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故事呀2》Hiemalspire

39、母亲的院子 那幅草图在

　　那幅草图在画本里躺了三天。张小五每天都会翻到那一页，看一眼，然后合上。不是不满意，是不敢动。他怕自己画不好那个画面，怕水彩的颜色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怕把母亲的笑画僵了，怕把阳光画死了。那种恐惧他太熟悉了——每次面对一张空白的画纸，它都会准时出现，像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坐在他旁边，盯着他的手，看他每一笔落下。以前他学会了和它共处，不理它，画自己的，画着画着它就走了。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太在意了，在意到那个客人变成了主人，坐在他的位置上，指手画脚。

　　第四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画室里，把那幅草图摆在画架上，盯着看了很久。画室里只有他一个人，灯光很亮，照在草图上，那些铅笔线条在光线下微微反光。窗外漆黑一片，偶尔有风吹过，树枝刮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他深吸一口气，把草图取下来，夹上一张新的水彩纸。水彩纸是沈老师推荐的，进口的，很贵，十块钱一张。他买了两张，一张用来画正稿，一张备用。十块钱，够他吃一顿饭了。他把那张纸按在水彩板上，用胶带把四边贴好，绷紧。

　　然后他闭上了眼睛。

　　他在脑子里想象那幅画的每一个细节。构图——母亲坐在画面中央偏左的位置，侧脸，身体微微前倾，手里拿着一把刀，正在切红薯。竹匾在画面的右下方，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位置，里面摆满了切好的红薯片，金黄色的，一片一片的，像一朵一朵的小太阳。背景是院子的墙，灰白色的，有些地方墙皮脱落了，露出里面的砖红色。墙头上长着几棵草，在风里倾斜着。天空是淡蓝色的，有几朵薄云，太阳在画面的左上角，被云遮住了一部分，光线从云的缝隙里漏出来，洒在母亲身上、竹匾上、院子里。

　　他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下那束光的方向——从左上方斜着下来，落在母亲的右侧脸上、右肩上、右手上。她的脸会被照亮一半，另一半在阴影里。那种光叫伦勃朗光，他在沈老师的小册子里看到过，是一种很经典的肖像用光，能让画面有一种戏剧性的、庄重的、像油画一样的效果。

　　他睁开眼，拿起一支HB铅笔，开始在水彩纸上起稿。他的手很稳，没有犹豫。那幅草图他已经画了太多遍了，每一个位置、每一条线、每一个比例都烂熟于心。他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完整的线稿画完了——母亲、竹匾、红薯、院子、墙头、天空、太阳、云。线稿很轻，只有他自己能看清，水彩纸的表面没有被破坏，干干净净的，像一块等待播种的土地。

　　接下来是铺色。他先把整张纸打湿——用大号的水彩笔蘸了清水，在纸面上来回刷，刷得均匀而快速。水渗进纸里，纸面变得湿润而柔软，颜色在这样的纸上会扩散、会流动、会交融。他趁湿铺上了天空的颜色——钴蓝加一点群青，很淡很淡，像被水稀释过无数次，只在纸面上留下一层若有若无的蓝。云的地方他留了白，不加任何颜色，让纸本身的白色去表现云的轻盈和蓬松。太阳的地方他也留了白，但那个白比云的白更亮，亮得刺眼。

　　他开始画院子的墙。灰白色的，不是纯灰，是带一点暖调的灰——用熟褐加一点群青，再加大量的水。墙皮脱落的地方，他用小笔触点上一点赭石和一点土黄，让那些斑驳的地方看起来有质感、有重量、有时间的痕迹。墙头的草用橄榄绿加一点土黄，很淡，像几笔不经意的扫过，但每一笔都落在了该落的位置上。

　　纸干了一些，不再反光了。他开始画竹匾和红薯。竹匾是暖棕色的，用熟褐加赭石，趁半湿的时候用笔触表现出竹篾的纹理——一条一条的，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有的细，交错在一起，像一幅微型的抽象画。红薯是金黄色的，用柠檬黄加一点点镉橙，在受光的地方加一点白，在背光的地方加一点熟褐。他把每一片红薯都画得很仔细，不是那种死抠的仔细，而是一种有的放矢的仔细——该放松的地方放松，该收紧的地方收紧，让画面有一种呼吸感。

