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巢时代：三个人的围城》学一

2、苏晚·长江中游小城 苏晚不想成

　　第二章：苏晚·长江中游小城

　　一、书房与客厅

　　2008年的夏天，苏晚十八岁了。

　　准确地说，她是在高考前三天满的十八岁。那天母亲刘芳煮了两个红鸡蛋，端到她书桌上，说：“吃了，补补脑子。”苏晚看了一眼，说：“妈，红鸡蛋是生孩子吃的。”刘芳说：“让你吃你就吃，哪那么多话。”苏晚吃了，蛋黄噎在喉咙里，灌了一大杯水才咽下去。

　　她的书房其实不是书房，是阳台改的。三平米，放了一张折叠桌，一把折叠椅，墙上钉了两块木板当书架。阳台朝北，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但苏晚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有一扇窗户，窗户外面是县城的马路，马路对面是一排梧桐树，梧桐树后面是长江的支流，支流后面是山。

　　她在这个阳台上坐了三年，做了上万道题，背了上千首诗，写了几百篇作文。她的成绩在年级排前十，老师说考个一本没问题。她想考北京的学校，北大够不着，人大可能行，再不济北师大也行。她想去北京，不是因为北京有多好，是因为北京够远。

　　她的家在湖北某个县城，长江中游，三国古战场附近。县城不大，骑自行车半小时能从东头到西头。县城里的人大多互相认识，走在街上三步一个熟人，五步一个亲戚。苏晚不喜欢这样，她觉得所有人都盯着她看，看她的成绩，看她的衣服，看她有没有谈恋爱。

　　她没有谈恋爱。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不敢。她见过表姐谈恋爱的下场——表姐高二时跟一个男生好了，被舅舅发现，舅舅把男生打了一顿，把表姐关在家里关了三天。表姐后来没考上大学，在县城的一家超市当了收银员，二十二岁就嫁了人，嫁的是舅舅介绍的，一个开货车的。结婚那天表姐笑了，但苏晚觉得那笑是苦的。

　　她不想变成表姐。

　　2008年6月4日，离高考还有三天。学校放了假，让学生回家自己复习。苏晚坐在阳台上背政治，背到“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客厅里传来电视的声音。

　　客厅和阳台之间隔着一道门，门是关着的，但隔音不好。电视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吵架的声音，都能传过来。苏晚已经习惯了，她戴上耳机，把MP3的音量调到最大。

　　MP3里放的是周杰伦的《青花瓷》。她听不太清歌词，但旋律好听，能把外面的声音盖住。

　　但今天，旋律盖不住。

　　因为她爸妈又吵架了。

　　她爸叫苏建国，五十岁，县一中语文老师。她妈叫刘芳，四十八岁，县妇幼保健院护士长。两个人结婚二十三年了，吵了二十三年。苏晚从小就习惯了这种声音——先是小声说，然后大声说，然后拍桌子，然后摔门，然后冷战。冷战三天到一周不等，然后和好，然后继续吵。

　　她曾经想过，他们为什么不离婚。后来她明白了，不是因为感情好，是因为丢不起那个人。在这个县城里，离婚是一件比偷东西还丢人的事。

　　今天吵的是什么呢？苏晚摘下一边耳机，听了几句。

　　“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这是刘芳的声音，尖的，像指甲划过黑板。

　　“我怎么没有家了？我每天回来得晚一点就是没有家？”苏建国的声音低一些，闷的，像锤子砸在棉花上。

　　“晚一点？你看看几点了？九点了！人家六点下班，你九点才回来，你去哪了？”

　　“我在学校批卷子！”

　　“批卷子？你批什么卷子？高考都停了，你批什么卷子？”

　　“高一期末考试的卷子！”

　　“你少拿学校说事。苏建国，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同事里——”

　　“你胡说什么！”苏建国的声音突然高了，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你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你累不累？”

　　“我累？我累什么？我累的是我嫁了个没出息的男人！你看看人家王老师，人家跟你同年进的一中，人家现在是什么？教导主任！你呢？你还是个普通老师！你连个职称都评不上！”

　　“王老师王老师，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王老师！王老师老婆有编制，你呢？你一个护士长，你比谁差了？”

　　“我差什么？我差的是嫁了个窝囊废！”

　　然后是拍桌子的声音。很响，像什么东西碎了。苏晚的手抖了一下，笔掉在地上。

　　她弯腰捡笔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手在抖。

　　她把耳机重新戴上，把音量调到最大。周杰伦的声音灌进耳朵里，嗡嗡的，像隔着一层水。她盯着政治课本上的字，那些字在眼前晃，一个都看不进去。

　　她在心里数数。一，二，三，四，五……数到一百的时候，客厅里的声音小了。她听见门关上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然后是安静。

　　她继续数。数到三百的时候，阳台的门开了。

　　刘芳端着一碗银耳汤走进来。银耳汤是冰的，碗壁上挂着水珠。她把碗放在折叠桌上，看了一眼苏晚的课本，说：“政治？”

