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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远行 两幅画 ...


  •   两幅画寄出去之后,张小五的生活被按下了快进键。

      先是省里的水彩画展。他交了那幅《厨房里的光》,没有悬念地拿到了一等奖。颁奖那天,沈老师站在他旁边,看着那张获奖证书,只说了一句话:“你的颜色终于学会呼吸了。”然后是全国的比赛,他又投了一幅,这次画的是那只橘色的胖猫——蹲在雪地里,缩成一团,像一个毛茸茸的句号。拿了银奖。周老师在班上念成绩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念天气预报,但张小五看见他的手在抖。

      日子像流水一样往前淌。高一结束,高二开始。画室里的石膏像换了一批又一批,静物台上的水果从苹果变成橘子又变回苹果。张小五的铅笔越用越短,颜料越买越多,画架越摆越稳。他的素描进了年级前五,色彩进了年级前十,速写稳居前三。沈老师说他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不是那种突然开窍的飞跃,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扎扎实实的、像树一样慢慢往上长的进步。

      高二那年冬天,父亲来杭州看他。

      这是张建国第一次出远门。他坐了一夜的火车,硬座,从北城到杭州,将近二十个小时。他到的时候是清晨,天还没亮,张小五去火车站接他。出站口的人流一波一波地涌出来,他找了好久才找到父亲——张建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手里提着一个蛇皮袋,站在柱子旁边,像一个走错片场的群众演员。他比过年时又瘦了一些,但精神很好,眼睛很亮,看到张小五的那一刻,脸上绽开了笑容。

      “爸,你怎么不坐卧铺?”张小五接过蛇皮袋,重得很,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卧铺贵。硬座挺好的,人不多,还能躺着。”张建国的声音很大,比他平时说话大了一倍,好像怕儿子听不见。

      张小五没有拆穿他。二十个小时的硬座,腰不好的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不去想。有些东西不能想,一想就心疼。

      他带父亲去了学校,参观了画室、宿舍、食堂。张建国走在校园里,像一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看什么都新鲜。他站在画室门口,看着那些石膏像,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这些白人长得都差不多,你怎么分得清?”张小五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给父亲讲解,这是大卫,那是维纳斯,这个是伏尔泰,那个是荷马。张建国听得似懂非懂,但一直点头,像一个认真的小学生。

      中午他们在食堂吃饭。张小五打了四个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炒时蔬、西红柿蛋汤,米饭管够。张建国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嚼很久,像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他吃着吃着,忽然停下来,看着张小五。

      “小五,你胖了。”

      “嗯,食堂油水大。”

      “好。胖了好。以前太瘦了。”

      张小五低下头,扒了一口饭。他不敢看父亲的眼睛,怕自己会哭。

      下午,他带父亲去了西湖。张建国站在湖边,看着那片他只在儿子画里见过的水面,沉默了很久。湖面上有风,吹得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像一根根银丝。他忽然伸出手,指着远处的保俶塔。

      “那个塔,你画过。”

      “画过。”

      “画得比真的好看。”

      张小五站在父亲旁边,没有说话。他看着父亲的侧脸,那张脸上的皱纹在西湖的柔光里变得柔和了一些,像一幅被岁月打磨过的油画。他想,也许有一天,他会画这幅画——父亲站在西湖边,背后是湖水,远处是塔,脸上是一种说不清的表情,像是满足,又像是遗憾,又像是某种终于放下的释然。

      傍晚,他送父亲去火车站。候车室里,张建国把那个蛇皮袋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样一样的东西——红枣、核桃、红薯干、自家腌的咸菜、两双棉袜、一条围巾。每一样都用塑料袋包得好好的,码得整整齐齐。

      “红枣是隔壁王奶奶给的,她说给你补脑。核桃是你刘大爷送的,他说画画费脑子。红薯干是你妈晒的,她寄回来的,让我带给你。咸菜是爸腌的,不知道好不好吃,你尝尝。”张小五看着那些东西,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想说“爸,不用带了,杭州什么都有”,但他说不出口。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杭州没有,是父亲的心意。每一颗红枣、每一块核桃、每一根红薯干,都是父亲从牙缝里省下来的,从千里之外背过来的。

      “爸,你路上小心。”他说,声音有点哑。

      “没事。爸又不是小孩子。”张建国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提起蛇皮袋,“你回去吧,别送了。”

      张小五没有回去。他站在候车室的玻璃窗前,看着父亲走进检票口,走下楼梯,消失在站台的人群里。火车开动了,窗外的站台开始往后退,然后是铁轨、信号灯、电线杆。他站在窗前,看着那列火车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暮色里。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父亲带来的那袋红枣。红枣很甜,甜得他想哭。

      高三那年,所有人都像被上了发条。

      张小五把画具从宿舍搬到了画室,每天从早画到晚,从晚画到早。他的黑眼圈越来越重,手指上的茧越来越厚,调色盘上的颜料越来越干。他画了无数张素描,无数张速写,无数张水彩。他把那些石膏像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闭着眼睛都能画出大卫的每一缕卷发、维纳斯的每一寸肌肤、伏尔泰的每一条皱纹。

      文化课也没落下。他把英语单词背到了第六遍,数学题做了上千道,语文古诗词默写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成绩从年级中游爬到了上游,虽然离那些学霸还有差距,但足够过美院的分数线了。方老师偶尔会打电话来,问他复习得怎么样。他说还行,方老师说“那就行”。周扬也会打电话来,每次都是同样的内容——“张小五,你他妈一定要考上!”

