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岁月：兴化1962-1969》小字赵宁

5、第五章：螺号声声（1965） 全县灭螺运

　　清明刚过，雨水就多了起来。不是去年那种泼天暴雨，而是缠缠绵绵的细雨，一下就是三五天。兴化的天像漏了个筛子，总也见不到透亮的日头。

　　这种天气最是恼人。田里返潮，垛田上的土路泥泞得能陷进脚去；船屋里一股子霉味，被褥摸上去都是湿漉漉的。更要命的是，那些看不见的螺，在温暖潮湿的死水塘里，正悄无声息地繁殖。

　　陆文婷站在公社卫生院门口，看着屋檐滴下的水串成线。他手里攥着一份刚收到的文件——县卫生局关于春季防疫工作的通知，通篇都是“加强”“重视”“确保”之类的词，可提到灭螺的具体措施，只有一句“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他轻声重复这个词，嘴角泛起一丝苦笑。

　　身后传来脚步声。水根披着蓑衣进来，斗笠边沿还滴着水。

　　“陆医生，人齐了。”他说，“七个生产队的卫生员都到了，在会议室。”

　　陆文婷点点头，收起文件：“走吧。”

　　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人，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男有女。他们是各生产队选出来的卫生员，经过陆文婷两个月的培训，已经能处理简单的伤口、量血压、发药片。今天要学的，是灭螺。

　　“都到齐了。”水根扫了一眼，“开始吧。”

　　陆文婷走到前面，黑板上已经挂好一幅手绘的钉螺解剖图。他拿起教鞭，指向图上的一个部位。

　　“钉螺，血吸虫的中间宿主。成虫在人或牲畜的血管里产卵，卵随粪便排出，在水中孵化成毛蚴。毛蚴钻入钉螺体内，发育成尾蚴，再从螺体逸出，在水里游动。”他的声音平静而清晰，“人或牲畜接触疫水，尾蚴就从皮肤钻进去，完成感染循环。”

　　下面有人小声议论。一个叫桂香的姑娘举手：“陆医生，那咱们把螺都捞干净不就行了？”

　　“理论上是的。”陆文婷说，“但钉螺繁殖快，适应性强。一条母螺一年能产上千个卵。而且它们喜欢藏在石头缝、水草根里，很难捞净。”

　　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药物。

　　“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药物灭螺。□□，对钉螺有很强的杀灭作用。但，”他顿了顿，“这种药也有毒性，对鱼虾、甚至对人都有害。使用时必须严格掌握浓度，做好防护。”

　　另一个小伙子问：“那不用药行吗？”

　　“可以物理灭螺。铲草、土埋、水改旱，但这些方法工程量大，见效慢。”陆文婷放下教鞭，“所以咱们要综合防治。药物为主，物理为辅。更重要的是——”

　　他在黑板上写下第三行字：管理粪便。

　　“血吸虫卵是通过粪便传播的。管好粪便，就能切断传播链。咱们要在各村建无害化厕所，禁止在河里洗马桶，粪便要堆肥发酵后才能下田。”

　　下面有人面露难色。在河里洗马桶是几百年的习惯，改起来谈何容易。

　　水根站起来：“我知道大家觉得难。但再难，也比得病强。沈家垛的沈老栓，大家还记得吧？去年这时候还能挑百斤担子，现在肚子胀得跟鼓一样，路都走不动。他才四十二岁。”

　　会议室安静下来。沈老栓的事大家都知道，一个壮劳力就这么废了。

　　“陆医生教咱们的方法，是科学的办法。”水根继续说，“咱们学好了，回去教社员。一家一户说不通，就十家八家一起说。总要有个开头。”

　　陆文婷看着水根。这个平时话不多的生产队长，关键时刻总能说到点子上。

　　培训进行了两个小时。结束时，雨小了些，天色却更暗了。卫生员们领了宣传材料和少量药物，陆续散去。

　　水根留下来帮陆文婷收拾。

　　“第一批药物只到了一半。”陆文婷清点着药箱，“县里说货源紧张，要优先保障重点疫区。”

　　“咱们这儿不算重点？”

　　“上报的病例少。”陆文婷苦笑，“沈会计坚持要‘客观评估’，把一些疑似病例都归为‘肠胃炎’。”

