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故事呀2》Hiemalspire

5、画下去 获奖之后的

　　获奖之后的日子，张小五觉得自己像换了一个人。

　　不是那种脱胎换骨的变化，而是像一盆快要枯死的花，忽然被人浇了水。根还是那些根，叶子还是那些叶子，但整株植物从里到外都透出一股劲儿，一股想要往上长的劲儿。

　　他开始主动去找李老师请教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缩在角落里，生怕被人看见。他会在课间的时候跑到美术办公室，推开门，探进半个脑袋，小声问一句：“李老师，您现在有空吗？”

　　李老师大多数时候都有空。她会放下手里的笔，转过椅子，认真地看他带来的画，指出哪里画得好，哪里还可以改进。她说话的时候总是看着张小五的眼睛，那种目光让张小五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而是一个被认真对待的、未来的画家。

　　“你的速写进步很大。”有一天李老师看完他画的周扬睡觉系列之后说，“线条比以前自信多了，不那么犹豫了。”

　　张小五挠挠头：“我就是画得多，每天画，画顺手了。”

　　“这就是秘诀。”李老师说，“画画没有捷径，就是多画。你画得越多，你的手就越听你的话。等到有一天你的手完全听你的话了，你就不会再想‘这笔该怎么画’，而是只想‘我想画什么’。到那个时候，你就出师了。”

　　张小五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他确实画得越来越多了。

　　以前他只在家里画，现在他在任何地方都画。课间画，午休画，坐公交车的时候也画。他的口袋里永远揣着那个画本和一支铅笔，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公交车上，他画对面坐着的老太太。老太太提着一个买菜的小拉车，车上系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根葱和一块豆腐。她靠在椅背上打盹，脑袋一点一点的，像小鸡啄米。张小五用几笔快速的线条勾出她的轮廓，然后在她的脸上加了很多皱纹，每一道皱纹都像一条干涸的小溪。

　　校门口，他画卖烤红薯的大爷。大爷的烤炉是用铁桶改装的，炉膛里炭火红彤彤的，烤红薯的香味能飘出去半条街。大爷的手很黑，指甲缝里全是炭灰，但他递过来的烤红薯总是用报纸包得好好的，热乎乎的，甜得能黏住牙。张小五画了那只手，黑黑的，糙糙的，但捧着一团金黄色的光。

　　操场上，他画体育课跑步的同学。那些人跑得太快了，他根本来不及画，只能先记下他们的动态——手臂摆动的幅度，腿迈出去的弧度，头发被风吹起来的样子。回到教室之后，他凭着记忆把这些碎片拼起来，画成一个个人物速写。那些人物有的跑在前面，有的落在后面，有的张着嘴大口喘气，有的闭着眼咬牙坚持。

　　周扬看到这些速写之后，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张小五，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当成你的模特了？我们跑步你画画，我们吃饭你画画，我们上厕所你不会也画画吧？”

　　张小五认真地想了想，说：“厕所光线不好，画不清楚。”

　　周扬笑疯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平淡得像白开水，但张小五觉得这白开水里加了糖，喝起来是甜的。

　　他喜欢这种生活。早上背着书包去上学，课间画画，中午和周扬一起吃午饭——周扬分他一半盒饭，他分周扬一张速写——下午放学去李老师办公室，回家之后写作业，写完作业继续画画，画到眼睛睁不开，倒在床上就睡。

　　父亲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手上的纱布拆掉之后，露出一条蜈蚣一样的疤痕，从虎口一直爬到手腕。张建国用那只手试了试，握拳、张开、握拳、张开，动作还算灵活，但使不上力气。

　　“过几天就好了。”他对张小五说，也像是对自己说。

　　但张小五注意到，父亲开始用左手做更多的事情。左手端碗，左手拿杯子，左手拧毛巾。那只右手像是变成了一个摆设，大多数时候都插在口袋里，或者垂在身侧。

　　有一天晚上，张小五正在画画，听见父亲在卧室里打电话。声音不大，但老房子隔音差，他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几个词——“工头”“活不多”“再等等”。

　　等父亲挂了电话，张小五走到卧室门口，靠在门框上。

　　“爸，工地上的活少了？”

　　张建国愣了一下，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说：“没有的事，就是年底了，工程少了，过完年就多了。”

　　张小五知道他在说谎。他已经好几天没看见父亲穿工装了。以前父亲每天出门都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口袋里插着一支圆珠笔和一截卷尺。但这几天，父亲穿的是一件旧夹克，早上出门的时候不往工地那个方向走，而是往菜市场那边去。

　　“爸。”张小五说。

　　“嗯。”

　　“你是不是没活干了？”

　　张建国沉默了。他坐在床边，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那双开裂的解放鞋鞋头已经磨破了，露出里面的黑色棉布。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工地说年底裁员，裁了一批临时工，爸在名单里。”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没事，爸干了这么多年，认识的人多，过两天就能找到新活。”

