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岁月：兴化1962-1969》小字赵宁

3、第三章：三月三（1964） 茅山会船节

　　茅山会船的前夜，春妹在灯下缝制一件红肚兜。

　　船屋里很安静，只有针线穿过棉布的细微声响。水根坐在对面修补渔网，不时抬头看看妻子。煤油灯的光晕笼着她低垂的侧脸，睫毛在脸颊上投下浅浅的影子。小舟已经睡了，在船舱最里面的小床上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明天真要去？”水根问。

　　“要去。”春妹咬断线头，举起肚兜对着灯光检查针脚。大红的面料上，她用黄线绣了条小鱼，鱼尾翘起，活灵活现。“妇女主任说了，今年公社组织女子船队，我是拖拉机手，会掌舵，得上。”

　　水根没说话。他知道春妹想去，从半个月前听说要恢复会船节就开始准备。可他心里不踏实——不是不放心妻子的能力，是觉得这世道，女人出头露面，总归容易惹闲话。

　　“沈会计家的婆娘也在船上，”春妹继续说，像看穿了他的心思，“她是妇女队长，领头的。有她在，别人说不出啥。”

　　水根点点头，继续补网。网是去年洪水时破损的，一直没顾上修。明天会船，男人们也要赛船，他得带着第二生产队的青壮年参赛。这是洪水后第一个像样的节庆，公社很重视，老赵书记说要“赛出精气神，赛出生产干劲”。

　　窗外传来桨橹划水的声音，由远及近。这么晚了，还有船在活动。水根撩开布帘往外看，月光下，几条船正朝公社方向驶去，船上堆着什么东西，用油布盖着。

　　“是知青的船。”春妹瞥了一眼说。

　　三天前，第一批上海知青到了兴化。十五个年轻人，八男七女，最小的才十六岁。公社把他们安排在老粮仓改的宿舍里，这两天正组织他们学习。水根远远见过一次，那些年轻人穿着清一色的蓝布衫，但样式和本地人不同，领口袖口都规整，脸上还带着城里人的白净。

　　“听说有个女知青晕船，吐了一路。”春妹说。

　　“上海没这么多水。”

　　“他们能习惯吗？”

　　水根没回答。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知青来了，就要分口粮，分住处。公社的储备粮本来就不多，这下更紧张了。而且听说后面还有第二批、第三批。

　　春妹缝完最后一针，把肚兜叠好。“睡吧，明天得起早。”

　　吹熄灯，船屋陷入黑暗。远处传来几声狗吠，更衬得夜静。水根躺在竹席上，却毫无睡意。明天是农历三月初三，茅山会船的正日子。这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民俗，在“三年困难时期”中断了，今年才恢复。老人们都说，会船办好了，一年风调雨顺。

　　他想起小时候跟父亲去看会船。那是1947年，他还是个半大孩子。父亲把他扛在肩头，挤在人群里。河面上百船竞发，锣鼓震天。父亲指着一条领先的船说：“那是咱们陈家的船。”声音里满是自豪。

　　后来父亲去世，再后来解放、土改、公社化，会船节时办时停。去年一场大水，大家都以为这传统要断了，没想到老赵书记力排众议，坚持要办。

　　“民俗不是封建迷信，”老赵在公社大会上说，“是劳动人民的文化，是精气神。咱们刚抗过洪，更需要这股劲。”

　　水根翻了个身。春妹已经睡着了，呼吸轻柔。月光从船窗漏进来，照在她脸上。水根看着妻子，突然想起白天陆文婷说的话。

　　下午他去卫生院给小舟拿药，陆文婷叫住他，递过来一份报告。

　　“这是我整理的疫情调查报告，”陆文婷脸色凝重，“过去一年，全公社确诊血吸虫病四十三例，疑似病例过百。钉螺分布范围比预想的广，涉及十二个生产队的水域。”

　　水根翻看报告，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个病例的情况、钉螺发现的地点、水质检测数据。最后是建议：立即开展全面灭螺，建立疫情监测网络，对全体社员进行普查。

　　“报上去了吗？”

　　“报了。县卫生局回复说‘研究研究’。”陆文婷苦笑，“沈会计倒是给了我一个建议。”

