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故事呀2》Hiemalspire

38、新年的画室 张小五

　　张小五到学校的时候，宿舍楼里安静得像一座空庙。走廊两侧的房间大多关着门，门缝里透不出光，只有走廊尽头的应急灯亮着，发出惨绿色的微光。他拖着行李箱从楼梯口走到309，脚步声在空荡荡的空间里回荡，像一个人在空旷的教堂里走路，每一步都踩在回声上，又被回声追上来。

　　他打开门，屋里黑漆漆的，窗帘拉着，空气里有一股长时间不通风的闷味。他把行李箱靠在墙边，伸手摸到墙壁上的开关，“啪”的一声，日光灯闪了两下才亮起来，惨白的光线照得整个房间像一间手术室。三张床空着，被褥都卷起来了，露出光秃秃的床板。只有他自己的床还保持着走时的样子，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底下露出画本的一角。

　　他站在房间中间，忽然觉得有点不适应。在家待了半个多月，他已经习惯了父亲在厨房里忙碌的声音、母亲絮絮叨叨的叮嘱、那只橘猫蹲在楼道口等他的身影。现在一下子回到这个安静得近乎空旷的房间里，心里像是被挖掉了一块，空落落的，风一吹就呼呼地响。

　　他开始收拾。先把行李箱打开，衣服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叠好，放进柜子里。母亲织的灰色围巾叠好放在枕头旁边，周扬送的黑色围巾挂在床头。父亲给的平安符压在枕头底下，和母亲给的那个并排放着，两个小小的红布包，像两颗并排跳动的心脏。画具摆在桌上——铅笔、橡皮、削笔刀、颜料、画笔、画本，一样一样地归位，整整齐齐的，像一个士兵在整理自己的武器。

　　收拾完之后，他坐在床上，拿出手机，给父亲发了一条消息：“爸，到了。收拾好了。”

　　父亲回了一个字：“好。”

　　他又给母亲发了一条：“妈，到了。宿舍没人，就我一个。你别担心。”

　　母亲回了一个笑脸，后面跟着一朵玫瑰花。张小五看着那个表情，嘴角弯了一下。他站起来，背上画筒，走出了宿舍。

　　画室在教学楼的三楼，走廊里很暗，只有画室的门缝里透出一线光。他愣了一下——有人？这个时间，谁会在画室？他放轻了脚步，走过去，推开门。门没有锁，轻轻一推就开了。

　　画室里灯光大亮，一个人站在画架前，背对着门口，正在画画。那个人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头发花白，背微微弯着，手里拿着一支画笔，在画布上慢慢地涂抹。是周老师。

　　“周老师？”张小五的声音在空荡荡的画室里显得很响。

　　周老师回过头，看见是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嗯”了一声，又转回去继续画。“来了？”

　　“来了。周老师，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闲着也是闲着。”周老师往后退了一步，眯着眼睛看自己的画，然后又走上前，在画布上添了一笔。那是一幅油画，画的是西湖的雪景。断桥、湖面、远处的山，都被白雪覆盖着，天空是灰蓝色的，湖水的颜色很深，几乎是黑色的，但仔细看，能看见里面藏着很多颜色——深蓝、墨绿、紫灰、赭石。整幅画看起来安静极了，像一个正在沉睡的人。

　　张小五站在周老师身后，看着那幅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在杭州待了半年，见过西湖的春天、夏天、秋天，唯独没有见过西湖的冬天。他不知道冬天的西湖是这样的——安静、沉默、内敛，像一个把所有的故事都藏进心里的人。

　　“周老师，这是你画的？”

　　“嗯。初三那天去画的，人少，安静。”周老师把画笔放在调色盘上，转过身看着他，“你怎么这么早回来？”

　　“想早点回来画画。在家画不了，没有画室，也没有模特。”

　　周老师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欣慰，不是满意，是一种更深的、更复杂的东西，像是看到一个年轻的自己。“画吧。”他说，指了指旁边的画架，“正好我也在，有问题可以问我。”

　　张小五支好画架，夹上一张画纸，拿出炭笔。他想了想，决定画周老师。不是正面，是背影。周老师站在画架前，背微微弯着，手里拿着画笔，正在画那幅西湖的雪景。他的背影很瘦，肩膀很窄，但腰挺得很直，像一棵被风吹弯了又站直的树。他的头发花白，在灯光下泛着银色的光，那些银丝一根一根的，像冬天的枯草。