　　张小五走过去，蹲在父亲面前，抬头看着他的脸。灯光下，父亲的脸显得很老。他才三十七岁，但看起来像五十多岁的人。额头上有三道深深的抬头纹，两鬓已经冒出白发，眼袋很重，像是挂着两个小沙袋。

　　“爸，我明天开始去捡瓶子卖。”张小五说。

　　“胡闹。”张建国的声音忽然严厉起来，“你好好上你的学，大人的事不用你管。”

　　“可是——”

　　“没有可是。”张建国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蹲在地上的儿子，“张小五，你给我听好了。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读书，就是画画。爸再穷，也不会让你去捡破烂。你要是敢去，爸就……”

　　他说不下去了。喉结上下动了好几次，最后只是伸出手，把张小五从地上拉起来。

　　“去睡觉。”他说，“明天还要上学。”

　　张小五没有动。他站在父亲面前，仰着脸，眼睛亮晶晶的。

　　“爸，等我以后当了画家，一幅画卖很多钱，你就再也不用出去干活了。”

　　张建国看着儿子的脸，那张小小的、认真的、还没有完全褪去婴儿肥的脸。他忽然觉得鼻子一酸，有什么东西涌上来，堵在喉咙里，怎么都咽不下去。

　　他用力地把张小五抱进怀里，抱得很紧很紧，像是怕一松手，这个孩子就会像他妈一样，从这个家里消失。

　　“好。”他的声音闷在张小五的头发里，“爸等着。”

　　那天晚上，张小五在床上躺了很久，脑子里乱糟糟的。他想到父亲的伤，想到父亲失业，想到家里的存款可能撑不了多久。他又想到母亲，想到她走的那天拖着的那个红色行李箱，想到她说“妈带你去城里，去住大房子”。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用力地闭了一下眼睛。

　　然后他爬起来，打开台灯，翻开画本。

　　他画了一个男人站在工地上的样子。男人穿着蓝色工装，戴着一顶黄色的安全帽，手里拿着一把瓦刀。他的脸上全是灰，但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星星。

　　画完之后，他在旁边写了几行字。

　　“我爸。建筑工人。他的手很糙，但他很温柔。他的手受过伤，但他从不喊疼。他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才关灯睡觉。

　　第二天是周六。

　　张小五破天荒地没有睡懒觉，六点半就醒了。他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走到客厅，发现父亲的房门关着，里面传来均匀的呼吸声。

　　他打开冰箱，拿出两个鸡蛋和昨天剩的半把青菜，又找出一包挂面。他试着回忆父亲平时煮面的步骤，先把水烧开，再放面，再放青菜，最后打鸡蛋。

　　他做得很慢，中间还被锅沿烫了一下手指，疼得他龇了龇牙。但他没有放弃，最后居然真的煮出了两碗面。一碗面里有两个蛋，一碗里没有。

　　他把有蛋的那碗放在父亲那边的桌上，自己端着没有蛋的那碗，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吃。

　　面有点糊了，盐放多了，青菜煮得太烂，鸡蛋的蛋黄散了，变成一锅黄乎乎的蛋花汤。但张小五吃得津津有味，把碗里的汤都喝光了。

　　八点多的时候，张建国从卧室里出来。他穿着一件旧T恤，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枕头印。他看到桌上的那碗面，又看到张小五手里的空碗，愣了一下。

　　“你做的？”

　　“嗯。”张小五把碗放在茶几上，“可能不太好吃。”

　　张建国走到桌边坐下，拿起筷子，挑起一筷子面放进嘴里。他嚼了几下，表情很平静，然后又挑了一筷子，又吃了一口。

　　“好吃。”他说。

　　张小五知道他在说客套话，因为那面他自己尝过，又咸又烂，根本算不上好吃。但张建国把那碗面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了，最后还把碗底那点碎蛋黄刮起来，送进嘴里。

　　吃完之后，张建国把碗筷收到厨房，洗了手，回到客厅。

　　“小五。”他说。

　　“嗯。”

　　“爸今天要出去找活，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好好画画。”

　　“我跟你一起去。”张小五说。

　　“你去干什么？”

　　“我在旁边画画。”

　　张建国想拒绝，但看到儿子眼睛里那种倔强的光，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那你把衣服穿厚点，外面冷。”

　　张小五飞快地穿上外套，把画本和铅笔塞进口袋，跟着父亲出了门。

　　十二月的风很冷，吹在脸上像刀子割。张小五缩了缩脖子，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跟紧父亲的脚步。

　　他们先去了城南的一个工地。那是张建国之前干过活的地方，一个正在建的商品房小区，几栋高楼已经封顶了，外墙还挂着绿色的防护网。张建国在门口跟保安说了几句话，保安摇了摇头，指了指里面一个板房。张建国走过去，敲了敲门，进去待了五分钟就出来了。

