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光生长》汐莓

23、国赛 北京，十二

　　北京，十二月十六号，国赛第一天。

　　沈屿洲早上六点十分就醒了。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酒店的窗帘太薄，光从缝隙里挤进来，正好落在他眼睛上。他把被子拉到头顶，在被窝里躺了两分钟，然后坐起来。浙江室友还在睡，呼吸声很轻，像一只在打盹的猫。沈屿洲轻手轻脚地下床，去卫生间洗漱。水龙头打开的时候，水是凉的，他等了一会儿才变温。他用温水洗了脸，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睛下面有一点青，昨晚没睡好——不是失眠，是床太软了，腰不舒服，翻来覆去地换了几个姿势，最后侧躺着睡着了。

　　他换好衣服，把准考证、身份证、笔袋装进透明的文件袋里。笔袋里有三支黑色水笔、两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把尺子、一个计算器。他检查了两遍，确认没有遗漏，然后把文件袋放在桌上，坐在床边等室友醒。

　　七点，浙江室友的闹钟响了。他按掉闹钟，坐起来，看了沈屿洲一眼，点了点头，然后下床去洗漱。他们之间的交流模式很固定——点头，洗漱，出门，在电梯里也不说话。两个人沉默地站在电梯里，看着楼层数字从十一变成一。

　　酒店的自助餐厅里坐满了来参加国赛的学生。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表情——不是紧张，是一种“我在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紧张”的用力。沈屿洲拿了一个盘子，夹了一个煎蛋、两片吐司、一小碗白粥。他端着盘子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了很多下。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品尝食物还是在拖延时间，也许两者都有。

　　赵瑞林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端着一个堆得冒尖的盘子坐到了他对面。盘子里有四个包子、两根香肠、一碗馄饨、一杯豆浆、一个苹果。

　　“你吃这么多？”沈屿洲看着他。

　　“不吃饱怎么考试？”赵瑞林拿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大口，肉馅的汁水从嘴角溢出来，他用舌头舔了一下。“你昨晚睡得好吗？”

　　“还行。床太软了。”

　　“我睡得好。我沾枕头就着。”赵瑞林嚼着包子，含混不清地说，“我跟你说，考试的时候别想太多。会做的做，不会做的跳过，做完了检查，检查完了交卷。别跟一道题死磕，浪费时间。”

　　沈屿洲点了点头。这些话老周也说过，教练也说过，他自己也对自己说过。但说一百遍不如考一遍。真正坐在考场里的时候，那些“不要紧张”“不要跟题死磕”的话都会变成背景噪音，你唯一能听到的是自己的心跳和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

　　吃完早饭，他们坐大巴去考场。考场设在一所大学的教学楼里，门口拉着警戒线，保安在核对准考证和身份证。沈屿洲排在队伍里，前面大概有二十个人。他站在队伍里，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手机。他想给陆时寒发一条消息，说“我到考场了”，但他没有。因为陆时寒可能还在睡觉，发了也不会回。而且他现在不应该想这些，他应该想的是麦克斯韦方程组、热力学定律、相对论的那些公式。但他的脑子不受控制地在想“陆时寒今天早上吃了什么”。这个问题比任何一道物理题都难，因为他永远无法知道答案。

　　进了考场，找到自己的座位。桌子是新的，没有刻字，没有划痕。他把文件袋放在桌上，把准考证和身份证放在右上角——和水杯的习惯一样，右上角。他坐直了，深呼吸了一下。教室里有三十个考生，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没有人说话。监考老师是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站在讲台上把试卷袋举起来给所有人看，确认密封完好，然后用小刀划开封条。

　　试卷发下来了。沈屿洲先通读了一遍，四道大题，每道二十五分。第一道是力学，第二道是电磁学，第三道是热学，第四道是近代物理。难度分布和往年差不多，但他注意到第三道热学题的一个小问涉及到他集训时做过的一道类似题。那道题他当时做了四十分钟，没做出来，后来是赵瑞林给他讲了一遍才懂的。

　　他开始做题。笔尖在纸上移动，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教室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隔壁考场有人翻卷子的声音。

　　第一道题，力学，关于刚体转动。他用了二十分钟做完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错误。

　　第二道题，电磁学，关于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这道题的模型他见过很多次，但这次的边界条件比平时复杂，需要分三种情况讨论。他写了四十分钟，写满了整整两页草稿纸。写完之后他的手有一点酸，甩了甩，继续做第三道。

