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光生长》汐莓

9、等春天 开学第一周

　　开学第一周过得比陆时寒预想的要慢，也比预想的要快。慢的是每一天。从早读到晚自习，每一分钟都像被人拉长了，像一块被揉开的面团，怎么都揉不够长，但你就是觉得它薄了，薄到能看见对面的人。快的是回过头看的时候，忽然发现已经周五了。五天过去了。他和沈屿洲说了很多话——讨论了三道物理题，传了两次作业本，在食堂偶遇了一次（他主动坐到了沈屿洲对面，沈屿洲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了句“你今天吃得好少”，他说“不饿”），还在图书馆一起待了两个下午。这些事拆开来每件都很小，小到不值一提。但放在一起，它们填满了这一整个星期，像糖填满了糖纸，撑得鼓鼓囊囊的。

　　但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发生。沈屿洲没有问他寒假想了什么。他在除夕那天晚上说“我在想事情”，沈屿洲问“想什么”，他说“想上学”，然后这个话题就结束了，再也没有被提起过。可是“想上学”不是他想的事情。他想的事情比“想上学”更大，大到他说不出口，也藏不住。他每天坐在沈屿洲旁边，每天闻到他衣服上洗衣液的味道，每天听到他翻书时纸张摩擦的声音，每天看到他握笔时微微凸起的中指关节。那些“想的事情”就藏在这些东西里面，藏在每一个细节里，像水藏在土里，表面看是干的，踩下去就是一脚泥。

　　宋辞说得对，喜欢一个人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它是不容易的事。不容易在于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也和你一样。如果对方不是，那你的喜欢就成了悬在半空中的东西，上不去，下不来，没有着落。如果对方也是，但他说不出，你也说不出，那你们两个就像两个哑巴，站在对方面前，手比划着，谁都看不懂谁。

　　陆时寒不知道沈屿洲是哪种。他只知道沈屿洲说“我没爱过”。他不知道那个“没爱过”里包不包括没被他爱过。可能不包括，因为“被他爱过”这件事，沈屿洲根本不知道。他像一个小偷，偷了很多东西——沈屿洲的草稿纸，沈屿洲看他的眼神，沈屿洲说“挺漂亮的”时候的尾音，沈屿洲从口袋里掏出那颗糖时的动作，那颗糖草莓味的很甜。他把这些东西都偷来了，放在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每天晚上拿出来看一看，清点一遍，确认没有丢失，然后放回去，锁好。他不是一个好小偷，因为他偷了东西之后会内疚。他想还回去，但不知道怎么还。你不可能把“草莓味的很甜”还给沈屿洲。那粒糖已经化了，甜味已经进了他的身体，成了他的一部分。他怎么还？把身体里的某个部分切下来还给他吗？

　　周五最后一节课是班会。班主任陈老师站在讲台上，说着新学期的安排、学习计划、竞赛日程，说了一堆陆时寒听不进去的话。他看着黑板上面的挂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跳，走得又慢又坚定，像一个不知道累的人在爬一座不知道顶的山。

　　坐在旁边的沈屿洲忽然动了一下。他没有转头看，但感觉到了——沈屿洲从抽屉里拿出了什么东西，动作很小，像是怕被人看见。陆时寒用余光扫了一眼，看到了。是那个牛皮纸信封。开学后沈屿洲一直没有把它拿出来过，至少从没在陆时寒面前拿出来过。陆时寒甚至以为它已经被沈屿洲处理掉了——寄出去了，或者扔了，或者藏到了更隐秘的地方。但它在。还在那个抽屉里，被沈屿洲翻了出来，拿在手里，看了一秒钟，然后放了回去。又是那个表情，在沈屿洲脸上出现过的、那种像冬天玻璃上的雾气一样转瞬即逝的悲伤。悲伤。他为什么悲伤？那封信里装的是什么？谁写给他的？他为什么要藏起来？这些问题在陆时寒的脑子里转了一整个寒假，现在又转起来了，像一个被上了发条的陀螺，你不让它停它就不会停。

　　班会结束了。同学们站起来收拾东西，椅子摩擦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像一群受惊的鸟扑棱着翅膀飞走。陆时寒故意收得很慢，把笔一支一支放进笔袋，把课本一本一本摞起来，把草稿纸展平夹进笔记本里。他在等沈屿洲先走。沈屿洲走得比他更慢，像是在等别人先走。等到教室里只剩下几个人了，沈屿洲站起来，背上书包，说了一句“下周见”。

　　“下周见。”陆时寒说。

　　沈屿洲走了。他走到门口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像是想回头，但没有回。他走出去了，背影消失在走廊的转角处。陆时寒坐在座位上，看着那扇已经关上的门，忽然觉得沈屿洲刚才那个顿住的脚步，像是一个人在悬崖边上站住了，往下看了一眼。他没有跳，但他往下看了一眼。那个“看了一眼”的动作，比跳下去更让人揪心。

