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岁月：兴化1962-1969》小字赵宁

6、第六章：船歌（1966春） 兴化茅山号

　　油菜花开的时节，垛田又成了金色的海。

　　只是今年的海，比往年安静。少了孩童嬉闹的追逐，少了年轻男女隔着垛沟的对歌，连采蜜的蜂群都显得疏疏落落。空气里浮动着一种紧绷的东西，像弓弦拉满后的寂静。

　　陈水根蹲在试验田边，手指捻着一株早稻的叶片。叶片挺阔，叶脉清晰，叶尖还挂着晨露。李向前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数据：株高、分蘖数、叶色。这个农技员最近话越来越少，眼镜片后的眼睛总像是蒙着一层雾。

　　“分蘖比去年多两成。”李向前合上本子，“如果后期不遇灾害，亩产应该能超六百斤。”

　　水根“嗯”了一声，没抬头。他的目光落在田埂上，那里有几只蚂蚁在忙碌，搬运着比身体大数倍的食物。它们排成一线，秩序井然。

　　“水根，你听见风声了吗？”李向前压低声音。

　　“什么风声？”

　　“省农科所……可能要撤销了。”李向前的声音更低了，“我老师来信说，他们那里已经在搞运动，说农业科研是‘脱离政治’，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把戏。”

　　水根直起身，拍掉手上的泥土：“咱们种田，总要讲科学。”

　　“话是这么说。”李向前苦笑，“但有些人说，种田靠的是‘革命精神’，不是数据。”

　　两人沉默着。风吹过稻田，绿浪起伏。远处传来高音喇叭的声音，断断续续，听不清内容，但那种激昂的语调，隔着一里地都能感受到。

　　这时，二狗气喘吁吁地跑来：“根哥！公社通知，所有生产队长马上去开会！”

　　“什么事？”

　　“不知道。但沈会计亲自来通知的，脸色很严肃。”

　　水根和李向前对视一眼。该来的，终于来了。

　　公社会议室里，气氛凝重。老赵书记坐在主席台正中，左边是沈会计，右边是两个陌生面孔——一个四十多岁，穿着四个口袋的干部装；一个二十出头，臂上戴着红袖章。

　　“人都到齐了。”沈会计清清嗓子，“今天开个紧急会议。首先介绍两位同志：这位是县里派来的王指导员，这位是县一中□□代表小林同志。大家欢迎。”

　　稀稀拉拉的掌声。

　　王指导员站起来，身材不高，但腰板挺得笔直。他扫视了一圈，开口，声音洪亮：“同志们！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我们兴化，也不能落后！”

　　他讲了一个小时。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阶级斗争，从“二月提纲”讲到“五一六通知”，最后落到公社的具体工作：“咱们有些同志，埋头搞生产，不问政治。这是很危险的！农业要不要搞？要搞！但必须政治挂帅！”

　　小林接着发言。年轻人声音尖利，充满激情：“我们要破四旧，立四新！什么老风俗、老习惯、老思想，统统要砸烂！我们要大破大立，荡涤一切污泥浊水！”

　　沈会计带头鼓掌，掌声热烈了些。水根看见老赵书记的脸色，一直很沉。

　　散会后，沈会计把水根叫到一边。

　　“水根啊，有个事你得准备一下。”他压低声音，“县里指示，每个公社要组织文艺宣传队，宣传□□。你媳妇春妹，不是会唱茅山号子吗？让她牵头，搞个水上宣传队。”

　　水根心头一紧：“茅山号子……算不算‘四旧’？”

　　“哎，这就要看怎么改造了。”沈会计意味深长，“老调子，填新词。唱革命歌曲，唱毛主席语录。这叫‘旧瓶装新酒’。”

　　“春妹刚生完孩子，身体还没恢复。”

　　“这是政治任务！”沈会计脸色一正，“水根，你父亲是地下党员，你是革命后代，更要带头响应号召。”

　　话说到这份上，水根只能点头。

　　回家路上，他绕道去了卫生院。陆文婷正在整理药柜，动作很慢，像是每个药瓶都要仔细端详。

　　“陆医生。”

　　陆文婷转过身，脸色疲惫：“水根啊。有事？”

　　“今天开会的事，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陆文婷关上柜门，“王指导员上午来过卫生院，说要‘整顿医疗队伍’，清除‘资产阶级医疗思想’。”

　　“他说什么了？”

