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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十章 苏州河的黄昏 那枚玉佩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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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枚玉佩挂在胸口,贴着我的皮肤,渐渐染上了我的体温。起初几天,我总是不自觉地伸手去摸它,确认它还在那里。那温润的触感,像一个小小的、不会说话的生命,在我心口静静地呼吸着。
可它带来的,不只是安慰。
每一次触摸,都会让我想起方婉贞那双深褐色的眼睛,想起她离开时那个悲凉的笑,想起陈先生说的那句话——“有些人,见一面,就是最后一面”。也会让我想起那个从未谋面的小舅舅,想起那张褪了色的全家福上,他脸上那个调皮的笑。想起那封语焉不详的信,想起那些“不能说的事”。
那些事,究竟是什么?
我试着问母亲。可每次提起,她便沉默。那沉默,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有话不能说。她的眼睛会望向别处,望向窗外,望向那些我看不见的远方。然后,她会轻轻地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可我知道,那些事,没有过去。它们只是沉在时间的深处,像河底的石头,表面覆着淤泥,可只要你伸手去摸,便能摸到它们的棱角,它们的坚硬,它们的冰冷。
那年秋天,我开始做一些事。
先是去图书馆,翻那些旧报纸。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那些发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字,记载着那个年代发生的一切。我一条一条地看,一条一条地读,想从那些字里行间,找到一点关于小舅舅的线索。可什么也找不到。那些名字,都是陌生的;那些事,都是遥远的。我的小舅舅,沈维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不会出现在报纸上的、湮没在时代洪流里的普通人。
然后,我开始去那些老人聚集的地方。公园里,茶馆里,旧书店里。我试着和那些老人聊天,问他们记不记得当年的事,记不记得一个叫沈维翰的人。有的摇头,有的说不记得,有的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警惕的东西,然后便走开了。
只有一个老人,在听到“沈维翰”这个名字时,眼睛忽然亮了一下。
那是在城隍庙附近一个旧茶馆里。他坐在角落里,一个人,面前放着一壶茶,一碟花生米。他穿着一件很旧的棉袍,戴着老花镜,正低头看一张不知什么年代的报纸。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试着和他搭话。
起初,他很警惕,不怎么说话。可当我问起民国三十七年前后的事,问起那些做生意的人家,问起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姓沈的人家,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沈家?开绸缎庄的那个沈家?”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您知道?”
他摘下老花镜,看着我,那目光,浑浊的,却又锐利的,像一把生了锈、却依旧能伤人的刀。
“你是什么人?”他问。
我说了我的名字,说了我是沈家的外孙。他听着,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地变化。从警惕,到疑惑,到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的东西。
“外孙。”他喃喃地重复了一遍,“你是沈维钧的外甥?”
“您认识我大舅舅?”
他没有回答。只是望着窗外,望着城隍庙那片熙熙攘攘的人群,很久很久。然后,他慢慢地、慢慢地,讲了起来。
讲他年轻时,在沈家绸缎庄做过伙计。讲沈家当年的风光,讲沈老爷——我的外祖父——是个严厉却公正的东家,对伙计们不错。讲沈家有两个少爷,一个小姐。大少爷沈维钧,不爱做生意,只爱画画,后来和家里闹翻了,走了。二少爷沈维翰,聪明,能干,也爱笑,大家都喜欢他。小姐——我母亲——那时还小,不常来店里。
讲民国三十七年,那些日子。时局越来越乱,生意越来越难做。沈老爷身体也不行了,常常咳嗽,却还要撑着,料理那些永远料理不完的事。讲那年秋天,忽然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些人,穿制服的人。他们找沈老爷,谈了很久很久。谈什么,他不知道。只知道那些人走后,沈老爷的脸色,很难看。
讲那之后不久,沈维翰便不见了。有人说他去了香港,有人说他去了台湾,也有人说他被那些人带走了,再也回不来了。沈家的生意,一落千丈。沈老爷的病,越来越重。第二年春天,便过世了。
“那些年,我一直在想,”他说,“二少爷到底去了哪儿?他带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您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追问。
他摇摇头:“不知道。只知道是些要紧的东西。沈老爷临死前,还念叨着,说‘维翰,维翰,你把东西带回来’。可二少爷,再也没有回来。”
他讲完了。茶馆里很静,只有外面隐隐约约的、城隍庙的喧闹声。我坐在那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又是“那些东西”。到底什么东西?能让一个家族分崩离析,能让一个人远走他乡,能让一个老人临死前还念念不忘?