　　陆时寒不知道沈屿洲在悬崖边上看到了什么。也许是深渊，也许是河流，也许是另一片悬崖，上面站着另一个人。那个人在看着他，和他一样站在悬崖边上，往下看了一眼，也停住了。他们遥遥相望，中间隔着深不见底的峡谷。谁都没有喊出声，因为喊了也听不到。太远了。

　　陆时寒把最后一样东西塞进书包，拉好拉链，站起来，走出教室。走廊很安静，大部分班级已经放学了，只剩下几个教室还亮着灯，可能是做值日的学生在扫地。他走得很慢，走过一间一间的教室，走过楼梯口，走过政教处的门口。走到行政楼三楼的时候，他停下来了。校刊编辑室的门开着一条缝，里面有灯光透出来，有人在。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敲门。门从里面推开了。一个戴眼镜的女生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沓稿纸，看到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是陆时寒吧？我认识你，上学期你的那篇《逆光》是我们编辑室一致好评的。”女生说得很热情，像是终于逮到了一个活的作者。

　　“嗯。”陆时寒说。

　　“找我们有事吗？还是投新稿？”

　　陆时寒本来只是路过，没想过要进来。但那个女生问他“投新稿”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寒假里写的那些东西——那个叫《冬藏》的故事，写一个少年在冬天的城市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到一个旧书店，买了一本旧书，书的内页里夹着一张书签，书签上写着“在逆光里，我看见你的轮廓，模糊，但真实”。那篇小说他写完之后没有投，没有给任何人看，甚至没有读完第二遍。它就躺在抽屉里，和那支铅笔、那些纸条、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待在一起。

　　“没有。”陆時寒说。

　　女生点了点头，没有追问。她大概觉得陆时寒就是路过，顺便看一眼。陆时寒也觉得自己就是路过，顺便看一眼。但他站在编辑室门口，看着里面堆满稿件的桌子、贴着便签条的电脑显示器、墙上贴着的往期校刊封面，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把那篇《冬藏》投了。不是因为他觉得写得好，是因为他想让某个人看到。那个某个人不是沈屿洲——沈屿洲不看校刊。不对，沈屿洲看。上次《逆光》那期，沈屿洲看过的。陆时寒后来发现那本校刊被翻过的痕迹，书页中间有道折痕，正好停在他那篇小说那一页。沈屿洲看了，只是没有说。他看了，没有说。就像他看了陆时寒在《月亮与六便士》上写的那些批注，说“有些我看不太懂，但有些我觉得说得挺对的”。他看了，说了，但没有说全。他永远只说一部分。剩下的那一部分，陆时寒要在他的那些微小的表情里、在他顿住的脚步里、在他从口袋里掏出糖的动作里去猜。

　　陆时寒不想让他猜了。他想让他看。看那篇《冬藏》，看那个在冬天的城市里走来走去的少年，看那张书签上写的两行诗，看那个少年走遍了整座城市最后发现他想见的人不在这里。他想让沈屿洲看了之后知道，那个少年是他，那个他想见的人是沈屿洲。

　　“我有一个稿子，寒假写的。”他说。

　　女生的眼睛亮了。“真的？什么类型的？”

　　“小说。短篇。”陆时寒说，“我下周带过来。”

　　“好！你直接发我邮箱也行，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女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稿纸的背面写了一行字——一个邮箱地址，和一个名字，“温静”。陆时寒把那页稿纸折好，放进口袋里。温静，编辑室的负责人。他走出编辑室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温静已经坐回电脑前了，开始敲键盘，屏幕上是一个文档的界面，密密麻麻全是字。她大概也在写什么东西。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写东西，写了给谁看呢？给不认识的人看。不认识的人看了，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不认识你，不知道你长什么样，不知道你坐在教室的哪个位置，不知道你的柜子里藏着哪些秘密。他们看了就看了，忘了就忘了。你仍然是一个安全的、不被知晓的、可以安心活在暗处的人。

　　陆时寒走在回家的路上，路灯已经亮了。三月了，天黑得比冬天晚了一些，现在六点亮灯，放在十二月份五点就亮了。春天正在一点一点地、像蜗牛爬行一样地、把白天拉长。他在路灯下走着，影子一会儿在前面一会儿在后面，有时候被拉得很长，像一个细长的人偶。他低着头看着那个影子，忽然想给自己写一封信。不是小说的那种信，是真的信，写给自己的。在信里他可以对沈屿洲说所有他说不出口的话，用最直白的、不加修饰的、不怕被嘲笑的语言，把那些藏了太久的东西全部写出来。然后他可以把信装进信封，写上自己的地址，贴上邮票，投进邮筒。信会在路上走几天，也许三天，也许五天，然后被邮递员塞进他家的信箱里。他收到信，拆开，读一遍，然后把信撕掉，扔进垃圾桶。这样他就说过了，说给未来的自己听，让未来的自己在收到信的时候知道，现在的他是这样想的。这也是一种“说出来”。虽然没有人听到，但他说了。这就不算完全沉默。