　　第三道就是那道热学题。他看到题目的时候，心跳加快了一点。不是紧张，是一种“终于等到你了”的兴奋。集训的时候他没做出来，赵瑞林给他讲了一遍，他听懂了，但没完全消化。后来他回到酒店，一个人把那道题又做了三遍。第一遍做得磕磕绊绊，第二遍流畅了一些，第三遍他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现在它换了一个马甲出现在国赛的试卷上，数字变了，条件变了，但核心的物理图像没有变。他认出了它。

　　他用三十分钟做完了这道题。做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做对了。这种感觉很奇妙——你不知道分数，不知道阅卷老师会怎么判，但你就是知道，你做的每一步都是对的，答案在最后一行等着你，像一个人在终点线等你跑过去。他跑过去了。

　　第四道题，近代物理，关于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这道题不难，但需要写很多文字解释。他写得很慢，每个字都写得很清楚，像在练字。

　　全部做完的时候，离考试结束还有十五分钟。他把卷子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把每一道题的计算过程重新算了一次，确认没有计算错误。检查完之后，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窗外的天是灰白色的，看不到太阳，但能看到对面教学楼的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叶子已经落光了，只剩下一墙光秃秃的藤蔓。他看着那些藤蔓，想到了陆时寒。他现在应该在上课，可能是语文课，方老师在讲古文，陆时寒在课本的页边写批注，写完了画一条横线划掉。他总是在写，总是在划掉，好像他写的每一个字都不够好，都不值得被留下来。但沈屿洲觉得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值得被留下来，包括那些被划掉的。

　　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沈屿洲把卷子放在桌上，等监考老师来收。他坐在座位上，看着卷子被收走，装进密封袋。那些字、那些公式、那些他花了三个小时写出来的东西，从此离开了他，去往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它们会被一个他不认识的老师用红笔批改，得到一个分数。那个分数会决定他能不能进国家集训队，能不能保送，能不能去他想去的大学。但不管那个分数是多少，他都已经把最好的自己放在了那张卷子上。他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

　　走出考场的时候，赵瑞林在门口等他。

　　“怎么样？”赵瑞林问。

　　“还行。”

　　“我第三道题做不出来。就是那道热学的，跟你集训的时候做的那道很像，但我忘了怎么做了。”

　　沈屿洲看着赵瑞林的脸。他的表情很平静，但他的手在抖。不是害怕的那种抖，是一种“我知道我搞砸了”的抖。沈屿洲想说“那道题我也花了很长时间”，但他没有说，因为赵瑞林不需要安慰，他需要的是一个结果。结果已经定了，卷子交了，分数不是沈屿洲能改变的。

　　“你其他的题做得怎么样？”沈屿洲问。

　　“第一道和第二道应该全对，第四道也还行。就是第三道，我只写了第一问。”

　　沈屿洲在心里算了一下。第三道题二十五分，只写了第一问大概能得五六分。如果其他的题都做对了，总分大概在八十出头。这个分数能不能进集训队不好说，要看今年的分数线。

　　“应该没问题。”沈屿洲说。他不知道这个“应该”有多少把握，但他希望它是真的。

　　考完第二天，十二月十七号，国赛第二天。实验考试。

　　实验考试和理论考试不一样。理论考试你可以坐在那里想，想多久都行，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写完。实验考试不一样，你要动手操作仪器，记录数据，分析误差。沈屿洲的实验能力不算顶尖，但也不差。他在学校的时候做过很多次实验，每次都会把实验报告写得很工整，数据表格画得很整齐，误差分析写得很详细。老周说他“实验做得太规矩了”，说“你不需要把每个步骤都写得那么清楚，浪费时间”。但他改不了，他喜欢规矩，喜欢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种喜欢已经长进了他的骨头里，成了他的一部分。

　　实验考试的题目是测量某种材料的电阻率。给了一根细长的金属丝，一个电源，一个电压表，一个电流表，一个滑动变阻器，几根导线。沈屿洲按照标准步骤连接电路，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接错，然后打开电源。电压表的指针摆了一下，停在某个刻度上。他记下数据，改变滑动变阻器的阻值，再记一组，一共记了六组。他把数据画成坐标图，点连成线，线的斜率就是电阻值。然后他用螺旋测微器测了金属丝的直径，用米尺测了长度，代入公式，算出了电阻率。他算了两遍，数字是一样的。

