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的灵光》小字赵宁

11、第十一章 艺术的慰藉 那年秋天，

　　那年秋天，我写了一篇关于倪瓒的文章。

　　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自己想写的。起因是在陈先生的沙龙里，看见一本画册，翻开第一页，便是一幅《容膝斋图》。

　　那画，我见过很多次。在各种画册里，在各种展览里。可从来没有哪一次，像那天那样，让我久久地站在它面前，移不开眼睛。

　　画里是一座小小的亭子，几棵疏疏的树，一片远远的山。亭子是空的，没有人。树是瘦的，没有叶。山是淡的，没有颜色。剩下的，便是大片大片的空白。那空白，不是空，是水，是天，是雾，是无穷无尽的、什么也没有、又什么都有的一种东西。

　　我站在那画前，看了很久很久。心里忽然想起很多事。想起庐山上的那场雾，想起林雪消失在雾里的那个背影，想起陈先生说的那些话，想起苏州河边那些来来往往的船，想起那些永远无法解开的秘密。

　　那画里，也有雾。不是真正的雾，是笔墨渲染出的、一种雾一样的东西。那东西，笼罩着那些树，那座亭，那片山，让它们都变得朦胧了，遥远了，仿佛隔着一层什么，怎么也看不真切。

　　可那看不真切，却恰恰是最真切的东西。因为那些树，那座亭，那片山，本来就是遥远的，本来就是朦胧的，本来就是只有在记忆里、在梦里、在想象里，才能看见的东西。

　　而倪瓒，把它们画下来了。用那些淡淡的墨，用那些疏疏的线，用那些大片大片的空白。让它们，不被彻底忘记。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艺术，是什么？

　　艺术，就是把那些看不见的、留不住的、说不出的东西，变成看得见的、留得住的、说得出的东西。

　　就像倪瓒的画，把那些逝去的山水，那些消散的时光，那些永远无法回去的地方，变成一片淡淡的墨，留在这纸上，留给后人看。

　　就像陈先生那幅朋友留下的画，把那些逝去的人，那些一去不返的日子，那些再也无法说的话，变成一片暗暗的颜色，挂在墙上，等着有人看。

　　就像木心的诗，把那些从前的、慢的、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日子，变成一行一行的字，印在纸上，等着有人读。

　　就像我此刻正在做的——把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消散的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变成一个一个的字，留在这本手稿里，留给未来的自己，留给不知道谁的人，看。

　　这就是艺术的慰藉。

　　它不能让人复活，不能让时光倒流，不能让失去的东西回来。但它能让那些死去的东西，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活着。能让那些消逝的时光，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能让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以另一种模样，继续和我们在一起。

　　那篇关于倪瓒的文章，我写了很久。一边写，一边想。一边想，一边写。写到后来，那文章，已经不只是关于倪瓒的了。它关于很多东西——关于雾，关于记忆，关于失去，关于等待，关于那些永远无法说出的、却一直都在的东西。

　　写完之后，我给陈先生看。他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欣慰，像是感慨，又像是别的什么。

　　“你懂了。”他说。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懂了吗？也许。也许只是开始懂。

　　可那开始，已经够了。

　　那年冬天，我开始去一个地方。

　　那是一个小小的画廊，在一条很安静的弄堂里。画廊的主人，是一个中年人，瘦瘦的，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很慢，很轻，总像是在思考什么。他姓顾，我叫他顾先生。

　　顾先生的画廊，不大，只够挂十几幅画。可那些画，都是好东西。有中国画，有西洋画，有老的，有新的，有有名的画家画的，有没名的画家画的。他从不解释那些画，只是挂着，让它们自己说话。有人来问，他便回答几句，不多说，也不少说。正好。

　　我第一次去，是一个下午。画廊里没有人，只有顾先生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着一本书。我走进去，看那些画，一幅一幅地看，慢慢地看。看到最后一幅，是一幅很小的油画，画的是一个人，站在窗边，望着窗外。那人的背影，瘦瘦的，穿着一件旧长衫。窗外是一片灰蒙蒙的天，什么也看不清。