　　“他说，血防工作不能只靠专家，要发动群众。还说……我的一些治疗方法，太‘洋气’，不适合农村实际。”陆文婷苦笑，“他建议多用中草药，少用西药。”

　　水根沉默了。中草药是陆文婷一直在探索的路，但现在被人用这种方式提出来，味道就变了。

　　“还有，”陆文婷声音更低，“他问了我家庭情况，特别问到我哥哥在海外的事。”

　　“你怎么说？”

　　“实话实说。我哥哥1948年去美国留学，后来留在那边教书。”陆文婷顿了顿，“他说，这种海外关系要‘说清楚’，要我写材料交代。”

　　水根心里一沉。这段时间，他隐约感觉到，陆文婷的处境越来越难。这个上海来的医生，医术高明，为人正直，但就是太“直”，不懂变通。在风平浪静时是优点，在风浪来时就成弱点。

　　“你要小心。”水根只能说。

　　“我知道。”陆文婷望向窗外，“只是血防工作刚有起色……如果停下来，前功尽弃。”

　　从卫生院出来，水根没回家，而是划船去了茅山。他想去找老船工陈三爷，问问茅山号子的事。

　　陈三爷住在茅山脚下的一条老船上，今年七十八了，是茅山号子最后的传人。年轻时当过漕运船工，从兴化到扬州，几百里水路，号子能唱三天不重样。解放后漕运停了，他就守着这条船，偶尔在会船节上亮一嗓子。

　　水根到的时候，老人正坐在船头补网。阳光照着他古铜色的脸，皱纹深得像刀刻。

　　“三爷。”

　　老人抬头，眯着眼看了半天：“是水根啊。坐。”

　　水根上了船，在老人对面坐下。船很小，船舱里堆满渔具，弥漫着桐油和鱼腥混合的气味。

　　“三爷，想跟您请教茅山号子的事。”

　　老人手上的动作停了停：“问这个干啥？”

　　“公社要组织宣传队，想用茅山号子的调子，填新词唱。”

　　老人沉默了很久，然后继续补网，一针，一线，动作缓慢而沉稳。

　　“茅山号子啊……”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分三种：开船号、行船号、靠岸号。开船号要亮，行船号要稳，靠岸号要柔。调子随水势走，急水用急调，缓水用缓调。”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黑乎乎的烟袋，装上烟丝，点燃，深深吸了一口。

　　“我十六岁上船，师父教的第一句是：‘号子不是唱给自己听的，是唱给水听的。’水有灵性，你敬它，它就载你；你轻它，它就翻你。”

　　烟雾在阳光里袅袅上升。

　　“后来漕运停了，号子也就没人唱了。”老人磕磕烟袋，“这些年，会船节上还能听见几嗓子，但那都是花架子，没魂。”

　　水根静静地听着。船在水面上轻轻摇晃，像摇篮。

　　“三爷，您能教教吗？调子就行，词我们自己编。”

　　老人看着他：“水根，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要唱那些……‘革命’的歌？”

　　水根点头。

　　老人又抽了一口烟，烟雾从鼻孔缓缓呼出：“教可以。但有个条件：要唱，就得在水上唱。离了水，号子就死了。”

　　“我答应您。”

　　老人站起身，走进船舱，摸索了半天，拿出一本泛黄的手抄本。纸页已经脆了，边缘破损，用麻线勉强缝着。

　　“这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号子谱。我不识字，是请庙里的和尚帮着记的。”老人抚摸着封面，像抚摸婴儿的脸，“现在给你。别让它断了。”

　　水根双手接过。手抄本很轻，又很重。

　　“三爷，您不自己留着？”

　　“我啊，没几天了。”老人笑了，露出稀疏的牙齿，“号子得传下去。不管填什么词，调子在，魂就在。”

　　离开时，夕阳正红。水根划着船，手抄本贴身放着，能感觉到纸张的脆硬。他想起父亲的黑匣子，想起老秀才的手抄本，现在又多了一本号子谱。这些脆弱的纸张，承载着比石头还重的记忆。

　　回到家，春妹正在喂奶。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出生才两个月，取名小苇，取“芦苇”之意，希望像水边的芦苇一样坚韧。

　　“公社找你什么事？”春妹问。

　　水根说了宣传队的事。春妹听着，眉头微蹙。

　　“我嗓子还没恢复，唱不了高音。”

　　“先组织，不一定你唱。”水根说，“主要是……这是政治任务，推不掉。”

