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巢时代：三个人的围城》学一

1、陈志强·黔北山村 陈志强被生

　　第一章：陈志强·黔北山村

　　一、彩礼夜

　　那是2010年的腊月二十九。黔北山区正落着冻雨，雨点子打在瓦片上，像无数颗小石子往下砸。

　　陈志强蹲在灶台前烧火，柴是湿的，烟往屋里灌，呛得他妈直咳嗽。他妈叫周素芬，今年四十三了，但看起来像五十多——山里女人都显老。她把腊肉从房梁上取下来，在案板上切。刀起刀落，每一下都像在剁什么。陈志强偷看了一眼——肉切得比去年薄了一半。

　　“看什么看？添柴。”周素芬没回头。

　　他往灶膛里塞了两根松枝，火苗蹿起来，把堂屋照得忽明忽暗。堂屋正中的桌上摊着一堆钱，他爹坐在桌前。他爹叫陈德厚，四十五岁，在广东惠州一个工地上扎钢筋，一年到头回来一两次。此刻他把那四沓钞票数了又数。钞票是新的，连号的，从广东带回来的时候还用橡皮筋捆着，现在散了一桌。

　　“四万。”陈德厚说，声音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还差四万八。”周素芬的刀没停。

　　陈志强今年十五，在镇上念初三。他已经懂了不少事——那四万块钱是他爹在工地上搬了两年砖攒下的。一天一百二，一个月干满能拿三千六，但要是不下雨。广东下雨多，他爹经常歇着。两年，四万，这是拿命换的。

　　他大哥陈志国坐在门槛上，背对着所有人。大哥今年二十二，出去打工七年了，在温州鞋厂做车工。脚边是一个粉红色的行李箱，那是他女朋友李春梅带来的。春梅今年十九，也在温州鞋厂，跟大哥一个车间。此刻她在里屋，门关着，听不见声音。

　　“我打电话跟她妈说。”陈德厚掏出手机，是一部按键的诺基亚，屏幕裂了一道缝。

　　免提开了。嘟——嘟——嘟——三声之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那道裂缝里钻出来：“喂？”

　　“亲家母，是我，志国他爸。”陈德厚的腰不自觉地弯了一下。

　　“哦，老陈啊。钱凑齐了？”

　　“凑了四万，先给四万，剩下的明年补——”

　　“明年？”女人的声音突然尖了，“老陈，我跟你说清楚，八万八，一分不能少。我女儿十九岁，黄花大闺女，在温州鞋厂一个月挣三千多。你们家那个陈志国，二十八了——”

　　“二十二。”陈德厚小声纠正。

　　“二十二也是二十多！初中都没毕业，拿什么养我女儿？”

　　周素芬的刀停了一秒，然后又落下。

　　“亲家母，我不是那个意思——”陈德厚的声音越来越低。

　　“你什么意思我不管。八万八，给了，人你带走。给不了，这事儿就当没提过。”

　　“我——”

　　“老陈，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女人的声音突然软了，“我家春梅不懂事，非要跟你们家志国。我说了，你要嫁，行，八万八。这不是我要的，是规矩。我们村去年嫁了三个姑娘，最低的十二万。我要八万八，已经是看在我女儿哭了好几天的份上了。”

　　陈志国坐在门槛上，烟抽了一半，夹烟的手指在抖。他今年二十二，在温州鞋厂一个月挣两千八。他算过账，不吃不喝，两年半能攒够八万八。但人不能不吃饭，所以实际上要四五年。四五年之后，他二十六七，春梅也二十三四了。他等得起，春梅妈等不起。

　　陈德厚看了一眼里屋的门，又看了一眼桌上的钱，说：“亲家母，我再想想办法。”

　　“你想吧。但别想太久，过了年，春梅还要回温州上班。到时候，这事儿就不好说了。”

　　电话挂了。堂屋里只剩下冻雨打在瓦片上的声音。

　　周素芬把切好的腊肉码进碗里，擦了擦手，走进里屋。陈志强听见她跟春梅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

