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门第的婚事》吹弹不破

19、中毒 白乙竹

　　白乙竹醒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医院的天花板，中间有一盏日光灯，灯管的两头发黑，像是用了很久。
　　她眨了几下眼睛，眼前慢慢清晰，但脑子还是糊的。
　　她试着动了一下身体，胳膊抬不起来，腿也抬不起来，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钉在了床上，连骨头都是软的。
　　她偏了一下头。

　　赵西洲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他靠椅背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胸前，眼睛闭着。
　　但白乙竹偏头的时候，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立刻睁开了眼睛。
　　“醒了？”他问。
　　白乙竹看着他，愣住了。
　　“你——你怎么在这？”她的声音轻得像一根线，随时会断。

　　赵西洲站起来，弯腰按了一下床头的呼叫铃，然后拿起床头柜上的搪瓷杯，倒了一点水递给她。
　　“先喝口水，”他说。
　　白乙竹想伸手去接，可手抬到一半就落下来了。
　　赵西洲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伸手扶她坐起来，一只手托着她的后背，另一只手把枕头立起来垫在她身后。
　　他把水杯递到她嘴边。
　　她低头喝了两口，温水顺着喉咙流下去，胃里暖了一下。
　　“我怎么了？”她问。
　　赵西洲把杯子放回去，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目光在她的脸上停着，眉头微微皱着。

　　“你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了？”他问。
　　白乙竹想了想。“什么样的情况？”
　　“头晕，恶心，没力气，睡不醒。”
　　白乙竹回忆了一下。
　　最近确实不太舒服，早上起床的时候总觉得头重脚轻，排练的时候跳到一半就喘得厉害，以前跳一整场都不带大喘气的。她以为是换了新剧目不适应，或者是换季的原因。
　　“有个把月了吧，”她说，“个把月，差不多。”
　　赵西洲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这段时间你一直住在文工团？”他问，“其他地方没去？”
　　“没去啊，”白乙竹说，“就在团里，排练，吃饭，睡觉。偶尔去邮局寄钱，去市里买点东西，别的哪也没去。”
　　赵西洲点了点头，但没有松开眉头。

　　白乙竹看着他那个表情，心里忽然紧张起来。
　　她认识赵西洲的时间不长，但她已经学会了读他的脸——这个人一般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但凡有一点表情，就是有事。
　　“我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她问，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抖一些。

　　“不是大病，”他说，“是汞中毒。”
　　白乙竹愣住了。
　　“汞中毒，”赵西洲重复了一遍，“汞，就是水银，温度计里面那个银色的东西。”
　　“水银怎么会中毒？”她问。
　　“水银蒸发以后是无色无味的，吸进去或者吃进去都会中毒。中毒的人会头晕，恶心，失眠或者嗜睡，记忆力下降，手脚发抖。时间长了会伤到肾脏和大脑。严重的会死，或者变成残废。”
　　白乙竹的嘴煞白。
　　“你送来的时候，医生查了血，汞含量超标了好几倍。好在发现得早，还没到不可逆的程度。现在开始做驱汞治疗，大概需要住院一段时间。”

　　白乙竹脑子里嗡嗡的。
　　她从来没碰过水银，不知道什么是汞，更不知道上哪里去接触这种东西。
　　她就是一个跳舞的，每天的生活就是排练厅、食堂、宿舍，三点一线，连文工团的大门都很少出。
　　“我怎么会——”她说不下去了。

　　“医生说了，”他说，“你每天喝的水，吃的饭，用的杯子，这些有没有离过你的视线？”
　　白乙竹想了想，排练的时候，她的水杯放在把杆旁边，有时候去上厕所或者去换衣服，杯子就放在那里，谁都能碰到。
　　食堂打饭的时候，她的饭盒放在桌上，有时候去盛汤，回来的时候饭盒就放在那里，谁都能往里放东西。

　　“我已经通知警察了，他们会来查。”
　　“你有没有什么仇人？”他问，“或者最近跟你闹过矛盾的人？”
　　白乙竹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被子上的手。
　　手背上扎着留置针，白色的胶布贴着一小截软管，软管里有一点暗红色的血。
　　她看着那点血，想了一会儿。
　　“有，”她说，“苏小曼。”