　　陆时寒回到家，坐在书桌前。桌面上那本旧版的《百年孤独》还在，扉页上有一个蓝色的印章，写着“某某市新华书店”，日期是1992年3月。这本书比他大三岁。他翻开第一章，看到第一句话。那句话他看过很多遍，铅笔划过，墨水写过批注，在心里默读过。但今天他再看的时候，忽然觉得那句话不是在说世界，是在说他和沈屿洲。他们之间的关系，新生伊始，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他伸出手指，在空中点了点。点在哪里？点在沈屿洲的座位上。点在沈屿洲的侧脸上。点在沈屿洲从口袋里掏出那颗糖时的指尖上。那些都是没有名字的东西，他只能用手指指点点，试图让空气懂得他的意思。

　　他把书合上，放回书架。然后从抽屉里拿出那沓写满字的稿纸——《冬藏》的手稿。他从头读了一遍。读到自己写的那个少年走在冬天的城市里，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走在关了门的书店前，走在结了冰的河面上。他走了很久很久，走到鞋底磨薄了，走到呼出的白气凝在睫毛上结成霜，走到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重。他走遍了整座城市，问了每一个人“你见过他吗”，没有人回答。不是没有人见过，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因为少年说不出“他”的名字，说了也没人知道。那个名字只存在于少年自己的心里，像一个秘密的、不能被翻译成任何语言的、只能用手势和眼神来表达的东西。

　　陆时寒读完，把稿纸放在桌上。他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给温静，校刊。”

　　然后他又写了一句：“给所有不知道‘他’是谁的人。”

　　他把笔放下，把稿纸按照页码顺序整理好，用回形针夹住，放进一个透明文件袋里。文件袋是他妈的，透明的那种，装什么都能看见。他把稿纸装进去的时候，透过透明的塑料皮，能看到第一页上写着的标题“冬藏”两个字。冬藏。冬天的冬，收藏的藏。他把冬天的东西藏了一个寒假，藏在抽屉里，藏在笔袋里，藏在枕头下面。现在他要把它拿出来了，不是全拿出来，是拿出来一部分，放到一个可以被更多人看到的地方。他不在乎那些人怎么想。他只在乎一个人怎么想。

　　沈屿洲。

　　他甚至不确定沈屿洲会不会看到。校刊一期发五百份，每个班级都有，但沈屿洲不是每期都看。他上次看是因为“时寒”这个署名？也许吧。陆时寒不知道为什么，不敢问他。这次沈屿洲还会看吗？可能不会。可能他已经忘了“时寒”是谁，可能他觉得陆时寒写的东西“有些看不懂”，不想再费那个脑子。

　　陆时寒把文件袋放进书包里。下周一带给温静，让沈屿洲看到，或者看不到。都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他唯一能控制的是自己写不写。他写了。这本身就够了。

　　周六上午，陆时寒被手机震动吵醒了。他摸过来一看，是沈屿洲的消息。

　　“今天去图书馆吗？”

　　陆时寒还迷糊着，脑子转不动。他眯着眼睛看了几秒这行字，才想起来今天是周六。上个学期他们经常周六在图书馆偶遇，这件事他没有刻意安排过。每次都是他去了，沈屿洲也在。或者沈屿洲去了，他也在。他们没有约过，但就像是约好了一样。寒假里他有时候会想，坐在图书馆那个老位置上，对面没有沈屿洲，只有空空的椅子和窗外灰蒙蒙的天。那个画面让他觉得图书馆是一个人的坟墓，不是人的坟墓，是“两个人坐在对面各做各的事”那种状态的坟墓。那个状态死了，被他亲手埋葬的，埋在寒假的雪里。

　　现在沈屿洲问他“去吗”，不是“我打算去，你呢”，也不是“你能来吗”，而是“去吗”——一个开放的、中性的、不施加任何压力的问法。好像在说“我会去，但你去不去是你的事”。沈屿洲连约人都约得这么有分寸。陆时寒回了两个字：“几点？”

　　沈屿洲说：“老时间。”