　　“嗯。”

　　“背得怎么样？”

　　“还行。”

　　刘芳站在旁边，没走。她看着窗外，窗外是县城的马路，马路上有车经过，车灯照进来，在墙上划出一道弧线。

　　“你爸那个人，”刘芳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你别学他。”

　　苏晚没说话。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窝囊废一个。”刘芳说这话的时候没看苏晚，看着窗外，“我当初真是瞎了眼，嫁给他。”

　　苏晚抬起头，看着母亲。刘芳的侧脸在灯光下显得很硬，颧骨高，下巴尖，嘴角往下撇。她年轻的时候应该很漂亮，但现在看不出来了。岁月的痕迹不是皱纹，是一种被磨平了的感觉——像一块石头在河里滚了太多年，棱角都没了，但也没变成鹅卵石，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妈，”苏晚说，“你当初为什么嫁给他？”

　　刘芳愣了一下，转过头看着她。那眼神里有惊讶，有防备，还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

　　“那个年代，”刘芳说，“谁不是这样？”

　　苏晚看着她，等她说下去。

　　“你爸那时候是老师，有文化，人又高，长得也不丑。我们家条件不好，你外公觉得嫁个老师好，稳定。”刘芳停了一下，“谁知道他这一辈子就只是个老师。”

　　“老师怎么了？”苏晚说。

　　“没怎么。就是没出息。”刘芳的声音又硬了，“你看看人家，跟他一起进一中的，有的当了校长，有的调去了教育局，就他，教了二十多年书，还是个普通老师。”

　　“他喜欢教书。”

　　“喜欢有什么用？喜欢能当饭吃？”刘芳看了她一眼，“晚晚，你别学你爸。读那么多书，读到最后什么都不是。”

　　苏晚低下头，没说话。她看着桌上的银耳汤，银耳泡在汤里，白白的，软软的，像泡烂了的纸。

　　“你把汤喝了。”刘芳说，“明天考试了，别紧张。”

　　“后天。”

　　“什么？”

　　“后天考试，不是明天。”

　　“哦，后天。”刘芳点了点头，“那你也别紧张。考个好学校，离开这个地方。”

　　苏晚抬起头，看着母亲。刘芳已经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回头。

　　“别学你爸。”她又说了一遍，然后关上门走了。

　　苏晚看着那碗银耳汤，没喝。她拿起笔，在政治课本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字很小，挤在印刷体中间，不仔细看发现不了。

　　她写的是：我不会重蹈她的覆辙。

　　写完之后，她把课本合上，放在桌上。她看了一眼窗外，天已经黑了，马路对面的梧桐树只剩下剪影。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在树叶上，树叶在风里晃。

　　她想起父亲。苏建国现在应该在书房里——不是她的阳台书房，是真正的书房，客厅旁边那个房间，堆满了书和试卷。她爸每天回家就钻进那个房间，除了吃饭上厕所，不出来。她妈说他是在躲，躲这个家，躲她。苏晚不知道对不对，但她觉得，她爸在那个房间里的时候，比在客厅里自在。

　　她站起来，走到客厅。客厅里没人，电视关了，茶几上的茶杯还在，杯盖没盖，茶已经凉了。她看了一眼书房的门，门关着，里面没有声音。

　　她走到书房门口，犹豫了一下，敲了敲门。

　　“进来。”

　　她推开门。苏建国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古文观止》，手里夹着一支烟。烟灰缸里已经有三四个烟头了，屋子里烟雾缭绕，像起了一层雾。

　　“爸。”

　　“嗯。”苏建国没抬头。

　　“你没事吧？”

　　“没事。”他翻了一页书。

　　苏晚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看着父亲，五十岁的苏建国，头发已经花白了，背微微驼着，手指被烟熏得发黄。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她见过——高高的，瘦瘦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笑得很自信。那时候他在县一中教书，是学校里最年轻的语文老师，学生们都喜欢他。

　　现在他还是语文老师，但不再年轻了。

　　“爸，我妈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

　　苏建国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书。

　　“我没往心里去。”他说，“你回去复习吧。”

　　苏晚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苏建国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

　　“好好考，考远一点。”

　　苏晚回过头，苏建国还是低着头看书，好像什么都没说。她看了他几秒，然后关上门，回到自己的阳台上。

　　她坐在折叠椅上，看着窗外。窗外的梧桐树在风里晃，路灯的光透过树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远处是长江的支流，黑黢黢的，看不见水，只看见对岸的灯火。

　　她在想父亲说的话。“考远一点。”他说的不是“考好一点”，是“考远一点”。他知道她想去北京，他知道她想离开这里。也许他也想离开，但他走不了了。他已经被钉在这个县城里了，像一棵种了太久的树，根扎得太深，拔不出来了。