　　春妹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小苇吮吸着乳汁，发出满足的吞咽声。

　　“那就办吧。”她轻声说，“但我想请阿莲来帮忙。那孩子心灵，学东西快。”

　　水根心头一动。阿莲虽然哑，但耳朵灵，节奏感好。更重要的是，她需要这样一个机会。

　　“好。”

　　第二天，宣传队开始组建。春妹牵头，阿莲当助手，又找了七八个年轻姑娘。徐建国主动要求加入，说可以帮忙写词。陆文婷推荐了知青点的几个文艺骨干。

　　第一次排练，在公社仓库里。姑娘们有些害羞，你推我让，没人敢先开口。

　　春妹抱着小苇，站在前面：“咱们就从最简单的开始。我唱一句，你们跟一句。”

　　她清清嗓子，唱起一首流传的水乡小调：

　　“三月里来桃花开，妹妹河边洗衣裳——”

　　声音轻柔，像春水拂过芦苇。姑娘们跟着唱，声音参差不齐，但渐渐地，合在了一起。

　　阿莲站在一旁，眼睛亮亮地看着。她不能唱，但用手打着拍子，一下，一下，准确而坚定。

　　徐建国在本子上记着什么。等一曲唱完，他说：“调子很好听。但词要改。我试着填了新词，大家听听——”

　　他念道：“三月里来春耕忙，社员下地种稻秧。毛主席指示记心上，丰收粮食献国家。”

　　姑娘们互相看看。调子还是那个调子，词完全变了。

　　“试试唱唱？”春妹说。

　　徐建国起了个头。姑娘们跟着唱，起初有些别扭，但多唱几遍，就顺了。

　　排练进行了两个小时后，沈会计陪着王指导员来了。

　　“不错不错！”王指导员鼓掌，“就是要这样！老调新词，为革命服务！”

　　他走到春妹面前：“你就是陈水根同志的爱人？很好，很有觉悟！”又看向徐建国：“小徐同志是知青，能主动融入群众，很好！”

　　然后他看见了阿莲。

　　“这位是？”

　　“她叫阿莲，是我们队的。”春妹说，“虽然不能说话，但节奏感好，帮我们打拍子。”

　　王指导员皱皱眉：“哑巴？宣传队怎么能用哑巴？影响形象。”

　　阿莲低下头，手指绞在一起。

　　春妹上前一步：“王指导员，阿莲很努力，学东西很快。而且她识字，能帮我们抄歌词。”

　　“识字？”王指导员有些意外，“哑巴识字？”

　　阿莲从怀里掏出小本子，双手递过去。本子上抄满了歌词，字迹工整清秀。

　　王指导员翻了翻，脸色缓和了些：“字写得不错。但宣传队毕竟要演出，哑巴……不太合适。”

　　“让她在后台帮忙总行吧？”徐建国突然开口，“抄歌词、准备道具、提醒节奏。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王指导员看看沈会计。沈会计笑着说：“年轻人有热情是好事。就让阿莲试试吧，不行再换。”

　　这事就算定了。

　　等王指导员和沈会计走后，阿莲的眼泪掉了下来。她用手语比划着：“谢谢，谢谢。”

　　春妹握住她的手：“好好干。”

　　排练继续。徐建国又填了几首词的词，有改编自茅山号子的《开船歌》，有改编自田歌的《插秧谣》。调子是老的，词是新的，唱的是“毛主席领导闹革命”“贫下中农心向党”。

　　休息时，徐建国坐到水根身边。

　　“陈队长，我在想……能不能加一首讲血防的歌？”他压低声音，“趁现在宣传队刚成立，王指导员还支持，把防病知识编进去，大家唱多了，就记住了。”

　　水根心里一动：“这主意好。但词要写得……巧妙些。”

　　“我试试。”

　　两天后，徐建国拿出新词：

　　“清清河水门前过，乡亲们要记心窝。
　　下水干活穿鞋袜，回家洗手莫耽搁。
　　发现钉螺及时报，齐心协力把它捉。
　　身体健康干革命，建设祖国好山河。”

　　春妹看了，说：“这词实在，不空。调子就用《洗衣歌》的调，大家熟。”

　　果然，这首歌一唱，姑娘们学得特别快。阿莲更是用心，把歌词抄了十几份，发给每个队员。

　　宣传队初具规模，王指导员很满意，说要安排巡回演出，先从各生产队开始。

　　就在一切似乎顺利推进时，出事了。

　　那天傍晚，水根从试验田回来，看见公社门口围了一大群人。挤进去一看，是几个□□，正在往墙上贴大字报。墨汁淋漓的大字：“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陆文婷！”“清除卫生系统的牛鬼蛇神！”

