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故事呀2》Hiemalspire

13、希望 手术的日期

　　手术的日期定下来了。五月二十一日，一个听起来很美好的日子。王医生说这天他正好有空，手术室也能排上，宜早不宜迟。张小五在日历上把这个日子圈了起来，又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太阳。太阳的线条歪歪扭扭的，但光芒很密，放射状地铺满了整个格子。

　　钱还是不够。所有能借的都借了，所有能申请的救助都申请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想过了，加起来离手术费用还差一大截。张小五把那个缺口写在一张纸条上，贴在画本的封面，每次打开都能看见。那串数字像一道伤口，横亘在他和父亲的生路之间，每看一次就疼一次。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已经跑遍了所有能跑的地方，求遍了所有能求的人，说遍了所有能说的话。他才十三岁，嗓音还没变，脸上还有婴儿肥的痕迹，站在那些政府部门和慈善机构的柜台前，常常要踮起脚尖才能把胳膊肘搁在台面上。他已经用尽了十三年来积攒的全部力气，可那道伤口还是合不上。

　　张建国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开始变得沉默了。不是那种不想说话的沉默，而是一种认命的沉默。他不再问张小五钱筹得怎么样了，不再问什么时候能手术，甚至不再问自己还能活多久。他每天只是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偶尔看看窗外，偶尔翻翻张小五的画本。他翻得很慢，一页能看很久，像是在看一本写满回忆的相册。

　　有一天晚上，张小五给他擦身子的时候，他突然开口了。

　　“小五，爸想回家了。”

　　张小五的手停了一下，毛巾悬在父亲的背上。那背上全是骨头，一根一根的，像是冬天落了叶子的树干。

　　“不行。”张小五说，继续擦，“医生说手术前要住院观察，不能出院。”

　　“爸不是说出院。”张建国的声音很轻，“爸是说……如果手术做不了，爸想回家。不想死在医院里。”

　　张小五的手又停了。这一次他停了很久，毛巾压在父亲的背上，水渍洇开来，在灰黄色的皮肤上留下一片深色的印记。

　　“你不会死的。”他说，声音硬得像一块石头。

　　张建国没有再说话。张小五继续擦，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把每一寸皮肤都擦得干干净净。擦完之后，他帮父亲换上干净的病号服，把换下来的衣服叠好放进塑料袋里，然后端着水盆去了卫生间。

　　他把水倒掉，把盆放好，然后站在卫生间里，双手撑着洗手台，低着头，看着自己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白瓷的洗手池里。

　　他哭了很久。

　　哭完之后，他拧开水龙头，把脸洗了，用纸巾擦干，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镜子里的男孩眼睛红肿，鼻头红红的，嘴唇干裂起皮，像一棵快要旱死的秧苗。

　　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了一句话。

　　“张小五，你不能哭。你爸还等着你救他。”

　　然后他深吸一口气，推开卫生间的门，走了出去。

　　五月十八日，距离手术还有三天。

　　张小五放学后没有直接去医院，而是去了学校后面的那条街。那条街上有一家画廊，开在居民楼的一层，门口种着一棵石榴树，五月的石榴花开得正艳，红得像一团火。他在门口站了很久，犹豫着要不要进去。

　　画廊的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海报——“青少年绘画作品征集，优秀作品可参加联展，并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张小五是在学校的公告栏上看到这张海报的，李老师帮他复印了一份，他把那张纸折好放在口袋里，已经揣了好几天了。

　　他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画廊不大，墙上挂着各种画，油画、水彩、国画，什么都有。空气里飘着松节油和木框的气味，光线是暖黄色的，照在画上，让每一幅画都像在发光。前台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长发披肩，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正在看电脑。

　　“你好，小朋友，有什么事吗？”她抬起头，微笑着看着张小五。

　　张小五走到前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得方方正正的海报，放在桌上。

　　“我想参加这个比赛。”他说，“但是我没有钱买颜料和画布。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入选了，奖学金是多少？”

　　女人愣了一下，拿起那张海报看了看，又看了看张小五。她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目光落在他洗得发白的校服和那双开裂的运动鞋上，眼神里闪过一丝了然。

