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的灵光》小字赵宁

9、第九章 迷雾中的线索 父亲去世后

　　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天，我收到一封陌生的信。

　　信封是那种极普通的牛皮纸，上面用钢笔写着我的名字和学校的地址。字迹很旧，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郑重的意味。邮戳是上海的，日期却是一个月以前。我翻来覆去地看着那信封，想不出谁会给我写信，而且是一封寄了一个月才到的信。

　　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对折的宣纸，已经发黄了，边缘有些破损。展开来，纸上是用毛笔写的几行字，字体是工整的小楷，墨色已经有些褪了，却依旧清秀有力：

　　念知吾甥：

　　见字如面。闻汝父仙逝，甚为哀悼。有些旧事，关乎家族，或当使汝知晓。若得闲暇，可来寒舍一叙。地址附后。

　　愚舅沈维钧拜上

　　沈维钧。

　　这个名字，我从未听说过。舅？母亲的兄弟？可母亲从来没有提过，她还有兄弟。

　　我拿着那封信，坐在宿舍里，看了很久很久。心里有无数的疑问——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现在才出现？那些“关乎家族”的“旧事”，是什么？为什么母亲从来不提？

　　那天下午，我便按照信上的地址，找了过去。

　　那地方在虹口，一条很旧的弄堂里。弄堂很窄，两边是些矮矮的、灰扑扑的房子，有些已经歪斜了，用木桩撑着。地上是湿的，有些地方积着浅浅的水洼，得踮着脚才能走过去。空气里有一股复杂的、说不清的气息——有油烟，有潮湿的木头，有晾在外面的衣服上那股皂角的味道，还有从某家人窗户里飘出的、炖肉的香气。

　　我走在那弄堂里，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上海。一个和法租界那些安静的、种满梧桐的弄堂完全不同的上海。一个更旧、更挤、更真实、也更沉默的上海。

　　走到弄堂深处，在一个几乎被两边房子挤得看不见的角落里，我找到了那个门牌号。是一扇很旧的木门，漆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本色。门环是铁的，锈迹斑斑的，我拿起来，轻轻叩了几下。

　　等了很久，才听见里面有脚步声。很慢的，一步一步的，像踩在棉花上。然后，门开了。

　　门后面，站着一个老人。

　　他很瘦，瘦得几乎只剩一把骨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外面罩着一件黑色的、同样旧得发白的马褂。脸上满是皱纹，像一张揉皱了的旧报纸。可那双眼睛，却是亮的。亮得不像一个老人的眼睛，亮得像藏着什么东西，等着被人发现。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嘴角慢慢地、慢慢地，浮起一丝笑。那笑，很淡，很轻，却让我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他和我之间，接通了。

　　“念知。”他说。那声音，低低的，哑哑的，却有一种奇异的、让人安心的力量。“进来吧。”

　　我跟着他，走进那扇门。

　　门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里堆着些杂物——破旧的木箱，缺了腿的凳子，几盆已经枯死的花草。天井的尽头，是一间矮矮的平房，窗子上糊着旧报纸，看不清里面。

　　他推开那平房的门，让我进去。

　　里面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却塞得满满当当的。靠墙是一张木板床，上面铺着薄薄的、洗得发白的被褥。床边是一张旧桌子，桌上堆着书和纸张，还有一盏煤油灯。靠窗的地方，放着一个小小的煤球炉，炉子上坐着一把黑乎乎的水壶，正冒着微微的热气。墙上挂着一张褪了色的照片，照片里是一男一女，穿着旧式的衣服，并排站着，表情严肃得像在参加什么重要的仪式。

　　他让我坐在床边唯一一张椅子上，自己则坐在桌前的凳子上。他给我倒了一杯水，那水是温的，带着一点铁锈的味道。

　　“你一定很奇怪，”他说，“怎么忽然冒出个舅舅来。”

　　我点点头，不知该说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望着墙上那张褪了色的照片，然后，慢慢地，讲了起来。