　　大字报列了陆文婷的几条“罪状”：一、崇洋媚外，迷信西药，排斥中草药；二、隐瞒海外关系，哥哥是美国特务；三、借血防之名，浪费国家资源；四、生活腐化，经常独自吃小灶。

　　水根脑子“嗡”的一声。他挤到最前面，看见陆文婷就站在大字报前，脸色苍白，但腰板挺直。

　　“陆医生，”一个小□□指着他，“这些是不是事实？”

　　陆文婷沉默了几秒，然后说：“第一，我从未排斥中草药，一直在探索中西医结合；第二，我哥哥是学者，不是特务；第三，血防药物每一份都有记录；第四，我吃的是病人送的鸡蛋，不是小灶。”

　　“狡辩！”另一个□□喊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这个资产阶级臭老九，必须低头认罪！”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小声说“陆医生是好人”，但立刻被身边的人拽住。

　　这时，沈会计来了。他看了看大字报，又看看陆文婷，叹了口气。

　　“陆医生，你看这事闹的。”他语重心长，“这样吧，你先停职反省，写个检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说。”

　　陆文婷看着他：“血防工作怎么办？病人怎么办？”

　　“这个……组织上会安排。”沈会计摆摆手，“你先回去。”

　　陆文婷没再说话，转身走了。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水根想追上去，被沈会计叫住。

　　“水根，你别掺和。”沈会计低声说，“这是上面的意思。陆文婷的问题，县里早就掌握了。你要划清界限。”

　　“他有什么问题？他救了那么多人！”

　　“这是政治问题，你不懂。”沈会计拍拍他的肩，“你管好宣传队，别的事少管。”

　　水根站在那儿，看着陆文婷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天边的火烧云正红，像血。

　　晚上，水根去了卫生院。门关着，里面没灯。他绕到后院，从窗户看见陆文婷坐在桌前，就着一盏小台灯，在写什么。

　　他轻轻敲窗。陆文婷抬起头，看见是他，开了门。

　　屋里很乱，药柜敞着，地上堆着病历和资料。陆文婷正在整理这些东西，一本一本，叠放整齐。

　　“陆医生……”

　　“坐。”陆文婷给他倒了杯水，“你都知道了。”

　　水根点点头：“我能做什么？”

　　“什么都别做。”陆文婷坐下，“这时候，谁帮我，谁倒霉。”

　　“那血防工作……”

　　“资料我都整理好了。”陆文婷指着桌上几大本笔记本，“病例记录、钉螺分布图、药物使用情况、草药试验数据。这些你帮我收着，等风头过了，交给接替我的人。”

　　水根接过笔记本，沉甸甸的。

　　“还有这个。”陆文婷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几十个小纸包，每个纸包上都写着字，“这是我配的草药，给轻症病人用的。用法用量都写在里面。”

　　“你……要去哪儿？”

　　“不知道。可能回上海，也可能去别的地方。”陆文婷笑了笑，笑容很苦，“水根，我本来想，能在这里干一辈子的。”

　　两人沉默了。窗外的月亮很圆，但被云遮着，朦朦胧胧。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水根突然说，“你哥哥……真的在美国？”

　　“真的。”陆文婷点点头，“他是物理学家，研究原子弹的。1950年想回国，没成功。后来就一直留在那边教书。”

　　“你想他吗？”

　　“想。”陆文婷望着窗外，“但我们走的路不一样了。他信科学能救国，我信医学能救人。其实……是一回事。”

　　又一阵沉默。远处传来狗吠声，一声，两声。

　　“水根，你还记得我给你的那块石碑吗？”陆文婷突然说，“明朝的那块。”

　　“记得。”

　　“上面有句话：‘治水者，治国安邦之要务也。’”陆文婷轻声重复，“治病也是。一个国家的健康，不只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治好了身体的病，精神的病怎么办？”

　　水根答不上来。

　　陆文婷站起身，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是《黄帝内经》。他翻到一页，念道：“‘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我一直想做个上医，治未病。但现在看来，我连下医都做不了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水根听出了里面的绝望。

　　离开时，陆文婷送他到门口。

　　“水根，保重。还有……告诉春妹，宣传队要坚持下去。歌要唱，不管填什么词，调子在，希望就在。”

