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门第的婚事》吹弹不破

9、第 9 章 “我跳

　　“我跳得再好，”白乙竹说，眼睛像是被北风吹了一整天的那种干涩，“都不如有个好关系，是不是？”

　　宿舍里安静了一会儿。

　　走廊里有人走过，脚步声笃笃笃的，越来越远。

　　孙指导员推了推眼镜，他点了点头。

　　“是，”他说。

　　这个字说得很轻，但很干脆。

　　他没有绕弯子，没有打官腔，没有说那些“组织上会公平公正”之类的套话。

　　就是一个字，是。

　　白乙竹的嘴唇动了一下，满腔的话最终没有说出来。

　　“好的，我明白了，指导员。”

　　千言万语，她只能汇成这一句。

　　“小白，”孙指导员的声音放得更低了，语气也更恳切了，“我跟你说句实在话。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有关系的人走关系，没关系的人走路子。你没有的东西，你不要去硬比。你有你的长处，你的长处就是能吃苦，肯下功夫。这些东西，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但时间长了呢？十年，二十年，到最后能站住脚的，还是你这种人。”

　　白乙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没有说话。

　　“你听我一句劝，”孙指导员说，“这次的事，你就当是一个坎儿。迈过去，别往心里去。该练还是练，该跳还是跳。你越是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不在乎、不放弃，别人越会高看你一眼。你要是闹情绪、撂挑子，那就正好中了别人的套了。”

　　白乙竹还是低着头。她的肩膀微微塌了一点，但脊背还是直的。

　　她的两只手交握在一起，拇指互相摩挲着，一下一下的。

　　孙指导员看她不说话，又换了一个话题。

　　“还有一件事，”他说，“我顺便跟你说说。”

　　白乙竹抬起头来。

　　“你们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孙指导员说，“谈恋爱的事，要注意。我不是说不让谈，但是——”他斟酌了一下用词，“要把握好分寸。你现在是演员的黄金年龄，艺术生命就那么几年，二十岁到二十五岁，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该练功的时候练功，该演出的时候演出。就算谈恋爱，也要保护好自己。将来真要结婚了，也不要太早要孩子。有了孩子，身材走样，精力分散，舞台生涯基本上就结束了。”

　　白乙竹点了点头。

　　“我知道喜欢你的人不少，”孙指导员说这话的时候，目光从眼镜片后面看着她，带着一种“我是为你好”的郑重，“你长得好看，条件好，有人喜欢是正常的。但是你也要注意影响，不要给人留下话柄。传出去，好说不好听。”

　　白乙竹又点了点头。

　　孙指导员又坐了一会儿，说了几句“有什么困难来找我”之类的话，然后站起来走了。

　　门关上的时候，走廊里的灯光又被切断了，只剩那条细细的黄线从门底下漏进来。

　　白乙竹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

　　过了大约五分钟，门又被推开了。

　　这次是程媛媛。

　　她闪身进来，把门关上，靠在门板上，喘了一口气，像是刚从什么地方跑过来的。

　　“乙竹，”她走到白乙竹面前，蹲下来，仰着脸看她，“对不起。”

　　白乙竹低头看着她。程媛媛的眼睛红红的，鼻头也红红的，像是哭过。

　　“今天那个事，”程媛媛说，“我不是不想帮你说话。我不敢。苏小曼说了——”

　　她停了一下，咬了咬嘴唇。

　　“苏小曼说了，谁要是跟你好，她就把谁的腿打断。她说她说到做到，她爸在军区有关系，随便找个由头就能把人的档案做上处分，一辈子都洗不掉。”

　　程媛媛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几乎是气声。

　　“她还说，排练的时候谁要是给你鼓掌，她就让谁跳不了舞。不是吓唬人，是真的。”

　　白乙竹听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她伸出手来，在程媛媛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没事，”她说，“习惯了。”

　　这两个字说得很轻，轻得像是叹了一口气。

　　程媛媛蹲在她面前，仰着头看她，忽然觉得白乙竹的脸在昏暗中显得更瘦，颧骨突出来，下巴尖尖的，眼睛很大，大得有些空。

　　白乙竹的心里在流泪。

　　她想，如果我是司令的女儿，如果我的父亲不是种地的老兵而是穿将军服的，苏小曼还敢不敢这样对我？刘志高还敢不敢把我从领舞的位置上拿下来？还敢不敢用“气质不符合”这种狗屁理由把我踢到角落里？

　　她恨，恨苏小曼，恨刘志高，恨自己的出身，恨自己的父亲在战场上瘸了一条腿，觉得自己无功不受禄，不能占国家的便宜，默默回到农村种地，而别人的父亲坐在军区大院里批文件。

　　但她没有把这些恨说出来。

　　“行了，”她说，“别蹲着了，起来吧。”

　　程媛媛站起来，搓了搓膝盖，看着她。白乙竹走到窗前，背对着她，身影被窗外路灯的光勾出一条细细的轮廓。

　　肩膀很窄，腰很细，两条腿笔直地并在一起，像一把收起来的伞。

　　接连几天，白乙竹都没有看到赵西洲的身影。

　　排练照常进行。

　　刘志高每天准时出现在排练厅，教鞭在手指间转着，嘴里喊着节拍。

　　十二个主要演员站在排练厅中央，白乙竹和另外几个被刷下来的人站在角落里，靠着把杆，做一些基础的练习。

　　她的位置越来越靠后。

　　第一天是站在把杆的第三位，第二天是第五位，第三天是第七位。

　　没有人告诉她为什么要换位置，她也没有问。每次走进排练厅，她就走到那个被安排的位置上，把一只手搭在把杆上，开始做擦地、蹲、小踢腿。

　　动作还是那么干净利落，脚尖绷得笔直，膝盖压到最底，甚至比平时更一丝不苟，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种“装”很累。

　　比跳一整场舞还累。

　　跳一整场舞，体力耗尽了，洗个澡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但这种“装”，是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闭上眼睛，一刻都不能松懈的。

　　她在排练厅里装，在食堂里装，在宿舍里装，在路上遇到人的时候装。

　　她装得那么好，以至于有些人开始相信她真的不在乎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

　　那天下午，白乙竹刚排练完，正在换衣服，有人来叫她，说门口有人找。她走出去，看到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伏尔加。

　　司机是上次那个，穿着军装，没有戴帽子，站在车旁边等着她。

　　“白乙竹同志，”他说，“赵参谋长请您过去。”

　　白乙竹上了车。

　　这次车子没有去那个有总统套房的酒店，而是拐进了南区大院里面，在一栋独立的小楼前停了下来。

　　小楼是灰色的砖墙，红色的瓦顶，院子不大，用一排冬青围着。

　　门前有一棵银杏树，叶子已经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枝头挂着几个干瘪的白果。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扫得很干净，没有一片落叶。

　　白乙竹下了车，跟着司机走到门前。门开了，是赵参谋长亲自来开的门。

　　他穿着一件旧毛衣，灰色的，肘部磨得有些起球了，袖子挽到了小臂，露出一截粗壮的手腕。他手里拿着一把锅铲，锅铲上还沾着葱花。

　　“来了来了，”他笑着说，“快进来，外面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