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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离婚吗? 赵参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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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参谋长喝多了。
白乙竹送完最后一批客人,回到小礼堂的时候,赵参谋长正坐在主桌旁边,一只手撑着桌子,另一只手还握着酒杯。
杯子里还剩小半杯白酒,在灯光下微微晃荡。
他的脸红得很厉害,从脸颊一直红到脖子根,额头上沁出一层油汗,眼睛半睁半闭的,嘴角挂着一丝笑,不知道在笑什么。
老赵和另一个警卫员一左一右地站在他旁边,老赵弯着腰,小声说着什么,像是在劝他回去休息。
赵参谋长摆了摆手,声音含混地说了一句什么,白乙竹没有听清。
她走过去,在老赵对面站定,弯下腰,把手搭在赵参谋长的椅背上。
“赵叔叔,”她说,“我送您回去休息吧。”
赵参谋长抬起头来看她,眼神有些涣散,认了好几秒才认出她来。认出以后,他的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
“小白啊,怎么还叫叔叔?”他拍了拍她的手背,“好孩子,今天真好看,西洲那小子有福气。”
白乙竹笑了笑,没有接话。
她跟老赵一人一边,把赵参谋长从椅子上扶起来。
赵参谋长的身体很沉,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他们俩的胳膊上,两条腿软得像面条,迈一步都要晃好几下。
警卫员在前面开路,把门推开,把走廊里的椅子搬开,把电梯的门按着。
从礼堂到赵参谋长住的那栋小楼,走路不过五分钟,但这一趟走了将近二十分钟。赵参谋长一路上说了很多话,大部分听不清楚,偶尔能听清几个字,什么“老战友”“不容易”“好日子”,颠三倒四的。
到了家,白乙竹和老赵把赵参谋长扶到卧室的床上。
赵参谋长一挨着枕头,眼睛就闭上了,嘴里还在呀呀地说着什么,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种均匀的、粗重的呼吸声。
白乙竹直起腰,喘了口气。
她把散下来的头发别到耳后,转过身来,看着老赵和警卫员。
“今天辛苦你们了,”她很诚恳,“你们先回去休息吧,今天晚上我来照顾就行。”
老赵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床上已经睡着的赵参谋长,又看了看白乙竹。
“白——赵嫂子,”他改口改得不太自然,以前叫“白乙竹同志”叫惯了,忽然要改口,舌头打了结,“参谋长晚上睡觉之前有一些习惯,我跟您说一下。”
白乙竹点了点头。
老赵走到床前,弯下腰,把赵参谋长的鞋子脱了,放在床脚。一双黑色的老式皮鞋,鞋头已经磨得发白了,鞋带松松垮垮地系着。
“参谋长睡觉前,脚是一定要洗的,”老赵说,“不洗睡不着。用热水泡,泡一刻钟左右,水要烫一点,但也不能太烫。”
他走到卫生间,拿起一个红色的塑料盆,接了半盆热水,端过来放在床前。又从柜子里拿出一条干净的毛巾,搭在盆沿上。
“泡完了要按摩,”老赵蹲下来,用手试了试水温,“从脚底板开始,按到脚踝,再按到小腿。他年轻的时候打仗,腿受过伤,不按的话半夜会抽筋,疼得睡不着。”
老赵一边说,一边给白乙竹做了一遍示范。
他的手法很熟练,拇指按在脚底的穴位上,用力均匀,一下一下的,不急不慢。
赵参谋长在睡梦中发出一声咕咕噜噜的叹息,像是舒服的,又像是不舒服的。
“按多长时间?”白乙竹问。
“十来分钟吧,”老赵站起来,把毛巾放好,“看情况。他要是睡沉了就不用按了,要是还哼哼唧唧的就多按一会儿。”
白乙竹把这些话一一记在心里。
老赵又交代了几句——晚上床头要放一杯水,参谋长半夜有时候会起来喝水;窗帘要拉严实,外面路灯太亮,照进来他睡不踏实;窗户不要关死,留一条缝,他怕闷。
交代完了,老赵和警卫员走了。
白乙竹把他们送到门口,说了声“慢走”,关上了门。
屋里安静下来了。
她先去卫生间洗了手,然后回到卧室,蹲下来,给赵参谋长洗脚。
水已经不太烫了,她加了一点热水,用手试了试,觉得差不多了,把赵参谋长的脚轻轻放进盆里。
他的脚很大,脚底板很宽,脚趾头有些变形,大脚趾的关节突出来一块,应该是年轻时穿军靴磨的。脚后跟的皮肤很粗,干裂的纹路像干涸的河床,一条一条的。
她按照老赵教的手法一点一点地按,从脚跟到脚心,从脚心到脚掌,再从脚掌到脚趾。赵参谋长在睡梦中动了动脚趾,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
泡完脚,她把水倒了,把盆冲洗干净放回卫生间,把毛巾洗干净晾好。
然后她去厨房看了看,灶台上还摆着中午没用完的碗筷,她卷起袖子,洗了。
碗不多,七八个盘子,五六只碗,还有一堆筷子。
自来水哗哗地流着,碗碟在手里滑溜溜的,洗洁精的泡沫在灯光下泛着彩色的光。
洗完了,她把碗筷沥在架子上,用抹布把灶台擦了一遍,把水池冲干净,把抹布拧干搭在水龙头上。厨房恢复了整洁,像是没有人用过一样。
她去洗了澡。
卫生间不大,淋浴喷头的水压不太够,水流细细地浇在身上,温热温热的。