　　她拿起桌上的银耳汤，喝了一口。汤是温的，不冰了，甜得有点腻。她喝了两口就放下了，把碗推到一边。

　　她翻开政治课本，找到刚才写的那行字。

　　我不会重蹈她的覆辙。

　　她把课本合上，放在桌上。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户前，推开窗户。六月的风灌进来，带着江水的气息，还有远处谁家炒菜的味道。她深吸了一口气，把那些烟味、银耳汤的甜味、还有客厅里残留的争吵的味道，都吐出去。

　　她看着远处的山。山是黑的，天也是黑的，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天。只有山顶上有一点光，不知道是星星还是灯塔。

　　她十八岁了。三天之后，她将走进高考考场。二个月之后，她会去北京——如果考得上的话。她不知道北京是什么样的，她只在电视上看过，天安门、故宫、长城，还有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但她知道，她不会留在这里。

　　她不会嫁给一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不会过一辈子像母亲一样的日子。她不会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来回跑，不会在吵了二十三年之后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她不会变成刘芳，也不会嫁给苏建国。

　　她要变成别的人。一个她自己说了算的人。

　　她关上窗户，坐回折叠椅上，翻开课本，继续背书。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她背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窗外的风停了，梧桐树不晃了，远处的灯火也灭了。整个县城都安静下来，只剩下她的声音，在阳台上回荡。

　　她背到第十二遍的时候，客厅里传来一声咳嗽。是苏建国的，干咳，带着烟味。

　　然后是一声叹息。

　　苏晚停下背诵，听着那声叹息在空气里慢慢散开。她不知道父亲在叹什么，叹自己的人生，还是叹她的未来？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她低下头，继续背书。

　　那一夜，她背到了凌晨两点。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银耳汤还在桌上，碗壁上结了一层膜。她把碗端到厨房，洗了，放在架子上。

　　刘芳已经去医院了。苏建国还在书房里，门关着。

　　苏晚站在厨房里，看着窗外。六月的阳光照进来，亮得刺眼。她眯起眼睛，看见对面楼顶上有一盆花，红色的，不知道是什么花，开得很艳。

　　她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到阳台上，继续复习。

　　今天还有一天，明天就考试了。考完试，她就自由了。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再忍两天。

　　两天之后，她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离开这个阳台，离开这间书房，离开这栋楼，离开这个县城。离开母亲的声音，离开父亲的叹息，离开那碗甜得发腻的银耳汤。

　　她要去北京。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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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北上

　　2008年的夏天，苏晚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那天是七月二十三号，大暑。县城热得像蒸笼，连空气都是黏的。她在家等了一个多月，每天去巷子口的信箱看三遍。刘芳说她“急得跟猴似的”，她不承认，但每次听到邮递员的摩托车声，心跳都会快几拍。

　　通知书是下午三点到的。邮递员在楼下喊：“苏晚！挂号信！”她从床上弹起来，穿着拖鞋就跑下去了。刘芳在后面喊：“你慢点！”她没听。

　　信封是牛皮纸的，左上角印着红色的校名。她站在楼梯口，手指抖了一下，撕开封口。里面是一张白色的纸，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写着“录取”两个字，盖着红色的公章。

　　她看了三遍。第一遍没看清，第二遍看懂了，第三遍看完了。

　　她站在楼梯口，愣住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通知书上，白纸反着光，刺得她眼睛有点疼。

　　“怎么样？”刘芳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锅铲。

　　苏晚抬起头，说：“考上了。”

　　刘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已经很久没笑过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把打开的扇子。

　　“我就知道你行。”她说。

　　苏建国是晚上才知道的。他在学校补课，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苏晚把通知书放在茶几上，他进门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没说话。然后他走过去，拿起通知书，看了三遍。

　　“好。”他说。

　　就一个字。但苏晚听出来了，那个字里面装了很多东西。

　　那天晚上，刘芳做了六个菜。红烧鱼、糖醋排骨、蒜蓉空心菜、凉拌黄瓜、西红柿蛋汤，还有一个老母鸡炖汤。鸡是她特意去菜市场买的，活的，现杀的。三个人坐在桌上，没人说话。电视开着，放的是新闻联播。

　　刘芳给苏晚夹了一块鸡腿，说：“到了北京，好好学。”

　　“嗯。”

　　“别舍不得吃，别舍不得穿。”

　　“嗯。”

　　“别学坏了。”

　　“妈，”苏晚抬起头，“我不会。”

　　刘芳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她低下头，扒了一口饭，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苏建国在旁边闷头吃菜，突然开口了：“北京冷，多带点衣服。”

　　“知道了，爸。”

　　“那边的饭菜跟家里不一样，吃不惯就忍着。”

　　“嗯。”

　　“别想家。”

　　苏晚愣了一下，看着父亲。苏建国低着头，在喝汤，好像什么都没说。

　　她把那个“嗯”咽回去了。她不知道怎么说——她还没走，就已经开始想家了。

　　接下来的日子，她开始收拾行李。她的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就能装下。衣服是刘芳帮她叠的，整整齐齐的，码在箱子里。最上面放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是刘芳特意去县城最大的商场买的，打折的，三百多块。