　　“一等奖五千，二等奖三千，三等奖一千。”她说，“但是小朋友，这个比赛是面向全市中学生的，参赛的人很多，竞争很激烈。你没有老师推荐吗？”

　　“有。”张小五说，“我的美术老师说可以帮我推荐。”

　　女人点了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报名表递给他。“那你先填表吧，作品在月底之前交过来就行。”

　　张小五接过报名表，道了谢，转身走出画廊。站在门口，他把报名表展开看了看，上面密密麻麻的格子需要填个人信息、作品名称、创作说明。他把报名表折好，放进口袋里，和其他那些纸条放在一起。

　　五千块。如果他能拿到一等奖，就是五千块。加上手里现有的，离手术费又近了一步。

　　但是要参赛，就要画画。要画画，就要有颜料和画布。这些东西都要钱。他没有钱。

　　他在石榴树下站了很久，红色的花瓣飘下来，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手里的报名表上。他低头看着那些花瓣，鲜红的，薄薄的，像一小片一小片彩色的纸。

　　他忽然有了一个主意。

　　张小五跑回学校，冲进美术教室。

　　李老师还在，她正在整理画具，把颜料一支一支地放进盒子里，把画笔一支一支地洗干净。看到张小五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她放下手里的东西，擦了擦手。

　　“怎么了？跑这么急。”

　　“李老师，我想参加那个比赛。”张小五把报名表和海报一起放在桌上，“一等奖五千块，我想试试。”

　　李老师看着那张海报，又看了看张小五，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这个比赛我知道，水平很高，去年的获奖作品我都看过，确实不错。你的水平……可以试试，但要拿奖，你得画一幅像样的作品出来。”

　　“我知道。”张小五说，“李老师，我想跟你借颜料和画布。等我拿到奖金，买了新的还给你。”

　　李老师看着他，看了好几秒钟，然后笑了。她从柜子里拿出一块绷好的画布，一盒油画颜料，一套画笔，放在桌上。

　　“不用还。”她说，“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学校配给美术组的，你拿去用，算是我借你的。等你以后成了大画家，还我十倍就行。”

　　张小五看着桌上那些东西。画布是亚麻的，纹理清晰，绷得很紧，敲上去“咚咚”响。颜料是温莎牛顿的，二十四色，排列整齐，像一盒彩色的糖果。画笔是猪鬃的，大大小小，从零号到十二号，每一支都干干净净。

　　这些东西，他在文具店的橱窗里看过无数次，每次都是隔着玻璃远远地看，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们会属于自己。

　　“李老师，谢谢你。”他的声音有点抖。

　　“别谢了，快画吧。”李老师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爸还等着你呢。”

　　张小五把画布架在画架上，把颜料一支一支地挤在调色板上，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白的、黑的，像一条彩色的毛毛虫。他拿起画笔，蘸了颜料，悬在画布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他不知道该画什么。比赛的题目是“希望”，这个题目太大了，大到无从下手。希望是什么？是一束光？是一扇窗？是一双手？还是一个模糊的、看不清楚的远方？

　　他闭上眼睛，想了想。

　　然后他睁开眼，开始画。

　　他画的是父亲的背影。

　　那个背影站在脚手架上，穿着蓝色的工装，戴着一顶黄色的安全帽。他的手里拿着一把瓦刀，正在砌一面墙。墙已经砌得很高了，高到快要碰到天空。天空很蓝，蓝得像一块巨大的画布，云朵很白，白得像棉花糖。

　　父亲的背影很小，小到在整幅画里只占一小块位置。但他的腰挺得很直，肩膀很宽，像一座山。一座被风吹雨打了太多年但还没有倒塌的山。

　　张小五画得很慢，慢到每一笔都要思考很久。他从来没有用过油画颜料，不知道该怎么调色，不知道该怎么控制笔触，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明暗和冷暖。他的手很生，颜料在画布上不听使唤，该厚的地方薄了，该薄的地方厚了，该亮的地方暗了，该暗的地方亮了。

　　但他没有停下来。他知道自己画得不好，甚至可以说很糟糕。但他必须画完。不是为了拿奖，不是为了那五千块钱，是为了父亲。是为了那个站在脚手架上、手里拿着瓦刀、背后是蓝天白云的男人。是为了把他留在画布上，留在时间里，留在某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地方。