　　“啥建议？”

　　“他说，如果我能把这份报告写得‘积极向上’一些，突出公社在防病治病方面的成绩，而不是只讲问题，上面可能会重视。”

　　水根懂沈会计的意思。去年抗洪，公社受了表彰；今年春耕生产抓得好，又是典型。这个时候报出一堆疫情，确实不好看。

　　“你怎么打算？”

　　“我改不了。”陆文婷说，“病就是病，钉螺就是钉螺。瞒着不说，只会害更多人。”

　　水根敬佩陆文婷的坚持，但也为他担心。这个上海来的医生，太直，太硬，不懂转圜。

　　想着这些，水根渐渐睡着了。梦里，他看见无数条船在水上飞驰，船上的人都戴着面具，看不清脸。有一条船特别快，船头站着父亲，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朝他挥手。

　　醒来时天还没亮，春妹已经在灶前烧火了。粥香混着柴烟味，在船舱里弥漫。

　　“快点吃，咱们得早去占位置。”春妹盛了粥。

　　简单吃过早饭，两人抱着小舟出门。天边刚泛鱼肚白，水面上飘着薄雾。远远就听见锣鼓声从茅山方向传来，咚—咚—咚咚咚，敲得人心跳也跟着快起来。

　　河道上已经热闹起来。各色船只载着全家老小，都往茅山汇集。女人们穿着压箱底的花衣裳，孩子们戴着虎头帽，男人们哪怕衣衫破旧，也尽量收拾得整齐。人人脸上都带着笑，那是灾后难得的、纯粹的喜悦。

　　水根家的船到茅山时，岸边已经人山人海。主河道两侧，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小贩在人群中穿梭，卖麻花、卖糖人、卖染红的鸡蛋。几个老人蹲在树下抽旱烟，眯着眼看热闹。

　　“水根！这边！”二狗在一条大船上挥手。那是第二生产队的赛船，二十个桨手已经就位，清一色的精壮汉子，赤着上身，露出黝黑结实的肌肉。

　　水根把春妹和小舟送到妇女船的泊位。女子船队一共六条船，每条船十二人。春妹的那条船在最前面，船头插着红旗，旗上绣着“垛田公社女子先锋队”。沈会计的妻子王桂英果然在船上，正指挥女人们检查桨具。

　　“春妹来得正好，”王桂英嗓门大，“你掌尾舵，我掌头桨。咱们今天非要赛过那些男人不可！”

　　女人们都笑起来。她们大多二三十岁，正是能干的时候。平时下地、撑船、持家，样样不输男人，今天聚在一条船上，更是英气勃发。

　　春妹接过尾舵的舵柄，试了试手感。小舟被交给邻船一个大娘照看，孩子睁着大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

　　水根回到自己船上。桨手们摩拳擦掌，二狗正在做最后动员：“兄弟们，去年咱们抗洪是英雄，今天赛船也不能孬！赢了，晚上加菜，猪肉炖粉条！”

　　“好！”汉子们齐声应和。

　　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河道中央，一条装饰华丽的“会头船”缓缓驶过，船上是公社领导和请来的县里干部。老赵书记站在船头，朝两岸群众挥手。他旁边站着沈会计，还有几个穿中山装的陌生人——应该是县里来的。

　　水根注意到，陆文婷也在那条船上，但站在靠后的位置。他穿着白衬衫，外面套了件蓝布外套，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

　　九点整，三声铳响，会船开始。

　　先是祭祀仪式。会头船上，一位白发老人点燃香烛，面向茅山方向三鞠躬，然后念祭文。古老的调子在水面上回荡，大意是祈求风调雨顺、鱼米满仓。两岸群众安静下来，老人们跟着低头祷告。

　　祭祀完毕，就是重头戏——赛船。

　　第一组是男子船队，六条船在起点线一字排开。水根的船在第三航道。他站在船尾，双手紧握舵柄，眼睛盯着前方的水面。

　　“各就各位——”裁判高喊。

　　桨手们俯身，双手握桨，肌肉绷紧。

　　“预备——”

　　一片寂静，只听见水波轻轻拍打船身。

　　“开始！”

