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门第的婚事》吹弹不破

27、度蜜月 吃完饭

　　吃完饭回到卧室，白乙竹从衣柜里拿出睡衣，去了走廊尽头的卫生间。

　　热水冲在身上，雾气慢慢升起来，弥漫了整个小间。

　　她把头发打湿了两遍，抹了香皂，搓出泡沫，冲干净，又抹了一遍洗发膏。

　　这种洗发膏是白色的膏体，装在一个圆形的塑料盒里，盒盖上印着一朵花，花香很浓，冲了三遍水才冲干净。

　　她用毛巾把头发绞干，裹着湿气回了房间。

　　赵西洲不在。

　　书桌上的台灯还亮着，那本《呼啸山庄》翻到了中间，书脊朝上摊在那里。

　　她把椅子拉到台灯旁边坐下来，把毛巾搭在肩膀上，一缕一缕地擦头发。

　　头发太厚了，擦了半天还是湿的，水珠顺着发梢滴下来，落在毛巾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才擦了一会儿，门开了。

　　赵西洲端着一台小风扇走进来，墨绿色的扇叶，底座是铸铁的，看起来很沉。

　　他把风扇放在书桌上，插头插进墙上的插座里，按下开关，扇叶转起来，嗡嗡地响，风直直地朝着白乙竹的方向吹过来。

　　“用风扇吹，干得快，”他说。

　　白乙竹伸手把风扇关掉了。“谢谢，我不喜欢风扇吹，吹久了头会疼。”

　　赵西洲伸手把插头拔了，把风扇搬到墙角放着。

　　他在床沿上坐下来，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看了一会儿地板，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白乙竹继续擦头发，毛巾在发丝间一下一下地来回，动作不快不慢。

　　“刚才在饭桌上，”赵西洲开口了，“你为什么不拒绝老爷子的话？”

　　白乙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什么话？拒绝什么？”

　　“生孩子的事。让他抱孙子的事。”

　　白乙竹把毛巾从肩膀上拿下来，搭在椅背上，转过身来面对着他。

　　赵西洲坐在床沿上，她坐在椅子上，两个人隔了不到两米的距离，中间隔着台灯的光，橘黄色的，暖暖的。

　　“我们只有夫妻之名，而且关系处得也不赖，”她说，“我不想把局面弄僵。参谋长年纪也大了，能顺着他说的就顺着他，又不会怎么样。”

　　“从小到大，”他说，“只要我爸想要做的事，几乎没有做不到的。”

　　这不只是一个儿子的抱怨，还是一个跟父亲较量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赢过的男人的无奈。

　　“事事不一样，”白乙竹说，声音放轻了一些，“参谋长再怎么干涉，也干涉不了两个人之间的事。除非——”

　　她故意停了一下，歪着头看他，嘴角带着一点似笑非笑的弧度。
　　“除非你也是这么想的。你也想要一个孩子。”

　　她没有把话说得更露骨，但意思已经摆在那里了。

　　她的耳朵尖泛了一点红，她看着赵西洲的脸，等着他的反应。

　　赵西洲果然不淡定了。

　　他的身体微微往后仰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眉头皱得更紧了，嘴唇动了几下才发出声音。

　　“怎么可能？”他说，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夹杂一种被冒犯了的急促，“我只是不想听他还是那套老一套。用命令的语气安排别人的人生，好像他是别人的神，别人只有按照他安排的路子才能过好这一生。”

　　他停了一下，吸了一口气，把语速放慢了一些，但语气还是冲的。
　　“你是优秀的舞蹈演员。他说的那些话——生孩子，走行政路子——在我看来，那是亵渎你的专业能力，怠慢了你这么多年的努力。”

　　白乙竹愣住了。
　　她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从她进文工团的第一天起，就没有人把她的努力当回事。

　　领导看的是关系，同事看的是背景，观众看的是脸和身段。

　　她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你有关系你就上，你没有关系你就忍着。她早就接受了这个规则，甚至已经不觉得委屈了。

　　但现在赵西洲坐在这张床沿上，用那种带着怒气的、认真的语气说“怠慢了你的努力”，她的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她自己都没有因为被安排而感到不高兴。

　　相反，她甚至有些高兴——赵参谋长的安排在她看来是家庭能力的体现，是一生安稳的象征。

　　多少人想被安排还没有机会呢。

　　她从小在农村长大，见过太多没有被有能力的家长安排的人生——她姐姐嫁了木匠，住在土坯房里，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她父母种了一辈子地，老了还要喂猪才能供弟弟读书。

　　被安排，在她眼里不是束缚，是庇护。

　　但赵西洲不这么看——他竟会替她不高兴，为她鸣不平。

　　“我知道了，”她说。

　　赵西洲站起来，转身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今晚我只能在这屋睡了，”他说，“你放心，我在地上睡。也不打呼噜。”