　　我站在那幅画前，看了很久很久。因为那个背影，让我想起一个人。想起外公。想起他坐在藤椅里，望着窗外的暮色，说“都走了”的那个下午。想起陈先生。想起他坐在沙龙里，望着窗外的天，不知在想什么的那些时刻。想起父亲。想起他最后一次离开的那个清晨，我醒来，他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一缕若有若无的、辛辣的烟雾，还在空气里。

　　那个背影，是他们所有人。是那些望着窗外、望着远方、望着再也回不来的地方的人。

　　顾先生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也望着那幅画。他轻轻地说：

　　“你也喜欢这幅？”

　　我点点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是一个朋友画的。很多年前，他画完这幅画，就走了。去了很远的地方。再也没有回来。”

　　又是“再也没有回来”。

　　我看着那画，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那些人，为什么都走了？为什么都去了很远的地方？为什么都再也没有回来？

　　是因为这个时代吗？是因为那些动荡、那些离散、那些永远无法弥补的失去吗？

　　我不知道。可我知道，他们留下的那些东西——那些画，那些诗，那些信，那些记忆——都还在。在这间小小的画廊里，在那些沉默的角落，在那些愿意看、愿意听、愿意记住的人心里。

　　这就够了。

　　那之后，我常常去顾先生的画廊。

　　有时看画，有时和顾先生聊天，有时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那里，让自己被那些画包围着。那些画，有的热闹，有的安静，有的明亮，有的暗淡，有的看得懂，有的看不懂。可它们在一起，便成了一种语言，一种不用说话、却什么都能说的语言。

　　有一天，顾先生拿出一幅画给我看。

　　是一幅中国画，很长，很长，像一卷慢慢展开的故事。画里是一座山，很多很多的山，一层一层地，往远处伸。山里有云，有雾，有树，有房子，有小路，有看不见的人。最远处，是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几笔，像是山，又像是天，又像是什么也没有。

　　“这是谁画的？”我问。

　　顾先生笑了笑，说：“一个老人。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老人。他画了一辈子山，画到后来，山越来越淡，越来越远，越来越像没有。有人问他，你画的是哪座山？他说，是我心里的山。是我再也回不去的山。”

　　心里的山。再也回不去的山。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庐山。想起那栋红色的别墅，想起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想起那场越来越浓的雾，想起那个消失在雾里的白色的背影。

　　那座山，也是我心里的山。那座我再也回不去的山。

　　可它在这画里，活着。在那些淡淡的墨里，在那些疏疏的线里，在那些大片大片的空白里。就像这画里的山，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活着。

　　我看着那画，看着看着，眼眶忽然湿了。

　　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一种说不出的、很深的感动。感动于那些老人，那些画家，那些诗人，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把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画下来，写下来，让它们不被彻底忘记。

　　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那年春天，陈先生的沙龙里，来了一位稀客。

　　是一个外国人。高个子，蓝眼睛，头发已经白了，说话带着奇怪的口音，可中文说得很好。他说他叫皮埃尔，是法国人，年轻时在上海待过很多年，后来回国了，这次是回来看看。

　　他来的那天，沙龙里人很多。大家围着他，听他讲那些法国的事。讲巴黎的街道，讲塞纳河的桥，讲那些咖啡馆，讲那些画家、诗人、音乐家。他讲得很慢，很细，让那些遥远的地方，在我们眼前，一点一点地，活起来。

　　我坐在角落里，听着，想着。想着那些我从未去过的地方，想着那些可能永远不会见到的人，想着那些和我此刻正在经历的、完全不同的生活。

　　讲到最后，他忽然说：“你们知道，我最想念上海的什么吗？”

　　大家摇头。

　　他想了想，说：“是那些树。那些法国梧桐。它们陪了我很多年。我看着它们发芽，长叶，变黄，落叶。一年一年地，它们在那里，陪着我。后来我回国了，再也没有见过它们。可它们，一直在我心里。”

