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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破五 正月初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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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五,北方叫“破五”。按老规矩,这天要吃饺子、放鞭炮、送穷土,把不好的东西都赶出去,迎财神进门。张小五对这些习俗向来是左耳进右耳出,但今年不一样,他特意起了个大早,跟父亲一起剁馅、和面、擀皮、包饺子。他想把“穷”送走,不是嫌贫爱富,是想让父亲的日子好过一点,想让母亲不用再在服装厂里踩缝纫机踩到半夜,想让那只橘色的胖猫每天都能吃到小鱼干。
饺子包好了,张建国端着一大盘下楼去放鞭炮。张小五站在阳台上往下看,父亲把红彤彤的鞭炮挂在老槐树的低枝上,弯着腰,打火机按了好几下才点着引信。引信嗤嗤地冒着火花,他赶紧往后退了几步,捂着耳朵。噼里啪啦的声音炸开了,红色的纸屑飞了一地,烟雾升腾起来,在清晨的冷空气里慢慢散开。橘色的胖猫吓得从楼道里窜出来,一溜烟跑到了花坛后面,缩成一团,眼睛瞪得溜圆。
张小五在阳台上笑得弯了腰。他朝楼下喊了一声:“爸,你把猫吓着了!”张建国仰起头,满脸都是笑,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晒干的菊花。他朝张小五挥了挥手里的打火机,那意思大概是“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鞭炮放完了,张建国上楼来,拍掉身上的纸屑,坐到桌边。王秀兰已经把饺子盛好了,白白胖胖的饺子在碗里冒着热气,醋和蒜泥摆在旁边,香味直往鼻子里钻。一家三口围坐在桌前,张小五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是猪肉白菜的,汤汁在嘴里炸开,鲜得他眯起了眼睛。
“爸,你吃。”他夹了一个放在父亲碗里。
“妈,你也吃。”又夹了一个放在母亲碗里。
王秀兰看着碗里的饺子,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低下头,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那不是一个普通的饺子,那里面有儿子的心意,有丈夫的陪伴,有这个家久违的温暖。她咽下去之后,抬起头,笑了。“好吃。”
张建国没有说话,只是大口大口地吃着,一碗不够,又盛了一碗。他吃了二十多个,比他平时一顿饭的量多了一倍。张小五看着他吃,心里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父亲胃口好,担心的是吃太多了不消化。
“爸,别吃了,留点晚上吃。”
“没事,爸吃得下。”张建国又夹了一个,蘸了醋和蒜泥,整个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像一只仓鼠。
张小五看着父亲那副满足的样子,忽然想起小时候。那时候家里穷,吃饺子是过年才有的待遇。每次包饺子,母亲都会多包几个,藏起来,留着第二天给他当早饭。他那时候不懂事,以为饺子是吃不完的,后来才知道,母亲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给了他。现在,轮到他给母亲夹饺子了。角色的转换不是突然发生的,是在这些年里一点一点地完成的,像一个孩子慢慢长高,直到有一天比父亲还高。
正月初七,王秀兰要走了。
她的假用完了,厂里催她回去上班,再不走就要扣工资。张小五送她去火车站,这一次张建国也来了,一家三口在候车室里坐着,谁都没有说话。广播一遍一遍地播着车次信息,显示屏上的红字跳来跳去,候车室里人来人往,拖着行李箱的、背着大包小包的、抱着孩子的、搀着老人的。王秀兰坐在中间,左边是张小五,右边是张建国,她的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握在一起,指节发白。
“妈,到了给我打电话。”张小五说。
“好。”
“别老加班,该休息就休息。”
“好。”
“厂里食堂的饭不好吃就出去买点,别省钱。”
王秀兰转过头看着他,眼眶红了。“小五,你越来越像你爸了,啰嗦。”
张小五笑了。他笑得很轻,嘴角只是微微弯了一下,但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以前是母亲叮嘱他,现在轮到他叮嘱母亲了。角色转换了,但爱没有变,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广播响了,王秀兰站起来,拿起行李,抱了抱张小五,又抱了抱张建国。她抱张建国的时候,两个人都僵了一下,像两根生锈的铁棍突然被弯了一下,嘎吱作响。但谁都没有推开谁,就那么僵硬地抱了两秒钟,然后松开。
“我走了。”王秀兰说,声音有点哑。
“路上小心。”张建国说。
王秀兰转过身,走进了检票口。她的背影在人流中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了拐角处。张小五站在原地,看着那个空荡荡的拐角,站了很久。张建国站在他旁边,双手插在口袋里,背微微弯着,像一棵被风吹弯的树。
“爸,走吧。”张小五说。
“走吧。”