　　水根没说话。他知道沈会计的考虑——公社正在评先进，不能有污点。

　　“不过也有好消息。”陆文婷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省血防所的专家回信了，同意下个月来咱们这儿实地考察。如果专家认定是疫区，药物和经费就能跟上。”

　　“那得让他们看到真实情况。”

　　“对。所以——”陆文婷压低声音，“我想在专家来之前，先把西河湾那片最严重的疫区处理了。但需要人手，还不能声张。”

　　水根明白了他的意思。沈会计那边通不过，就只能私下干。

　　“需要多少人？”

　　“二十个。要身体好，会水，还得嘴严。”

　　“我来找。”水根想了想，“明天晚上，雨停了就动手。”

　　两人又商量了细节。药物浓度、防护措施、怎么避开人耳目。正说着，门外传来敲门声。

　　是徐建国。他浑身湿透，眼镜上蒙着水汽，但眼睛亮得惊人。

　　“陆医生，陈队长，我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

　　“古方！”徐建国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小心地打开。里面是一本线装书，纸页泛黄，边缘已经破损。

　　“我在老秀才那儿发现的。是他爷爷留下的医书，清朝光绪年间的。”徐建国翻到其中一页，“看这里，‘治水蛊方’。”

　　陆文婷接过来看。竖排的毛笔字，写着：“水蛊者，水毒之病也。症见腹胀如鼓，四肢消瘦……治宜杀虫、利水、扶正。方用：南瓜子、槟榔、雷丸……”

　　他越看越惊讶。这描述的症状，分明就是血吸虫病。用的药材，南瓜子能杀寄生虫，槟榔能驱虫，雷丸——他记得医书上说，雷丸含有的成分对绦虫有效。

　　“老秀才说，他小时候见过这病，那时候叫‘大肚子病’。他爷爷就用这些草药治，有些能治好，有些治不好。”徐建国说，“我想，能不能试试？西药不够，中药补。”

　　陆文婷沉吟着。他是学西医的，对中医了解不多。但在这个缺医少药的特殊时期，任何可能性都值得尝试。

　　“药材好找吗？”

　　“南瓜子家家都有。槟榔、雷丸要去药店配，但应该不贵。”徐建国说，“我已经问过老秀才，他记得几个方子，愿意帮忙。”

　　水根问：“安全吗？”

　　“老秀才说，他爷爷用这些方子治过不少人，没出过事。但——”徐建国推了推眼镜，“毕竟是古方，得谨慎。”

　　陆文婷点点头：“这样，我先研究一下药理。如果可行，找几个轻症病人试试。”

　　窗外雨声渐密。三个人在灯光下研究那本古医书，一页一页翻过。发黄的纸页上，是另一个时代的智慧，关于疾病、关于草药、关于生存。

　　第二天，雨停了，但天还是阴着。傍晚时分，水根召集了二十个人，在吴公堤下的芦苇荡里集合。都是各生产队信得过的骨干，二狗也在其中。

　　陆文婷带来了药物和装备——□□用油纸包着，还有长柄喷壶、橡胶手套、口罩。他详细讲解了配药比例、喷洒方法、注意事项。

　　“千万记住，戴口罩和手套。药水沾到皮肤要马上洗。喷药时要站在上风处，别对着人喷。”他反复强调，“喷完的水域，三天内不能取水，不能下水。”

　　大家点头记下。

　　天黑透后，队伍出发。两条大船，载着人和药物，悄无声息地划向西河湾。月亮被云层遮着，只有微弱的天光。水面黑沉沉的，偶尔有鱼跃起的“扑通”声。

　　西河湾是片死水塘，三面被垛田包围，只有一条狭窄的水沟与主河道相连。这里水草茂密，钉螺密度最高。陆文婷之前做过调查，一平方米能找到上百只活螺。

　　船靠岸。陆文婷先取水样，测试了pH值和温度。然后指挥大家配药——严格按比例，一包药粉兑两桶水，搅拌均匀。

　　“开始吧。”他说。

　　二十个人分成四组，沿河岸一字排开。长柄喷壶伸进水里，加压，药液呈雾状喷出。空气中弥漫起一股刺鼻的气味。

　　水根负责最深处的一段。他戴着口罩和手套，仍能闻到那股味道。药液喷在水草上，发出轻微的“嘶嘶”声。他想起陆文婷的嘱咐：要喷透，每片水草都要覆盖到。

　　两个小时后，整片河湾处理完毕。大家累得直不起腰，口罩里都是汗。

　　陆文婷又取了水样，准备回去检测药效。“明天早上再来观察螺的反应。”他说。

　　回程的路上，月亮从云缝里露出来，照在水面上，银粼粼的。二狗划着船，忽然说：“根哥，这事咱们做得对吗？”