　　张小五画得很慢。他试着去捕捉周老师的那种状态——那种忘我的、全身心投入的、除了画面之外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那种状态他见过，在父亲的身上，在沈老师的身上，在他自己的身上。那是一种很珍贵的状态，不是随时都能进入的，需要长时间的专注和沉浸，像潜水，要憋足了气才能潜下去。

　　他画了一个多小时，画完之后，他退后几步看着自己的画。画上的周老师像一个苦行僧，站在画架前，用画笔在画布上修行。他不知道周老师以前经历过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一个人在大年初三跑到画室里画画，不知道他为什么头发花白了还在教一群毛头小孩画素描。但他知道，周老师心里有一团火，那团火烧了很多年，没有灭，也不会灭。

　　“画完了？”周老师转过身，走过来看他的画。他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把我画得太瘦了。”

　　张小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得很轻，嘴角只是微微弯了一下，但那一瞬间，他觉得周老师不是他的老师，是他的朋友。

　　接下来的几天，张小五每天都泡在画室里。早上八点去，晚上十点回，中间除了吃饭，几乎不离开画室。他画素描，画速写，画色彩。他把上学期学过的东西全部复习了一遍，把那些不够熟练的地方反复练习。他画石膏像，画静物，画人体模型，画窗外的风景。他的铅笔用得很快，一支6B用了三天就短得握不住了；他的颜料也用得快，白色用得最多，调色盘上的白色总是最先见底。

　　陆一鸣是第二个回来的。正月十六下午，他拖着两个大行李箱气喘吁吁地推开宿舍门，看见张小五正坐在床上看书，大叫一声：“张小五！你可想死我了！”然后扑过来给了他一个熊抱。张小五被他抱得喘不过气，使劲拍他的背：“放开……放开……我要死了……”

　　陆一鸣松开他，从行李箱里掏出一大堆吃的，堆在桌上。“我妈做的，徐州特产，蜜三刀、羊角蜜、花生糖、芝麻酥。你尝尝，可好吃了。”张小五拿起一块蜜三刀，咬了一口，甜得眯起了眼睛。“好吃吧？”陆一鸣看着他，脸上带着一种“我就知道”的得意。“好吃。”张小五说，又拿了一块。

　　林子涵是晚上到的。他背着一个大书包，手里提着一个画箱，风尘仆仆的，像走了很远的路。他从厦门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动车，中间还转了一次车，到学校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他放下东西，从书包里拿出一盒茶叶，递给张小五。“铁观音，我爸让我带的，说是今年的新茶。”

　　张小五接过茶叶，打开盖子闻了闻，一股清香扑鼻而来。“谢谢。”

　　欧阳逸飞是最后一个到的。正月十七上午，他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背着一个双肩包，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耳朵里塞着耳机，走路带风，像一个明星出场。他一进门就把行李箱放倒，拉开拉链，从里面拿出一袋一袋的东西，像变魔术一样。“上海特产，蝴蝶酥、大白兔奶糖、五香豆、梨膏糖。别抢，人人有份。”

　　张小五看着桌上堆满的吃的，忽然觉得宿舍像个杂货铺。北方的、南方的、甜的、咸的、软的、硬的，各种各样的零食堆在一起，像一座五彩斑斓的小山。这些东西不只是吃的，是他们的父母从千里之外寄过来的心意，是他们从各自的城市背过来的礼物，是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相互取暖的方式。

　　正月十七晚上，全班开了第一次班会。赵老师站在讲台上，穿着那件深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扎起来了，看起来很精神。她讲了下学期的安排——课程设置、考试时间、外出写生、各种比赛。她讲了很久，从开学讲到期末，从课内讲到课外，从学习讲到生活。张小五认真地听着，把重要的地方记在笔记本上。

　　“最后，我要特别表扬一位同学。”赵老师的目光扫过全班，落在了张小五身上，“张小五同学，他的作品《手》入选了全国中学生美术作品展，并获得铜奖。这是我校近五年来在这个比赛上取得的最好成绩。让我们用掌声祝贺他。”