我问那老人,还记不记得别的事。他摇摇头,说,就这些了。几十年了,记不清了。
我谢过他,走出茶馆。外面是城隍庙那些熟悉的、热闹的景象——卖小吃的,卖工艺品的,卖古董的,来来往往的人,挤挤挨挨的,脸上带着各种表情。可那些热闹,和我没有关系。我只是一个人,站在人群里,心里装着那些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走到了苏州河边。
苏州河。
这条河,我从小便知道。它穿过上海,流过那些工厂,那些码头,那些仓库,那些棚户区。它是上海的动脉,也是上海的静脉。它运送货物,也运送垃圾;它见证繁华,也见证贫穷;它映照着这个城市的荣耀,也映照着这个城市的耻辱。
可我从没有认真看过它。
那天傍晚,我站在河边,第一次,真正地,看着它。
河水是灰黄色的,浑浊的,看不出深浅。河面上漂着一些垃圾——破布,塑料,烂菜叶,还有不知什么东西。远处有几条小船,静静地泊着,船上的人,正在生火做饭,一缕青烟,袅袅地升起。再远处,是那些工厂的烟囱,正冒着浓烟,把天空染成一种灰蒙蒙的颜色。
夕阳正在西沉。那光,是金红色的,落在河面上,把那些灰黄色的水,染成一种奇异的、流动的金。那金,不是干净的、明亮的那种金,而是浑浊的、带着泥沙的、沉重的金。它流动着,波动着,把那一切脏的、丑的、破的、烂的,都暂时地、镀上了一层好看的光。
我看着那光,看着那河,心里忽然想起很多事。
想起那个老人说的话。想起沈家的绸缎庄,想起外祖父严厉的脸,想起小舅舅那张带笑的脸。想起那些我从未见过的人,那些早已逝去的事,那些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也想起外公,想起外婆家那些周日下午,想起他坐在藤椅里望着窗外的侧影。他是不是也想过这些事?想过他的弟弟,想过那些“不能说的事”?他是不是也知道些什么,却和我母亲一样,选择沉默?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一刻,站在苏州河边,看着那条浑浊的、却镀着一层金光的河,我忽然觉得,这条河,就是我的家族。它浑浊,沉重,带着太多的泥沙和垃圾;可它也在流动,在活着,在某些时刻,被某种光照亮,镀上一层好看的、温暖的光。
那光,就是记忆。就是我正在做的这件事——把那些逝去的、被遗忘的、沉在河底的东西,打捞上来,让它们在夕阳里,暂时地,闪一闪光。
从那天起,我开始常常去苏州河边。
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傍晚,有时是夜里。我一个人,站在河边的某个角落,看着那河水,看着那些船,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我不知道我在找什么,也许什么也不找。只是想在那里,在那条河旁边,一个人待着。
那条河,成了一种陪伴。一种沉默的、却始终在那里的陪伴。
有一天傍晚,我在河边遇见一个人。
那是一个老人,很老了,比陈先生还老。他坐在河边一张破旧的长椅上,望着河水,一动不动。他的身旁,放着一根拐杖,一个破旧的布包。他穿着很旧的中山装,洗得发白了,却还算干净。
我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他没有看我,只是望着那河水。
我忽然想和他说说话。便在他旁边坐下,也望着那河水。
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忽然开口了。
“你看这河,”他说,声音沙哑的,却很平静,“它变了。变得太多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是点点头。
他继续说:“我小时候,这条河,还是清的。夏天,我们在这儿游泳,摸鱼。河边的那些工厂,那时候还没有。两岸都是树,都是田,都是芦苇荡。秋天,芦苇开花了,白茫茫的一片,比雪还好看。”
他停下来,望着河水,眼睛里,有一种很远的、很模糊的光。
“后来,工厂来了。一家一家地,建起来。烟囱竖起来,污水排进来。树砍了,田没了,芦苇荡也没了。河水,一天一天地,变浑,变黑,变臭。鱼,也死了,没了。”
他又停下来。沉默了很久。
“可这河,还在。”他说,“还在流着。不管你怎么糟蹋它,它还在流着。”
他转过头,看着我。那双眼睛,浑浊的,却亮亮的,像有两颗小小的火种,在里面烧着。