　　“为啥这么问？”

　　“沈会计要是知道了，肯定不高兴。”

　　水根看着前方黑黢黢的垛田：“那你说，眼看着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病，就对？”

　　二狗不说话了。

　　船队回到出发点，大家各自散去，约定第二天早上再来观察。水根回到家时，春妹还没睡，在灯下做鞋。

　　“这么晚。”她放下针线，端来热水。

　　水根洗了脸，把晚上的事简单说了。

　　春妹听着，眉头微蹙：“沈会计那边……”

　　“瞒一天是一天。”水根说，“等省里专家来了，看到咱们的成果，他也没话说。”

　　“希望吧。”春妹叹口气，“我就是担心，你夹在中间难做。”

　　水根握住妻子的手。春妹的手很暖，掌心有茧，那是常年劳作的痕迹。

　　“不难。”他说，“做对的事，就不难。”

　　夜里，水根做了个梦。梦见满河湾都是钉螺，密密麻麻，爬上岸，爬进屋子，爬满床铺。他想喊，发不出声；想动，动不了。然后看见父亲从远处走来，手里拿着一把草药，撒在水里。那些螺就一个个翻过身，死了。

　　醒来时天还没亮，心怦怦直跳。他起身喝了口水，想起父亲笔记本里的一句话：“1931年夏，水患后疫病流行。文彬采草药救治乡民，日夜不辍。”

　　草药。古方。也许，徐建国的发现真的是条路。

　　天亮后，水根和陆文婷又去了西河湾。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又惊又喜——水面上漂着一层死螺，白花花的。岸边的水草上，也挂满了螺壳。

　　“药效很好。”陆文婷蹲下身，用镊子夹起一只螺，对着光看，“壳都空了，全死了。”

　　“能维持多久？”

　　“如果不来新螺，这片水域能清净两三个月。”陆文婷站起身，“但关键是要防止重新扩散。钉螺会随水流、水草、甚至水鸟的脚传播。”

　　“那得把整个水系都处理了。”

　　“对。所以需要专家认定，需要上级支持。”陆文婷看着水面，“咱们这样小打小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两人正说着，远处传来喊声。是二狗，划着船急匆匆过来。

　　“根哥！陆医生！不好了！沈会计带人来了！”

　　水根心里一沉。抬头看去，几条船正朝这边驶来，领头船上是沈会计，还有工作队的张干部。

　　船很快靠岸。沈会计跳下来，脸色铁青。他扫了一眼水面上的死螺，又看看陆文婷手里的药壶。

　　“陆医生，水根，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他的声音很冷。

　　“灭螺。”陆文婷平静地说。

　　“谁批准的？用药灭螺，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向公社报告？”

　　“我报告过。你说现在生产任务重，抽不出人手。”

　　“那你们就能私自行动？”沈会计提高音量，“这药有毒你们知道吗？万一出事，谁负责？污染了水源，毒死了鱼，谁负责？”

　　张干部也下了船，皱着眉：“陆医生，你是专业技术人员，更应该遵守纪律。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影响很坏。”

　　水根上前一步：“沈会计，张同志，这事是我组织的。我看乡亲们得病难受，等不及了。”

　　“等不及？”沈会计冷笑，“水根，你是生产队长，不是卫生队长！你的任务是抓好生产，不是搞这些名堂！”

　　“生产是为了让人吃饱饭，治病也是为了让人有力气干活。”水根不卑不亢，“沈会计，您去沈老栓家看看，看看他还能下地吗？”

　　沈会计被噎住了。沈老栓是他的堂弟，这病他也着急。

　　张干部摆摆手：“行了，都别吵。陆医生，你用的什么药？有没有危险？”

　　“□□，是卫生部推荐使用的灭螺药。我们严格按比例配制，做了防护，也设置了警示。”陆文婷说，“这片水域已经封闭，三天内不会让人靠近。”

　　“那还好。”张干部脸色缓和了些，“但下不为例。以后这种行动，必须报批。”