　　他指着窗外，那条种满法国梧桐的弄堂，说：“看，它们还在。还是那样。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

　　大家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窗外，那些梧桐树，正抽着新芽，嫩绿的，星星点点的，在春天的阳光里，闪着光。

　　它们还在。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和陈先生年轻时候看见的，一模一样。和皮埃尔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

　　可那些人呢？那些当年和皮埃尔一起看树的人呢？那些曾经在这条弄堂里来来去去的人呢？他们还在吗？

　　我不知道。可我知道，那些树，替他们活着。替他们看着这个世界，一年一年地，抽芽，长叶，变黄，落叶。

　　这也是艺术的慰藉。让那些不会说话的树，替那些已经不在的人，继续活着。

　　那天晚上，沙龙散了之后，皮埃尔没有走。他和陈先生坐在壁炉前，喝着茶，用那种我听不大懂的法语，慢慢地聊着。我本来想走，可陈先生叫我留下。

　　“听听也好。”他说。

　　我便坐在一旁，听着那些陌生的声音，看着那些忽明忽暗的火光，想着那些遥远的地方和遥远的人。

　　他们聊了很久。聊到后来，皮埃尔忽然转过头，看着我。他用中文说：

　　“你画画吗？”

　　我摇摇头。

　　“写东西吗？”

　　我想了想，点点头。

　　他笑了。那笑容，和陈先生一样，是一种经历过很多、却依旧温和、依旧宽容的笑。

　　“好。”他说，“写下去。把你看见的，听见的，想到的，都写下来。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些字，比你想象的，更重要。”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点点头。

　　他看着我的眼睛，那目光里，有一种很深的东西。像是一眼就看穿了我心里所有的犹豫和怀疑。

　　“你不信？”他问。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

　　他笑了笑，说：“我年轻的时候，也不信。觉得那些写东西的人，都是些没事干的人，做些没用的事。可后来，我老了，走了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我才明白，那些看起来没用的东西，恰恰是最有用的。”

　　他指着窗外那些梧桐树，说：“那些树，有什么用？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盖房子。可它们在那里，一年一年地，陪着你，看着你，让你觉得，这世界，不那么荒凉。”

　　他又指着墙上那些画，说：“那些画，有什么用？不能换钱，不能当饭吃。可它们在那里，让你看见那些你看不见的东西，让你记住那些你记不住的东西，让你知道，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美好的、值得珍惜的东西。”

　　他转过头，看着我，那目光里，有一种很深的、很真诚的东西。

　　“你写的东西，也是一样。它们也许没有用，不能当饭吃，不能换钱。可它们会在那里。在那些愿意看的人心里，在那些需要它们的人心里。让它们觉得，这世界，不那么荒凉。让它们知道，那些逝去的、消散的、再也回不来的东西，还有人记得。”

　　他顿了顿，说：“这就是艺术的意义。不是有用。是慰藉。”

　　慰藉。

　　这个词，像一颗石子，落在我心里那片平静的水面上，激起了一圈一圈的涟漪。

　　是啊。慰藉。不是有用，是慰藉。是让那些孤单的人，知道自己不孤单。让那些失去的人，知道自己没有完全失去。让那些悲伤的人，知道自己的悲伤，有人懂。

　　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从那个被茶香唤醒的午后开始，就在做的事。

　　给那些逝去的人，一个存在的证明。给那些失去的时光，一个重现的机会。给那些孤单的人，一个陪伴的声音。

　　这就是艺术的慰藉。

　　皮埃尔走后，沙龙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可我心里，却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因为皮埃尔那些话，像一盏灯，照亮了我心里一个一直黑暗的角落。那个角落里，藏着我的怀疑——我做的事，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些字，这些回忆，这些永远无法弥补的过去，写下来，又有什么用？

　　可现在我知道了。有用。也许不是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用”，可它是一种更重要的“用”。是一种让那些死去的东西，继续活着的东西。是一种让那些孤单的人，不再孤单的东西。是一种让这世界，不那么荒凉的东西。