　　他拉开门，出去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了，卫生间那边传来关门的声音，然后是水龙头打开的声音，哗哗的，隔了几道墙传过来，变得很小很闷，像远处有人在下水道倒水。

　　白乙竹把椅子上的毛巾拿起来，叠好，放在床头柜上。

　　她站起来，把台灯调暗了一些，掀开被子上了床。

　　床单是新换的，白色的棉布，带着洗衣粉的味道，还有一点太阳晒过的气息。她把被子拉到下巴，侧过身，面朝墙壁。

　　她没有立刻睡着。

　　赵参谋长的话在她脑子里转来转去的。生孩子。

　　走行政路子。
　　调到总政歌舞团。

　　她知道赵参谋长是好意，至少在他看来是好意。一个农村出来的姑娘，能嫁到这样的人家，能有人帮你规划前程，这是天大的福气。她应该感激。
　　她也确实感激。

　　其实她不是没有动过生孩子的念头。

　　这个念头在她脑子里转过好几次了，每次都是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冒出来的。

　　她跟赵西洲签了三年协议，但三年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如果三年以后她没有更好的出路，没有更好的发展，她为什么要离婚？

　　她不傻。

　　她要做两手准备。一边是做好赵太太，维护好这个身份，让赵参谋长满意，让赵西洲觉得她好用。

　　另一边是给自己留退路——如果三年后离了婚，她要有本事在这个城市里站住脚。这两条路不冲突，甚至可以走成一条路。

　　她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觉得愧疚。

　　她是跟赵西洲签了协议，但她没有签卖身契，她有权为自己打算。

　　想着想着，眼皮越来越沉。

　　她翻了个身，面朝外，台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晕在天花板上画出一个模糊的圆。她的目光扫过书桌、书架、墙角那台风扇，最后落在门口。

　　她不知道赵西洲什么时候回来。她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下半夜，白乙竹迷迷糊糊地觉得有人在动她的被子。

　　被子被往上拉了拉，盖住了她的肩膀，又被掖了掖，边角塞进了她的身侧。

　　她想睁开眼睛，但眼皮太重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怎么也睁不开。

　　她的意识在睡和醒之间飘着，像一片浮在水面上的叶子，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上来。

　　她隐约感觉到有一只手，很轻很轻地，从被子上面按了一下她的肩膀。力道不重，像怕惊醒她。

　　她的意识在那一瞬间飘回了很远的地方——老家的土炕，冬天烧得热乎乎的，母亲在她身边躺下来，把被子拉到她下巴底下，用手按了按被子的边角，怕冷风灌进去。

　　母亲的手是粗糙的，掌心的茧子蹭在她的脸颊上，有点疼，但很安心。

　　她不知道这是做梦还是真的。她太困了，没有去想。

　　她沉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赵西洲开车送白家父母去火车站。

　　白乙竹坐在副驾驶座上，赵西洲把车开得很稳，遇到坑洼的地方提前减速，跟上次从医院送她回来的时候一样。

　　白父白母坐在后座，白母手里拎着一个布兜，兜里装着白乙竹给她买的桃酥和萨其马，还有两罐麦乳精。她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就是一直看着白乙竹的后脑勺，看了很久。

　　到了火车站，白乙竹帮父母把东西拎进站。

　　白母拉着她的手不放，眼眶红了，但没有哭。白甲兰站在旁边，也拉着白乙竹的另一只手，握得很紧，指甲掐进白乙竹的手背里，有点疼。

　　“姐，”白乙竹说，“下次休假我回去看你们。”

　　白甲兰点了点头，松开手，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孙木匠站在白乙兰身后，手里拎着两个大包，憨厚地笑着，没有说话。

　　白父站在最边上，背着手，看着她们姐妹俩告别，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嘴唇一直在微微发抖，像是有风在吹他。

　　火车开走了。

　　白乙竹站在站台上，看着绿色的车厢一节一节地从眼前滑过去，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条细细的绿线，消失在铁轨的尽头。
　　站台上的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往后面飘，她伸手按住头发，转身走了。

　　回到家的时候，快中午了。
　　老赵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看到白乙竹和赵西洲回来，迎了上去。

　　“参谋长给二位安排的，”他把信封递给赵西洲，“去庐山度蜜月。机票买好了，明天的。”

　　赵西洲接过信封，拆开看了看，把里面的机票抽出来看了一眼，又塞回去了。

　　他把信封递给白乙竹，白乙竹接过来，抽出来看了看——两张机票，中国民航的，红色底子。

　　她对出去玩没有什么兴趣。

　　这几天太累了，从婚礼到现在，没有一天是真正歇下来的。

　　她只想在家里睡一觉，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
　　但她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她把机票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手指在纸面上摩挲了一下。