父子俩走出火车站,外面的阳光很好,照在雪地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白光。张小五眯着眼睛,看着远处那排烟囱,白烟在阳光里带着一点橘红色,和他画的一模一样。他忽然想起沈老师说过的话——“颜色是光的语言。”他想,离别也是一种颜色,是灰色的,但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灰,是那种带一点蓝的、通透的、像冬天傍晚天空的那种灰。不好看,但真实。
正月十五,元宵节。
张小五要回杭州了。学校正月十七开学,他提前两天走,想先回学校收拾一下宿舍,调整一下状态。张建国给他煮了汤圆,芝麻馅的,白白胖胖的,浮在碗里,像一群小鸭子。张小五吃了六个,取个“六六大顺”的彩头,虽然他不信这些,但父亲信,他就顺着父亲的意思来。
“爸,我走了,你一个人在家,照顾好自己。”张小五站在门口,背着书包,拉着行李箱,画筒背在肩上。
“爸知道。你到了打电话。”
“好。”
张小五转过身,走出了门。他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荡。六楼、五楼、四楼、三楼、二楼、一楼。每下一层,他的心就沉一点,像是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被抽走了,留下一个空空的洞。走到楼下的时候,那只橘色的胖猫蹲在单元门口,看见他,“喵呜”了一声。他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毛很软,很暖,肚子圆滚滚的。
“我走了。你在家好好的,别到处乱跑。”橘猫舔了舔他的手,然后站起来,跟在他后面,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蹲在雪地里,看着他的背影。张小五走出巷子,回过头,看见那只猫还蹲在那里,像一个小小的橘色的点,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格外显眼。
他朝它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走进了晨光里。
火车上,张小五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地从灰黄变成青绿。北城的雪越来越远,杭州的绿越来越近。他的手里握着那个红色的平安符,贴着胸口,温热温热的。他把平安符从脖子上取下来,看了看,又戴回去。两个平安符,一个母亲的,一个父亲的,并排贴着胸口,小小的,硬硬的,随着他的心跳一起一伏。
他拿出画本,翻到新的一页,开始画。他画的是北城的雪——灰蒙蒙的天,白茫茫的地,光秃秃的树,歪歪扭扭的巷子,还有那只蹲在雪地里的橘色的猫。他用炭笔快速地勾勒出轮廓,然后用手指抹开那些线条,让画面有一种朦胧的、雾蒙蒙的感觉。画完之后,他在纸的右下角写了一行字。
“北城,雪。橘猫蹲在雪地里,像一个小小的点。我在火车上,越来越远。”
他把画本合上,抱在怀里,闭上眼睛。火车在铁轨上轰隆轰隆地响着,带着他和他的画本,带着他的平安符和他的记忆,带着父亲的叮嘱和母亲的眼泪,驶向杭州,驶向那个他还要待两年半的地方。
到杭州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张小五走出火车站,打了一辆车回学校。出租车在城市的街道上穿行,窗外的霓虹灯一盏一盏地闪过,红的、绿的、蓝的、黄的,像一条彩色的河流。他看着那些灯光,觉得它们和北城的雪不一样,北城的雪是安静的、沉默的、内敛的,杭州的灯是喧闹的、张扬的、外放的。但都是美的,不同的美。
到了学校,他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校园里很安静,大部分同学还没回来。宿舍楼里只有几间亮着灯,他爬上三楼,推开309的门,里面空无一人。陆一鸣还没来,林子涵还没来,欧阳逸飞还没来。他一个人把行李箱打开,把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衣服放进柜子里,画具摆在桌上,课本放在书架上,平安符压在枕头底下。他把周扬送的那条黑色围巾挂在床头,把母亲织的那条灰色围巾叠好,放在枕头旁边。两条围巾,一条是友情,一条是亲情,都是暖的。
他洗了澡,躺在床上,拿出手机,给父亲发了一条消息:“爸,到了。宿舍没人,就我一个。”
过了一会儿,父亲回了一条:“早点睡。”
他又给母亲发了一条:“妈,到了。学校很好,别担心。”
母亲回了一个笑脸。他看着那个笑脸,嘴角弯了一下。他把手机放在枕头底下,把手表摘下来放在床头,把平安符从脖子上取下来放在枕头底下。然后他关了灯,闭上眼睛。
黑暗中,他听见窗外的虫鸣,听见远处隐约的车声,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这些声音让他想起杭州,想起这个他还要住两年半的城市。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气候,习惯了这里的食物,习惯了这里的语言,习惯了这里的画室和教室。这里不再是陌生的地方,这里是他的第二个家。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
明天,他要早起,去画室画画。假期里他画了很多速写,但素描和色彩落下了,要赶紧补回来。周老师说过,寒假是拉开差距的时候,别人在玩,你在画,你就赢了。他不一定要赢别人,但他不能输给自己。
窗外,月亮很亮,照在窗帘上,把那些印在布上的碎花照得像真的一样。张小五看着那些碎花,心想,明天会是一个好天气。他喜欢好天气,好天气适合画画。阳光从北窗照进来,均匀而柔和,不会在画面上投下浓重的阴影。那种光是最好的光,他可以在那种光下面画一整天,不累,不烦,不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