　　陈德厚又把那四万块钱数了一遍。他数钱的样子很认真，拇指和食指捏着钞票的一角，一张一张地捻，像在数自己的命。

　　“四万。”他又说了一遍。

　　“还差四万八。”陈志国在门槛上说，没回头。

　　“你闭嘴！”陈德厚突然拍了一下桌子，钞票被震起来，又落下去，“你找个要八万八的，你老子我——”

　　“我没让她要八万八。”陈志国的声音很平。

　　“那你让她妈别要啊！”

　　“我说了。”

　　“她妈听你的吗？！”

　　陈志国不说话了。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周素芬从里屋出来，走到床边，蹲下去。她从床底下摸出一个铁盒，铁盒上锈迹斑斑，原来装的是饼干。她打开铁盒，从里面拿出一只银镯子，还有一沓钱。钱是零的，有五十的，有二十的，还有几张十块的。她把钱放在桌上，又把银镯子也放在桌上。

　　“三千。”她说，“镯子是妈给我的嫁妆，能值几百。”

　　陈德厚看着她，没说话。

　　“就这么多了。”周素芬说完，又回到灶台前，继续切腊肉。

　　桌上的钱变成了四万三。还差四万五。

　　陈志强蹲在灶台前，看着火苗发呆。他突然想起去年过年，他爹从广东回来，带了一箱苹果。他吃了两个，大哥没吃，全给了春梅。春梅那时候还笑，说“你们家真客气”。现在春梅在里屋，不笑了。

　　里屋的门开了。春梅走出来，眼睛红的，顺手拎着那个粉红色的行李箱。

　　“春梅——”陈志国站起来。

　　“志国哥，我走了。”春梅没看他，看着地面。

　　“你——”

　　“我妈说了，过了年就给我相亲。隔壁村的，家里开砖厂的，给十六万。”春梅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你不是说——”陈志国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

　　“我说的不算。”春梅拎着箱子往外走。

　　陈志强看见大哥的手抬了一下，又放下了。

　　春梅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她看的不是陈志国，是周素芬。她说：“阿姨，你做的腊肉好吃。”

　　然后她走了。冻雨打在粉红色的行李箱上，声音很小，但陈志强听见了。

　　陈志国站在门槛上，看着春梅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他没追。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砍了根的树。

　　陈德厚坐在桌前，把桌上的钱一张一张地捡起来，数了一遍。四万三。他又数了一遍。四万三。他把钱用橡皮筋捆好，放进蛇皮袋里。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陈志国面前，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那一声很响，比春梅妈挂电话的声音响。

　　陈志国没躲，也没捂脸。他的嘴角渗出血来，他舔了一下，说：“爹，这辈子别给我张罗了。”

　　陈德厚看着他，嘴唇抖了几下，转身进了里屋。

　　周素芬把切好的腊肉端到灶上，开始炒。油锅响了，蒜苗的香气弥漫开来。她炒菜的时候背对着所有人，肩膀在抖。

　　陈志强从灶台前站起来，走到大哥身边。陈志国还站在门槛上，脸上的巴掌印红得发紫。

　　“哥。”陈志强叫他。

　　陈志国没应。

　　“哥，你没事吧？”

　　陈志国低下头，看着他。十五岁的陈志强，个子还不到大哥的肩膀。陈志国伸手摸了摸他的头，说：“没事。”

　　然后他走了。走进冻雨里，不知道去了哪里。

　　那天晚上，周素芬炒了蒜苗腊肉、酸菜鱼、一碟花生米。陈德厚喝了半斤包谷酒，喝醉了，趴在桌上哭。他说：“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

　　周素芬坐在旁边，给他擦眼泪，不说话。

　　陈志强一个人吃了三碗饭。他把腊肉嚼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他在想大哥的眼睛——春梅走的时候，大哥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死了。