　　“北京冷，”刘芳说，“零下十几度呢。你在家穿的那件棉袄，到那边不管用。”

　　苏晚摸了摸那件羽绒服，很厚，很软，有一股新衣服的味道。

　　“谢谢妈。”

　　刘芳没说话，转过身去，继续叠衣服。

　　出发的前一天，苏晚去了趟江边。她一个人去的，没告诉任何人。江边离她家不远，走路二十分钟。她小时候经常来这里，跟苏建国钓鱼，跟同学野炊，跟邻居家的孩子放风筝。江水是浑的，黄褐色的，流得很慢，像一个老人。

　　她站在江堤上，看着对岸的山。山是绿的，一层一层的，像摞起来的抹布。她在这些山里活了十八年，现在要走了。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她蹲下来，捡了一块石头，扔进江里。石头落水的声音很小，扑通一声，然后就被浪吞了。她看着江水把石头带走，带走，带走，直到看不见。

　　她在心里说：我走了。

　　她不知道对谁说的。对江，对山，对这个县城，还是对自己。也许都是。

　　2008年8月28号，苏晚出发了。

　　那天早上，刘芳五点钟就起来了。她做了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撒了葱花。苏晚坐在桌前，把面条吃完了，汤也喝了。

　　“够不够？再给你煮点？”

　　“够了，妈。”

　　刘芳站在旁边，看着她吃。围裙还没解，上面沾着面粉。

　　吃完早饭，苏晚拎着行李箱出了门。行李箱是红色的，新买的，刘芳前几天从商场带回来的。苏建国帮她拎到楼下，放在地上。他没有上楼，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是一本书。

　　他把书递给她。苏晚接过来，看了一眼。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白色封面，商务印书馆出的。她没见过这本书，苏建国的书架上没有这本。

　　“爸，这是——”

　　“读一读。”苏建国说。他看着她，眼神跟平时不一样。平时他总是低着头，闷闷的，像一棵种了太久的树。现在他抬起头，看着她，眼睛里有光。

　　“别像我，”他说，“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苏晚愣住了。这是苏建国这辈子第一次对她说这么重的话。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苏建国没再说话。他转过身，上楼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

　　“到了打电话。”

　　“嗯。”

　　他上楼了。脚步声在楼道里响着，一声一声的，越来越远。

　　刘芳站在楼梯口，没有下来。苏晚抬起头，看见她趴在窗户上，探出半个身子。她挥了挥手，刘芳也挥了挥手。然后她转过身，拖着行李箱走了。

　　走到巷子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刘芳还在窗户上，苏建国站在她身后，两个人都在看她。

　　她转过身，继续走。没有回头。

　　从家到汽车站，走路二十分钟。她拖着行李箱，穿过县城的街道。街道还是老样子，窄窄的，挤满了摩托车和三轮车。路边的早餐店冒着热气，卖包子的大姐在吆喝。她走过这些熟悉的声音和气味，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不是悲伤，也不是兴奋，是一种很空的、很轻的东西，像风，抓不住。

　　到了汽车站，她买了去武汉的票。大巴九点发车，她在候车室等了半个小时。候车室里人很多，大多是外出打工的，背着编织袋，拖着蛇皮袋，脸上带着一种木然的表情。

　　她坐在塑料椅子上，把行李箱放在腿边。旁边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睡着了，嘴角流着口水。女人看见苏晚的行李箱，说：“姑娘，去哪儿？”

　　“北京。”

　　“上大学？”

　　“嗯。”

　　“好，好。”女人点了点头，“有出息。”

　　苏晚笑了笑，没说话。

　　大巴来了。她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车窗是脏的，有一层灰，她用手擦了一下，擦出一小块干净的玻璃。透过那块玻璃，她看见汽车站的出口，看见外面的大街，看见远处的山。

　　她把头靠在窗户上，等着车开。

　　车开了。出了汽车站，上了大街，穿过县城，上了省道。窗外的风景开始变了——先是县城的楼房，然后是城郊的工厂，然后是农田和村庄，最后是山。山越来越多，越来越密，路也越来越窄。

　　她看着那些山，一座一座地往后退。她在这山里活了十八年，每一座山她都见过，但从来没有爬上去过。它们一直在那里，在县城的四周，像一圈围墙。现在她要翻过这堵墙了。

　　她不知道墙外面是什么。

　　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书。《第二性》。她翻开扉页，上面没有字。苏建国没有写任何字。他只是把这本书给了她，让她自己读。

　　她翻到第一章，看了几行。文字是硬的，像石头，她读得很慢。但她记住了第一页上的一句话。那句话是波伏娃写的，印在白色的纸上，黑色的字：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她看了三遍。