　　老时间。下午两点。他们上学期就是两点到，坐到五点闭馆。三点，三个小时，一百八十分钟，一万零八百秒。每一秒都可以不浪费。

　　“好。”陆时寒说。

　　他把手机放下，翻了个身。窗帘没拉严实，一条光从缝隙里挤进来，落在他的眼皮上，透了进来，红彤彤的，像隔着血看太阳。他闭了一会儿，睡不着了。起床洗脸刷牙换衣服，站在衣柜前挑了半天。最后穿了一件黑色的卫衣，外面套了一件深灰色的开衫，围巾没围——三月了，不需要围巾了。他把那条红色围巾拿出来看了一眼，叠好，放进了柜子里。明年冬天再见。

　　到图书馆的时候，沈屿洲已经在了。还是老三楼那个位置，靠窗，光线好。沈屿洲坐在靠窗那一侧，对面放着一本书，占了一个位置。陆时寒走过去，在对面坐下，看了一眼那本书——不是物理书，是《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的。

　　“你看这个？”陆时寒问。

　　“刚借的。”沈屿洲说，“寒假在家看了一些小说。室友推荐的。”

　　“室友？冬令营的室友？”

　　“嗯。他叫陈见秋，四川的。”

　　“他推荐你看村上春树？”

　　“他推荐了村上春树和川端康成。村上的我看得进去，川端的太慢了。”

　　陆时寒看着沈屿洲说这些话的样子，觉得有点像在汇报工作。他说“室友推荐了XX和XX，XX我看得进去，XX太慢了”，像在做选择题，选A不选B，并且给出了理由。沈屿洲连看小说都是这样，要评价、要比较、要选出“看得进去”的和“太慢”的。他的世界永远在分类，永远在判断，永远在把事物放进合适的格子里——能解决的放一格，不能解决的放一格，需要时间的放一格，不需要时间的放一格。陆时寒被他放在哪一格？他不敢想。可能是一个很小的格子，在抽屉的角落，和其他杂物挤在一起，不常打开，但需要的时候能找到。

　　“陈见秋。”陆时寒念了一遍这个名字。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心里记下来。沈屿洲冬令营的室友，四川人，物理很好，推荐村上春树。这些信息没有用，但他记住了，像记住一道题的解法，或者一个公式。

　　沈屿洲低下头继续看书了。陆时寒拿出语文课本，翻到《赤壁赋》。苏轼写“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在页边写了一行批注：“蜉蝣朝生暮死，但它们见过日出。人活几十年，不一定见过。”

　　写完之后他看着这行字，觉得自己写得太丧了。但这是实话。不是活得久就能看到真正重要的东西。有些人活了一辈子都在打转，像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撞来撞去，出不去。有些人只活了很短的时间，但在那段时间里看到了一次日出，就够了。他可以死，可以死在任何时候，死在任何地方。但他见过日出。他见过光。

　　“你在写什么？”沈屿洲问。

　　陆时寒下意识地用手盖住了页边。“没写什么。”

　　沈屿洲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他继续看书了。

　　陆时寒把手从页边移开，看着自己写的那行字。他忽然意识到，他写的也许不是蜉蝣，是他自己。他怕自己活了一辈子都在打转，困在一个人的目光里，撞来撞去，出不去。但他又想，如果那个人愿意一直看他，那困在里面也没什么不好。玻璃瓶透明的，能看到外面，外面也能看到里面。他不是被关起来的，他是自己走进来的。瓶口开着，随时可以出去。但他不想出去。因为外面没有沈屿洲的目光。

　　三点半的时候，沈屿洲的手机震了一下。他拿起来看，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然后打了几个字，发了出去。陆时寒用余光看着这一切，手指在书页上停住了。

　　“怎么了？”他问。

　　沈屿洲把手机扣在桌上。“没什么。我妈问我晚上回不回家吃饭。”

　　“你不回家吃？”

　　“可能在外面吃。我爸出差了，我妈晚上有晚自习，就我妹一个人在家。她让我回去陪她。”

　　陆时寒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沈屿洲的妹妹，读初中，一个人在家。沈屿洲不放心，要回去陪她。他爸出差，他妈上晚自习，他在图书馆看书。这是什么样的家庭？正常的、健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做、但每个人都惦记着彼此的家庭。陆时寒没有这种家庭，也许永远不会有了。他爸一年出差两百天，他妈的晚自习从来不是“晚自习”，是躲在家里的某个房间不出来。他的妹妹——他没有妹妹。他一个人。他从小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过除夕。他以为他习惯了。但听到沈屿洲说“我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不是因为嫉妒，是因为羡慕。他羡慕沈屿洲有一个可以“不放心”的人，也羡慕沈屿洲的妹妹有一个会“不放心”她的人。

　　“那你早点回去吧。”陆时寒说。

　　沈屿洲看了看表：“四点走。还有一个小时。”

