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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 12 章 城南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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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翠屏山别墅区坐落在一座低矮的山丘上,从山顶可以俯瞰整座城市。这里的每一栋别墅都相隔至少五十米,被精心修剪的绿化带和私家花园隔开,保证了足够的私密性。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进出需要刷卡,访客需要登记,保安二十四小时巡逻,摄像头几乎覆盖了每一条道路。
顾衍到达翠屏山的时候是下午五点,距离宴会开始还有两个小时。
他没有把车开进别墅区,而是停在了山脚下的一个公共停车场里。从后备箱里拿出一个黑色帆布包,拉开拉链,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检查——防刺背心、折叠刀、强光手电、备用手机、小型望远镜、一副手套、一顶深灰色的棒球帽。
他把背心穿在外套里面,折叠刀放进裤袋,手电别在腰间,备用手机开了静音模式塞进内侧口袋。手套和帽子暂时放在包里,等需要的时候再戴。
然后他锁了车,沿着山坡旁的一条小路上山。这条路不是正式的进山通道,是一条被附近居民踩出来的土路,杂草丛生,有些地方几乎看不出路的痕迹。顾衍选择这条路,是因为它避开了所有的监控摄像头,直接通往别墅区的后山围墙。
他花了大约二十分钟爬到了围墙下面。围墙大约两米五高,顶端装有电子围栏——那种低电压的脉冲式围栏,主要起警示作用,不会致命,但触碰后会触发报警。
顾衍没有碰围栏。他沿着围墙走了大约三十米,找到了一棵枝叶茂密的梧桐树。树干离围墙大约一米远,粗壮的枝丫正好伸到了围墙上空。他三两下爬上树,踩着最粗的那根枝丫,轻松地翻过了围栏,落在围墙内侧的草坪上。
落地的瞬间他蹲下身,保持低姿,用眼睛和耳朵同时扫描周围的环境。左侧是一栋别墅的后花园,没有人。右侧是一片竹林,密不透风。前方是一条蜿蜒的石板路,两侧种着修剪整齐的冬青。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调出提前下载好的翠屏山别墅区地图。18号别墅在区域的中心位置,占地面积最大,从地图上看,光花园就有将近一亩。
顾衍沿着竹林边缘快速移动,每一步都踩在草地上,避免石板路发出声响。他的目光不断扫视周围,记住了每一个可能的掩体、每一条可能的撤退路线、每一个可能藏人的角落。
五点四十分,他到达了18号别墅的侧后方。
这栋别墅比地图上看起来更大。三层,法式风格,白色外墙,深灰色屋顶,巨大的落地窗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花园里种着大片的薰衣草——和照片上一模一样。一个长方形的游泳池在花园的中央,池水碧蓝,在夕阳的照射下泛着金色的光。
花园里已经有工人在布置宴会场地。白色的桌布、银色的餐具、水晶高脚杯,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穿着黑色马甲的服务员来回穿梭,有的在摆盘,有的在调试音响,有的在往花瓶中插花。
顾衍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每一个服务员的背影和侧脸。
不是。不是。不是。
他找了三遍,没有看到沈渡。
六点十分。天色开始暗下来。花园里的灯光亮了起来,暖黄色的光把整个场地照得如同白昼。宾客开始陆续抵达,清一色的深色西装和晚礼服,男人们握手寒暄,女人们笑着聊天,空气中弥漫着香槟和香水混合的味道。
顾衍在望远镜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李维民。照片上的人终于出现在了现实中。他大约七十岁,头发全白但很浓密,身材保持得很好,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拄着一根深色的木质手杖。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和蔼的、近乎慈祥的笑容,和每一个来宾握手、拥抱、寒暄,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长者,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