　　“不要人。”他对张小五说，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像是早就预料到了。

　　然后他们去了城北。城北有一个正在挖地基的新工地，巨大的基坑像一张张开的嘴，几台挖掘机在坑底“突突突”地作业。张建国找到工头，一个戴着红色安全帽的胖男人。胖男人上下打量了张建国一眼，问了两句话，就摆了摆手。

　　张小五站在远处，看见父亲的后背微微弯了一下，像是一棵被风吹弯的树。但很快他就直起了腰，转过身，朝张小五走过来。

　　“这家也不要。”他说，“走，去下一个。”

　　下一个在城东。他们坐了四十分钟的公交车，张小五在车上画了一幅窗外街景。车在摇摇晃晃中前行，窗外的店铺、行人、自行车一帧一帧地往后退，他用快速的线条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画面。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车筐里装着一袋米；一个抱着小孩的男人，小孩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气球；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扛着插满糖葫芦的草靶子过马路。

　　每一幅画面都只用了十几秒钟，但那些线条像是活的，把那一刻的感觉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到了城东，他们找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那个工地。那是一个修路工程，一段几百米长的马路被围挡围了起来，里面在铺设下水管道。张建国找到施工队，跟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了几句话，年轻人看了看他的简历，摇了摇头。

　　“要证。”张建国出来后对张小五说，“现在都要证，电工证、焊工证、高空作业证，没有证就不要人。”

　　张小五看着父亲的脸，那张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裂痕。不是悲伤，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力的疲倦，像是一个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的人，发现前面的路还有很长。

　　“爸。”张小五说，“我们回家吧。”

　　张建国站在原地，风吹起他的头发，露出鬓角的白发。他看着前方那段被围挡围住的马路，看了好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

　　“好，回家。”

　　他们坐公交车回去的路上，张建国一直没有说话。他靠在车窗上，眼睛半闭着，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事情。张小五坐在他旁边，翻开画本，画了父亲靠在车窗上的样子。车窗外的光打在他脸上，明暗交错，像一幅伦勃朗的画。

　　张小五不知道伦勃朗是谁，是后来李老师告诉他的。

　　但他知道，那一刻的父亲，是他画过的最好看的人。

　　那天晚上，张建国接到了一个电话。

　　当时张小五正在写数学作业，听见父亲在卧室里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他听不清父亲说了什么，只听见最后一句，声音忽然大了起来。

　　“真的？好好好，我明天就去！谢谢王老板！谢谢谢谢！”

　　张建国从卧室里冲出来，脸上的疲倦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亢奋的喜悦。他跑到张小五面前，蹲下来，双手扶着儿子的肩膀。

　　“小五！爸找到活了！一个远房亲戚介绍的，在开发区的一个新工地，当小工，一天一百二！”

　　一百二。张小五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一个月三千六，够他们交房租、吃饭、买画纸和铅笔，也许还能剩下一点点。

　　“真的？”张小五的眼睛也亮了起来。

　　“真的！”张建国用力地晃了晃儿子的肩膀，“爸明天就去上班，开发区有点远，可能要早出晚归，你在家要照顾好自己。”

　　“我没事。”张小五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张建国看着儿子的脸，忽然笑了。他笑得很大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用手背擦了擦眼角，说：“你不是小孩子？你才十三！”

　　张小五也笑了。他笑着笑着，忽然想起什么，跑回房间，从枕头底下抽出画本，翻到新的一页，飞快地画了起来。

　　他画了一个工地，画面上有很多人，有的人在搬砖，有的人在砌墙，有的人在开挖掘机。但画面的正中央，是一个穿着蓝色工装的男人，他站在脚手架上，手里拿着瓦刀，背后的天空很蓝很蓝。

　　张建国站在他身后看了很久。

　　“这幅画叫什么？”他问。

　　张小五想了想，在纸的右下角写了两个字。

　　“希望。”

　　张建国没有再说别的，只是伸出手，像往常一样揉了揉张小五的头发。那只粗糙的大手在儿子头顶上停留了很久，掌心的温度透过头发，传到头皮，传到张小五的心里。

　　那天晚上，张小五睡觉前把那幅《希望》看了很多遍。画上的父亲站在脚手架上，身后是蓝天，脚下是大地，手里是瓦刀。他的脸上有灰，但眼睛很亮。

　　张小五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翻开画本的第一页，那里画着一条金鱼。尾巴歪歪扭扭的，但整条鱼像是在游动。

　　他想起李老师说的那句话——“有时候，歪的才是活的。”

　　也许人生也是这样。

　　它永远不会是完美的直线，总会有歪的地方，有裂痕，有缺口。但正是那些歪的、裂的、缺了的地方，让它变成了活的。

　　张小五把画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

　　明天父亲要去新工地了。

　　明天他要继续画画。

　　日子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