　　陆时寒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看书。但他的眼睛没有在看字，他的脑子在想别的事情。他在想一个画面——沈屿洲回到家，推开门，喊了一声“我回来了”。他妹妹从房间里跑出来，喊了一声“哥”。沈屿洲问“吃了吗”，她说“没”。沈屿洲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鸡蛋和西红柿，系上围裙，开始做饭。他会做菜？他可能不会，但西红柿炒鸡蛋不需要技术，会翻锅就行。他炒完了装在盘子里，端到桌上，摆好筷子，喊他妹妹来吃。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吃一盘西红柿炒鸡蛋。鸡蛋炒得有点糊了，西红柿切得大小不一，但没关系，他们吃得很香。因为他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吃什么都香。陆时寒把这个画面从脑子里赶了出去。不是不想看了，是看不下去了。

　　四点钟，沈屿洲开始收拾东西。他把书塞进书包，把笔袋拉好，把水杯放进书包侧面的口袋里，把椅子推回去。站起来，准备走。

　　“周一见。”他说。

　　“周一见。”陆时寒说。

　　沈屿洲走了。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头。陆时寒看着他。

　　“那颗糖，”沈屿洲说，“是在北京买的。冬令营的时候，酒店大堂有个糖果盘，每天都会换新的。我走的时候拿了几颗，放进口袋里，忘了吃。”

　　陆时寒张了张嘴，想说什么。那颗糖是沈屿洲从北京带回来的，放在口袋里，放了不知道多少天，从北京到家里，从家里到学校。他不爱吃糖。那几颗糖一直搁着没吃，直到开学那天看到他趴在桌上，才想起了口袋里还有糖。他伸进口袋，摸到了一颗，随便拿了一颗出来，放在他胳膊旁边。那颗糖从北京坐火车来，在他的口袋里躺了好几天，被他从家里带到学校，最后进了陆时寒的嘴里，化了。它走了很远的路。从北京到这个北方的小城，从一个人的口袋到另一个人的嘴里，从一颗普通的、酒店大堂糖果盘里的糖，变成了一颗有意义的、值得被记住的、草莓味的糖。世界上很多东西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面前。人也是，糖也是。

　　陆时寒看着沈屿洲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低下头，看着面前摊开的语文课本。《赤壁赋》那页的页边，他写的那行字还清晰可见——“蜉蝣朝生暮死，但它们见过日出。人活几十年，不一定见过。”

　　他在下面又写了一行字：“我今天见过日出了。草莓味的。”

　　写完之后他把课本合上，放进书包里，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去。椅子腿在地板上蹭了一下，发出“吱”的一声。图书馆的阿姨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又缩回去了。他走出图书馆，站在台阶上。三月下午四点的阳光比冬天有劲了一些，照在脸上不是那种冷冰冰的白，是有一点温度的、一点力道的、能让皮肤感觉到“被晒着”的黄。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支铅笔。铅笔还在，笔尾的咬痕还在。他把它握在手心里，感受着那种被咬过的、不平整的、像一道一道小沟壑的痕迹。那些痕迹是他自己留下的。在无数个想事情的时候、在无数个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在无数个想沈屿洲的时候，他用牙齿在铅笔上刻下了这些痕迹。它们记录着他的每一个“想”，像树的年轮记录着每一年的雨和旱。

　　他想，也许有一天他会把这支铅笔给沈屿洲看。不是现在，是以后。是很久很久以后，久到他可以坦然地说“我当时在想你，所以咬了这支笔”。沈屿洲会怎么反应？可能皱眉，觉得这个习惯不好。可能把铅笔拿过去，看那些咬痕，用手指摸一摸，说一句“你咬得挺深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沈屿洲不会懂。他不懂为什么一个人会咬铅笔，不懂为什么一个人会把“在想你”变成物理痕迹留在世界上。他只会用逻辑来解释——“因为焦虑导致的强迫性行为”——这是他的答案。但陆时寒不需要答案。他只需要一个人看到那些咬痕，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看着就够了。

　　从图书馆到公交站的路不长，十分钟。陆时寒走了十五分钟，走得很慢，像在故意拖延时间。不是因为不想回家，是因为不想结束今天。今天沈屿洲说了那颗糖的来历。他说了。坦白说“这是我从北京带回来的，在口袋里放了很多天，忘了吃”。他说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对陆时寒来说，这不是无关紧要的。这说明沈屿洲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口袋里装着给他带的东西。不是专门为他带的，是顺手拿的。但顺手拿了之后没有吃掉，没有扔掉，没有给别人，而是留到了开学，留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那一刻。这种行为不符合“顺手”的定义。顺手拿的东西应该顺手吃掉、顺手扔掉、顺手给任何人。但沈屿洲没有。他留着了。像留着一样需要被妥善保管的东西。