　　讲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讲外祖父早年做生意，挣下了一份不小的家业。讲他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就是他自己，沈维钧；二女儿，是我的母亲；还有一个三儿子，叫沈维翰，是我的小舅舅。

　　讲他年轻时，不愿意继承家业，一心想去法国学画。外祖父不同意，父子俩闹翻了。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一个人去了北平，后来又去了很多地方，靠给人画像、写文章为生。那些年，他和家里断了联系，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讲他后来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很多年以后了。外祖父已经过世，家业也败落了。大宅子卖了，亲戚们散了，各奔东西。他只找到母亲，那时母亲已经嫁人，就是我父亲。还有一个弟弟，沈维翰，却怎么也找不到。有人说他去了台湾，有人说他去了香港，也有人说他死在了战乱里。没人知道确切的消息。

　　“你母亲，”他说，“从来不提我。因为我，是家里的逆子，是不肖子孙。她不提我，是对的。”

　　他顿了顿，望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很复杂的东西。

　　“可她不知道，有些事，只有我知道。那些事，关于你小舅舅，关于这个家，关于一些……不能说的秘密。”

　　我的心，忽然跳得快了起来。

　　“什么秘密？”

　　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站起身，走到墙角一个旧木箱前，打开来，从里面取出一个东西。

　　那是一张照片，很大，比墙上那张大得多。已经发黄了，边缘有些破损，可上面的影像，还看得清。

　　是一张全家福。

　　照片里，有十几个人。前排坐着几个老人，后排站着几个年轻人，还有几个孩子，站在最前面。他们都穿着旧式的衣服，表情严肃地看着镜头。照片的右下角，有几个褪了色的字：民国三十七年，阖家欢。

　　民国三十七年。那是一九四八年。是父亲离开我们的那一年。是很多事发生的那一年。

　　他指着照片里一个站在后排的年轻人，说：“这是你外公。”

　　那是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年人，面容清癯，目光严厉。和外婆家客厅里那幅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

　　他又指着另一个年轻人，站在外公旁边，比他年轻一些，脸上带着笑。那笑，和别人的严肃不同，有一种说不出的、调皮的神情。

　　“这是你小舅舅，沈维翰。”

　　我仔细看着那张脸。那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眉眼之间，和我母亲有些像。那笑，让我觉得，他一定是个很有趣的人，一个会让所有人喜欢的人。

　　他又指着前排一个坐着的老妇人，说：“这是你外婆。你没见过她。她走得太早了。”

　　那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穿着深色的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角有一丝淡淡的笑意。我看着她，想从那张脸上，找到一点母亲的样子。可什么也找不到。她太远了，太老了，太模糊了。

　　“这张照片，”他说，“是民国三十七年春天拍的。那之后不到一年，一切都变了。你外公过世了，家业败了，人散了。你小舅舅……你小舅舅……”

　　他的声音，忽然哽住了。

　　我等了很久，他才继续说下去。

　　“你小舅舅，那年秋天，去了台湾。”

　　去台湾。

　　那三个字，像三块石头，落在我心里，激起层层涟漪。

　　“为什么？”

　　他望着我，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因为一些事。一些不能说的事。”

　　他从照片下面，抽出一张纸。那是一封信，已经发黄了，折痕处已经快断了。他小心翼翼地展开，递给我。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大哥：

　　我走了。有些事，不得不走。有些东西，我带走了。那些东西，原本就该是我的。可我也知道，这一走，怕是再难回来。替我照顾好母亲。告诉她，儿子不孝。

　　维翰民国三十八年春

　　我看了很久。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跳进眼睛里，却怎么也拼不成一个完整的意思。他带走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不得不走”？为什么说“怕是再难回来”？

　　我抬起头，想问。

　　可他没有等我问，便说：“那些东西，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一些关乎这个家族命运的东西。”