　　第一遍，她没懂。第二遍，她好像懂了。第三遍，她懂了。

　　她不是天生的苏晚——是县城、是阳台书房、是刘芳的银耳汤、是苏建国的沉默、是二姨的嘴、是舅舅的金链子、是表妹的红色羽绒服，是所有这些东西，把她变成了现在的她。

　　但以后不是了。以后，她要自己来。

　　她翻到书的最后一页，空白的地方。她从书包里拿出一支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字很小，挤在页边，不仔细看发现不了。

　　她写的是：我不要被形成，我要自己定义。

　　写完之后，她把书合上，抱在怀里。书不厚，但很沉。她不知道她能不能读懂，但她会读。她答应过自己。

　　到了武汉，她转乘火车。火车站在武昌，很大，人很多，比县城的汽车站大一百倍。她拖着行李箱，在人群里挤了半个小时，才找到候车室。候车室里有空调，凉快多了。她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把行李箱放在腿边。

　　去北京的火车是下午三点的。她还有两个小时。她拿出手机，给刘芳发了一条短信：“妈，我到武汉了。”

　　刘芳回：“路上小心。”

　　她又给苏建国发了一条：“爸，我到武汉了。”

　　苏建国回了一个字：“好。”

　　她把手机装进口袋，看着候车室里的人。有老人，有小孩，有背着编织袋的民工，有穿着西装的白领。他们都在等车，去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她也是其中之一。

　　火车来了。她跟着人群往站台上走。站台上很热，太阳直射下来，晒得人头皮发疼。她找到自己的车厢，上了车，找到座位。靠窗，F座。

　　她把行李箱塞在座位下面，坐下来。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本杂志。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扎着马尾辫，耳朵里塞着耳机。

　　火车开了。窗外的武汉慢慢退去——先是武昌的楼房，然后是长江大桥，然后是汉口的工厂。她看着长江，很宽，很浑，流得很慢。她想起家乡的那条江，比这个小多了，但水是一样的浑。

　　她不知道长江流到哪里去。也许是海，也许是更大的江，也许永远流不到。

　　火车出了武汉，窗外的风景变成了平原。她从来没有见过平原。她见过的都是山——高的山、矮的山、远的山、近的山。山是她的围墙，也是她的世界。现在墙没了，世界一下子变大了，大得她有点害怕。

　　平原上有稻田、有鱼塘、有杨树，还有一排排的民房，白墙黑瓦的。天很大，地很平，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她看着这些，眼睛有点酸。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太大了，她的眼睛装不下。

　　她拿出手机，想拍一张照片，但手机像素太差，拍出来都是糊的。她把手机收起来，继续看着窗外。

　　旁边的男人在看杂志，她瞥了一眼，是一本《读者》。男人注意到她在看，笑了笑，把杂志递过来：“要看吗？”

　　“谢谢，不用了。”

　　“去北京？”男人问。

　　“嗯。”

　　“上学？”

　　“嗯。”

　　“哪个学校？”

　　她说了学校的名字。男人点了点头，说：“好学校。我儿子也在北京，在念研究生。”

　　“挺好的。”

　　“你一个人去？家里人不送？”

　　“不送。我爸要上班，我妈……”她停了一下，“我妈走不开。”

　　男人看了她一眼，没再问了。

　　火车继续往北开。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了丘陵，又从丘陵变成了平原。天慢慢暗下来了，太阳在身后落下去，天边有一抹红，像烧着了似的。

　　她靠在窗户上，看着自己的影子。玻璃上映出一张脸，十八岁的脸，还有点婴儿肥，眼睛很亮。她看着那张脸，觉得有点陌生——那是她，又不是她。是她十八年的人生，又好像不是。

　　她想起苏建国说的话：“别像我，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她不知道她爸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也许是因为她走了，也许是因为他觉得她不会再回来了，也许是因为他这辈子第一次发现，有些话不说就来不及了。

　　她把《第二性》从包里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她写的那行字还在：我不要被形成，我要自己定义。

　　她看着这行字，心里涌上来一种很热的东西。不是兴奋，也不是决心，是一种很烫的、像火一样的东西。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知道，她不能让它灭了。

　　火车过了郑州，天完全黑了。窗外的风景看不见了，只剩下偶尔闪过的灯光——远处村庄的灯火，公路上车灯，还有天上的星星。她把窗帘拉上，把书抱在怀里，闭上眼睛。

　　她睡不着。脑子里有很多东西在转——家里的阳台书房、江边的钓鱼竿、刘芳做的银耳汤、苏建国写的字。还有那些山，那些她爬了一辈子都没爬上去的山。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苏晚，你十八岁了。你要去北京了。你一个人。你不要被形成。你要自己定义。

　　但她不知道，定义自己比被定义更难。

　　她不知道北京在等她的是什么。也许是一份更好的工作，也许是一个合适的人，也许是更多的孤独和迷茫。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她不会回头。

