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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迎新晚会 大一开学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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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开学后的第三周,迎新晚会的事情提上了日程。
辅导员在班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迎新晚会需要节目,有才艺的同学请踊跃报名。唱歌、跳舞、乐器、相声、小品都可以,形式不限。”
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心里动了一下。
跳舞。
这是我最拿手的事情之一。虽然街舞班的老师说我的水平“初级班都够呛”,但那是因为班上的同学都是专业的。在普通学生里面,我的街舞水平依然是拔尖的。
而且,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证明自己“还是可以的”的机会。
我报名了。
面试的时候,我跳了一支自己编的舞。音乐是Coldplay的《Something Just Like This》,节奏明快,旋律动人。我把自己关在舞蹈室里练了一个星期,每一个动作都打磨了很多遍。
面试官是学生会的文艺部部长,一个大三的学姐。她看完我的舞蹈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以前学过?”
“学过。”我说。
“跳得不错,”她说,“迎新晚会有一个开场舞,需要一个人领舞。你有兴趣吗?”
领舞。
我的心跳加速了。
“有。”我说,声音尽量保持平静。
就这样,我成了迎新晚会开场舞的领舞。
接下来的两周,我每天都泡在舞蹈室里排练。开场舞是一支现代舞,融合了街舞和爵士的元素,难度不小。我需要带领十几个同学一起完成这支舞,不仅要自己跳好,还要协调大家的动作和节奏。
这是我来到这个大学之后,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还是有价值的。
排练的时候,我会想起初中和高中时的自己——那个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江渔。那些记忆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灰蒙蒙的大学时光。
“江渔,你这个动作做得太好了!”
“江渔,你能不能教教我这个地方怎么转?”
“江渔,你跳舞的样子真的好帅!”
同学们的称赞让我找回了一点自信。我想,也许我不是那么差。也许我只是需要时间来适应。也许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我依然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命运,总是喜欢在最不经意的时候,给你一个最沉重的打击。
迎新晚会的前三天。
那天下午,我们在舞蹈室里做最后一次彩排。开场舞的最后一个动作是一个大跳——我需要从一个高台上跳下来,在空中完成一个分腿动作,然后稳稳落地。
这个动作我练了很多次,每一次都很顺利。
但这一次,出事了。
我跳起来的时候,右脚踩到了台子边缘的一个不平整的地方,重心瞬间偏移了。我在空中失去了平衡,身体以一个不正常的角度落向了地面。
我听到了一声脆响。
不是音乐的声音,不是掌声的声音,而是——骨头断裂的声音。
然后,剧烈的疼痛从右脚踝蔓延开来,像一把烧红的刀,从脚踝一直切到了膝盖。我摔在地上,整个人蜷缩成一团,疼得连喊都喊不出来。
“江渔!江渔你怎么了?!”
“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她的脚!她的脚肿了!好严重!”
周围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水。我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汗水浸透了衣服,疼痛让我的意识开始模糊。
在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人。
不是陆时安。不是我的父母。不是任何一个朋友。
是沈倦。
我想告诉他,我好疼。我想告诉他,我好害怕。我想告诉他——
你过来好不好?
但他+
听不到的。他甚至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闭上了眼睛,黑暗吞没了我。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刺鼻得让人想吐。
我的右脚被厚厚的石膏包裹着,吊在半空中,像一只被绑住翅膀的鸟。
“醒了?”妈妈的声音从旁边传来,沙哑中带着哭腔。
我转过头,看到妈妈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脸上还有没干的泪痕。爸爸站在窗户旁边,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着。
“妈……”我开口,发现自己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
“别说话,好好躺着。”妈妈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在发抖。
“我的脚……”
“医生说你右脚踝骨折,韧带也伤了。已经做了手术,打了钢钉。”
钢钉。这两个字像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心脏。
“我……我还能跳舞吗?”我问,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
妈妈没有回答。她低下头,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手背上。
滚烫的。
爸爸从窗户那边走过来,脸上的表情很沉重。他坐在床的另一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
“医生说你好好休养的话,可以恢复行走。但是跳舞……可能不行了。”
可能不行了。
这五个字,比骨折的疼痛还要疼一万倍。
“还有,”爸爸犹豫了一下,声音更低了一些,“医生说你的韧带损伤比较严重,即使恢复了,也可能会留下后遗症。以后……可能会偶尔疼痛,剧烈运动也要避免。”
我呆呆地看着天花板,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不能跳舞了。
不能再跳舞了。
那个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陪伴我的、让我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证明我是谁的东西——没有了。
我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落,浸湿了枕头。
妈妈在床边哭,爸爸沉默地坐着,护士进来换药,医生来查房。一切都在发生,一切都很真实,但我感觉自己像在看一场电影——屏幕上的事情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请问,”我听到医生在走廊里对爸爸说,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到了,“你们还有其他的孩子吗?”