　　掌声响起来，比摸底考试那次更热烈，更真诚。张小五坐在椅子上，低着头，耳朵红得像煮熟的虾。他的心跳得很快，快到他能听见自己的血液在耳朵里嗡嗡地响。他想说“谢谢”，但这两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都说不出来。他最后只是抬起头，朝同学们点了点头，嘴角弯了一下。

　　班会结束后，赵老师叫住了他。

　　“张小五，你等一下。”

　　张小五走到讲台前，赵老师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他。“这是学校给你的奖学金申请表，你拿回去填一下，附上你的获奖证书复印件，交到我办公室。”

　　张小五接过那张纸，看了看。奖学金，金额不高，两千块，但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够他交好几个月的材料费，够他买好几盒颜料，够他给父亲买几件像样的衣服。

　　“赵老师，谢谢你。”

　　“不用谢我，这是你应得的。”赵老师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母亲般的温柔，“张小五，你很有天赋，也很努力。但你要记住，天赋和努力只是基础，真正决定你能走多远的，是你的心。心有多大，画就有多大。”

　　张小五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他把奖学金申请表折好，放进口袋里，和那些纸条放在一起。他的口袋已经很鼓了，各种纸条、证书、成绩单，像一座小小的档案馆，记录着他这半年来的每一步。现在又多了一张，一张通往未来的纸条。

　　开学第一周，沈老师在色彩课上宣布了一个消息。

　　“这个学期，我们要参加‘浙江省中学生水彩画展’。这是省级比赛，含金量很高，获奖作品会在省美术馆展出。每个人至少交一幅作品，主题不限，形式不限，尺寸不限。五月底交稿，现在开始准备。”

　　教室里响起一片窃窃私语。省级比赛，省美术馆展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张小五的心跳了一下。他想起上学期的全国比赛，那幅《手》，那些骨节、老茧、疤痕、指甲、指纹。那幅画用了炭笔，黑白灰，没有颜色。这一次是水彩画展，他要用颜色了。他想起沈老师说过的——“颜色是光的语言。”他要学会用这种语言，去说他想说的话。

　　他开始构思。主题不限，形式不限，尺寸不限。听起来很自由，但自由有时比限制更让人不知所措。他想了很久，画了好几幅草图，都不满意。第一幅画的是西湖，太普通了。第二幅画的是画室，太平淡了。第三幅画的是父亲的手，但手他已经画过了，不想重复自己。他把那些草图一张一张地撕掉，扔进垃圾桶。陆一鸣看着垃圾桶里越来越多的纸团，忍不住说：“张小五，你是不是太焦虑了？还有好几个月呢，慢慢想。”

　　张小五知道他说得对，但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太想画好了，太想证明自己了。这种想法像一把火，在他心里烧得越来越旺，烧得他坐立不安，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有时候他会半夜醒来，坐在床上，盯着窗外的月光发呆。月光照在窗帘上，把那些碎花照得像真的一样，但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脑子里只有那幅画，那幅他还没想好怎么画的画。

　　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盯着天花板，看着窗外的月光在天花板上移动，从左边移到右边，从明亮变得暗淡。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母亲寄来的那条围巾。灰色的，毛线的，针脚不太整齐，有的地方松有的地方紧，但很厚，很暖。他想起母亲坐在院子里晒红薯干的样子，阳光很好，竹匾上摆满了红薯片，母亲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把刀，正在切红薯。她的脸上带着笑，嘴角弯弯的，眼睛亮亮的。

　　他忽然知道自己要画什么了。不是西湖，不是画室，不是父亲的手。是母亲。是母亲坐在院子里晒红薯干的画面。那个画面太普通了，普通到不值一提，但那个画面里有光——有阳光，有母亲的笑，有红薯干的金黄色，有那个年代的、贫穷的但温暖的光。

　　他从床上坐起来，拿起画本，翻到新的一页，开始画草图。这一次他用的是铅笔，但他脑子里想的是颜色。阳光的颜色，母亲的笑的颜色，红薯干的颜色，竹匾的颜色，院子的颜色。他要用水彩去表现那些颜色，用水的流动去表现光的流动，用颜料的渗透去表现情感的渗透。

　　他画了整整一个晚上。画完之后，他看了看窗外的天空，天已经快亮了，东方有一抹淡淡的鱼肚白，像有人在天边划了一道浅浅的口子，光从那里漏了进来。他把画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