“人也是一样。”他说,“不管你经历什么,失去什么,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得继续流。往前流,往低处流,往那个看不见的大海流。流到你流不动的那一天。”
他站起身,拄着拐杖,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了。
我坐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望着那条河,想着他的话。
继续流。往前流。流到流不动的那一天。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很多人。想起父亲,他流到了尽头。想起母亲,她还在流着。想起林雪,她流到了我不知道的地方。想起小舅舅,他流到了海的那一边。想起方婉贞,她流了一生,终于流到了我这里,流到了一个“没有”的答案。
我也在流。从那个有白色房门的家,流到学校,流到陈先生的沙龙,流到这条河边,流到此刻。还会继续流下去,流到我不知道的地方,流到我也流不动的那一天。
可无论流到哪里,这条河,都会在我心里。那些人的脸,那些事,那些秘密,都会在我心里。和我一起流。永远,永远。
那年冬天,陈勉之来找我。
他很少主动找我。我们之间,一直是那种淡淡的、却又彼此知道的关系——知道对方心里有事,知道对方不会轻易说,知道对方需要的时候,会在一旁陪着。可那天,他来找我,脸上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情。
“跟我去个地方。”他说。
我没问去哪儿。只是跟着他,走。
他带我去了外滩。
那是我第一次去外滩。或者说,第一次真正地、认真地看外滩。小时候路过,只觉得那些大楼很高,很旧,很神秘。可那天傍晚,站在黄浦江边,看着对岸的浦东,还是一片荒凉的、正在建设中的土地;看着这边的外滩,那些旧式的大楼,在夕阳里,镀着一层金红色的光,像一群沉默的、穿着旧式西装的老人。
陈勉之指着江面,说:“你看。”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黄浦江上,船来船往。有巨大的货轮,有小小的渔船,有拖着一串驳船的火轮,有不知做什么用的、快艇一样的船。它们在江面上来来去去,各自有着各自的方向,各自有着各自的目的地。
“我小时候,常来这里。”他说,“一个人,站着,看着那些船。想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想那些船上的人,是什么样子,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后来我明白了。那些船,和这条江一样,都是流动的。永远在流动,永远不停留。就像这世界,就像这时代,就像我们。”
他转过头,看着我。
“你最近,是不是在找什么?”
我点点头。然后,不知为什么,把那些事,都告诉了他。小舅舅,全家福,那封信,方婉贞,那个茶馆里的老人,那些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
他听着,没有打断,只是静静地听。听完了,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你知道我父亲的事吗?”
我摇摇头。
他望着江面,慢慢地,讲了起来。
讲他父亲,当年也是做生意的。做得很大,在北平,在上海,都有产业。讲民国三十七年,时局乱了,很多人开始往南跑,往香港跑,往台湾跑。他父亲本来也想跑,可放不下家里的产业,放不下那些跟了他很多年的伙计。犹豫着,犹豫着,便走不了了。
讲后来,那些产业,被“合营”了,被“收归”了,被“充公”了。他父亲从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后来,又经历了那些年,那些事。再后来,便死了。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他母亲,和他。
“那些事,”他说,“我父亲从来不提。可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一个结。一个解不开的结。那个结,叫做‘如果’——如果当年走了,会怎样?如果当年没犹豫,会怎样?如果那些东西还在,会怎样?”