　　做完的时候，还有二十分钟。他检查了一遍电路连接，确认没有松动。然后他把实验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确认数据没有抄错，单位没有写错，小数点没有点错。确认完之后，他把实验报告交给监考老师，把仪器收拾好，导线缠好，放回原处。他做这些的时候，旁边的考生还在忙，手忙脚乱地换导线，额头上有汗珠。沈屿洲想帮他，但不能。考场里不允许说话，不允许交流，每个人都是孤岛。

　　走出考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北京十二月的天黑得很早，五点钟路灯就亮了。他站在教学楼门口，把手伸进口袋，拿出手机。陆时寒发了三条消息。

　　第一条：“考得怎么样？”

　　第二条：“不管考得怎么样，你已经很厉害了。”

　　第三条：“等你回来吃饺子。”

　　沈屿洲看着这三条消息，看了好几遍。他先回了第三条：“什么馅的？”

　　陆时寒秒回了：“猪肉白菜。”

　　沈屿洲站在路灯下，笑了一下。路过的考生看了他一眼，大概在想“这个人考傻了吧”。

　　沈屿洲接着回了第一条：“还行。实验做完了。”

　　他省略了中间那句“不管考得怎么样，你已经很厉害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这句。说“谢谢”太轻了，说“我不厉害”太假了，说“你也很厉害”是转移话题。他最后选择不回了，让那句话留在对话框里，像一个被裱起来的奖状，挂在墙上，不回应，不取下。

　　他走到大巴停靠点，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赵瑞林还没来，旁边的座位空着。他看着窗外，北京的夜景比家里亮，高楼上的灯光像碎金子一样撒在黑布上。他在这个城市里待了两天，除了酒店和考场哪儿都没去过。但他不遗憾，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来旅游的。他是来做题的，做完了，该回去了。

　　手机又震了。陆时寒：“你明天几点的车？”

　　沈屿洲：“下午三点的高铁，到省城六点多，然后转大巴，到市里大概晚上八点。”

　　陆时寒：“我去接你。”

　　沈屿洲：“你不是说这次要准时到吗？”

　　陆时寒：“我这次一定准时。”

　　沈屿洲看着“一定准时”四个字，觉得陆时寒在说一件他自己都不信的事。

　　十二月十八号，周五，沈屿洲回来了。

　　陆时寒这次真的没有早到。他算了时间，大巴八点到，他七点五十到的车站。他站在出站口，手里举着一杯奶茶——还是芋泥波波，还是三分糖。他把奶茶换到左手，右手插在口袋里，摸着那支铅笔。铅笔的咬痕又多了一道，是今天早上咬的。

　　八点过五分，大巴到了。沈屿洲从车上下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服，背着黑色的双肩包，手里拉着那个银色的行李箱。他下车的时候，目光已经在扫视出站口了。他看到了陆时寒。

　　陆时寒把奶茶举高了一点。

　　沈屿洲走过来，站在他面前。他的眼睛下面有一点青，头发比走之前更长了，刘海几乎要遮住眉毛。他的嘴唇有一点干，大概是北京的暖气太足了，水分被抽干了。

　　“给你。”陆时寒把奶茶递过去。

　　沈屿洲接过奶茶，喝了一口。“还是三分糖？”

　　“嗯。”

　　“你还记得我上次喝的是什么？”

　　“芋泥波波，三分糖。你嚼芋泥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说明你觉得芋泥太甜了。但你没说，你只说了‘还行’。”

　　沈屿洲看着他，没有反驳。他吸了一口奶茶，这次没有嚼芋泥，直接咽下去了。

　　他们一起走出车站，去公交站。路上陆时寒问他：“考得怎么样？这次别说‘还行’，说点具体的。”

　　沈屿洲想了想。“理论考试第三道热学题我做出来了，就是集训的时候做过类似的那道。实验考试也做完了，数据应该没问题。”

　　“那你觉得能拿什么奖？”

　　“不知道。金牌可能够呛，银牌应该没问题。”

　　陆时寒看着他。沈屿洲说“银牌应该没问题”的时候，语气和在说“今天食堂的红烧肉不错”一样平淡。他没有失望，也没有得意。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他估算出来的结果，就像他估算一道题的答案一样——基于已知条件，推导出结论。已知条件是他的平时的成绩、集训的表现、考试时的状态。结论是银牌。