　　陆时寒走到了公交站。站牌下站着几个人，缩着脖子，眼睛盯着来车的方向。他也看着那个方向，但不是在看公交车，是在看空气。空气里有春天的味道。不是花的味道，不是草的味道，是“温度变高了”的味道。你知道春天来了不是因为看到了花，是因为风吹在脸上的时候不疼了，是因为呼吸的时候能感觉到空气比以前湿了一些，是因为晚上黑得比以前晚了。这些微小的、不易察觉的变化，加起来就是一个季节的更替。他和沈屿洲的关系也在经历这样的变化。没有大事发生，没有告白，没有争吵，没有“我们在一起吧”或者“我们不合适”。但有一些微小的、不易察觉的东西在悄悄改变——沈屿洲开始主动发消息了，沈屿洲开始说“那颗糖是从北京带回来的”这种多余的话了，沈屿洲开始在分别的时候回头了。这些都是小到可以忽略的变化，但如果你把它们加在一起，你会看到一条缓慢的、微微向上倾斜的线。线很短，看不出趋势。但它在那儿。像春天。

　　公交车来了。陆时寒上车，刷卡，走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这是沈屿洲的位置。不是他的。他的位置是靠过道那一侧。但他今天坐了沈屿洲的位置，想看看沈屿洲坐在这里的时候看到了什么。窗外是移动的街景——商店、树、行人、停着的车、开着的车、等红灯的人。这些沈屿洲每天都会看到，在四十分钟的路程里，在他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他会想什么？物理题？竞赛？冬令营？他的妹妹？他的妈妈？还是什么都不想，只是看窗外的风景，像在看一部没有情节的默片。陆时寒不知道。他只是在那个位置上坐着，试图通过屁股的温度——位子还是凉的，因为沈屿洲不坐公交车，他坐的是私家车——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接近沈屿洲。

　　他在那个位置上坐了三站，然后站起来，换回了自己靠过道的那一侧。沈屿洲的位置是沈屿洲的，不是他的。他可以坐，但坐再久也不会变成沈屿洲。他还是他，坐在另一个位置上，在沈屿洲的旁边。

　　陆时寒到家的时候，天还没黑。他推开门，家里没有人。他爸在上海，他妈在书房——不对，他妈在书房吗？他换了鞋，走上楼，路过书房的时候看到门开着，里面没有人。电脑关了，台灯关了，椅子推进了桌肚里。他妈不在家。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书桌上放着那个透明文件袋，里面装着他的稿子——《冬藏》。他周一要交给温静的。他拿起文件袋举到眼前，透过透明的塑料皮看那行标题。“冬藏”，被塑料皮模糊了一点，像隔了一层水雾在看。他把文件袋放下，打开手机，给温静发了一条消息。

　　“稿子我周一给你。纸质版。可以吗？”

　　温静回得很快：“可以！周一中午我在编辑室，你直接过来就行。”

　　“好。”

　　陆时寒把手机关了，放在桌上。稿子和手机并排放着，一个装着文字，一个装着和沈屿洲的聊天记录。它们都沉默着，像两个守口如瓶的人。

　　周一中午，陆时寒去了行政楼三楼。校刊编辑室的门开着，温静在。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毛衣，头发扎起来了，露出耳朵。耳朵上戴着一对小耳钉，银色的，很小，反着光。

　　“来了？”温静从电脑前站起来，“稿子带了？”

　　陆时寒把文件袋递给她。她接过去，打开，把稿纸拿出来，快速翻了翻。大概是在数页数。

　　“冬藏。”她念了一遍标题，“冬天的故事？”

　　“嗯。”

　　“你上次写的也是冬天的故事——不对，上次是《逆光》，也是冬天吧？”

　　陆时寒想了想，《逆光》里的天文台故事发生在夏天——他们在天文台上看星星的时候是夏天的夜晚，因为他写了“蝉鸣”。但结尾部分写了晨光，晨光是黎明的光，黎明的光不是冬天，是夏天？还是秋天？他自己都忘了。

　　“上次不是冬天。”他说。

　　“哦。那这篇是冬天的。”温静把稿纸按页码整理好，放在桌上，“我会在这周内读完，然后给你反馈。如果没问题就排进下一期。”