你们还有其他的孩子吗。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孩子可能废了。你们最好还有一个备用的。
我闭上眼睛,把那句话吞进了肚子里。
那天晚上,妈妈在医院陪我。她睡在旁边的折叠床上,发出轻微的鼾声。我睁着眼睛,看着窗外的月亮。
月光很亮,照在白色的墙壁上,泛着一层冷冰冰的光。
我拿起手机,翻到沈倦的微信对话框。
上一次聊天,还是他说的“好”,我说的“到了”。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我想给他发消息。我想告诉他,我受伤了。我想告诉他,我好疼。我想告诉他,我可能再也跳不了舞了。我想告诉他——我想你了。
但我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久久没有落下。
然后我想起了医生那句话:“你们还有其他的孩子吗?”
想起了爸爸说的“可能不行了”。
想起了自己现在这个样子——躺在病床上,右脚打着石膏,连上厕所都需要人帮忙。
这样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打扰他?
他在那个繁华的大城市里,身边一定有很多优秀的人吧。漂亮的、聪明的、有才华的、健康的、完整的女孩。她们可以在他面前笑,可以和他一起走在阳光下,可以和他一起去吃好吃的、看好看的、玩好玩的。
而我呢?我是一个可能连正常走路都做不到的残废。
我不能连累他。
这个念头像一把刀,狠狠地割断了心里最后一根弦。
我把手机放在枕头下面,闭上眼睛。
眼泪无声地流了很久。
住院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之一。
每天都要做康复训练,每一次都疼得满头大汗。脚踝的肿胀消退得很慢,石膏换了两次,钢钉要在体内待至少半年。
妈妈请了假,专门来照顾我。爸爸也请了假,来回奔波于家和医院之间。他们脸上的疲惫和担忧,比我的脚伤更让我心疼。
有一天,我听到妈妈在走廊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嗯,医生说恢复得还可以,但以后能不能跳舞不好说……对,可能会有后遗症,走路多了会疼……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她还那么小……”
我坐在床上,听着妈妈的声音,眼泪又掉了下来。
她还那么小。
是啊,我才十八岁。十八岁的人生,刚刚开始,就被打上了一个烙印——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
我开始想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想起了沈倦。想起了他的白衬衫,想起了他给我写的字条,想起了他说“你报哪里,我就报哪里”。想起了他叫我“姐姐”时嘴角的苦笑。
我想起了陆时安。想起了他在球场上发光的瞬间,想起了他递给我的那封信,想起了他在篮球场上等了我一个下午的背影。
我想起了初中和高中时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成绩好,画画好,跳舞好,唱歌好。所有人都喜欢我,所有人都羡慕我。
而现在呢?
我连走路都成问题。我的画在这个大学里什么都不是。我不能跳舞了。我的成绩只是中等偏下。我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不,比普通人还不如。至少普通人可以正常走路。
这种落差感,让我开始怀疑一切。
我开始怀疑,沈倦对我的好,是不是只是因为他没有见过更好的人。如果他身边有更多优秀的女孩,他还会对我这么好吗?
我开始怀疑,陆时安喜欢我,是不是只是因为我“闪闪发光”。如果我不发光了,他还会喜欢我吗?
我开始怀疑,所有人对我的喜欢和崇拜,是不是都建立在我的“优秀”之上。如果我不优秀了,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是有缺陷的人,还会有人喜欢我吗?
这些怀疑像藤蔓一样,缠绕在我的心上,越缠越紧,越缠越密。
我终于明白了沈倦在那个大城市里可能经历的一切——发现自己不再是天才,发现自己只是普通人,发现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残酷得多。
但他是幸运的。他至少还有健康的身体,至少还可以奔跑、跳跃、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而我呢?
我连这个都没有了。
在医院住了三周之后,我出院了。但右脚依然打着石膏,需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
回到学校的时候,迎新晚会已经结束了。开场舞换了一个领舞,听说效果很好,掌声雷动。
我没有去看。我不敢看。
拄着拐杖走在校园里的时候,我总觉得所有人都在看我。不是以前那种“哇,她好厉害”的看,而是“哎呀,好可怜”的看。
这两种目光,前者让我骄傲,后者让我窒息。
我开始越来越不愿意出门。除了上课和康复训练,我几乎都待在宿舍里。拉上窗帘,戴上耳机,把自己和外界隔离开来。
室友们很体贴,会帮我带饭,会陪我去做康复,会在我不开心的时候逗我笑。但她们的体贴反而让我更加难受——因为这意味着,我真的变成了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
我不需要被照顾。我需要的是——回到从前。
回到那个可以在舞台上自由旋转跳跃的从前。回到那个所有人都觉得我很厉害的从前。回到那个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悯的从前。
但回不去了。
永远都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