　　机票的纸比普通的纸厚一些，滑一些，摸起来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高级感。她看了一眼赵西洲，赵西洲正在跟老赵说话，没有看她。

　　她把机票放回信封里，嘴角翘起来，眼睛弯了弯，眉头微微上挑，看起来活脱脱就是一个对蜜月旅行充满期待的年轻妻子。

　　第二天一早，赵西洲开车带着白乙竹去了机场。

　　机场在城市的北边，开车要一个多小时。白乙竹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路上没怎么说话，但眼睛一直看着窗外。

　　路两边的农田一片一片地往后退，玉米已经收过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立在田里，一排一排的，像士兵站队。

　　到了机场，白乙竹站在航站楼门口，仰着头看了很久。

　　航站楼不大，只有两层，但打心眼里觉得比她见过的任何建筑都高。

　　玻璃幕墙反射着秋天的阳光，亮得有些刺眼。门口停着几辆大巴和出租车，有人进进出出，有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推着行李车从她面前走过，轮子在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她跟着赵西洲走进航站楼，眼睛不够用了。

　　她看头顶的指示牌，看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看传送带上缓缓移动的行李，看落地窗外面停机坪上的飞机。

　　飞机比她想象的大得多，白色的机身，机翼上涂着红色的标志，尾翼上有一面小小的国旗。

　　她站在落地窗前，看着那架飞机，看了好一会儿。

　　赵西洲换好登机牌走过来，看到她站在那里，两只手贴在玻璃上，鼻尖几乎要碰到玻璃了。

　　他没有叫她，站在她身后等了几秒，等她看够了，才把登机牌递过去。

　　“走吧，要安检了，”他说。

　　白乙竹接过登机牌，转身跟着他走。走到安检口的时候，赵西洲停下来，侧过身来，指了指前面那个金属探测的门框。

　　“把包放在传送带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筐里，”他说，像老师在给她上课，“钥匙，硬币，手表，都放进去。过那个门的时候不要碰到门框。”

　　白乙竹照做了。

　　她把包放在传送带上，把口袋里的手帕和零钱掏出来放在塑料筐里，把手表摘下来也放进去，然后走过那个金属探测门。

　　门没有响。

　　她站在另一边，等着赵西洲过来。

　　赵西洲走过来的时候，她看到他弯腰从传送带上拿起她的包和塑料筐，把东西一件一件地装回去，手帕叠好塞进口袋，零钱理整齐了放进去，手表递给她。

　　她接过手表，戴在手腕上，扣了两下才扣上。

　　上了飞机，白乙竹找到了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她把脸贴在舷窗上，看着外面的停机坪。

　　旁边的飞机正在上客，舷梯车缓缓地靠过去，一个空姐站在舷梯下面，穿着天蓝色的制服，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微笑着跟每一位乘客打招呼。

　　飞机滑行的时候，白乙竹把安全带拉了一下，确认扣紧了。

　　赵西洲坐在她旁边，翻开一本杂志，没有看她，但说了一句：“起飞的时候会有一点耳鸣，咽一下唾沫就好了。”

　　飞机加速，引擎的声音越来越大，机身开始震动，窗外的地面飞速地往后跑，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然后机身一轻，离地了。

　　白乙竹感觉到后背被座椅推了一下，肚子微微发紧，像是坐电梯上楼的那种失重感，但更强烈一些。

　　她看着窗外。

　　地面越来越小，房子变成了火柴盒，公路变成了灰色的带子，农田变成了绿色的方格。

　　她看到了他们来的那条路，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趴在绿色绒布上的灰色的蛇。

　　然后云层过来了，白色的，厚厚的，像一大片棉花田，从机翼下面铺展开去，一直铺到天边。

　　白乙竹靠在椅背上，把脸从舷窗上移开，转过头来看了一眼赵西洲。

　　她想，这个人其实挺细心的。

　　提醒她安检的注意事项，帮她把东西装回包里，告诉她起飞的时候会耳鸣。

　　这些事情都不大，小到他不说她也很快会自己知道，但他说了，她就少了一次手忙脚乱。

　　她以前觉得赵西洲这个人冷，冷得像一块石头，你踢他一脚他都不会喊疼。

　　但现在她发现，石头的表面是冷的，但你把手放在上面放久了，能感觉到石头里面有一点点温度，不太高，但一直在。

　　飞机穿过了一层薄云，机身微微颠了一下。白乙竹把目光收回来，重新望向舷窗外面的云海。

　　阳光照在云层上，白得晃眼，像一大片没有边际的雪原。

　　她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飞机的引擎声嗡嗡地响着，低沉而均匀，像一只巨大的蜜蜂在耳边飞。

　　她正在体验一件她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