　　“张同志，”陆文婷突然说，“省血防所的专家下个月要来。我想请他们看看咱们的灭螺成果，争取把咱们公社列为重点疫区。这样就能有更多的药物和经费。”

　　沈会计脸色一变：“陆医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咱们公社评先进在即，你非要往自己脸上抹黑？”

　　“不是抹黑，是实事求是。”陆文婷看着他，“沈会计，病不会因为不说就不存在。瞒着，只会害更多人。”

　　两人对视着，气氛紧张。

　　张干部沉吟片刻：“这样，专家来的时候，我陪他们看。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但在这之前，不要再有擅自行动。”

　　这个表态，算是各退一步。

　　沈会计还想说什么，张干部摆摆手：“就这样。散了。”

　　回去的路上，水根和陆文婷划着一条船。

　　“沈会计为什么这么反对？”水根问。

　　“他不是反对灭螺，是反对‘现在’灭螺。”陆文婷说，“等先进评下来，等他的副书记任命下来，也许就支持了。”

　　“那得等多久？又有多少人会得病？”

　　陆文婷没回答。他看着水面，突然说：“水根，你知道我为什么学医吗？”

　　“为什么？”

　　“我母亲是得血吸虫病死的。”陆文婷的声音很轻，“那是1948年，在上海郊区。我们住的地方有条河，她天天在河边洗衣服。后来肚子大了，人都认不清了。那时候没药，只能等死。”

　　水根愣住了。他从来没听陆文婷说过这些。

　　“她死的时候，抓着我的手说：‘文婷，你要学医，治好这种病。’”陆文婷闭上眼睛，“所以我考医学院，学寄生虫病学。毕业分配时，我主动要求来血吸虫病流行区。”

　　船在水上轻轻摇晃。远处传来撑船人的号子声，苍凉悠长。

　　“我来了，却发现治病不光是医学问题。”陆文婷苦笑，“还有人情、关系、政绩。有时候我觉得，我学的那些知识，在这些面前毫无用处。”

　　“有用。”水根说，“你救了那么多人，怎么会没用？”

　　陆文婷摇摇头：“救不过来。西河湾清了，还有东河湾、南河湾……除非整个水系都治理，除非所有人都改变生活习惯。可那需要时间，需要钱，需要人。”

　　两人沉默了。船划过一片荷花荡，荷叶才露尖尖角，在晨风中轻颤。

　　几天后，“四清”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公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主题是“干部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求各级干部主动交代问题，接受群众监督。

　　会场设在打谷场上，黑压压坐满了人。主席台上挂着横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赵书记、沈会计、各生产队长坐在台上。

　　会议开始，老赵书记先讲话，强调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后说：“先从我开始。我当公社书记这些年，有没有问题？有。1959年，公社粮库保管员私分粮食，我发现后只做了内部处理，没上报。这是包庇，是错误。”

　　台下鸦雀无声。这是大家第一次听书记公开检讨。

　　接着是沈会计。他站起来，掏出一张纸，开始念：“我沈大有，担任公社会计十二年，经手钱粮无数。经过深刻反思，我认识到存在以下问题：第一，1962年抗洪救灾款发放时，优先照顾了自家亲戚；第二，公社采购农具时，收受了供销社两瓶酒；第三……”

　　他一条条念着，都是些小问题，但态度诚恳。念完后，他深深鞠躬：“我对不起党的培养，对不起群众的信任。我愿意退赔，愿意接受任何处理。”

　　台下响起掌声。有人小声说：“沈会计这人，虽然滑头，但关键时候不糊涂。”

　　轮到各生产队长。有的说多记了工分，有的说私分了菜油，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但气氛渐渐严肃起来，大家都意识到，这次是动真格的。

　　最后轮到水根。他站起来，走到台前。阳光很烈，晒得人头晕。

　　“我叫陈水根，第二生产队队长。”他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我要交代一件事。去年抗洪时，我捞到一个铁皮箱子，里面有我父亲留下的东西。我父亲……可能是1927年的党员。”

　　会场一下子炸了锅。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水根继续说：“箱子里有文件，有笔记本，还有一枚徽章。我没有及时上交，私藏了起来。这是对组织不忠诚。”

　　老赵书记脸色严肃：“箱子里是什么内容？”

　　“是我父亲在兴化特别支部的工作记录，1927年到1931年。”水根说，“还有两本书，《诗经选注》和《古文观止》。”