　　最后，他画母亲。

　　他的手停了下来。画室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他看着纸上那个还没有上色的母亲的轮廓，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那是他的母亲，那个在服装厂里踩了八年缝纫机的女人，那个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给他父亲治病的女人，那个每个月从牙缝里省下一千块寄给他的女人。他要用颜色去表现她，用水的流动去表现她的温柔，用颜料的渗透去表现她的坚韧。

　　他拿起一支小号的水彩笔，蘸了清水，在母亲的脸部位置轻轻涂了一层水。水量控制得刚刚好，不多不少，让纸面湿润但不积水。然后他开始上色。皮肤的颜色不好调，太红了像发烧，太黄了像黄疸，太白了像死人。他试了很多次，最后找到了一个比例——镉红加柠檬黄加大量的水，再加一点点群青降低纯度。调出来的颜色是一种温暖的、透明的、有生命感的肉色。

　　他用这支颜色画了母亲的脸。在受光的地方，颜色偏暖偏亮，他加了更多的水和一点点柠檬黄；在背光的地方，颜色偏冷偏暗，他加了更多的群青和一点点熟褐。脸颊的地方，他点了一点点镉红，让那里有一丝血色，看起来是活的、有温度的。母亲的头发是黑色的，但黑色不是纯黑，是深棕色加群青，在光线下泛着一点点蓝。他用干笔触画出头发的纹理，一根一根的，有的粗有的细，有的深有的浅，像一幅用线条写成的诗。

　　母亲的手是最难画的。那是一双劳动了太多年的手，粗糙、干裂、骨节突出、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颜色。他用了很多层颜色去叠加——第一层是淡淡的肉色加一点土黄，第二层在关节处点上一点赭石，第三层在指甲缝里加上一点深棕色，第四层在虎口的位置轻轻扫过一点熟褐，表现那些常年握剪刀磨出来的茧。他画得很慢，每一层都要等干了才能画下一层，急不得。他在等待的时候没有闲着，画了竹匾里的红薯，画了墙头的草，画了天空的云。手画完之后，他退后几步，看了看。那是一双真实的手，一双他能认出是谁的手。

　　最后，他画那束光。

　　光不是画上去的，是留出来的。他在铺色的时候就预留了光的位置——母亲的右脸、右肩、右手，竹匾的右上部分，墙头的一部分，地上的一个不规则的形状。这些地方他用了最浅的颜色，有些地方甚至没有上色，让纸本身的白色去表现光的亮度。他在光的边缘轻轻扫过一层极淡的柠檬黄，让光有一种温暖的、柔和的、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的感觉。

　　画完了。

　　他退后几步，看着整幅画。画上的母亲坐在院子里，侧脸，身体微微前倾，手里拿着一把刀，正在切红薯。阳光从左上角斜着照下来，照在她的脸上、肩上、手上，把她整个人笼罩在一片温暖的光里。竹匾里的红薯是金黄色的，一片一片的，像一朵一朵的小太阳。院子的墙是灰白色的，有些地方墙皮脱落了，露出里面的砖红色，墙头长着几棵草，在风里倾斜着。天空是淡蓝色的，有几朵薄云，太阳被云遮住了一部分，但光还是漏了下来。

　　他不知道这幅画好不好。他只知道，这是他画得最用心的一幅水彩。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了——对母亲的爱，对童年的记忆，对那个院子的怀念，对那些贫穷但温暖的日子的感激。那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在画里，在每一笔颜色里，在每一处光影里，在那束从云缝里漏下来的阳光里。

　　他坐在画架前，盯着那幅画看了很久，看得眼睛发酸，看得眼泪差点掉下来。他没有哭，只是看着，像一个孩子看着母亲的脸，怎么看都看不够。

　　画干透了。他把画从画板上取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然后他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母亲。他没有配文字，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妈，我画了你”？太直白了。“妈，你看这幅画怎么样”？太客套了。“妈，我想你了”？太肉麻了。他最后什么也没写，只发了那张照片。