　　她睁开眼睛，看着车厢顶上的灯。灯是白的，很亮，照得她眼睛有点疼。她眯起眼睛，看见灯罩上有一只小虫子，在爬。

　　她把那只虫子看了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

　　火车在夜里开着，轰隆轰隆的，像一首催眠曲。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她拉开窗帘，看见窗外是一片平原，很大，很平，看不到边。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远处有一排高压线塔，电线在阳光下发着光。

　　“快到了。”旁边的男人说。

　　“嗯。”

　　她坐直了身体，把头发拢到耳后。窗外开始出现楼房，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然后是工厂、立交桥、广告牌。火车慢下来了，外面的声音也变了——不再是风声和铁轨声，是城市的噪音，车的喇叭、人的说话、机器的轰鸣。

　　她看着那些高楼，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大。她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楼。它们像山一样，但不是山。山是绿的，是安静的，是一直在那里的。这些楼是灰的，是吵的，是突然冒出来的。

　　她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倒。她不知道。

　　火车进了北京站。她拎着行李箱下了车，站在站台上。站台上人很多，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箱的人，背着书包的人，举着牌子的接站的人。她被推着往前走，出了站，到了广场上。

　　广场很大，比她见过的任何广场都大。她站在广场中间，被阳光照着，被风吹着，被人群挤着。她抬起头，看见天上的云，很高，很远，像棉花糖。

　　她站在那里，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她手里有学校的地址，有录取通知书，有一个行李箱，还有一本《第二性》。但这些东西没有告诉她，她该往哪里走。

　　她站了大概五分钟。五分钟里，有十几个人从她身边经过，有人看了她一眼，有人没看。她站在人群里，像一棵被移栽的树，根还没扎下去。

　　然后她深呼吸了一下，拖着行李箱，往出站口走。

　　她不知道学校在哪里，不知道宿舍长什么样，不知道未来的几年会发生什么。但她知道，她来了。她到了北京。

　　一个她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城市。一个她只在梦里去过的地方。

　　她走出车站，阳光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她眯起眼睛，看着面前的街道——车流、人流、高楼、广告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可能的。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到了。我不要被形成。我要自己定义。

　　但她不知道，定义自己比被定义更难。

　　她不知道。

　　她拖着行李箱，走进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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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一次被“剩下”

　　2015年的春节，苏晚二十五岁了。

　　她已经七年没有在家过过一个完整的春节了。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每年只在暑假回家待一两周。今年是她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她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月薪八千。她本来不想回来的，但刘芳在电话里说：“你爸最近血压高，你回来看看。”她就买了票，坐了五个小时的高铁，从北京西站到武汉，再从武汉坐两个小时的大巴，到了县城。

　　到家的那天是腊月二十八。刘芳在车站接她，看见她拖着行李箱出来，上下打量了一眼，说：“瘦了。”

　　“没瘦，还胖了两斤。”

　　“脸上没肉了，跟个刀片似的。”刘芳接过她的行李箱，走在前面，“走，回家吃饭。”

　　回到家，苏建国在厨房里炒菜。他退休了——不，不是退休，是提前退居二线。县一中的领导找他谈话，说他的年龄大了，可以把班主任的职务让给年轻老师。他没争，也没闹，收拾东西就回家了。现在每天在家看看书，写写字，偶尔去江边钓鱼。

　　“爸。”苏晚站在厨房门口。

　　苏建国回过头，看了她一眼，说：“回来了？”

　　“嗯。”

　　“洗洗手，吃饭。”

　　他炒了四个菜——红烧鱼、蒜蓉西兰花、酸辣土豆丝、一个西红柿蛋汤。三个人坐在桌上吃饭，没人说话。电视开着，放的是春晚的彩排新闻。

　　刘芳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肉，放到苏晚碗里，说：“你在北京怎么样？”

　　“还行。”

　　“工作累不累？”

　　“还行。”

　　“有没有——”

　　“妈。”苏晚打断她，“先吃饭。”

　　刘芳看了她一眼，没再问了。

　　苏晚知道刘芳想问什么。她在北京这一年，刘芳每次打电话，最后都会问一句：“有没有合适的？”她说没有，刘芳就说：“不急，你还小。”二十五了还小？苏晚不信。她知道刘芳不是不急，是不敢急。怕给她压力，怕她烦。

　　但到了亲戚面前，就不是这样了。

　　大年初二，舅舅家在县城最好的酒店摆了一桌。舅舅刘强是刘芳的弟弟，在县城开了个建材店，生意不错，这两年发了点小财。他每年初二都请客，请的是刘家的亲戚——刘芳、苏晚、还有几个表兄妹。

　　苏晚不想去，但刘芳说：“你舅舅专门打电话说让你去，你好意思不去？”她就去了。

　　酒店在县城最热闹的那条街上，包间在二楼，推开门，里面已经坐了一桌子人。舅舅刘强坐在主位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毛衣，外面套着一件黑色的棉夹克。他看见苏晚，笑着站起来：“哎呀，我们的研究生来了！”

　　苏晚笑了笑，说：“舅舅过年好。”