如果不是那份卷宗,如果不是沈渡十年的追踪,如果不是父亲的坦白,顾衍永远不会把这张慈祥的脸和一个谋划了谋杀、侵吞了巨款、迫害了一个家庭二十四年的幕后黑手联系在一起。
他继续搜索沈渡的身影。
六点三十分。宾客基本到齐,宴会正式开始。李维民站在花园中央的一个小舞台上,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词。他的声音通过音响传出来,浑厚而有力,带着一种久居高位的从容和自信。
“感谢各位今晚的光临。今天是我和老伴结婚四十五周年纪念日,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老伙伴。希望大家今晚吃好喝好,不醉不归。”
掌声响起,笑声响起,香槟杯碰撞的清脆声响在夜空中回荡。
顾衍的望远镜继续在人群中搜索。服务员端着托盘穿梭在宾客之间,有的送酒,有的送餐点,每一个人的脸都被他仔细地审视了一遍。
还是没有。
六点五十分。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判断错了。也许沈渡改变了计划,也许他今晚不来了,也许——他的望远镜忽然停住了。
别墅三楼,左边第二扇窗户。
窗帘是拉着的,但有一道很细很细的缝隙。透过那道缝隙,他看到了一个人影。不是服务员,不是宾客——那个人的姿势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顾衍调整望远镜的焦距,试图看清那个人影的轮廓。光线太暗,距离太远,他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剪影——高大的,消瘦的,肩膀微微前倾。
是沈渡。
他已经在别墅里面了。
顾衍的心跳骤然加速。他把望远镜收起来,从藏身的位置猫着腰快速移动,沿着别墅的侧面绕到了正门的方向。正门有保安把守,他不能从那里进。但他注意到别墅的侧面有一扇小门,看起来像是厨房的送货通道,没有保安,只有一个服务员在那里抽烟。
他等那个服务员抽完烟离开后,快步走到小门前,推了一下。门没锁。
他闪身进去。
门后是一条狭窄的走廊,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油烟和清洁剂的味道。走廊的尽头是厨房,里面人声嘈杂,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厨师吆喝的声音、服务员进进出出的脚步声混在一起,一片忙碌。顾衍压低帽檐,低着头快步穿过走廊,在没有人注意他的情况下进入了别墅的内部。
一楼是宴会的主场地,宾客集中在这里。他不能在这里久留,太容易被发现。他找到楼梯,快步上了二楼。
二楼比一楼安静得多。走廊两侧是一间间的客房和书房,门都关着,只有走廊尽头的灯亮着。顾衍沿着走廊快速移动,寻找通往三楼的楼梯。
三楼。走廊更窄,灯光更暗。两侧的门比二楼少,只有四扇,每扇门之间的距离都很大,说明房间的面积不小。他沿着走廊往前走,脚步声被地毯吸收,几乎没有声音。
左边第二扇门。
他站在门前,深吸一口气,然后轻轻地转动门把手。
门开了。
房间很大,是一间书房。靠墙是一整面书架,摆满了精装书。正中央是一张巨大的红木书桌,桌上放着一盏台灯、几本文件和一支钢笔。窗帘拉得很严实,但有一道缝隙,就是顾衍在外面看到的那一道。
沈渡站在窗前,背对着门。
他的姿势和在望远镜里看到的一样——一动不动,肩膀微微前倾,像是在凝视什么很远很远的东西。他穿着深色的衣服,整个人几乎融入了房间的阴影中,只有后脑勺被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照亮,轮廓模糊而孤独。
“你来了。”沈渡没有回头,但他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低沉而平静,像是早就知道顾衍会找到这里。
顾衍关上门,走到书桌前,把帽子和手套摘下来放在桌上。
“你应该告诉我。”他说。
“告诉你什么?”