　　夜里，他躺在床上，听见隔壁大哥的房间有声音。不是哭，是翻身。翻过来，翻过去，翻过来，翻过去。

　　后来声音没了。

　　再后来，他听见大哥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这辈子，算了。”

　　陈志强把被子蒙在头上，闭上眼睛。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八万八彩礼，加上盖新房的钱，加上办酒席的钱，加起来要十五万。他爹在工地上搬一年砖能挣三万，不吃不喝要五年。五年之后，大哥二十七了。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贴着一张年画，是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那是他妈去年赶集买的，两块五一张。

　　他把眼睛闭上，但睡不着。

　　窗外冻雨还在下，打在瓦片上，像无数颗小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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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矿难与欠条

　　2012年的秋天，陈志强正在镇中学的操场上打篮球。他十七岁了，个子蹿到了一米七三，瘦得像一根竹竿，但跑得快，班上没人追得上他。

　　那天下午，班主任把他从球场上叫下来。班主任姓刘，教数学，平时总是板着脸，但那天看他的眼神不一样。

　　“陈志强，你家里来电话了，你爸出事了。”

　　刘老师用的是学校办公室的座机。电话那头是村里的王叔，声音急得像着了火：“强子，你爹在山西矿上出事了，砸断了三根肋骨，你快回来！”

　　陈志强握着话筒，手没抖，但脑子空了。他问了一句：“严重吗？”

　　“人还活着，但老板跑了，没人管。你妈已经先去了，让你赶紧去。”

　　他挂了电话，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操场上还在打篮球的同学。阳光很好，十月的黔北还不冷，有人在喊“传球传球”。他突然觉得那个世界离他很远。

　　他没回宿舍收拾东西，直接跑出了校门。跑了三公里，到了镇上的汽车站，坐上了去遵义的车。在车上他才想起来，他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陈德厚在山西吕梁的一个小煤矿打工。那个矿没有名字，当地人叫它“二道沟”，是个私人老板开的，安全设备就是每人一顶安全帽。陈德厚是今年三月去的，走的时候跟周素芬说：“这个矿给得多，一天一百五。”

　　周素芬说：“太远了，不安全。”

　　陈德厚说：“远怕什么，给钱就行。”

　　他走的时候，陈志强在镇上念书，没去送。他只记得他爹背着一个编织袋，里面装着被子和几件衣服，走到村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走了。

　　现在他躺在医院里。

　　陈志强坐了五个小时的汽车到遵义，又坐了一夜的火车到太原，再从太原坐大巴到吕梁，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他在路上没吃什么东西，只啃了两个馒头，喝了一瓶水。

　　吕梁市人民医院在城边上，是一栋灰扑扑的五层楼。他找到外科病房，推开门，看见他爹躺在床上。

　　陈德厚瘦了。不是那种慢慢瘦下来的瘦，是那种一下子被抽干了的瘦。脸上没肉了，颧骨突出来，像两座小山。眼睛闭着，嘴唇发白，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胸口缠着厚厚的绷带。

　　周素芬坐在床边，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肿。她看见陈志强，没说话，只是招了招手。

　　“妈。”陈志强走过去，站在床边。

　　“你爹醒了又睡了，医生说断了两根肋骨，还有一根裂了，要养三个月。”

　　“老板呢？”

　　“跑了。”周素芬的声音很平，“出事第二天就跑了，电话打不通，名字都是假的。”

　　陈志强看着床上的陈德厚，心里涌上来一股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恨，也不是心疼，是一种很凉的、很硬的东西，堵在胸口。

　　“医药费呢？”他问。

　　“欠着。两万八。”

　　两万八。陈志强在脑子里算了一下。他爹在矿上干了七个月，一个月四千五，一共挣了三万一。现在医药费两万八，加上路费、生活费，等于这七个月白干了。不对，是倒贴。他爹还搭上了三根肋骨。

　　“我去找村长。”陈志强说。

　　周素芬看了他一眼，说：“你去找他干什么？”

　　“借钱。”

　　“你爹在村里借了一圈了，谁还有钱？”