　　“过年好过年好！来来来，坐坐坐。”刘强拉着她的手，让她坐在自己旁边，“听说你在北京上班了？大公司？”

　　“小公司，互联网的。”

　　“互联网好，互联网挣钱！”刘强拍了拍她的肩膀，“比你这个表妹强。”他指了指对面坐着的女孩。

　　那是王婷婷，刘强的女儿，苏晚的表妹。她比苏晚小二岁，今年二十三，但看起来比苏晚大——圆脸，丰满，穿着一件红色的中长款羽绒服，头发烫了大波浪，耳朵上挂着两个金耳环。她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男人，黑黑的，壮壮的，穿着一件黑色的厚棉服，怀里抱着一个一岁多的男孩。

　　菜上来了。红烧甲鱼、清蒸鲈鱼、油焖大虾、蒜蓉扇贝、排骨藕汤……满满一桌子。刘强举起酒杯，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喝一个！新年快乐！”

　　大家碰了杯，开始吃菜。

　　吃了没几口，二姨开口了。二姨是刘芳的姐姐，叫刘芳华，五十六了，在县城的小学当老师。她夹了一块甲鱼，嚼了两口，看着苏晚说：“晚晚，你在北京有对象了吗？”

　　桌上安静了一秒。

　　苏晚放下筷子，说：“还没有。”

　　“还没有？”二姨的眉毛挑了起来，“都二十五了，再不找就晚了。”

　　“二姨，”苏晚说，“不急，先工作。”

　　“不急？”二姨放下筷子，冷笑了一声，“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你看看你表妹，二十二岁就嫁了，现在孩子都会跑了。”

　　王婷婷在旁边抱着孩子，一脸胜利者的微笑。她把孩子往上托了托，让孩子的脸朝着苏晚的方向，好像在展示什么战利品。

　　苏晚看了王婷婷一眼。表妹高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在理发店干了两年，然后经人介绍嫁了旁边那个男人——开挖掘机的，在工地上干活，一个月六千多。听说婆家给了十八万彩礼，在县城买了房子，还买了一辆白色的SUV。

　　苏晚突然觉得一阵恶心。不是针对表妹，是整张桌子都在用同一个秤在秤她。二姨的秤上，王婷婷是“二十二岁嫁人、有房有车、孩子一岁半”，她是“二十五岁、没对象、白读了那么多书”。两边的重量不一样，她被比下去了。

　　“二姨，”苏晚说，“表妹过得好，我替她高兴。但每个人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二姨看着她，“女人嘛，嫁个好人家比什么都强。你读了研究生又怎样？还不是一个人在北京租房子？你表妹虽然书读得少，但人家现在有房有车有孩子，你有什么？”

　　苏晚没说话。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水是温的，但她觉得嗓子堵得厉害。

　　刘芳在旁边说：“她刚工作，不急。”

　　“你让她慢慢来，等到三十了，你看她还来不来得及。”二姨看了刘芳一眼。

　　“姑妈，”王婷婷在旁边拉了拉二姨的袖子，“你别说了。”

　　“我说什么了？我说的不是实话？”

　　刘强咳嗽了一声，打圆场：“行了行了，大过年的，说这些干什么？吃饭吃饭。”

　　苏晚低下头，继续吃饭。她把鱼肉夹到碗里，一块一块地吃，吃得很慢。她在数数，一、二、三、四、五……数到一百的时候，二姨又开始说别人了。这次说的是她儿子，在武汉打工，三十了还没对象。桌上的人又开始新一轮的议论。

　　苏晚不听了。她把碗里的饭吃完，放下筷子，说：“我吃饱了。”

　　“再吃点，”刘芳说，“还有排骨汤没上呢。”

　　“不了，我有点累了。”

　　她站起来，跟舅舅和二姨打了个招呼，然后走出包间。走廊里很安静，水晶灯把光线切成一片一片的，铺在地毯上。她站在走廊里，深呼吸了一下，空气里有饭菜的味道和香水的味道，混在一起，腻得慌。

　　她走到洗手间，打开水龙头，洗了一把脸。水是凉的，激得她打了个哆嗦。她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二十五岁，脸上的婴儿肥已经没了，颧骨比十八岁的时候高了一些，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黑眼圈。她在北京住了七年，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现在工作了半年。她以为她已经不是县城的人了，但坐在这张桌子上，她还是那个“二十五岁还没嫁出去”的苏晚。

　　她关掉水龙头，用纸巾擦了擦脸，然后走出洗手间。她没有回包间，而是走到酒店门口，站在外面透透气。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街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辆车经过，车灯扫过来，又扫过去。

　　她站了大概十分钟，刘芳出来了。

　　“你怎么跑出来了？”刘芳站在她旁边，“外面冷，别冻着。”

　　“里面闷。”

　　刘芳看了她一眼，没说话。两个人站了一会儿，刘芳说：“走吧，回家。”