　　他顿了顿，又说：“你外公死后，家里乱成一团。有人说是你小舅舅带走了那些东西，害得家败人亡。也有人说，他是为了保护那些东西，才带走的。还有人说……算了，那些都是闲话，不必听了。”

　　他望着墙上那张褪了色的照片，沉默了很久。

　　“这些年，我一直想找到他。可找不到。台湾那边，隔着一道海峡，过不去，也通不了信。我只能等。等着有一天，能再见到他。”

　　他转过头，看着我。

　　“你父亲走了，我很难过。可你父亲的事，是他自己的事。你小舅舅的事，是整个家族的事。你长大了，应该知道这些。”

　　他把那张全家福和那封信，一起递给我。

　　“这些，你拿着。以后，或许有用。”

　　我接过那些东西，觉得它们沉甸甸的，压在手上，也压在心上。

　　那天晚上，我离开那条旧弄堂，走回学校。一路上，心里想的，全是那些事。那个从未见过的小舅舅，那张褪了色的全家福，那封语焉不详的信，那些“不能说的事”。

　　它们像一场雾，忽然之间，把我包围起来。雾里，有我看不见的东西。有我不知道的秘密。有一个从未谋面的亲人，隔着一道海，活在一个我无法触及的地方。

　　而那雾，比庐山上的雾，更浓，更重，也更让人看不清。

　　回到学校以后，那些东西，便一直放在我枕头下面。

　　那张全家福，我拿出来看过很多遍。一遍一遍地看那些人，那些脸，那些衣服，那些表情。想从他们身上，找到一点和我有关的线索。可他们太远了，太陌生了，像另一个世界的人。

　　只有小舅舅沈维翰那张带笑的脸，让我觉得有些亲近。那笑，和照片上别人的严肃不同，有一种说不出的、调皮的神情。仿佛他在对镜头后面的人说：看，我在这儿呢，我才不会被你们这些严肃的人吓倒呢。

　　他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去台湾？他带走的东西，是什么？他现在，还在不在？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像我一样，也常常想起那些远方的、从未谋面的亲人？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可它们在我心里，像一群不肯安静的鸟，扑棱棱地飞着，不肯落下。

　　我试着问过母亲。可每次提起，她只是摇摇头，说：“那些事，别问了。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她不说。我便也不再问。可那些问题，还在那里，在我心里，在枕头下面那张褪了色的照片里，在那封发黄的信里，在那个从未见过的、带着调皮笑容的小舅舅身上。

　　它们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慢慢地，生根，发芽。

　　等着有一天，破土而出。

　　那年夏天，陈先生的沙龙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是一个中年女人，穿着很朴素的蓝布旗袍，头发剪得很短，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疲惫的神情。她是沈阿姨带来的，说是她的一个远房亲戚，从北方来，在上海住些日子。

　　她来的那天，沙龙里的人不多。她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只是听。偶尔抬头，看一眼墙上那些画，看一眼书架上的书，看一眼陈先生，看一眼我。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得格外久。久得让我有些不安，又有些好奇。

　　临走的时候，她忽然走到我面前，看着我，说：“你姓沈？”

　　我点点头。

　　她又问：“沈念知？”

　　我点点头，心里有些惊讶。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打量，像是确认，又像是别的什么。

　　然后，她从口袋里，取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是一枚小小的、圆圆的玉佩。已经很旧了，边缘有些磨损，可上面刻的字，还看得清——守拙。

　　守拙。

　　我愣住了。

　　这枚玉佩，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在外婆家的客厅里，那位须发皆白的老先生，塞在我手里的，就是这枚玉佩。后来不知丢在了哪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它了。可此刻，它怎么会在这个女人手里？

　　“这……”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的东西。

　　“这是你小舅舅的。”她说。

　　小舅舅。沈维翰。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你是谁？”我问。

　　她没有回答。只是又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照片里，是一个女人，年轻，漂亮，穿着旗袍，站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笑着。那笑，明媚得有些耀眼，像春天的阳光。

　　“这是我。”她说，“三十年前的我。”