　　过了一会儿，母亲回了消息。不是文字，不是表情，是一段语音。他点开，听见母亲的声音，在哭，在笑，在颤抖。“小五，这是妈吗？这是妈吗？你怎么把妈画得这么好看？妈哪有这么好看……”语音断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条。“妈想你了。”然后又是一条。“妈真的想你了。”

　　张小五握着手机，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没有擦，就让眼泪流着，流到下巴，滴在衣服上。他不是难过，是感动。感动于母亲那句“妈想你了”，感动于这半年来的所有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感动于那些深夜里的孤独和坚持终于变成了一幅画，一幅能让母亲哭着说“妈想你了”的画。

　　他把那幅画收好，放进画筒里。他打算把它寄给母亲，让她挂在宿舍的墙上，每天都能看见。他不想让这幅画去参加比赛，不想让它被评委打分，不想让它和别人的作品比较。这是他给母亲的礼物，只属于她一个人。

　　第二天，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沈老师。

　　沈老师正在画室里改画，听到他说不想参赛，手里的画笔停了一下。她转过身看着他，眼神里没有失望，没有不满，只有一种平静的理解。

　　“为什么？”她问。

　　“这是我给我妈画的。”张小五说，“我不想拿它去比赛。”

　　沈老师看了他几秒钟，然后笑了。她笑得很好看，不是那种客套的、敷衍的笑，而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被什么打动了之后的笑。

　　“那你就再画一幅。”她说。

　　张小五愣了一下。“再画一幅？”

　　“对，再画一幅。参赛的那幅。”沈老师说，“你已经有能力画出这样的作品了，说明你的水平到了。再画一幅，用同样的心，同样的感情，但画一个不同的主题。你能做到。”

　　张小五站在那里，脑子里转了很多圈。再画一幅，用同样的心，同样的感情，但画一个不同的主题。他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但他愿意试一试。

　　“沈老师，画什么？”

　　沈老师想了想，说：“画你父亲。”

　　张小五的心跳了一下。画父亲。他已经画过父亲的手了，那幅《手》得了全国铜奖。如果再画父亲，画什么？画他的脸？他的背影？他的工作？他的病？他的康复？他的笑？他的沉默？父亲有太多面了，他不知道该选哪一面。

　　“不要急，慢慢想。”沈老师说，“你还有时间。五月底才交稿，现在才三月初，你还有将近三个月。”

　　张小五点了点头，走出了画室。走廊里阳光很好，从窗户照进来，把整条走廊照得亮堂堂的。他走在阳光里，脑子里全是父亲的样子——父亲站在脚手架上，父亲躺在病床上，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父亲在厨房里煮面，父亲在火车站举着纸板接他，父亲在阳台上晾衣服，父亲在雪地里放鞭炮。

　　每一个画面都像一张照片，在他的脑海里一张一张地翻过。他要在这些照片里选一张，把它变成水彩画，送去参加比赛。他不知道选哪一张，但他知道，不管选哪一张，他都会用心去画，用尽全力去画。因为那是他的父亲，那个把他养大的男人，那个在病床上说“小五，爸不怕死”的男人，那个在火车站举着纸板写“张小五”三个字的男人。

　　回到宿舍，张小五坐在床上，拿出画本，翻到新的一页。他想了想，写下了一个列表——父亲的各种样子。站着的样子，坐着的样子，躺着的样子，笑着的样子，沉默的样子，生气的样子，疲惫的样子，高兴的样子。他写了十几条，然后一条一条地看，一条一条地划掉。站着的太普通，坐着的太平淡，躺着的太消极，笑着的太少见，沉默的太沉重。

　　他划到最后，只剩下一条。

　　父亲在厨房里煮面的样子。

　　那个画面太普通了，普通到不值一提。但那个画面里有温度，有气味，有声音。有灶台上的火光，有锅里的热气，有案板上的葱花，有碗里的荷包蛋。有父亲弯着腰的背影，有他手里的锅铲，有他系着的围裙，有他花白的头发。那个画面不是父亲最光辉的时刻，不是他最坚强的时刻，不是他最伟大的时刻，但那是他最日常的时刻，最真实的时刻，最像他自己的时刻。

　　张小五在那一行字下面画了一条线，然后合上画本，放在枕头底下。

　　他决定了。

　　他要画父亲在厨房里煮面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