　　回到家，苏建国已经睡了。客厅的灯开着，电视也开着，放的是重播的春晚。刘芳关掉电视，没有进卧室，而是站在客厅里。

　　“晚晚，”她说，“妈跟你说个事。”

　　苏晚看着她。刘芳的表情跟平时不一样，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带着抱怨的表情，而是一种她很少见到的、有点犹豫的、甚至有点小心翼翼的表情。

　　“要不，”刘芳说，“妈给你介绍一个？”

　　苏晚愣了一下。

　　“县税务局的小伙子，”刘芳说，“你王姨的外甥，比你大两岁，研究生毕业，在税务局上班，家里条件不错，县城有两套房。你王姨前几天还问我，说你有没有对象——”

　　“妈，”苏晚打断她，“我不回县城。”

　　刘芳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沉默了一会儿，她说：“你以为大城市就那么容易？”

　　苏晚没说话。

　　“你看看你，”刘芳的声音低下来，不像是在说教，更像是在陈述一个她早就看清楚了的事实，“一个月薪八千的实习生，连自己都养不活。房租、吃饭、交通，一个月能剩下多少？你在北京能待多久？你能在北京买房子吗？你能在北京扎根吗？”

　　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根针，扎在苏晚身上。她不疼，但她能感觉到那些针在那里，一根一根的，排着队。

　　“你二姨说话是不好听，”刘芳说，“但她有一句没说错。你读了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你在北京，一个人，没房子，没车，没对象，没户口。你表妹在县城，有房有车有孩子，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的。你说，到底谁过得比谁好？”

　　苏晚站在客厅里，看着母亲。刘芳五十五了，头发白了，背没有以前挺了，但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实的，都是真的，都是她苏晚反驳不了的。

　　她第一次感到恐惧。

　　不是恐惧找不到对象。是恐惧母亲说的是对的。

　　她读了十八年的书，从县城考到北京，从本科读到研究生，以为只要离开这里，她就能变成另一个人。但她在北京住了七年，还是那个“二十五岁没嫁出去”的苏晚。她住在十二平米的隔断间里，一个月挣八千块，扣掉房租和吃饭，能攒下两千。她买不起房，落不了户，摇不到车号。她每天挤地铁上班，加班到深夜，回到那个隔断间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而她表妹王婷婷，高中没毕业，嫁了个开挖掘机的，在县城有房有车有孩子，婆家给了十八万彩礼，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的。

　　她不想变成那样。但她也不知道，她正在变成什么样。

　　“妈，”她说，“我知道了。你去睡吧。”

　　刘芳看了她一眼，想说什么，但没说。她转身走进卧室，关上门。

　　苏晚站在客厅里，站了很久。然后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她以前的房间，现在变成了一间客房，床上铺着新床单，是刘芳昨天换的。

　　她坐在床上，拿出手机，看到一条消息。是同事发来的，问她什么时候回北京。

　　她回：初六。

　　然后她打开备忘录，想写点什么。她打了几个字，又删了。又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后她把手机扔在床上，躺了下来。

　　天花板上有那道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她十八岁的时候就见过这道裂缝，那时候她在阳台上背政治，背到凌晨两点，回到这个房间，躺在这张床上，看着这道裂缝。那时候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去北京，我要变成另一个人。

　　现在她回来了。二十五岁，在北京住了七年，研究生毕业，有一份月薪八千的工作，住在一间十二平米的隔断间里。她还是她，什么都没有变。或者说，她变了，但她不知道变成了什么。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什么都没有，白白的，空空的。

　　她想起十八岁那年，她在《第二性》的最后一页上写的那行字：我不要被形成，我要自己定义。

　　七年过去了。她没有被形成吗？她被北京形成了，被那间十二平米的隔断间形成了，被地铁里的拥挤形成了，被加班到深夜的疲惫形成了，被二姨的冷笑形成了，被母亲的问题形成了。她还是被形成了，被所有她想逃离的东西形成了。

　　她闭上眼睛，脑子里是二姨的脸、王婷婷的胜利者微笑、母亲小心翼翼的商量口吻。还有那句话，母亲说的那句话：“你以为大城市就那么容易？”

　　她不知道答案。她不知道她是不是错了。她不知道她是不是应该像王婷婷一样，二十二岁嫁人，二十三岁生孩子，在县城买一套房子，开一辆白色的SUV，过一个普通人的日子。也许那样更好，也许那样更安全，也许那样更幸福。

　　但她不想。

　　她不想变成一个“普通人”。她不想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就被贴上“剩女”的标签，在三十岁的时候被叫“大龄剩女”，在三十五岁的时候被说“嫁不出去了”。她不想被一个数字定义，不想被一个身份框住，不想被别人告诉她应该怎么活。

　　但她也不知道她想变成什么样。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新的，有洗衣粉的味道，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人味。

　　窗外，县城的夜越来越深了。远处的江水声隐隐约约的，像一个人在叹气。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想成为母亲。

　　但她也不知道如何成为自己。

　　【第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