　　她又指了指照片的背景。那是一栋房子，灰色的，带着一个花园。那花园里，有一棵很大的玉兰树。

　　我认出来了。那是姨母家的花园。绍兴老宅的花园。

　　我抬起头，看着她。那张疲惫的、中年女人的脸，和照片里那张明媚的、年轻的脸，怎么也对不上。可那双眼睛，那双望着我的、深褐色的眼睛——那双眼睛，和照片里的，一模一样。

　　“你是……”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她看着我，那目光里，有一种很深的、很复杂的东西。有期待，有犹豫，有悲伤，也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该不该称作“希望”的东西。

　　“我是你小舅舅的妻子。”她说。

　　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她讲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沙龙里的人都走了，只剩下陈先生、沈阿姨、她，和我。沈阿姨点了灯，又去沏了茶来。那灯光，昏黄的，温暖的，落在我和她之间，像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屏障。

　　她叫方婉贞。是杭州人，家里是开丝绸店的。那年她十九岁，在西湖边写生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年轻人。那年轻人，也在写生，画的是雷峰塔。她看了一眼他的画，忍不住说：“你画的，不对。”

　　他抬起头，看着她。然后，笑了。

　　那笑，就是照片上那个调皮的笑。就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笑。

　　“怎么不对？”他问。

　　她说：“雷峰塔，不是那个颜色。”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画，又抬头看了看远处的塔，然后说：“你说得对。不是那个颜色。”

　　那便是他们的开始。

　　后来的事，便像所有爱情故事一样——相识，相恋，私定终身。她家里不同意，嫌他是外乡人，不知底细。他家里也不同意，嫌她是商人之女，门不当户不对。可他们不管，偷偷地，继续见面，继续写信，继续在那西湖边、在那画架前、在那阳光里，相爱。

　　民国三十七年秋天，他们准备结婚。可就在那之前，出事了。

　　出什么事，她不知道。只知道有一天，他突然来找她，脸色很白，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没见过的、恐惧的神情。他说，他必须走。马上走。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她问为什么。他不说。只是握着她的手，握得很紧很紧，紧得她的手都疼了。

　　“等我。”他说，“等我回来，娶你。”

　　他把那枚玉佩，塞在她手里。说，这是他从小就戴着的，是他母亲留给他的。让她拿着，等他回来。

　　然后，他便走了。

　　她等。等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等到家里给她安排婚事，她不肯，和家里闹翻了。等到别人告诉她，他去了台湾，再也回不来了。等到有人劝她，忘了他吧，重新开始吧。她只是摇头，只是等。

　　等到后来，她终于等不下去了。不是不等了，是不敢再等了。因为再等下去，她怕自己会疯掉。

　　她嫁了人，生了孩子，过着普通人的普通日子。可那枚玉佩，她一直留着。藏在箱底，藏在心里，藏在那些永远不会对人说的、最深的角落里。

　　很多年以后，她偶然听说，他有一个外甥，在上海念大学。那外甥的名字，叫沈念知。

　　“所以，我来了。”她说。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

　　“我想知道，他有没有……有没有留下什么话？有没有……提起过我？”

　　我看着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因为关于那个小舅舅，我什么也不知道。只有那张褪了色的全家福，那封语焉不详的信，还有一个从未谋面的、带着调皮笑容的身影。

　　我想起那封信里的话：“那些东西，原本就该是我的。”我想起舅舅沈维钧说的那些“不能说的事”。我想起那些模糊的、拼凑不起来的、关于那个年代的碎片。

　　可这些，我能告诉她吗？这些，会让她好过一点吗？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最后，我只是把那枚玉佩，放回她手心里，轻轻地说：

　　“这是您的。您留着。”

　　她看着我，那目光里，有一丝失望，也有一丝……释然。

　　“他没留下什么话，是吗？”她问。

　　我摇摇头。然后，又点点头。

　　“他留下一封信。”我说，“信上说，有些事，不得不走。他还说……他说，等他回来。”