　　他画到很晚，晚到窗外的天完全黑了，晚到整栋教学楼只剩他一个人。李老师走之前给他留了一盏灯，是画室专用的那种白光灯，光线很亮，照在画布上，把每一笔颜色都照得清清楚楚。

　　张小五退后几步，看着自己画了一晚上的作品。

　　画上的父亲站在脚手架上，背影很小，腰挺得很直。天空很蓝，云朵很白。墙砌得很高，高到快要碰到天空。

　　但他总觉得缺了什么。缺了那种让人看了之后心里一动的感觉。缺了那种“歪的才是活的”的生命力。缺了光。陈雨桐说的那种光，从他的画里消失很久了。

　　他把画笔放下，盯着那幅画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李老师。

　　“李老师，我画完了。但我觉得不好。”

　　过了一会儿，李老师回了一条消息。

　　“不要急。画画不是一天的事。明天再来，我们一起改。”

　　张小五把画布从画架上取下来，小心翼翼地靠在墙边，用一块布盖好。他把颜料一支一支地装回盒子里，把画笔洗干净，把调色板上的颜料刮掉。他关了灯，锁了门，走出了教学楼。

　　校园里很安静，只有梧桐树的叶在夜风里沙沙作响。月亮很圆，挂在树梢上，像一个巨大的探照灯，把整个校园照得银白银白的。

　　张小五走在月光里，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巨人。他看着自己的影子，忽然笑了。他不是巨人，他只是一个十三岁的、瘦小的、快要被生活压垮的男孩。但此刻，在月光里，他的影子是巨人。也许这就是希望——不是你真的有多强大，而是你看起来有多强大。只要你看起来像一座山，你就能成为一座山。

　　他走进住院部，上了三楼，推开306的门。

　　张建国还没有睡。他半靠在床上，手里拿着张小五的画本，正在看。看到张小五进来，他合上画本，放在枕头旁边。

　　“怎么这么晚？”他问。

　　“在学校画画。”张小五把书包放下，在床边坐下来，“参加一个比赛，一等奖有五千块。”

　　张建国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小五，你不要太累了。爸的病……能治就治，不能治就算了。你不要为了爸把自己累垮了。”

　　“能治。”张小五说，“一定能治。”

　　张建国没有再说话。他伸出手，握住张小五的手。那只粗糙的大手比以前更瘦了，骨节突出，掌心的茧还在，但肉少了很多，握起来像一把骨头。

　　张小五反握住父亲的手，用力地握了一下。

　　“爸，我给你画了一幅画。”他说，“画的是你在工地上干活的样子。等我画好了，就挂在家里，天天都能看见。”

　　张建国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还是那么深，但那个笑容里有一种东西，是张小五很久没有见过的——那是希望。不是那种盲目的、天真的、不切实际的希望，而是一种踏实的、安静的、经历了无数磨难还没有熄灭的希望。像一盏油灯，灯油快干了，灯芯快烧完了，但那一点火苗还在，还在跳，还在亮。

　　“好。”他说，“爸等着。”

　　五月二十一日，手术的日子。

　　张小五天没亮就醒了。他躺在折叠椅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听着父亲平稳的呼吸声。窗外的天还是黑的，只有东方有一抹淡淡的鱼肚白，像是有人在巨大的黑幕布上划了一道浅浅的口子，光从那里漏了进来。

　　他轻手轻脚地爬起来，去卫生间洗漱，然后拿着保温桶去食堂打早饭。食堂还没开门，他站在门口等了半个小时，看着天一点一点地亮起来，看着太阳从楼房的缝隙里钻出来，把整条街染成金色。

　　他打了小米粥、馒头和煮鸡蛋，端着托盘回到病房。张建国已经醒了，正在护士的帮助下换上手术服。手术服是那种浅绿色的，又宽又大，穿在他身上显得他更瘦了，像一根竹竿套在麻袋里。

　　“爸，吃早饭。”张小五把小桌板架好，把粥和馒头摆上。

　　张建国看着那些食物，摇了摇头。“医生说了，手术前不能吃东西。”