　　“好。”陆时寒说。他站在门口，把话说完。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多余的停留，只是多看了那沓稿纸一眼，和他的距离大概三米远。他写的那些字、那些句子、那个在冬天的城市里走来走去的少年，现在躺在一个陌生人的桌上。下周它们会被更多人看到。也许几百个人。也许会传到沈屿洲手里。也许沈屿洲翻开那页，看到“冬藏”两个字，看到那个少年在雪地里走，看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书签——书签上写着“在逆光里，我看见你的轮廓，模糊，但真实”。沈屿洲会认出“逆光”两个字吗？他上次用的笔名是“时寒”，这次还是“时寒”。沈屿洲会看到这个“时寒”，想起上学期写过《逆光》的那个人，然后说“哦，是陆时寒写的”。他会这样吗？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把那颗种子种下去了。种在土里，浇了水，盖上土，等着它发芽。也许不会发芽，也许会被虫子吃掉，也许会被冬天的雪冻死。但他种了。他把手伸进口袋握住那支铅笔，笔尾的咬痕还在。他在那些痕迹里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他站住的地方。一个人不会永远站在悬崖边上往下看，他会看一次两次三次，看很多很多次，但总有一天他会转过身走回安全的、踏实的、没有深渊的大地上。陆时寒不知道沈屿洲什么时候会转身。他只知道他还在看。看的时候他在想什么？想深渊有多深？想跳下去会怎么样？还是想对面那片悬崖上站着的另一个人，一个看不清脸但轮廓分明的人。

　　陆时寒从行政楼下来，走过操场。操场上有人在跑步，有人在踢球，有人坐在看台上聊天。三月的风吹在脸上不冷了，带着一点泥土解冻后的腥味，不香，但闻着让人安心。它在告诉你冬天结束了，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他走到教学楼门口的时候，看到沈屿洲从里面出来。两个人迎面碰上。

　　“你去哪儿了？”沈屿洲问。

　　“交个稿子。”陆时寒说。

　　“稿子？”

　　“校刊的。”

　　沈屿洲看着他，眼镜后面的眼睛眨了一下。那个表情像是在说“你又写了”又像是在说“我想看”。但他没有说。他只是点了点头，侧身让陆时寒先进去。陆时寒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闻到那股熟悉的洗衣液味道，肥皂味的，干净的，和以前一样。但现在他知道了，这个味道不是沈屿洲的洗衣液的味道，是他自己的洗衣液的味道。他闻到的永远是自己的味道，但他会把它当成沈屿洲的。因为他想让沈屿洲离他近一些，近到两个人的味道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陆时寒走进教学楼，穿过走廊，上了楼梯，进了教室。他坐在座位上，拿出下节课要用的课本。沈屿洲也回来了，坐到他旁边，拿出课本。两个人并排坐着，等着上课铃响。窗外的银杏树还是光秃秃的，但仔细看的话，枝丫的顶端比上周更鼓了，像小小的拳头。拳头里攥着的东西很快就会松开，变成嫩绿色的、薄薄的、一碰就会碎的新叶。那些新叶会在春天里长大，变成夏天里浓密的、能遮住阳光的、让坐在树荫下的人感到凉爽的叶子。然后它们会在秋天变黄，在冬天落下，落回土里，变成下一年的肥料。它们会一直这样。一年一年，轮回着，从不缺席。

　　陆时寒看着那些鼓起来的芽，在心里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小到只有自己能听见。他说：“春天来了。”

　　沈屿洲转过头看了他一眼，大概是因为他盯着窗外发了太久的呆。“你在看什么？”

　　《等待戈多》，爱尔兰作家萨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讲述两个流浪汉在乡间小路的一棵枯树下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但戈多始终没有出现。这里用“等戈多的人”来指代等待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人。

　　陆时寒看着那些正在慢慢松开的小拳头，那些很快就会变成新叶的芽。他想说“我在等”，但这两个字太轻了，轻到像三月的风，吹在脸上你知道有风，但抓不住。他没有说，也没有手指指点点。他只是看着窗外，在心里把那些鼓起来的芽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怎么都数不清。因为他的手在数，脑子在想沈屿洲那句“等春天”。春天来了，沈屿洲春天来了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我。不是围巾，不是草莓味的糖，是我。那个在你旁边坐了半年的、和你讨论过爱有没有上限的、写了一些你看不懂的小说的人。你会看到他吗？也许不会，也许你永远只会看到那些可被计算、被分类、被理解的东西，而我是不可被计算、不可被分类、不可被理解的，一个没有名字的东西。

　　陆时寒把视线从窗外收回来，落在面前的课本上。课本翻开的那一页是《赤壁赋》，苏轼写“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他在这句话旁边写了一个问号，不是问这句话的意思，是问自己——你能拥有的，也只有这些吧。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还有坐在你旁边翻书的这个人。你拥有不了他，只能拥有“他坐在你旁边翻书”这件事。这件事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发生，一天一天，一周一周，一月一月，也许一年一年。直到毕业，直到你们去了不同的城市，直到你们不再需要坐在同一张桌子两侧。那时候你拥有的就只剩下回忆了。回忆也是一样东西，可以被装进口袋、放在枕头下面、在睡不着的时候拿出来看的那种东西。和铅笔、纸条、手机里的聊天记录一样，它是实的，不是虚的。