　　其实那封信里，并没有说等他回来。可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说这句话。想让她知道，那个她等了半辈子的人，那个带走她青春和爱情的人，至少，至少，想过要回来。

　　她听了，沉默了很久。然后，她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的东西。可那悲凉里，也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安静的、满足的光。

　　“谢谢你。”她说。

　　她站起身，把那枚玉佩，又塞回我手里。

　　“这个，你留着。你是他的外甥，你留着，比我留着，更合适。”

　　我想推辞，可她握紧我的手，不让我推辞。

　　“替我……替他，好好活着。”她说。

　　然后，她便走了。走进那条长长的弄堂，走进那片沉沉的夜色里，走进一个我永远无法抵达的、属于她的过去里。

　　我站在沙龙门口，望着她消失的方向，很久很久。

　　陈先生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旁边。他望着那片黑暗，轻轻地说：

　　“有些人，见一面，就是最后一面。”

　　又是这句话。

　　我看着那片黑暗，忽然觉得，那黑暗里，藏着太多太多的人。父亲，林雪，小舅舅，还有这个等了半辈子、终于等来一个“没有”的女人。他们都藏在那黑暗里，看不见，摸不着，却永远，永远都在。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着那些事。想着小舅舅那张带笑的脸，想着方婉贞那双深褐色的眼睛，想着那枚失而复得、又再度失去的玉佩。

　　它最后还是留在我手里。我把它放在枕边，和那张全家福，和那封信，放在一起。那些东西，成了我和那个从未谋面的小舅舅之间，唯一的联系。

　　可那个小舅舅，他到底是谁？他做过什么？为什么不得不走？为什么带走了“那些东西”？为什么再也没有回来？

　　这些问题，像一群不肯安静的鸟，在我心里，扑棱棱地飞着，不肯落下。

　　我忽然想起外公书房里的那些下午。那些穿着长衫、慢条斯理地说话的客人。他们说的那些我听不懂的话——“时局”，“北边”，“消息”。那些话，当年只是灰色的影子，飘来飘去，抓不住。可此刻，它们忽然有了形状，有了重量，有了颜色。

　　那个时代，那个动荡的、混乱的、让无数人离散的时代。父亲的时代，母亲的时代，小舅舅的时代，方婉贞的时代。那是一个属于离散的时代。无数的人，在那一场大动荡里，被冲散，被分离，被永远地隔开。有的隔着一道海峡，有的隔着一生的时间，有的隔着永远无法逾越的、生与死的距离。

　　而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秘密，他们的悲伤和等待，都被埋在了那场大雾里。和庐山上的那场雾一样，浓得化不开，深得看不见底。

　　我躺在那黑暗里，望着天花板，望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点点微弱的月光。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那些事，那些秘密，那些离散——它们不是我一个人的。它们是那个时代的，是无数家庭的，是整个民族的。我只是无数个在离散中长大的孩子之一。只是无数个在迷雾中寻找线索的人之一。只是无数个永远无法拼凑完整的故事里，一个小小的碎片。

　　可这个碎片，也是重要的。因为它是我。因为它是那些死去的人，活过、爱过、等待过的唯一证明。

　　那一夜，我没有睡。只是躺着，想着，让那些问题，那些脸，那些声音，在我心里，一遍一遍地流过。

　　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睡着了。

　　梦里，我看见一片很浓很浓的雾。雾里，有一个人，站在很远的地方，背对着我。他的背影，瘦瘦的，穿着一件旧长衫。他慢慢地转过身来。

　　那是小舅舅。那张带笑的脸，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他看着我，笑着，对我招手。

　　我想走过去，可怎么也走不动。脚下的地，像沼泽一样，陷着我，拉着我，不让我往前走。

　　他就那样笑着，招着手，慢慢地，慢慢地，消失在雾里。

　　我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片。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了陈先生的沙龙。