      陈雨桐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是西湖的断桥,背面写着一行字:“我在北城等你回来。”

      他把那张明信片贴在画室的墙上,和那些画放在一起。

      三月份,美院的校考开始了。

      张小五报了三个学校——中国美院、中央美院、清华美院。这是他梦里的三座山,他要一座一座地爬。校考的那段日子,他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在杭州、北京、杭州、北京之间飞来飞去。火车票攒了一沓,每一张都皱巴巴的,像他那时候的心情。

      考中国美院的那天,杭州下着雨。他撑着伞走进考场,裤腿湿了半截,鞋子里全是水。但坐下来拿起画笔的那一刻,他忘了所有的冷和湿。他的世界只剩下一张纸、一支笔、一个题目。题目是“门”。他画了父亲站在家门口的那扇门前面,手里提着一个蛇皮袋,正准备出门。门是旧的,漆皮剥落,门框上贴着褪色的春联。父亲的脸半明半暗,一半在门里的灯光下,一半在门外的晨光中。

      考中央美院的那天,北京刮着大风。他裹着母亲织的那条围巾,站在校门口,看着那块写着“中央美术学院”的牌子,心跳得很快。他想起了周老师说的话——“央美是美术生的最高殿堂,你要想去,就得付出比别人多十倍的努力。”他不知道他有没有付出十倍的努力,但他知道,他已经付出了全部。考场的题目是“手”。他画了父亲的两只手,一只手托着碗底,一只手扶着碗边。和两年前那幅《手》不同,这一次他的手不再只是手了,它们是一个人的一生。

      考清华美院的那天,北京下着雪。他站在清华园里,看着那些古老的建筑,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埃。但尘埃也有尘埃的梦想,他走进考场,拿起画笔,画了那幅《厨房里的光》的升级版。这一次他把整个厨房都画了进去——灶台、案板、水池、窗户、抹布、福字。父亲站在画面的中央,端着一碗面,热气蒸腾。那碗面是给谁煮的?给儿子。那个儿子此刻正坐在考场上,画着这碗面。

      四月份,成绩陆续出来了。

      中国美院,专业第三。中央美院,专业第五。清华美院,专业第七。张小五看着那些成绩,大脑一片空白。他坐在宿舍的床上,手里握着手机,屏幕上是一个个数字——第三、第五、第七。这些数字像三颗星星,在他灰蒙蒙的天空里亮了起来。

      他先给父亲打了电话。电话那头,张建国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小五,你妈知道了没?”张小五说“还没”,他说“快告诉你妈”。

      他给母亲打了电话。王秀兰正在上班,电话那头是缝纫机嗡嗡嗡的声音。听到消息后,缝纫机的声音停了。她哭了,哭得很厉害,一边哭一边说:“小五,妈就知道你能行。妈就知道。”

      他又给周扬打了电话。周扬在电话那头尖叫了一声,尖得张小五不得不把手机拿远一点。“张小五!你他妈太牛了!三所学校全过!你还是人吗?”张小五笑了,笑得很轻,但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

      六月份,高考。

      张小五坐在考场里,看着那张语文试卷,作文题目是“我的路”。他写了自己走过的路——从北城的城中村,到杭州的美院附中,到北京的三所美院。他写了父亲的手,母亲的眼泪,老师的教诲,朋友的陪伴。他写了那些深夜里的孤独,那些黎明前的坚持,那些在画纸上一笔一笔刻下的时光。

      他写得很快,几乎没有停顿。因为那些字不是想出来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七月份,录取通知书到了。

      中国美院、中央美院、清华美院,三张通知书,三张纸,三条路。张小五坐在宿舍的床上,看着那三张通知书,看了很久。三张纸都很薄,但每一张都重如千斤。它们代表着他未来四年要去的地方,要见的人,要画的画。

      他选了中央美院。不是因为它是“最好的”,是因为它在北京,离北城近一些,离父亲近一些。他想,如果父亲有什么事,他可以很快赶回去。虽然父亲说“你选你想去的,别管爸”,但他还是选了北京。

      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周老师。周老师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拿起烟,叼在嘴上,没点着,然后说了一句:“央美好。你去央美,以后别说是我教的。”

      张小五笑了。他知道周老师在开玩笑,但那个玩笑里有骄傲。

      八月份,他回了北城。

      张建国站在家门口等他,手里举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欢迎中央美术学院大学生张小五同学回家”。字写得还是歪歪扭扭的,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那只橘色的胖猫蹲在脚边,胖得已经快走不动了,眯着眼睛,“喵呜”了一声。

      张小五走过去,抱了抱父亲。父亲比他矮了,抱在怀里像一棵瘦削的树。但那个拥抱很紧,紧得他喘不过气。

      “爸,我回来了。”他说。

      “回来就好。”张建国说,声音有点哑。

      那天晚上,王秀兰也从南方赶回来了。一家三口坐在那张旧沙发上,吃着张建国煮的面,看着电视里的重播节目。张小五坐在中间,左边是父亲,右边是母亲。他看看父亲,又看看母亲,觉得这一刻就是他一直想要的。不是什么功成名就,不是什么荣华富贵,就是这一刻——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碗热乎乎的面,说几句简单的话。

      他拿出画本,翻到新的一页,开始画。他画的是这一刻——父亲、母亲、他自己,三个人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三碗面。面冒着热气,热气模糊了他们的脸,但他们的笑是看得见的。

      画完之后,他在纸的右下角写了一行字。

      “爸,妈,谢谢你们。”

      他把画本合上,抱在怀里,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很圆,很亮,挂在那棵老槐树的树梢上。那只橘色的胖猫蹲在窗台上,舔着爪子,眯着眼睛,像一个毛茸茸的句号。

      张小五笑了。他笑得很轻,嘴角只是微微弯了一下,但那一瞬间,他觉得所有的路都通了。从北城到杭州,从杭州到北京,从北京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路很长,但他在走。走得很慢,但没停过。

      窗外,月光很亮。

      他把画本放在枕头底下,关了灯,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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