　　陈志强没说话，转身出了病房。

　　村长叫陈德福，是他爹的堂兄，五十多岁，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卖部，还养了两头猪。陈志强坐了三个小时的车回到村里，天已经黑了。

　　陈德福正在堂屋里看电视，看的是一部抗日剧，枪炮声震天响。他看见陈志强，愣了一下，然后关小了电视声音。

　　“强子，你爹怎么样了？”

　　“断了三根肋骨，老板跑了，欠医院两万八。”

　　陈德福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他吸了两口，说：“强子，叔跟你说实话，叔也没多少钱。”

　　“叔，借我五千。”

　　“五千？”陈德福看了他一眼，“你拿什么还？”

　　陈志强说：“我打工还。我不念书了。”

　　陈德福又吸了一口烟，看了他很久。然后站起来，走进里屋，拿出来一沓钱。他数了两遍，递过来。

　　“五千。别跟你婶说。”

　　陈志强接过钱，说：“叔，我写个欠条。”

　　“写什么欠条，你——”

　　“写一个。”陈志强从桌上拿了一张纸，一支笔。他的手在抖，不是因为冷。

　　他写了：今借到陈德福人民币五千元整，三年内还清。借款人：陈志强。2012年10月15日。

　　他把欠条递给陈德福。陈德福看了一眼，折起来，塞进口袋里。

　　“强子，你不念书了，你妈知道吗？”

　　“还不知道。”

　　“她不会同意的。”

　　“我知道。”

　　陈志强转身走了。走出陈德福家的院子，天已经完全黑了。十月的山村没有路灯，他摸黑走了二十分钟，到了自己家门口。门没锁，他推开门，屋里黑漆漆的，没人。

　　他站在堂屋里，听见自己的呼吸声。黑暗中，他想起那张年画——胖娃娃抱着大鲤鱼。他妈二年来没买新的，那张年画还在墙上，已经卷了边，颜色也褪了。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锁上门，又往镇上走。他要去坐车，回医院。

　　回到吕梁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他到医院的时候，陈德厚醒了。他爹看见他，嘴唇动了动，说：“来了？”

　　“嗯。”

　　“吃饭没？”

　　“吃了。”

　　陈德厚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说：“书不念了？”

　　陈志强愣了一下。他不知道他爹怎么知道的，也许是村长打了电话。

　　“不念了。”

　　陈德厚闭上眼睛，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是吕梁灰蒙蒙的天，没有太阳。

　　“是我对不起你。”陈德厚说。

　　“不是。”陈志强说。

　　“是。”陈德厚睁开眼睛，眼眶红了，“我这辈子，什么都做不成。”

　　陈志强不知道说什么。他站在床边，手里攥着那五千块钱。

　　那天晚上，他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睡了一夜。走廊里还有别的家属，有人在地上铺了纸板，有人靠着墙打呼噜。空气里是消毒水和廉价香烟混在一起的味道。

　　他睡不着。他想起大哥陈志国。大哥自从春梅走后，就很少跟家里联系了。听说在温州换了好几个厂，还去过福建，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他给大哥发了一条短信：“爹出事了，在吕梁人民医院。”

　　大哥没回。

　　第二天一早，他去收费窗□□了五千块。收钱的护士看了他一眼，说：“还差两万三。”

　　他说：“我知道。”

　　接下来的日子，他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小饭馆洗碗，一个月八百块，包吃。每天早上六点去，晚上九点回。回来之后去医院陪床，给他爹翻身、擦身子、喂饭。

　　陈德厚恢复得很慢。医生说肋骨断了之后不能用力，不能咳嗽，不能笑，连打喷嚏都不行。陈德厚有一次忍不住咳了一声，疼得脸都白了，汗珠子从额头上滚下来。

　　周素芬在旁边看着，手攥着床单，指甲嵌进布里。

　　“你别咳。”她说。

　　“我忍不住。”陈德厚说。

　　“忍不住也得忍。”