　　“为什么不交？”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水根老实说，“我父亲去世早，我从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这些东西，我想留着当念想。”

　　沈会计插话：“水根，你父亲真是地下党？有证据吗？”

　　“箱子里有徽章，有记录。还有一张纸条，说如果他不在了，把东西交给周文彬同志。”

　　“周文彬？”老赵书记皱眉，“是不是以前茅山私塾的周先生？”

　　“是。我父亲笔记本里提到过他，是特别支部的成员。”

　　会场又一阵骚动。周文彬很多人都认识，那个温文尔雅的老先生，竟然是地下党？

　　老赵书记沉吟片刻：“箱子现在在哪儿？”

　　“在我家船屋。”水根说，“我回去就拿过来。”

　　“好。”老赵书记点头，“水根，你能主动交代，这很好。但私藏组织材料，确实不对。这样，散会后你把箱子交上来，组织上会核实。至于处理……等核实了再说。”

　　水根点点头，回到座位上。手心全是汗。

　　散会后，水根回家取箱子。春妹已经听说了，眼睛红红的。

　　“非要交吗？”她小声问。

　　“要交。”水根说，“瞒不住的。”

　　他打开暗格，取出黑匣子。铁皮箱子在手里沉甸甸的，像装着一整个时代。

　　回到公社，老赵书记、沈会计、张干部都在。水根把箱子放在桌上，打开。

　　三个人围着看。老赵书记拿起徽章，仔细端详；沈会计翻看笔记本；张干部检查文件。

　　“确实像真的。”老赵书记说，“这徽章，我见过类似的，在县党史办。”

　　沈会计翻到一页，念出声：“‘1929年9月15日，于东门米行召开支部会议。文彬传达省委指示：当前形势严峻，暂停公开活动，转入隐蔽斗争。’”他抬头，“这语气，像是真的。”

　　张干部问：“水根，你父亲叫什么？”

　　“陈望道。”

　　“陈望道……”张干部想了想，“我好像在哪见过这个名字。县里早年整理地下党名单时，好像有。”

　　“那周文彬呢？”老赵书记问。

　　“也在名单上，但标注‘去向不明’。”

　　三个人交换了眼神。老赵书记说：“这样，这些东西先放在公社，我们上报县里。水根，你这段时间先别外出，随时配合调查。”

　　水根点点头：“我明白。”

　　从公社出来，天已经黑了。水根走在回家的路上，脚步沉重。他不知道交出箱子是对是错，但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几天后，县里来了两个人，一个党史办的老徐，一个组织部的干部。他们仔细研究了箱子里的材料，又找了几个老人核实。

　　一周后，结论出来了：陈望道确实是1927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曾任兴化特别支部委员。1931年组织遭破坏后隐蔽，1949年后因联系人牺牲，身份一直未得到确认。周文彬也是党员，1932年转移至盐城，解放后在某中学教书，1960年病逝。

　　公社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了这个结论。老赵书记说：“陈望道同志为革命作出过贡献，他的后代陈水根同志，也是咱们公社的好干部。虽然私藏材料不对，但主动交代，态度诚恳。经研究，不予处分。”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水根坐在台下，眼眶发热。他想起父亲，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那个在他记忆里总是匆匆来去的背影，原来背负着那样的秘密和使命。

　　会后，沈会计主动找到水根。

　　“水根啊，以前我对你有看法，是我的不对。”他拍着水根的肩膀，“你是革命后代，根正苗红。以后有什么想法，直接跟我说，我支持你。”

　　水根知道，这话半真半假。但至少，灭螺的事应该不会那么难了。

　　果然，第二天沈会计就主动提出，从各生产队抽调劳力，配合陆文婷开展灭螺。他还从公社经费里挤出一笔钱，用于购买药材——徐建国整理的古方，经陆文婷研究后，认为可以辅助治疗，特别是对轻症患者。

　　五月初，省血防所的专家来了。两位老教授，花白头发，戴着厚眼镜。陆文婷陪着他们走遍了公社的水域，查看了灭螺现场，走访了病人。

　　最后一天，专家在公社做反馈。

　　“你们这儿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严重。”一位姓吴的教授说，“钉螺分布广，感染率高。但你们的防治工作做得不错，特别是药物灭螺和草药辅助治疗相结合，这是个创新。”