　　水根点点头，转身走了。夜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

　　回到家，春妹还没睡，在灯下等他。

　　“陆医生那边……”

　　“停职了。”水根简单说了情况。

　　春妹眼圈红了：“他是个好人。”

　　“我知道。”

　　小苇醒了，小声哭起来。春妹抱起她，轻轻摇晃。水根看着妻子和女儿，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保护欲。在这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里，他要保护她们，保护这个家。

　　几天后，宣传队的第一次正式演出，在吴公堤下的水面举行。二十多条船围成圈，中间搭起一个浮台。各生产队的人都来了，黑压压坐满了船。

　　王指导员、沈会计、老赵书记坐在前排船上。水根看见，老赵书记的脸色一直很沉。

　　演出开始。春妹领着姑娘们上台，穿着统一的蓝布衫，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第一首歌是《东方红》，第二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轮到改编的茅山号子了。春妹起头：

　　“哎——哟——嗨——”
　　“开船啰——向前方——”

　　姑娘们齐声应和：

　　“毛主席指路明灯亮——”
　　“贫下中农斗志昂——”

　　调子苍凉高亢，在水面上回荡。观众们安静地听着，有些老人闭着眼，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打。

　　阿莲在后台，紧张地看着台上的每一个动作。她手里拿着歌词本，随时准备提醒。徐建国在她旁边，同样紧张。

　　唱到《防病歌》时，出了点意外。一个姑娘唱错了一句，把“发现钉螺及时报”唱成了“发现钉螺及时跑”。台下有人笑出声。

　　春妹反应很快，接着唱下去，把调子拉回来。阿莲在后台急得直比划，徐建国拍拍她的肩，示意没事。

　　演出结束后，王指导员上台讲话，表扬宣传队“方向正确，形式新颖”。沈会计宣布，宣传队将代表公社参加县里的汇演。

　　大家欢呼起来。姑娘们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春妹抱着小苇，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只有阿莲，一个人站在角落里，看着热闹的人群，眼神复杂。徐建国走过去，递给她一杯水。

　　“今天多亏了你。”他说，“好几次节奏要乱，都是你打拍子稳住的。”

　　阿莲摇摇头，比划着：“是她们唱得好。”

　　“你写得歌词也很好。”徐建国说，“特别是那首《防病歌》，王指导员都说‘有教育意义’。”

　　阿莲低下头，脸微微红了。

　　这时，沈会计走过来：“小徐，阿莲，你们俩过来一下。”

　　两人跟着沈会计走到一边。

　　“县里汇演，要求每个节目都要有‘革命性’。”沈会计严肃地说，“你们那首《防病歌》，虽然不错，但政治高度不够。要改。”

　　“怎么改？”徐建国问。

　　“要加上阶级斗争的内容。”沈会计说，“比如，血吸虫病是旧社会留下的祸害，是新社会要消灭的敌人。要唱出‘打倒血吸虫，保卫毛主席’的气势。”

　　徐建国皱眉：“沈会计，防病是科学问题，和阶级斗争……”

　　“小徐同志！”沈会计打断他，“你这种思想很危险！什么事都要讲政治！防病要不要？要！但更要讲为什么防病！是为革命防病，为保卫毛主席防病！”

　　徐建国不说话了。阿莲紧张地看着他。

　　“词你们改，改好了给我看。”沈会计说完，转身走了。

　　徐建国看着他的背影，良久，叹了口气。

　　“阿莲，咱们改吧。”

　　阿莲点点头。两人找了个安静角落，开始改词。阿莲写，徐建国念。改来改去，总觉得别扭。

　　最后，徐建国说：“算了，就按他说的写。但演出时，咱们还按原来的唱。”

　　“被发现怎么办？”

　　“到时候再说。”徐建国推推眼镜，“有些事，不能全听他们的。”

　　阿莲看着他，眼神里有了敬佩。

　　第二天，水根听说了一个消息：上方寺的老方丈要还俗了。

　　上方寺是兴化最老的寺庙，建于唐代，鼎盛时有僧众上百人。解放后大部分僧人都还俗了，只剩下老方丈和三个老和尚守着。这次运动一来，上面要求“彻底清除宗教迷信”，寺庙要改成仓库。

　　水根划船去上方寺。寺在茅山南麓，三面环水，只有一条小路通陆。远远就看见寺庙门口围了些人，大多是老人，默默地看着。

　　老方丈正在院里整理经卷。八十多岁的人，背已经驼了，但动作依然从容。他把经书一本本摊开，晒晒太阳，然后仔细包好。

　　“方丈。”水根上前。

　　老方丈抬头，看见是他，微微一笑：“是水根啊。来送老衲？”