她用香皂把全身打了一遍,冲干净,用毛巾擦干。
带来的换洗衣服放在一个布兜里,是一件白色的棉布睡裙,领口有一圈小花边,是她母亲给她做的,一直没穿过,今天第一次穿。
回到客厅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
白乙竹站在客厅里,目光落在了走廊尽头的那扇门上。
那是赵西洲的房间,门关着。
她犹豫了一下,走了过去,轻轻推开了门。
房间不大,收拾得很干净。
一张双人床,铺着军绿色的床单,被子叠成豆腐块,棱角分明地摆在床头。
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灯罩是白色的搪瓷,开关的拉绳垂下来,绳头系着一颗红色的塑料珠子。
书桌靠窗,桌面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块玻璃板,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白纸。
椅子推进桌子底下,椅背上搭着一件旧军装。
书桌旁边的墙边立着一个书架,深棕色的木头,五层,塞得满满当当的。
白乙竹走过去,弯下腰看那些书脊。
军事理论,战术手册,地形学,还有一些历史书。
最上面一层有一些不一样的书,她踮起脚尖看了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红与黑》。
都是外国名著,有些是翻译本,有些是原版,书脊上的外文字母她一个也不认识。
她抽了一本《安娜·卡列尼娜》,是翻译本,封面已经有些卷边了,书页泛黄,有一股旧纸的味道。
她翻开第一页,在台灯下读了起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托尔斯泰的文字很密,一段一段的,没有多少对话,大段大段的叙述和描写。
白乙竹读得不算快,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大概能看懂意思。
她读到安娜在火车上遇见渥伦斯基的那一段,心里动了一下——一个已婚的女人,在火车上遇见一个年轻的军官,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就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客厅里的老式挂钟敲了一下,已经十二点半了。
白乙竹站起来,把书放回书架上,正准备关灯离开,忽然听到了大门响。
是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锁舌弹开的声音。
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笃,笃,笃,不快不慢,是赵西洲的脚步声。
然后是卧室门开了,又关了。
赵西洲走到门口,站住了。
他看起来并不像喝过酒。
身上没有酒气,脸上没有红晕,步伐也很稳,整个人清醒得有些过分。
“你还没睡?”他问。
白乙竹把书放回书架上,转过身来,靠在书架边上。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睡裙,头发散着,素面朝天的。
在书房的台灯光下,她的脸显得很白,白得有些透明,能看到太阳穴下面细细的青色血管。
“不困,”她说。
赵西洲靠在门框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她。
白乙竹先开了口。
“隋圆来了?”她说。
赵西洲的手在口袋里动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他问。
白乙竹把台灯调暗了一些,灯光从白色变成了暖黄色,照在两个人中间的地板上,形成一个圆形的光圈。
“赵参谋长的儿子结婚,”她说,语气不急不慢的,“全城该知道的都知道了。熟悉亲近的人,要不就来参加婚礼了,要不就知道你结婚了,不会挑今天这个日子来找你。”
她顿了一下。
“而且能让您新郎官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撇下新娘跑出去的,全城大概也只有一个人。”
“你很聪明,”他说。
他从门框上直起身,走进房,在书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白乙竹靠在书架边上,没有动。
“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的,”赵西洲说,目光落在自己交握的双手上,“一个大院长大的。她爸跟我爸是老战友,一个连的,过命的交情。她妈——”他停了一下,“她妈救过我妈的命。”
白乙竹知道这些。
但她没有打断他,让他继续说下去。
“后来她爸出了事,她也出了事,去了乡下。这些年我一直——”他又停了一下,像是在找一个合适的词,“我一直觉得亏欠她。”
“她现在调回来了,”赵西洲说,“在她爸原来单位的一个下属企业里上班。她爸的刑期也减了,再过几年就能出来了。”
白乙竹看着他,等他继续说下去。
他没有再说。
她忽然笑了一下。
“你说这些,”她说,“是要告诉我,我很快就要被离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