　　另一位教授说：“我们会把这里列为重点疫区，上报省里。争取更多的药物、经费和技术支持。另外，我们建议，结合农田水利建设，改造一些死水塘，这是治本之策。”

　　沈会计这次没有反对，反而表示全力支持。

　　专家走后，公社正式成立了血防领导小组，老赵书记任组长，陆文婷任副组长兼技术负责人。各生产队都建了灭螺队，定期开展活动。

　　水根被任命为第二生产队的血防队长。他带着队员们，一边搞生产，一边灭螺，还要宣传卫生知识。忙得脚不沾地，但心里踏实。

　　五月底的一天，水根带着灭螺队在清理一片新发现的水域时，铁锹碰到了硬物。挖出来一看，是块石碑，半截埋在泥里。

　　用水冲洗干净，碑上露出字迹。是明朝的碑，记载着一次水利工程：“万历八年，兴化知县王宗沐率民筑堤，疏浚河道，以防水患……”

　　碑文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工程方案、用工情况、经费来源。最后是一句话：“水者，民之命脉。治水者，治国安邦之要务也。”

　　水根抚摸着冰凉的碑石，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四百年了，兴化人一直在和水打交道，治水、用水、防水。这块碑，是祖先的智慧，也是无声的嘱托。

　　他把碑运回公社，立在卫生院门口。陆文婷看了碑文，说：“治水和治病，道理相通。都要找到根源，都要持之以恒。”

　　那天晚上，水上学习班照常开课。徐建国教完识字，拿出一本新书——《血吸虫病防治手册》。这是他根据陆文婷的讲解和实际经验编写的，用大白话讲病理、讲预防、讲治疗。

　　阿莲坐在最前面，听得特别认真。她已经能认很多字了，还在学写诗。课后，她交给水根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小诗：

　　“螺小如豆，藏水草。
　　人入水，虫入身。
　　腹渐大，腿渐细。
　　药可杀，防为先。
　　清河道，改厕所。
　　众人力，病可除。”

　　诗写得很直白，但意思清楚。水根看了，很感动。

　　“写得真好。”他说。

　　阿莲笑了，那是水根第一次看见她笑得这么开心。

　　端午节那天，公社组织了集体活动。包粽子，赛龙舟，还有血防知识竞赛。水根家的船屋前，聚集了一大群人，春妹带着妇女们包粽子，小舟在人群里跑来跑去。

　　陆文婷也来了，还带来一个好消息：第一批专项灭螺药物到了，足够全公社用三个月。

　　“省里很重视，要求我们做出成绩，推广经验。”他说。

　　水根看着热闹的场面，看着乡亲们的笑脸，心里充满了希望。灭螺的路还长，病还没根除，但至少，大家已经走在了正确的路上。

　　晚上，家家户户挂起了艾草和菖蒲。水根和春妹带着小舟，在船头摆上粽子、咸鸭蛋，祭奠祖先，也祭奠水里的生灵——这是兴化的老习俗，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

　　月亮升起来，圆圆的一轮，倒映在水里。远处传来歌声，是年轻人在唱新编的防病歌：

　　“清清河水甜又甜，小心水里有钉螺。
　　下田干活穿鞋袜，回家洗手要记牢。
　　有病早治莫拖延，大家健康乐陶陶……”

　　歌声在夜色中飘荡，飘过垛田，飘过河道，飘向远方。

　　水根抱起小舟，指着月亮说：“看，月亮里有只兔子。”

　　小舟睁大眼睛：“兔子在哪里？”

　　“在捣药。捣治病的药。”

　　春妹在旁边笑了：“你就会哄孩子。”

　　水根也笑了。他想起父亲笔记本的最后一页，那里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以前没注意，今天整理时才发现：

　　“革命胜利后，要治好这片土地上的病。让乡亲们不再受苦。”

　　父亲没等到这一天。但他等到了。

　　月亮越升越高，把兴化的水乡照得一片银白。那些垛田，那些河道，那些船屋，都在月光下静静地呼吸。而更深处，一场根除疫病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螺号已经吹响，在这片古老的水乡，回响了千年。今天，这号声有了新的含义——它不仅是劳动的号子，也是健康的呼唤，是生命的呐喊。

　　夜更深了。水根一家回到船屋。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生活还要继续。治水、治病、治心，这条漫长的路，他们还要一起走下去。

　　而春天播下的稻种，已经在泥土里扎根，向着阳光，向着未来，悄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