　　“银牌也很厉害了。”陆时寒说。

　　“嗯。”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嗯？”

　　“好。”

　　陆时寒笑了。沈屿洲回来了，用“嗯”和“好”和他说话，坐在他旁边，喝着奶茶，嚼着芋泥，眉头皱着。一切都没有变。不，有一件事变了——沈屿洲在车站看到他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以前没有那种光，或者说以前有但藏得很深，深到陆时寒看不到。这次他没有藏，他把那盏灯打开了，放在了门口。陆时寒看到了，那盏灯不大，但很亮。亮到他在人群中第一眼就看到了。

　　公交车上，他们并排坐在最后一排。陆时寒靠窗，沈屿洲坐他旁边。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开着，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跑。陆时寒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沈屿洲的腿上。

　　是一包饼干。不是沈屿洲妈妈烤的那种，是超市买的，奥利奥。

　　“你不是不爱吃奥利奥吗？”沈屿洲问。

　　“给你的。你上次说我不好好吃饭，你也没好好吃。你在北京吃的什么？”

　　“酒店的早餐。午餐和晚餐在考点附近吃的，面。”

　　“又是面。”

　　“面快。”

　　陆时寒看着他。沈屿洲去北京四天，瘦了。他的下巴更尖了，颧骨更明显了。他本来就不胖，现在更瘦了。陆时寒想说“你多吃点”，但这句话沈屿洲经常对他说，他说出来就变成了学舌。他换了一句。

　　“下次你去北京，我给你带饭。”

　　沈屿洲看着他。“你怎么带？坐高铁送过去？”

　　“不行吗？”

　　沈屿洲没有回答。他把奥利奥拆开，拿出一块，咬了一口。饼干很脆，咬下去发出咔嚓一声。他嚼了两下，表情没有变化。

　　“好吃吗？”陆时寒问。

　　“还行。”

　　“你能不能说点别的？”

　　沈屿洲想了想。“奥利奥的甜度比芋泥波波低，但比我妈烤的饼干高。”

　　陆时寒笑了。沈屿洲在认真评价一块奥利奥，用了比较级，“比芋泥波波低，比我妈烤的饼干高”。他有自己的评分体系了，不再把所有东西都塞进“还行”和“不行”两个抽屉里。他在进步，虽然很慢，但他在变。就像一棵树在长，你看不到它在长，但它每年都会多一圈年轮。

　　陆时寒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支铅笔。他在心里对那支铅笔说：你又多了一个咬痕，是因为沈屿洲回来了。你高兴了，所以你咬了。铅笔不会回答，但它会记录。每一个咬痕都是一天，一天想他，两天想他，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五个咬痕。铅笔的寿命有限，咬痕多了，笔就断了。断了可以换新的，但想他这件事不会断。它会一直持续，持续到沈屿洲不再需要他等的那一天。

　　车到站了。沈屿洲站起来，拉着行李箱，手里还拿着那杯没喝完的奶茶。陆时寒也站起来，跟在他后面下车。

　　“周一见。”沈屿洲说。

　　“周一见。”

　　沈屿洲走了两步，停下来，回头。

　　“陆时寒。”

　　“嗯。”

　　“谢谢你来接我。”

　　陆时寒站在原地，路灯的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沈屿洲站在不远的地方，也在路灯下，也在光里。他们之间的距离大概是五米，五米，够一个人走五步。没有人走。

　　“不客气。”陆时寒说。

　　沈屿洲转回头，拉着行李箱走了。他的脚步声在安静的街道上回荡着，嗒嗒嗒的，一下一下的，像心跳。陆时寒数着他的脚步声，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第五步的时候，沈屿洲的脚步声停了一下。然后继续了。

　　陆时寒转身，往学校的方向走。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支铅笔。它在，咬痕在。沈屿洲回来了，他也还在。一切都还在，只是多了一个“谢谢”。沈屿洲很少说谢谢，他对别人说，但对陆时寒说得少。他把“谢谢”当成一个正式的词，用在正式的场合，用在需要表达正式感谢的时候。今天他说了，因为他觉得陆时寒来接他是一件值得感谢的事。陆时寒不觉得这是需要感谢的事，这是他愿意做的，不需要回报。但如果沈屿洲觉得需要，那他就收下。他把“谢谢”放进了口袋，和铅笔放在一起。

　　口袋越来越满了。

作者有话说

　　草稿也被我给搬出来了，看看，下周二再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