“告诉我所有的事情。你和我父亲的合作,你查到的那些证据,你今天晚上要做什么。”顾衍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了很久的、随时可能爆发的情感,“你不应该一个人做这些。”
沈渡缓缓转过身来。
台灯的光照在他的脸上,把所有的细节都照得清清楚楚。他的脸上有新的伤——左边颧骨处有一块淤青,嘴角有一个细小的裂口,还没有完全愈合。他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眼白里布满了血丝,像是很久没有睡过觉。但他的眼神很亮,亮得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燃烧。
“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会阻止我。”沈渡说。
“是的,我会阻止你。”顾衍往前走了一步,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因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你有证据,有完整的证据链,你应该把这些材料交给检察机关,让法律来制裁他们。”
沈渡忽然笑了。那个笑容很短,大概只有零点几秒,但顾衍看到了——那是一种极其苦涩的、带着嘲讽的笑。
“交给谁?”沈渡问,“李维民在省纪委干了二十年,他的关系网遍布全省的公检法系统。你以为我没有试过?二〇一七年,我把第一批整理好的材料匿名寄到了省检察院。三个月后,那些材料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信封上多了一个红色的印章——‘已阅,无异常’。”
顾衍沉默了。
“二〇一九年,我通过一个中间人,把第二批材料交给了市纪委的一个工作人员。那个工作人员我调查了三个月,确认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原则的人。材料交出去后的第四天,中间人死了。车祸,肇事司机逃逸,至今没有抓到。”沈渡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近乎残忍,“我不知道那个纪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看到那些材料。我只知道他第二天就被调去了一个闲职,再也没有接触过任何重要的案件。”
“所以你就选择了这条路。”顾衍的声音很低,“自己动手。”
“不是‘自己动手’。”沈渡纠正道,“是让他们自己承认。我今天晚上不是来杀李维民的。我是来让他亲口说出二十四年前的真相。我有录音,有视频,有在场的见证人。一旦他亲口承认了,这些东西就是铁证,谁也压不住。”
“你怎么让他开口?”
沈渡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遥控器,大概只有打火机大小,上面只有一个按钮。
“这个房间,还有楼下的宴会厅,我提前安装了五个微型摄像头和七个窃听器。画面和声音会实时传输到三个不同的云端服务器,每一个服务器的密码都在不同的人手里。一旦我按下这个按钮,直播就会开始,所有安装了特定APP的人都会收到通知。”
“哪些人?”
“记者。我筛选了十二个记者,来自不同的媒体,有官方的,有民间的,有纸媒的,有网络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人能同时控制他们所有人。”沈渡把遥控器放回口袋,“只要有一个人的直播成功播出,真相就会像病毒一样扩散,没有人能再把它压回去。”
顾衍看着他,看了很久。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书房的墙壁上,两个黑色的轮廓面对面站着,像是某种古老的、无声的对峙。
“你今天晚上不只是来当见证人的。”沈渡忽然说,“你是来阻止我的。”
顾衍没有否认。
“你父亲让你来阻止我?”
“他没有让我做任何事。”顾衍说,“我自己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一切。”顾衍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很轻很柔,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十年前你一个人走了,留我一个人站在原地。十年后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不管你今天晚上做什么——哪怕你按下那个按钮,哪怕你把所有的真相公之于众,哪怕明天你被全国通缉——我都不会让你一个人。”
沈渡的眼眶红了。
他没有流泪——顾衍不确定他是不是还会流泪——但他的眼眶红了,红得很明显,在台灯的光线下几乎像是燃烧的火焰。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
他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谁都没有动。窗外的宴会还在继续,隐约传来音乐声和笑声,那些声音隔了好几层墙,变得模糊而遥远,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号。
门外忽然传来脚步声。
两个人同时警觉起来。顾衍迅速地闪到了门边的墙壁后面,沈渡则退到了书架旁边,两个人的动作几乎同步,像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排练。
脚步声越来越近,在门外停了下来。
有人敲门。
三声,不轻不重,很有节奏。
“沈渡,是我。”一个苍老的、沙哑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顾衍和沈渡交换了一个眼神。这个声音顾衍认得——今天早上他刚听过。
是李维民。
沈渡朝顾衍做了一个“不要动”的手势,然后走到门前,打开了门。
李维民站在门口。他换了一身衣服,不再是宴会上的中山装,而是一件深灰色的家居服,脚上是一双布鞋。他的手杖没有拿,站得很直,腰板挺得比顾衍想象的要好。他的脸上依然带着那种和蔼的、近乎慈祥的笑容,但那双眼睛——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在看到沈渡的瞬间,闪过了一道极其复杂的光。
“你来了。”李维民说,语气平静得像是早就知道沈渡会来,“进来坐吧,我等了你很久了。”
他走进书房,在书桌后面的皮椅上坐下来,目光扫过房间,在顾衍藏身的那个角落停留了不到半秒,然后若无其事地移开了。
“你也出来吧。”李维民对着顾衍藏身的方向说,“既然来了,就一起坐。”
顾衍从墙壁后面走出来。
李维民看到他的一瞬间,眼神变了。不是惊讶,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更深沉的东西——像是某种期待了很久的、终于到来的了结。
“顾远山的儿子。”李维民说,“你长得像你父亲。但你比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更沉得住气。”
顾衍没有回应。
沈渡在书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顾衍站在他旁边。两个人面对着李维民,像是法庭上的原告和证人,面对着被告席上的那个老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沈渡说。
“知道。”李维民点了点头,“二十四年前的事,纺织厂的事,你父母的事。”
“你承认?”