　　不是为了别的，只是想找一个地方，一个可以暂时忘记、暂时安放自己的地方。

　　沙龙里的人不多。陈先生还是坐在那张藤椅里，看书。沈阿姨在角落里，轻轻地擦着那些书脊上的灰。留声机里，放着那首我听过无数遍的大提琴曲。

　　我坐在那里，听着那低沉的、悠长的声音，心里那些纷乱的念头，渐渐安静下来。

　　陈先生放下书，看着我。

　　“昨晚睡得好吗？”他问。

　　我摇摇头。

　　他点点头，没有追问。只是说：“有些事，想不明白，就别想了。等时候到了，自然就明白了。”

　　我看着他，忽然想问他一些事。那些关于时代、关于离散、关于永远无法弥补的失去的事。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那些问题，太大了，太深了，太说不清了。怎么说呢？怎么说才能让人懂？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点点头。

　　他便讲起来。

　　讲他年轻时，在法国。认识一个朋友，也是中国人，也是学画的。那朋友，很有才华，画得很好。可后来，战争来了，他必须回去。回去之前，他把一幅画，寄存在陈先生这里。说，等他回来，再取。

　　可他没有回来。

　　陈先生等了他很多年。等到战争结束了，等到新中国成立了，等到他托人四处打听，才知道，那朋友，已经不在了。死在了一场他不知道的战乱里。

　　那幅画，一直挂在陈先生书房里。就是墙上那幅，颜色暗暗的，看不大懂的那幅。

　　“每次看见那幅画，”陈先生说，“就想起他。想起我们一起画画、一起聊天的那些日子。那些日子，一去不返了。可那幅画，还在。那些记忆，还在。”

　　他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很深的、很温暖的东西。

　　“你小舅舅的事，我听说了一些。”他说，“有些事，你现在不知道，以后或许会知道。有些事，你永远不会知道。可不管知不知道，那些人，那些事，都还在。在你的记忆里，在你心里，在这枚玉佩里，在这张照片里。”

　　他指了指我放在桌上的那枚玉佩，那张全家福。

　　“这些东西，就是证据。证明那些人，真的活过。那些事，真的发生过。那些爱，真的存在过。”

　　他顿了顿，望着窗外那片渐渐暗下来的天。

　　“这就够了。”

　　我听着，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枚玉佩，那张全家福，想着他的话。

　　那些东西，是证据。证明那些人，真的活过。那些事，真的发生过。那些爱，真的存在过。

　　这就够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把那枚玉佩，用一根细绳穿了，挂在脖子上。贴着胸口，贴着那颗红色丝绳穿的白珠子的位置——虽然那颗白珠子，早已不知去向。

　　它们，都是证据。证明那些我爱过的、念过的、再也见不到的人，真的存在过。

　　父亲。母亲。外公。姨母。林雪。小舅舅。方婉贞。还有那个永远消失在雾里的、白色的背影。

　　他们都是证据。证明我活过。证明那些年，那些夏天，那些等待，那些失去，那些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都是真的。

　　窗外，夜色正浓。远处的天际，有几颗星星，一闪一闪的。

　　我望着那些星星，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姨母家那个池塘边，和静宜一起看的那些星星。它们也是这么亮，这么远，这么安静。它们看过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离散。它们知道很多秘密，很多悲伤，很多永远无法说出的故事。

　　可它们不说。只是看着，亮着，永恒地，亮着。

　　我低下头，看着本子上那些字。第九章，写到这里，已经很长了。可我知道，那些故事，那些秘密，那些离散——还没有完。它们会一直跟着我，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因为那些东西，就是我的往昔。我的灵光。我这一生，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

　　我把笔放下，轻轻摸了摸胸口那枚玉佩。它温温的，柔柔的，像一个小小的、不会熄灭的火种。

　　那是小舅舅留给我的。也是方婉贞留给我的。也是那个时代，那个让无数人离散的时代，留给我的。

　　我会好好保存它。好好保存那些记忆。好好活着。

　　替他们，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