　　陈德厚不说话了。他咬着牙，脸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

　　陈志强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他突然想起小时候，他爹每次从广东回来，都会带一包糖。他和他哥抢着吃，他爹就在旁边笑。那时候他爹还年轻，背挺得很直，笑起来声音很大。

　　现在他爹躺在床上，连咳一声都不敢。

　　在医院待了半个月，陈志强认识了一个人。那人叫老赵，四十出头，是隔壁床的病人，也是矿工，也是在二道沟出的事。他比陈德厚严重——从腰部以下瘫了，医生说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老赵的老婆来陪床，是个矮胖的女人，姓孙，大家都叫她赵嫂。赵嫂每天早上来，晚上走，来了就给老赵擦身子、换尿垫、喂饭。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面无表情，像在完成一道工序。

　　有一天晚上，赵嫂走了之后，陈志强听见老赵在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着声音的、断断续续的哭。他假装睡着了。

　　第二天，老赵的老婆来了，跟老赵说：“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我要走了。”

　　老赵看着她，没说话。

　　“医生说你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我一个人照顾不了你。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中，小的上小学，我总不能把他们扔了。”

　　“所以呢？”老赵的声音很平。

　　“所以，我们离婚吧。”

　　老赵沉默了很久。窗外是吕梁灰蒙蒙的天，一只鸟从窗前飞过，很快就不见了。

　　“离吧。”老赵说，“我不能拖累你。”

　　赵嫂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快。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然后她站起来，拎着包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老赵叫住她：“秀英。”

　　她回过头。

　　“孩子，你照顾好。”

　　赵嫂点了点头，走了。

　　那天晚上，老赵对着天花板哭了一夜。陈志强没睡，他躺在走廊的长椅上，听着老赵的哭声。那声音不大，但像一根针，扎进他的耳朵里，扎得很深。

　　第二天一早，老赵的老婆没来。第三天也没来。第四天，老赵的弟弟来了，把他接走了。走的时候，老赵坐在轮椅上，被推着经过陈志强的身边。他看了陈志强一眼，什么也没说。

　　陈志强站在走廊里，看着轮椅消失在电梯口。

　　那天晚上，他给他爹擦身子的时候，突然问了一句：“爹，你后悔娶妈吗？”

　　陈德厚看着他，沉默了很久。窗外是吕梁的夜，没有星星。

　　“你妈跟着我，没享过一天福。”他说。

　　“我问你后不后悔。”

　　陈德厚不说话了。他转过头，看着窗外。过了很久，他说：“后悔有什么用？”

　　陈志强没再问。他把毛巾拧干，搭在床头的架子上。

　　那天夜里，他又没睡着。他躺在走廊的长椅上，想着老赵，想着赵嫂，想着他爹说的话。他想起大哥——大哥那天晚上说的那句“这辈子，算了”。他想起春梅，想起那个粉红色的行李箱，想起冻雨打在箱子上的声音。

　　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他爹在矿上干了七个月，挣了三万一。医药费两万八，还欠着两万三。他欠村长五千，欠医院两万三，一共两万八。他洗碗一个月八百块，不吃不喝要三十五个月，差不多三年。

　　三年之后，他二十岁。

　　他翻了个身，长椅太窄，差点掉下去。他扶住墙壁，手碰到一片冰凉。

　　窗外，吕梁的夜很静。远处偶尔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拖得很长，像一个人在叹气。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笔债，我来还。这辈子，我不结婚。

　　他不知道这个念头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老赵对着天花板哭的那个晚上，也许是他爹说“你妈跟着我没享过一天福”的时候，也许是大哥说“这辈子算了”的那一刻。也许都不是，也许都是。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浮出一个画面：春梅拎着粉红色的行李箱，走进冻雨里。行李箱的轮子碾过泥地，留下两道浅浅的印子。

　　那印子很快就没了。冻雨会把它们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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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南下