他望着江面,目光里,有一种很深的、很沉重的东西。
“可没有如果。那些东西,再也回不来了。那些人,也再也回不来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小舅舅的事,也许也是这样。有些东西,带走了,便再也回不来了。有些事,做了,便再也无法回头了。这,就是那个时代。那个让我们所有人都离散、都失去、都永远无法弥补的时代。”
他转过头,看着我。
“你找不到的,也许永远也找不到。可这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在找。你在记。你在让那些事,不被彻底忘记。”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我一直在找小舅舅,找那些“东西”,找那些秘密。可也许,那些东西,根本找不到。也许,它们早已消失在时间的洪流里,和那些船一样,驶向了我永远无法抵达的远方。可我在找,我在记,我在让它们不被彻底忘记。这,就已经够了。
就像陈先生说的,那些东西,是证据。证明那些人,真的活过。那些事,真的发生过。
这就够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外滩站了很久很久。
夜来了,那些旧式的大楼,亮起了灯。一扇一扇的窗户,透出昏黄的光,像无数只眼睛,在夜色里,静静地望着我们。江面上,也有灯,是那些船上的灯,星星点点的,在黑暗的水面上,缓缓地移动。
风很大,从江上吹过来,凉凉的,带着一股腥味。我把衣领拢紧,望着那一片灯火,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那些灯火后面,是什么?是无数的人,无数的故事,无数的悲欢离合。有些人,像那些楼,一直站在这里,看着这座城市变。有些人,像那些船,来了,又走了,再也不回来。还有些人,像我,站在这里,看着这一切,想着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
陈勉之站在我旁边,也望着那一片灯火。他忽然说:
“你说,那些船,会不会有一天,再开回来?”
我想了想,说:“也许。也许不会。”
他点点头,没有再说话。
我们就这样站着,站着,直到那风,越来越凉,那灯火,越来越亮,那夜色,越来越深。
很久很久以后,当我老了,坐在这病榻上,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还会想起那个夜晚。想起外滩那些旧式的大楼,想起黄浦江上那些星星点点的灯火,想起陈勉之站在我旁边,问的那个问题。
那些船,会不会有一天,再开回来?
不会了。我知道。它们再也不会开回来了。可它们在江面上留下的那些痕迹,那些波光,那些倒影,那些记忆,却永远留在我心里。和这条江一样,一直在流,一直在流,流到我流不动的那一天。
那年冬天快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
信封上的字迹,我不认识。邮戳是杭州的。拆开来看,是一张薄薄的信纸,上面只有几行字:
沈念知:
我是方婉贞。我回杭州了。谢谢你那天听我说那些事。谢谢你告诉我那句话——等他回来。
那枚玉佩,你留着吧。它是他留给这世上的,唯一的东西。你留着,比任何人留着,都合适。
好好活着。替他,也替我。
方婉贞
信很短。可我看了很久很久。
她回杭州了。回到那个她遇见他的地方,那个西湖边、雷峰塔下、他们相爱的地方。也许,她会在那里,度过余生。也许,她还会继续等。等一个永远回不来的人。
我把那封信,和那张全家福,和那封小舅舅的信,放在一起。压在枕头下面,压在那些永远无法解开的秘密上面。
那枚玉佩,还挂在我胸口。贴着我的皮肤,贴着我的心跳。温温的,柔柔的,像一个小小的、不会熄灭的火种。
那是小舅舅留给她的,她留给我的,我留给未来的。一个永远不会断的、关于离散和等待的、长长的链条。
那个春天,陈先生的沙龙里,来了一位新客人。
是一个年轻人,比我大几岁,瘦瘦的,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他话不多,总是坐在角落里,拿着一个本子,不停地写。有时是写什么,有时是画什么。我好奇,有一次凑过去看,发现他在画那些书脊。一本一本地,画它们的形状,它们的颜色,它们的名字。
“你画这个做什么?”我问。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目光,有一种专注的、却又遥远的、仿佛不在此时此地的光。
“记录。”他说,“有些东西,会消失的。记下来,就不会消失。”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一动。
记下来,就不会消失。
是啊。那些东西——那些楼,那些船,那些人,那些事——都会消失的。可如果记下来,它们就不会完全消失。它们会活在文字里,活在画里,活在那些愿意看、愿意听、愿意记住的人心里。
这不就是陈先生一直在做的吗?这不就是木心在做的吗?这不就是那个坐在角落里画书脊的年轻人在做的吗?这不就是,我也一直在做的吗?