　　张小五愣了一下，把粥碗端了回去。他自己也没有胃口，把那碗粥喝了几口就放下了，馒头装在口袋里，留着中午吃。

　　七点半，护士来推张建国去手术室。

　　手术室在五楼，走廊的尽头。护士推着病床走在前面，张小五跟在后面，手扶着床栏，一步都没有落下。走廊很长，灯光很亮，病床的轮子在地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

　　张建国躺在病床上，眼睛一直看着张小五。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看着，用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但依然温暖的眼睛，看着他的儿子。

　　到了手术室门口，护士停下来。

　　“家属在外面等。”

　　张小五松开床栏，低下头，在父亲的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

　　“爸，我在外面等你。”他说，声音很稳，“你出来的时候，我保证画完那幅画。”

　　张建国点了点头，眼眶红了。护士推着病床进了手术室，那扇厚重的铁门缓缓关上，发出“咔嗒”一声响，像是什么东西被锁住了。

　　张小五站在门口，看着那扇紧闭的门。

　　铁门是灰色的，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窗，但很高，他踮起脚尖也看不见里面。门的上方有一盏红灯，亮着，写着“手术中”三个字。

　　他在门外的长椅上坐下来，把书包放在脚边，把画本拿出来，翻开到新的一页。他想画画，但手一直在抖，铅笔在纸上画出的线条歪歪扭扭的，像一条受惊的蛇。

　　他放下铅笔，把画本合上，抱在怀里。

　　走廊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敲一面很远的鼓。

　　他开始等待。

　　时间过得很慢。每一秒都像被拉长了一百倍，每一分钟都像一个小时。他不停地看手机上的时间，数字却像是被钉住了一样，怎么都不肯跳。

　　九点。十点。十一点。

　　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走廊里陆续来了很多人。李老师来了，周扬来了，陈雨桐来了，方老师来了，班主任刘老师来了。他们坐在张小五旁边，没有人说话，都在等。

　　十二点。灯灭了。

　　铁门打开，王医生走了出来。他穿着手术服，帽子和口罩还没摘，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很疲惫，但里面有光。

　　“手术很成功。”他说，“肿瘤完整切除了，没有发现扩散。接下来就是术后恢复和辅助治疗。”

　　张小五站起来，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周扬一把扶住了他。

　　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没有声音，只是不停地流，像是堵了很久的洪水找到了出口，哗哗地往外涌。他没有擦，就那样站着，任由眼泪淌了满脸。

　　“谢谢王医生。”他说，声音哽咽。

　　王医生摘下口罩，笑了。那个笑容很疲惫，但很真，真到张小五觉得那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笑容之一。

　　“不用谢我，”王医生说，“谢你爸吧，他很坚强。”

　　手术后的张建国被推回了病房。他还在麻醉中，没有醒。脸上戴着氧气罩，身上连着各种管子，心电监护仪嘀嘀地响着，绿色的波形在屏幕上一跳一跳的。

　　张小五坐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那只手很凉，但脉搏在跳，一下一下的，有力而平稳。

　　他把父亲的手贴在自己脸上，闭上眼睛。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进病房，照在白色的床单上，照在心电监护仪的屏幕上，照在张小五的脸上。

　　走廊里，周扬、陈雨桐、李老师他们还没有走。他们站在门口，看着病房里那个瘦小的男孩握着父亲的手，阳光把他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里。

　　陈雨桐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把这张照片保存在手机里，在照片下面打了一行字：“手术成功。阳光很好。”

　　那天晚上，张小五在折叠椅上画完了那幅画。

　　画上的父亲站在脚手架上，手里拿着瓦刀，背后的天空很蓝。他在父亲的脸上加了一点光，不是阳光，不是灯光，而是一种从内向外透出来的、温暖的、柔和的光。

　　他把画拿给还没有完全清醒的父亲看。

　　张建国半睁着眼睛，看着那幅画，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好看。”他说，声音很轻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雪地上。

　　张小五把那幅画靠在床头柜上，让父亲一睁眼就能看见。

　　然后他躺回折叠椅上，闭上眼睛。

　　这一次他没有做梦。或者说，他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但醒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梦里有一束光，很亮很亮，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像冬天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