　　2015年的春天，陈志强二十岁了。

　　三年前他从医院回到村里，再也没有回学校。他去镇上的饭馆洗了半年碗，又去县城的一个工地搬了半年砖，然后跟着一个老乡去了广州，在番禺的一个电子厂做装配工。他在电子厂干了一年，攒了一万多块，还了欠村长的五千，又还了医院一部分。还欠医院一万三。

　　他没有忘记那张欠条。他把欠条复印了一份，原件压在周素芬的箱子底下，复印件带在身上，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三年来他回过三次家。第一次是还村长的钱，第二次是过年，第三次是因为周素芬打电话说“你爹又咳嗽了”。他回去看了看，陈德厚的肋骨长好了，但落下了病根，一到阴天就疼，干不了重活。现在在村里帮人看林子，一个月八百块。

　　“你别寄钱了，自己攒着。”周素芬每次都这么说。

　　但陈志强还是每个月寄一千块回去。他在电子厂的工资是两千八，寄完一千，剩一千八。房租四百，吃饭六百，还剩八百。他把这八百存起来，打算还医院的债。

　　近三年来，他没交过女朋友。厂里有女孩子对他示好，他都躲开了。工友说他“木头”，他笑笑，不说话。

　　他忘不了老赵对着天花板哭的那个晚上。

　　2015年春节过后，陈志强做了一个决定：不去广州了，去北京。

　　“去北京干什么？”周素芬在电话里问。

　　“送外卖。我一个老乡在北京送外卖，一个月能挣五六千。”

　　“五六千？”周素芬的声音里带着怀疑，“有那么多？”

　　“嗯。”

　　周素芬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去吧。照顾好自己。”

　　陈志强挂了电话，开始收拾东西。他的全部家当装在一个编织袋里：几件衣服、一双鞋、一条毛巾、一张欠条的复印件。他把编织袋放在床脚，然后坐在床沿上，看着这个住了一年多的出租屋。

　　屋子在番禺城中村，六平米，一个月四百块。墙是水泥的，地是水泥的，窗户对着一堵墙，白天也要开灯。屋里有一股霉味，怎么都散不掉。

　　他在这个屋子里住了四百多天。他在这里吃过三百多顿泡面，在这里数过无数次钱，在这里看过很多个失眠的夜晚。他把窗帘拉开一条缝，看见对面楼顶上有一只猫，蹲在那里晒太阳。

　　他盯着那只猫看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拎着编织袋出了门。

　　走之前，他去了厂里，跟线长辞了工。线长姓李，四十出头，河南人，在厂里干了八年。他看了陈志强一眼，说：“想好了？”

　　“想好了。”

　　“北京不好混。”

　　“我知道。”

　　李线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他：“我有个兄弟在北京送外卖，你要是有需要，找他。”

　　陈志强接过名片，上面印着：李明义，XX外卖平台，骑手。还有一个手机号。

　　“谢谢李哥。”

　　“别谢。到了北京要是混不下去了，回来。”

　　陈志强把名片装进口袋，转身走了。

　　他没有直接去北京。他先回了一趟家。

　　周素芬知道他回来，提前赶场买了肉，做了他最爱吃的蒜苗炒腊肉。陈德厚也从林子里回来了，坐在堂屋里抽烟。他比三年前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背也驼了，但精神还好。

　　“北京冷，多带点衣服。”周素芬一边炒菜一边说。

　　“带了。”

　　“那边房租贵，你找个便宜点的。”

　　“嗯。”

　　“别跟人打架，别惹事。”

　　“妈，我不是小孩了。”

　　周素芬不说话了。她把炒好的腊肉端上桌，又去盛饭。

　　吃饭的时候，陈德厚突然开口了：“强子，爹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你大哥……他在温州好像出事了。”

　　陈志强的筷子停了一下：“什么事？”

　　“我也不清楚。你婶子说，他好像欠了别人的钱，被人打了。”

　　“什么时候的事？”

　　“年前。他给你婶子打过电话，借了两万块。你婶子没跟我说，前几天才告诉我。”