从那个茶香弥漫的午后开始,我就在做这件事。记下来。把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消散的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一个一个地,记下来。
让它们,不被彻底忘记。
那年夏天,我一个人,又去了一次苏州河。
是傍晚。和第一次去的时候一样,夕阳正在西沉,把那浑浊的河水,染成一种流动的金。那些船,还是来来往往的;那些工厂的烟囱,还在冒着烟;那些岸上的人,还在过着他们的日子。
一切,都和那天一样。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是我。我心里,装着更多的东西。装着父亲,装着母亲,装着林雪,装着陈先生,装着陈勉之,装着方婉贞,装着那个茶馆里的老人,装着那个坐在河边看水的老人,装着那个画书脊的年轻人,装着那枚玉佩,装着那些永远无法解开的秘密。
也装着这条河。这条见证了一切、承载了一切、却永远沉默的河。
我站在那里,望着那河水,望着那夕阳,望着那一片流动的金。心里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姨母家那个池塘边,和静宜一起看的那些星星。它们也是这么亮,这么远,这么安静。
星星在天上,河在地上。可它们是一样的。一样的沉默,一样的永恒,一样地看着我们这些短暂的人,来了,又走了,留下了些什么,又什么也留不下。
可我们,还是要留下些什么。哪怕只是一些字,一些画,一些记忆。哪怕只是一个人,站在河边,望着那河水,想着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
因为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活着。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夕阳,终于落下去了。那一片流动的金,渐渐变成了暗红,暗紫,最后,融进了沉沉的夜色里。
河面上,亮起了灯。那些船上的灯,星星点点的,和天上的星星,一起亮着,一起闪,一起在这无边的黑暗里,做着小小的、却不肯熄灭的光。
我转过身,往回走。
走过那条河边的路,走过那些工厂,走过那些棚户区,走进那条长长的弄堂,走进那栋灰色的洋房,走进那个永远温暖、永远安静的沙龙。
陈先生还坐在那张藤椅里,望着窗外。那目光,和那天一样,遥远的,沉静的,仿佛在看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
我在他旁边坐下,没有说话。
留声机里,放着那首我听过无数遍的大提琴曲。低沉的,悠长的,像一个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慢慢地,说着什么。
我听着那音乐,望着窗外那片越来越深的夜色,心里忽然想起一件事。
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我不在了,当这间沙龙不在了,当陈先生、沈阿姨、陈勉之、那个画书脊的年轻人都不在了——这首曲子,还会不会有人在听?那些记忆,那些故事,那些秘密,还会不会有人记得?
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只要还有人记得,它们就还在。就像这条河,不管怎么变,怎么脏,怎么被糟蹋,它还在流。就像那些星星,不管有没有人看,它们还在亮。
而我们这些短暂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短暂的时光里,尽量多地,记住一些什么。尽量多地,留下一些什么。
哪怕只是一些字,一些画,一些记忆。
哪怕只是一个人,站在河边,望着那河水,想着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
这就够了。
真的,够了。
窗外,天快亮了。
我放下笔,望着窗外那片渐渐亮起来的天。苏州河,还在这座城市里流着。和几十年前一样,和几百年前一样,一直流着。流过那些工厂,那些码头,那些仓库,那些棚户区。流过那些人的悲欢离合,那些时代的动荡变迁。流过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我的青年,我的中年,我的老年。
它还会继续流下去。流到我流不动的那一天,流到我再也看不见的那一天。
可它流过的那些东西,那些被它见证过的、承载过的、默默带走的——那些,就是我。
就是我这一生,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
我伸手,摸了摸胸口那枚玉佩。它还是温温的,柔柔的,像一个小小的、不会熄灭的火种。
那是小舅舅留给方婉贞的,方婉贞留给我的,我留给未来的。
一个永远不会断的链条。
一个关于离散、等待、记忆、永恒的——长长的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