脚步声越来越近,在铁门外停住了。沉默。三月的风从巷口灌进来,把铁门吹得轻轻晃动,门轴发出极细的吱呀声。她侧躺在母亲床上,抱着母亲的水杯。门外面那个人站着,门里面她躺着。中间隔着一扇没有锁的铁门。他没有敲门,她没有开门。
      过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光从灰白色变成了灰蓝色。铁门外的脚步声重新响起,越来越远。巷口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晃动。门槛上多了一样东西——一瓶农夫山泉,没有开过的,瓶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雾。水瓶下面压着一张纸条,很小的,边缘不整齐,毛边的。上面只有一个字:“在。”
      她不知道他在门外站了多久。她只知道,天黑之后她推开铁门,门槛上放着那瓶水,水雾已经干了。她把水瓶拿起来,纸条翻开。他的字,舒展的,但最后一笔没有上扬——顿住了,像话说到一半被人打断。她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十一张了。
      三月二十一日。母亲的遗物。父亲把母亲攒的那个铁盒子交给她。铁盒子是装饼干的,丹麦蓝罐曲奇,盖子上的城堡图案已经磨得模糊了。她打开盖子。里面是一沓钱,皱巴巴的钞票,五块十块,叠得整整齐齐。最上面是一张纸条,母亲的字,歪歪扭扭的,大概写的时候手已经在抖了。
      “囡囡的大学学费。妈攒了三年。不够的让你爸补。”
      她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更小,更歪。
      “囡囡。妈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生了你。”
      她把那张纸条握在掌心里。母亲的字和她的字很像,小的,挤的,像蹲在墙角的人。她蹲在母亲床边,把那张纸条贴在额头上。纸很薄,母亲写字很用力,背面能摸到凸起的笔画。
      窗外的天彻底黑了。她把铁盒子盖上,放回抽屉里。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她用手掌擦出一小块干净的圆圈。窗外的巷子很暗,巷口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槐树下空荡荡的。
      她把额头抵在玻璃上。玻璃是凉的。眼泪还是堵在那里。她把右手贴在胸口,隔着校服布料,心跳在掌心里,一下,一下,很慢。
      三月二十二日。她回学校了。
      走进教室的时候,第三排靠窗的座位空着。她把书包放下,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物理课本翻开。右手定则那一章。她把右手举起来,掌心对着磁感线方向,四指指向导线运动方向,拇指翘起来——电流方向。手在抖,拇指的方向偏了。她把手放下来放在膝盖上。
      身后传来自行车链条的声音——不对,是椅子被轻轻拉动的声音。他没有说话。她把背挺直,重新举起右手。磁感线从N极到S极,导线切割方向,电流从拇指流出。画在草稿纸上,箭头一个一个画上去。这一次画对了。
      下课之后她去办公室找王老师。走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沈渡川的声音。“王老师。林听风她母亲……走了。”沉默。王老师的声音,苏北口音把每个字都念得很重。“我知道。她父亲给我打过电话了。”又沉默了很久。“王老师。她落了三天的课。我想帮她补。但她不会接受的。我不知道怎么办。”
      她站在门外。手垂在身体两侧,右手虎口处那道干裂的伤口已经结痂了,暗红色的。她把手攥成拳头,指关节泛白。然后松开。转身走回教室。
      下午自习课。她桌上多了一沓笔记。不是他的字迹,是复印的。他把自己的物理笔记复印了一份,用订书机订得整整齐齐。封面没有写名字,但她在边角看见了一道很细的划痕——和他在草稿纸封面上划的那道一模一样。他把自己的笔记复印了,抹掉了所有关于他自己的痕迹,只剩下公式和受力分析图。洛伦兹力那一页,红笔标着“左手”。电磁感应那一页,红笔标着“右手”。每一道例题旁边都有手写的批注,字很小,挤在页边空白处——“这一步容易错”“注意磁场方向”“单位换算不要忘”。他的字,从高一到高三,从舒展到收紧。她把笔记翻到最后一页。最下面有一行字,很小很小,像怕被谁看见。
      “感应电流是你自己的,用右手。你画对了。”
      她把那行字用指腹摸了摸。笔迹微微凸起。她把笔记合上,放回抽屉里。没有回头,但她把背挺得很直,把右手举起来。掌心对着磁感线方向,四指指向导线运动方向,拇指翘起来。电流的方向,她自己的方向。从N极到S极,穿过导线。
      母亲说“你往前走”。他写“在”。她把这两个字一个刻在心里,一个放进口袋里。十一张纸条,一片香樟叶的碎片,一本复印的物理笔记。母亲走了,但她不是一个人。她把右手贴在胸口。心跳在掌心里,一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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