　　陈志强放下筷子，掏出手机，给陈志国打电话。关机。

　　他又打了一遍。还是关机。

　　“我给他转点钱吧。”他说。

　　“你哪有钱？”周素芬看着他。

　　“我还有几千。”

　　“你别管他。”周素芬的声音突然硬了，“他自己作的。”

　　“妈——”

　　“我说别管就别管。”周素芬低下头，扒了一口饭，嚼了很久才咽下去，“你管好你自己就行。”

　　陈志强没说话。他想起大哥二十岁那年出去打工的样子——背着一个编织袋，跟他现在一样，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走了。那时候大哥的眼睛里还有光。

　　现在那光没了。

　　他在家待了两天。走的那天早上，周素芬给他缝了一个布袋，蓝色的，用旧床单改的。布袋里装着两千块钱、十个煮鸡蛋、一张观世音菩萨像。菩萨像是她在镇上赶场时买的，两块钱一张，塑封的，背面印着“平安”两个字。

　　“妈没什么给你的，这个你带着。”她把布袋塞进他手里。

　　“妈，我有钱。”

　　“你那点钱留着交房租。”周素芬看着他，眼眶红了，但没哭，“强子，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嗯。”

　　“别学你哥。”

　　“学他什么？”

　　周素芬沉默了一会儿，说：“别把自己的心锁死了。”

　　陈志强愣了一下。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看着她，突然发现母亲老了——头发花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泥。

　　他点了点头，拎着编织袋和布袋，走了。

　　走到村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周素芬还站在门口，瘦瘦小小的一个人，被门框框着，像一张褪了色的照片。陈德厚站在她身后，抽着烟，没说话。

　　他转过身，继续走。没有再回头。

　　从村里到镇上，要走四十分钟的山路。路是泥的，前几天下过雨，有些地方还是烂的。他走得很慢，编织袋勒得肩膀疼，他换了个肩，继续走。

　　到了镇上，他坐上了去遵义的大巴。在车上，他靠着窗户，看着窗外的山。山是绿的，一层一层的，像摞起来的抹布。他在这山里活了二十年，现在要走了。

　　他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

　　到了遵义，他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没有座，站票，二十六个小时。

　　火车是下午三点的。他提前一个小时到了火车站，在候车室里坐着。候车室里人很多，到处都是编织袋和蛇皮袋，空气里是泡面和汗混在一起的味道。

　　他旁边坐着一个女孩，十八九岁的样子，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羽绒服。她的脚边也是一个编织袋，粉红色的，上面印着“XX饲料”。

　　“你去哪儿？”女孩问他。

　　“北京。”

　　“我也去北京。你在北京做什么？”

　　“送外卖。你呢？”

　　“我也不知道。先去了再说。”女孩笑了笑，露出两颗虎牙，“我叫杨小燕。”

　　“陈志强。”

　　“你是哪里人？”

　　“就这附近的。”

　　“我也是。”杨小燕说，“我妈让我去北京找我姐，她在那边做家政。”

　　陈志强点了点头，没说话。

　　杨小燕看了他一眼，说：“你结婚了吗？”

　　他愣了一下，说：“没有。”

　　“我也不想结。”杨小燕说，“我们村彩礼都涨到十二万了。我爸妈想把我卖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在笑，但眼睛里没有光。

　　陈志强看着她，突然想起春梅。春梅也是这样的，十九岁，在温州鞋厂，被家里人拿来换钱。他想起那个粉红色的行李箱，想起冻雨打在箱子上的声音。

　　“你多大了？”他问。

　　“十九。”

　　“别那么早结婚。”

　　杨小燕看了他一眼，说：“你说得轻巧。你爸妈不催你？”

　　“不催。”

　　“你命真好。”

　　陈志强没说话。他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他爸妈不催他，不是因为他命好，是因为他们知道，催了也没用。他爹拿不出十二万彩礼，他也不想拿。