　　从那天起，我写得更多了。

　　不只是那些往事，那些记忆，那些人。也开始写一些别的东西——看画时的感受，听音乐时的想法，走在苏州河边时看见的风景，坐在陈先生沙龙里时听见的话。那些东西，没有目的，没有用处，只是写着，写着，像一个人，自言自语，自己说给自己听。

　　可写着写着，我渐渐发现，那些自言自语，其实不是在对自己说。是在对另一个人说。对那个永远消失在雾里的人说。对那个再也见不到的人说。

　　林雪。

　　我写下的每一个字，好像都是写给她的。那些看画的感受，是想让她也看看那些画。那些听音乐的念头，是想让她也听听那些音乐。那些走在苏州河边看见的风景，是想让她也站在我身边，一起看那黄昏的河，那来来往往的船，那镀着金光的水面。

　　可她不在了。她在一个我永远找不到的地方，过着我不知道的生活。也许嫁了人，也许有了孩子，也许早已把我忘了。也许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夏天，那座山，那些信，想起那个叫沈念知的人——可也只是想起而已。像想起一场很久很久以前的梦。

　　可我不怪她。因为这就是人生。人来了，人走了，人散了，人忘了。能留下的，只是那些字，那些画，那些记忆。只是那些自己说给自己听的、永远不会有人听见的话。

　　可那些话，还是要说。因为说出来，它们就存在了。存在在这纸上，存在在这手稿里，存在在那些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看、却永远不会消失的字里。

　　这就是我的艺术。我的慰藉。

　　那年夏天，顾先生的画廊里，办了一个小展览。

　　展览的名字，叫“窗”。展出的，都是画窗户的画。有画打开窗户的，有画关上窗户的。有画窗外风景的，有画窗内人影的。有画白天窗户的，有画夜晚窗户的。各种各样的窗户，各种各样的画。

　　我去看了。一幅一幅地看，慢慢地看。看到最后一幅，我站住了。

　　那幅画里，只有一扇窗户。窗户是关着的，窗玻璃上，映着一个人的影子。那人的脸，模糊的，看不清是谁。可那身影，那姿势，那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样子，让我想起一个人。

　　想起母亲。

　　想起那个夏夜，那道门缝后面，她独自望着镜子的那个背影。想起那些下午，她坐在窗前，望着窗外，一望就是很久很久的那些下午。想起她最后送我上学那天，站在校门口，望着我走远，很久很久才转身离开的那个清晨。

　　母亲。她也是那个站在窗前的人。望着窗外，望着远方，望着那些她再也回不去的地方，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

　　那幅画下面，有一行小字：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扇窗。窗外，是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我站在那画前，看了很久很久。心里想着母亲，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想着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

　　然后，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那扇窗，不只是母亲的。也是我的。也是每一个人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扇窗。窗外，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童年，故乡，初恋，那些已经逝去的人，那些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我们站在窗内，望着窗外，望着那些再也无法触及的东西，望着，望着，直到我们也变成别人窗外的风景。

　　这就是人生。

　　而艺术，就是那扇窗。让我们可以站在那里，望着，想着，记住，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那个展览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窗》。

　　写的是那些画里的窗户，也是我心里的窗户。写母亲，写父亲，写外公，写林雪，写那些站在窗前望着远方的人。写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写艺术如何让我们站在那里，望着那些逝去的东西，而不至于被悲伤淹没。

　　文章写完之后，我给陈先生看。他看了很久，然后说：

　　“这一篇，比上一篇更好。”

　　我问为什么。

　　他想了想，说：“因为上一篇，你是在说倪瓒。这一篇，你是在说自己。说自己的事，总是更容易动人。”

　　他顿了顿，又说：“可也更容易疼。说自己的事，就要把自己心里那些最软的地方，翻开给别人看。这不是容易的事。”