　　“您……真要还俗？”

　　“缘起缘灭，自有定数。”老方丈继续包书，“这寺庙，存在一千三百年了。唐、宋、元、明、清、民国，多少朝代更迭，它都在。现在，也该歇歇了。”

　　“这些经书……”

　　“明天有人来收，说要‘集中处理’。”老方丈顿了顿，“水根，你帮老衲个忙。”

　　“您说。”

　　“有几部手抄的经，是明代的，老衲抄了一辈子。”老方丈指着墙角一个木箱，“你帮老衲收着。不是要你信佛，是……这些东西，烧了可惜。”

　　水根心头一震。又是手抄本，又是要托付的东西。

　　“方丈，我……”

　　“老衲知道你的难处。”老方丈看着他，“你父亲的事，老衲听说过。他是个明白人。这些东西，放在你那儿，老衲放心。”

　　水根看着老人恳切的眼神，点了点头。

　　夜里，他划船来取箱子。老方丈已经把箱子准备好了，不大，但很沉。

　　“这里面除了经书，还有几本医书，是寺里历代僧人行医的记录。”老方丈说，“或许对陆医生有用。”

　　水根心头一热：“谢谢方丈。”

　　“是老衲谢谢你。”老方丈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水根，世道再乱，人心不能乱。守住本心，就是修行。”

　　水根抱着箱子，深深鞠了一躬。

　　离开时，月亮正圆。他回头看了一眼，寺庙在月光下静静矗立，像一位闭目沉思的老人。明天，它就不再是寺庙了。

　　回到家，他把箱子藏在船板下的暗格里，和父亲的箱子放在一起。三个箱子，装着三个人的一生：父亲的革命记忆，陆文婷的医学记录，老方丈的佛经。它们本来毫无关联，现在却因为他的守护，有了某种隐秘的联系。

　　春妹醒了，看着他：“又收了什么？”

　　“经书。老方丈托付的。”

　　春妹沉默了一会儿：“咱们这儿，快成仓库了。”

　　“是啊。”水根躺下，看着船顶，“但这些东西，总得有人收着。”

　　“为什么是你？”

　　水根想了想：“也许是因为，我父亲教过我一句话：有些东西，比命重要。”

　　春妹靠过来，头枕在他肩上。小苇在摇篮里睡得正香。

　　“水根，我有点怕。”

　　“怕什么？”

　　“怕这世道，越来越看不懂。”春妹轻声说，“以前虽然穷，虽然苦，但知道该怎么做。现在……不知道了。”

　　水根搂紧妻子。他知道春妹的意思。宣传队要唱什么歌，试验田要怎么种，连治病救人都有了“政治正确”。一切都在变，变得太快，太急。

　　“不管世道怎么变，咱们做好自己的事。”他说，“种好田，养好孩子，能帮人就帮人。”

　　春妹“嗯”了一声，渐渐睡了。

　　水根却睡不着。他想起陆文婷的问题：精神的病怎么治？想起老方丈的话：守住本心，就是修行。

　　窗外，月光如水。兴化的夜，还是那么静，静得能听见水流动的声音，能听见远处的蛙鸣，能听见更远处，长江的涛声。

　　千百年来，这片水乡经历过多少风雨？战乱、洪水、瘟疫、朝代更迭。每一次，人们都觉得天要塌了。但每一次，水退了，花开了，船又撑起来了。

　　因为总有人在。总有人在天黑时点灯，在水涨时筑堤，在书要烧时藏书，在歌要断时唱歌。

　　水根轻轻起身，走到船头。月亮倒映在水里，碎成千万片银光。他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背的一句诗：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是啊，千百年前，是谁第一个在这水边看见月亮？千百年来，这月亮又照过多少人？那些人，有过怎样的悲欢？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今夜，他站在这儿，看着同样的月亮。而明天，太阳还会升起，他还要去种田，还要去灭螺，还要去看宣传队排练。

　　生活，像这水，永远向前。

　　远处传来隐隐的歌声，是宣传队在连夜排练。调子还是茅山号子的调，苍凉，悠远，在水面上飘荡，飘过垛田，飘过河道，飘向无尽的夜空。

　　那是船歌。是这片水乡千年不绝的脉搏。

　　水根深吸一口气，转身回舱。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而歌声，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