　　火车来了。

　　他们跟着人流往站台上挤。陈志强拎着编织袋和布袋，杨小燕拎着她的粉红色编织袋，两个人挤在人群里，像两条逆流而上的鱼。

　　上了车，车厢里全是人。过道里、车厢连接处、厕所门口，到处都是人。陈志强找了一个角落，把编织袋放在地上，坐了上去。杨小燕站在他旁边，手抓着行李架，摇摇晃晃的。

　　“你不坐？”她问。

　　“你坐吧。”陈志强站起来，把编织袋让给她。

　　“那你呢？”

　　“我站着。”

　　杨小燕看了他一眼，坐了下来。

　　火车开了。窗外的景色开始移动——先是遵义的楼房，然后是郊区的小工厂，然后是山。山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隧道一个接一个，车厢里忽明忽暗。

　　陈志强靠着车厢壁，看着窗外。每过一个隧道，窗户就变成一面镜子，映出车厢里的人——疲惫的、麻木的、年轻的、年老的脸。他看见自己的脸，瘦削的，颧骨突出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

　　他想起大哥二十岁那年出去打工的样子。大哥也是这样的，背着一个编织袋，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时候大哥的眼睛里还有光。

　　他不知道自己的眼睛里还有没有光。

　　“你想什么呢？”杨小燕问他。

　　“没什么。”

　　“你是不是不高兴？”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说话？”

　　陈志强看了她一眼，说：“我本来就不爱说话。”

　　杨小燕笑了：“那咱俩正好，我爱说。以后我多说，你少说。”

　　陈志强没接话。他看着窗外，火车正穿过一个很长的隧道，窗户里只有他的脸。

　　隧道尽头是光。一开始是一个小点，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最后整个窗户都被光填满了。他眯起眼睛，看见窗外的景色变了——山没了，变成了一片平原。平原上有工厂、有楼房、有高压线塔。天是灰的，地是平的，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

　　珠江三角洲。

　　他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他在电视上见过，在别人的嘴里听过，但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来。

　　“到了？”杨小燕问。

　　“还没。这是广东。”

　　“你来过广东？”

　　“我在广州待过一年。”

　　“广州好玩吗？”

　　“不好玩。”

　　杨小燕撇了撇嘴，不说话了。

　　火车继续往南开。窗外的工厂越来越多，楼房越来越高，路上的车越来越多。陈志强看着这一切，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不是兴奋，也不是恐惧，是一种很淡的、很凉的、像水一样的东西。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到了北京，好好干，把债还了，给妈寄钱。别的不要想。

　　不要想结婚。不要想家。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欠条复印件，纸已经皱了，边角都卷起来了。他把欠条拿出来，展开，看了一眼。

　　今欠吕梁市人民医院医药费壹万叁仟元整。

　　欠款人：陈德厚。

　　2012年10月20日。

　　他把欠条折好，放回口袋里。

　　窗外，珠江三角洲的灯火开始亮起来了。先是零星的几点，然后是一大片，再然后是无边无际的、密密麻麻的、像星星一样的灯火。

　　火车在这片灯海里穿行，像一条发光的蛇。

　　杨小燕靠在编织袋上，睡着了。她的呼吸很轻，嘴角还挂着笑，不知道在做什么梦。

　　陈志强看着她，想起她说的话：“我爸妈想把我卖了。”

　　他突然觉得，这个女孩跟他一样——都是被什么东西推着往前走的人。她是被彩礼推着，他是被债推着。他们都在逃，但不知道逃到哪里去。

　　他转过头，继续看窗外。

　　灯火越来越密，天越来越黑。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一下，又开了。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浮出母亲的脸。周素芬站在门口，瘦瘦小小的，被门框框着，像一张褪了色的照片。

　　她说：“别把自己的心锁死了。”

　　他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他知道，他会记住。

　　火车继续往南开。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但他知道，他不会再回到那个用彩礼秤量女儿、用欠条丈量尊严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故乡。

　　而他，正在离开它。

　　【第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