　　“我们文工团的，”白乙竹说，“她爸是军区的处长。她一直看我不顺眼，上次全军汇演她拉肚子，我临时顶上去跳了领舞，上了电视，她觉得我抢了她的风头。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变本加厉地排挤我，不让人跟我说话，不让人给我鼓掌，还在我的舞鞋里倒水，在水杯里放虫子。”

　　赵西洲点了点头。
　　“等你情绪稳定了，”他说，“警察会来做笔录。你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说出来就行。”

　　赵西洲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
　　他拿起床头柜上的军帽，戴好，整了整帽檐。
　　“我走了，”他说，“明天再来。”
　　他走到门口，手已经搭在门把手上了，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好好休息，”他说。

　　白乙竹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赵西洲来了两次。
　　第一次是住院的第三天，他带来了一袋水果，苹果和橘子，放在床头柜上。他站在床边，问了医生怎么说，吃了没有，睡得好不好。白乙竹一一回答了。
　　他站了大约十分钟，走了。
　　第二次是住院的第七天，他来的时候白乙竹刚做完治疗，躺在病床上，脸色很差。他看了一眼她的脸色，眉头皱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枕头边上。
　　“我爸让我带给你的，”他说，“让你好好养病，团里的事不用担心。”
　　白乙竹拿起信封，里面是五百块钱。她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眼眶热了一下，但没有哭。她把信封放回枕头底下，跟赵西洲说了声谢谢。赵西洲点了点头，走了。
　　其余的时间里，来照顾她的是赵参谋长身边的勤务员老赵。

　　老赵每天中午和晚上各来一次，每次来都拎着一个保温桶。
　　保温桶是军绿色的，外面印着一个五角星，打开来里面是热腾腾的饭菜。
　　今天红烧排骨，明天清炖鸡汤，后天糖醋鱼块，大后天红烧肉。每顿饭都有汤，菜的分量很足，白乙竹吃不完，老赵就让她留着晚上吃。
　　“参谋长说了，”老赵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一边打开一边说，“让你多吃点，身体要紧。跳舞的事不着急，先把身体养好。”

　　白乙竹问他赵参谋长身体怎么样，老赵说挺好的，最近还学会了做红烧肉，比上次你吃的那个鱼还好吃。
　　白乙竹笑了。
　　老赵又说，西洲回部队了，走的时候让跟你说一声，等他忙完了就来看你。
　　白乙竹说知道了。

　　半个月下来，白乙竹不但没瘦，脸上还多了一点肉。她站在护士站的体重秤上称了一下，重了两斤。护士说你住院还能长胖，真是少见。

　　出院那天，是赵参谋长的司机来接她的。黑色的伏尔加停在医院门口，司机帮她把东西拎上车，开回了文工团。
　　白乙竹推开宿舍门的时候，愣了一下。
　　这不是她原来住的那间306。
　　这间宿舍在走廊的另一头，朝南，阳光好，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床上的被褥是新的，叠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放着一个暖水瓶和一个搪瓷杯，杯子是白色的，上面印着一朵红色的牡丹花。
　　她的东西已经被搬过来了，一切都收拾得妥妥当当的。
　　她站在屋子中间，转了一圈。
　　单人宿舍，这在文工团里只有骨干演员或者结了婚的人才能住。
　　她在床边坐下来，手摸着新被褥，软软的，带着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
　　她想这是赵参谋长安排的。除了他，没有人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心思。

　　当天下午，她去找了孙指导员。
　　孙指导员还是那副样子，戴着金丝边眼镜，说话的时候喜欢把手搭在别人肩膀上。他看到白乙竹进来，站起来迎接，笑着问她身体怎么样，恢复得好不好，要不要再休息几天。
　　白乙竹跟他寒暄了几句，然后把话题转了。
　　“孙指导员，”她说，“害我的那个人，给我下毒的那个人，查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