“我承认。”李维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一个正在被指控的人,更像是一个终于可以卸下重担的人,“但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因为我良心发现,不是因为我觉得对不起你——是因为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他伸出右手,挽起袖子。手腕上有一个医院的腕带,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科室。
“胰腺癌,晚期。”李维民说,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医生说我最多还有三个月。我等不了法律程序了。那些程序走完,我可能已经化成灰了。所以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可以把所有事情说清楚的机会。”
他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沈渡面前。
“这里面,是我亲笔写的陈述书。详细记录了从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八年,纺织厂改制期间的所有事情——那笔三千二百万资产是怎么被转移的,沈建国是怎么发现问题的,他是怎么被杀死的,林芳是怎么被卷入的,以及——我是怎么下达的命令。”
房间里安静了。绝对的、彻底的安静。
沈渡的手放在信封上,没有打开。他的手指微微颤抖,指节泛白。
“二十四年前,你在电话里对我父亲说了一句话。”沈渡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你说,‘如果你不闭嘴,你全家都会闭嘴。’”
李维民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是的,我说过。”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到像是一口气就能吹散,“我以为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纺织厂的改制关系到几千人的饭碗,如果那笔账被查出来,整个改制就会泡汤,工厂会倒闭,几千人会失业。我当时觉得,为了几千人的利益,牺牲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值得的。”
“你没有资格替他们做这个判断。”顾衍说。
“我知道。”李维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曾经签下无数文件、决定过无数人命运的手,“我现在知道了。但知道得太晚了。”
沈渡拿起信封,打开,抽出里面厚厚的一叠纸。他一页一页地看,每一页都看得很慢,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确认。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顾衍注意到,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握纸的手指越来越用力。
当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的手停了。
最后一页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二十多岁,长发,笑容明媚,怀里抱着一个婴儿。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卷曲,但女人的脸依然清晰。
沈渡的母亲。林芳。
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林芳,一九七四年摄于纺织厂职工宿舍。怀中婴儿为沈渡。”
沈渡盯着那张照片,盯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把照片放回信封,把信封封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你的陈述书,我会交给检察机关。”沈渡站起来,看着李维民,“但我不会按下那个按钮。直播不会开始。”
李维民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为什么?”
“因为你主动承认了。”沈渡说,“我花了十年时间,准备了一百种方法让你开口。但你没有让我用那些方法。你自己开口了。所以我给你一个机会——在法律的框架内,接受审判。而不是在网上被人审判。”
李维民的眼眶红了。这个七十岁的老人,这个曾经在权力的顶峰俯瞰众生的男人,这个在过去二十四年里从未对任何人低头的“李主任”,此刻坐在书桌后面,像一棵枯了的老树,终于弯下了腰。
“谢谢你。”他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沈渡没有回答。他转身走向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
“二十四年前,你欠我父母一个交代。”他的声音在安静的书房里回荡,低沉而清晰,“现在,你还了。虽然还晚了二十四年,但你还了。”
他打开门,走了出去。
顾衍跟在后面。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李维民。老人坐在书桌后面,双手撑在桌面上,头低着,肩膀微微颤抖。台灯的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是一层薄薄的霜。
“李维民。”顾衍叫了他的名字。
老人抬起头,脸上有两道泪痕。
“你的陈述书,我会亲自送到省检察院。”顾衍说,“但在这之前,我需要你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事?”
“那三千二百万的最终去向,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经手了?”
李维民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出了一个名字。
那个名字像一颗炸弹,在顾衍的脑子里炸开了。
他猛地转头看向走廊,沈渡的背影已经消失在了楼梯口。他来不及多想,快步追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