　　陆时寒把那个问号圈了起来。在问号旁边画了一颗很小的星星。星星没有颜色，铅灰色的，但它在纸面上闪着光，因为他赋予了它“光是星”这个意义。就像他赋予了沈屿洲给他的那颗糖“草莓味”的意义。糖可以是任何味道的，它恰好是草莓味。沈屿洲可以是任何人的，他恰好是陆时寒的同桌。天地之间没有恰好，所有的一切都是安排的。谁安排的？没有人。只是发生了，就像春天会发生，雪会融化，芽会松开。只是发生了。陆时寒接受这个发生。他不是接受“沈屿洲可能不喜欢他”，他是接受“这件事不是他能控制的”。他能控制自己写不写小说，发不发消息，去不去图书馆。他不能控制沈屿洲看不看他的小说、回不回他的消息在图书馆会不会坐在他对面。他只能做他能控制的那部分。其他的交给风，交给偶然，交给那些他不知道名字的东西。

　　他又在课本上写了一行字：“等风来。”

　　写完他看着这三个字，觉得自己应该给它加一个句号——结束了，不管有没有风，他都等过了。那些等待的日日夜夜一页一页翻过去的课本、一支一支咬过的铅笔、一条一条发出去又删掉的消息——这些都是“等过了”的证据。不管结果如何，这些证据都在，不会被时间冲走。它们会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像那支铅笔的咬痕一样嵌入他的骨头里，跟着他一辈子。

　　他合上课本，把铅笔放好。上课铃还没响，教室里还闹着。沈屿洲在旁边做英语阅读理解，手指点着文章里的每一个词，嘴唇微微翕动，在默读。陆时寒没有看他，但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什么都知道。知道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每一次停顿。他不是故意要知道的，是知道了也没办法忘记。你把一个东西看进了眼睛里，它就留在了那里你不知道怎么把它拿出来。你也不想拿出来。你希望它一直留在那里，在你的视网膜上，在你的记忆里，在你每一次闭眼之后还能看到的那些光斑里。光斑会消失，你知道。沈屿洲也会消失，不是现在，是以后某一天。但是在那之前他会看到他。看到他的侧脸，看到他的眼镜框在阳光里折射出的光，看到他翻书时微微弯曲的手指，看到他低头写字时后颈露出的那一段苍白的皮肤。他看到这些，记住这些，把它们存进眼睛里、存进脑子里、存进那支铅笔的咬痕里。然后等着它们变成春天的一部分，变成风的一部分，变成那些看不见摸不着但你知道它存在的东西。

　　上课铃响了。教室安静下来。陆时寒翻开课本，翻到《赤壁赋》那一页。页边他写的那几行字还在——“蜉蝣朝生暮死，但它们见过日出。人活几十年，不一定见过”、“我今天见过日出了。草莓味的”。他把这两行字读了一遍，在“草莓味的”下面画了一条线。然后他翻到新的一页，翻到空白的地方，提笔写了一句新的：

　　“逆光生长——光在背后，影子在前面。你往前走的时候，踩的是自己的影子。你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但你知道光在后面，不会消失。”

　　他把这句话圈了起来，在旁边画了一个箭头，指向空白处。箭头的末端写了一个词：“标题”。他想写一部长篇，用这个词做标题。“逆光生长”——光在背后，影子在前面，你踩着自己的影子往前走。你永远看不见自己的脸，因为脸在影子里。但你知道，只要有光就会有影子，有影子就说明你还在光里。所以即使看不见脸也没关系，你在就可以了。

　　陆时寒把课本合上，转过头看了一眼沈屿洲。沈屿洲正低着头做题，笔尖在纸面上移动着，发出细微的沙沙声。窗外那棵银杏树的芽，又鼓了一些。那些小拳头正在一点一点地松开，像一个人慢慢张开他握了太久的拳头。拳头里面有什么？也许是空气，也许是一颗种子，也许是一颗糖——草莓味的，从北京带回来的，在口袋里放了很多天，忘了吃。

　　陆时寒转过头，看着黑板。黑板上写着今天的课表、值日生名字、明天的考试科目。白色的粉笔字在绿色的黑板上，像一群停在湖面上的海鸥。他看着那些字，在心里默默地念了一遍沈屿洲的名字，没有声音，没有口型，连唇语都读不出的那种念法。只是在心里，在心最深的地方挖了一个很小的洞，把那三个字放进去埋上土，踩实了然后在上面种了一棵树。树上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没有叶子没有花。但树根在土里，在那个埋着名字的洞里伸展开来，缠住那三个字，越缠越紧。树会活下来的，不管上面有没有叶子，根在，树就不会死。

　　他在那棵无形的树旁坐了一会儿，坐到了下课铃响。下课铃响的时候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三月的风吹进来，不冷，暖暖的，带着泥土解冻后的腥味。他深深吸了一口，把那些腥味吸进肺里，然后在心里对那个名字说：春天来了。

作者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