　　我听着，没有说话。因为他说得对。写这篇《窗》的时候，我几次停下来，几次写不下去。因为那些事，太近了，太疼了，写出来，就像把伤口再撕开一次。

　　可我还是写了。因为不写，那些事，那些疼，就会永远堵在心里，永远无法释怀。写出来，它们就出来了。像脓，挤出来，伤口才能愈合。

　　这也是艺术的慰藉。不是让人忘记疼，是让人把疼说出来，让人知道，这疼，有人懂。

　　那年秋天，顾先生的画廊关门了。

　　不是因为生意不好，是因为他要去别的地方了。他收到一封信，是他多年不见的一个老朋友写来的，让他去北京，一起办一个更大的画廊。他想了很多天，最后还是决定去。

　　临走之前，他请我去画廊坐坐，说是告别。

　　那天下午，画廊里很安静。那些画，都已经取下来了，装在箱子里，准备运走。墙上空空的，只剩下那些挂画的钉子，和一些浅浅的痕迹。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那空空的墙上，落在那光秃秃的地板上，落在他身上。

　　他坐在角落里那张他常坐的椅子上，看着我，笑了笑。

　　“以后，这里就不是画廊了。”他说，“也许会变成别的什么。也许什么也不变，就这么空着。等着下一个主人来。”

　　我在他对面坐下，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以后，还会写吗？”

　　我点点头。

　　“好。”他说，“写下去。不管有没有人看，都要写下去。因为那些字，是你的。是你留给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东西。”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是一幅画。很小，只有巴掌那么大。画里，是一扇窗户。窗户是开着的，窗外是一片淡淡的、朦胧的、什么也看不清的风景。窗内，是空的。没有人。

　　“这个，送给你。”他说。

　　我接过来，看着那幅小小的画。画里的那扇窗，让我想起很多事。想起母亲，想起林雪，想起那些站在窗前望着远方的人。也想起自己，想起自己也是那个人，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望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谢谢。”我说。

　　他点点头，站起身，伸出手。我也站起来，和他握手。他的手，瘦瘦的，却很有力，握着我的手，握了很久。

　　“好好写。”他说。

　　然后，他便走了。走进那条安静的弄堂，走进那秋天的阳光里，走进那个我不知道的、北京的未来里。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慢慢走远，消失在弄堂的拐角。

　　又是“见一面，就是最后一面”。

　　可这一次，我忽然不那么难过了。因为他留给我的，不只是这个背影。还有那幅画，还有那些话，还有那些我们一起看画、一起聊天的日子。它们都会留下来。在这幅小小的画里，在我的记忆里，在我以后写的那些字里。

　　它们不会消失。永远，不会消失。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看着那幅小小的画。

　　画里的那扇窗，在灯光下，显得更朦胧了，更遥远了。窗外那片淡淡的风景，像雾一样，什么也看不清。可我知道，那片雾里，藏着很多东西。藏着母亲，藏着林雪，藏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藏着那些画里的山，那些诗里的远方，那些音乐里的沉默。藏着所有那些逝去的、却从未真正消失的东西。

　　我把那幅画，放在枕头下面。和那张全家福，和那封信，和那枚玉佩，放在一起。

　　它们，都是我的窗。让我可以随时推开，望着窗外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窗外，夜色正浓。远处的天际，有几颗星星，一闪一闪的。

　　我望着那些星星，心里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姨母家那个池塘边，和静宜一起看的那些星星。它们还是那么亮，那么远，那么安静。它们看过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离散。它们知道很多秘密，很多悲伤，很多永远无法说出的故事。

　　可它们不说。只是看着，亮着，永恒地，亮着。

　　我们这些短暂的人，能做的，也只是这样。看着，亮着，让那些逝去的、被遗忘的、沉在河底的东西，在我们心里，暂时地，闪一闪光。

　　这就是我们的慰藉。

　　这就是我们和永恒之间，唯一的联系。

　　我低下头，看着本子上那些字。第十一章，写到这里，已经很长了。可我知道，那些关于艺术、关于慰藉、关于窗的故事，还没有完。它们会一直陪着我，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因为艺术，就是我的窗。是我推开之后，可以看见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的、唯一的窗。

　　窗内，是我。

　　窗外，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