　　锣鼓骤响，六条船像离弦的箭射出。桨手们齐声呐喊，桨叶入水、出水，带起一道道白浪。两岸观众的欢呼声、加油声如山呼海啸。

　　水根全神贯注地掌舵。赛船不仅是比力气，更是比配合、比技巧。他要根据水流随时调整方向，要让船走最短的直线，还要在转弯时控制好角度。

　　第一个弯道，水根的船抢到内侧，超了一条船。第二个弯道，又超一条。距离终点还有三百米时，他们排在第二，紧咬着头船。

　　“加把劲！”水根大吼。

　　桨手们青筋暴起，每一桨都用尽全力。船速又快了一分，慢慢追平头船。两条船并驾齐驱，桨叶几乎要碰到一起。

　　终点线就在眼前。水根看见岸上黑压压的人头，看见挥舞的旗帜，看见老赵书记站起身。

　　“冲！”他嘶声喊道。

　　船像飞起来一样掠过终点。瞬间的寂静，然后裁判的锣声响起——赢了！他们赢了！

　　桨手们瘫倒在船上，大口喘气，然后爆发出欢呼。水根也笑了，擦去额头的汗。

　　接下来是女子船队。春妹的船在第四航道。水根站在岸上，挤在人群里看。春妹站在船尾，红衣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她双手稳握舵柄，目光坚定。

　　发令铳响，女子船队出发。女人们的呐喊声不像男人那样粗犷，但更清脆，更有穿透力。她们的动作整齐划一，桨起桨落，毫不拖沓。

　　春妹的船一开始就领先。她掌舵极稳，船走直线，不浪费一点力气。转弯时，她提前调整角度，船身划出漂亮的弧线，始终贴着内侧。

　　“加油！加油！”水根忍不住喊起来。

　　最后一百米，春妹的船已经领先第二名两个船身。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邻船一个桨手突然脱力，桨叶打在水面上，船身猛地一晃，撞向了春妹的船尾。

　　“小心！”岸上惊呼。

　　春妹反应极快，猛打舵柄，船头急转，避开撞击，但速度慢了下来。后面的船趁机追上。

　　终点在即，两条船并驾齐驱。春妹咬紧嘴唇，双手青筋毕露。船上的女人们齐声呐喊，桨叶翻飞如蝶。

　　同时冲线！

　　岸上一片寂静，等待裁判裁决。几分钟后，锣声响起——春妹的船，以半个船身的优势获胜！

　　女人们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春妹站在船尾，阳光洒在她脸上，她仰起头，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那一刻，水根看见妻子身上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

　　颁奖仪式上，老赵书记亲自给获胜船队发奖。男子队每人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女子队除了这些，还多了一人一朵红绸花。春妹把绸花别在衣襟上，红着脸接受大家的祝贺。

　　中午，各家在岸边聚餐。水根家和几个邻居凑在一起，拿出带来的吃食——玉米饼、煮鸡蛋、咸菜，还有一小罐猪油，抹在饼上香得很。小舟被这个抱抱那个亲亲，乐得咯咯笑。

　　正吃着，陆文婷过来了。

　　“陆医生，坐坐，一起吃。”水根招呼。

　　陆文婷摆摆手：“我吃过了。来找你有点事。”他压低声音，“县里来人了，卫生局的副局长。看了我的报告，说要跟我谈谈。”

　　“好事啊。”

　　“不一定。”陆文婷脸色凝重，“他问我，数据是不是核实过，有没有夸大。还说现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咱们公社又是先进，要谨慎评估疫情的影响。”

　　水根心里一沉。

　　“另外，”陆文婷接着说，“知青中有个女孩，昨天开始发烧、腹泻。症状很像早期血吸虫病。我问她有没有下过水，她说前天跟几个同学去河边洗衣服。”

　　“确诊了吗？”

　　“需要进一步检查。但我担心……”陆文婷没说完，但水根懂了。知青刚来就染病，这事传出去，影响就大了。

　　正说着，那边传来一阵喧哗。几个年轻人朝这边走来，正是上海知青。领头的男孩高高瘦瘦，戴副眼镜，斯斯文文。他旁边是个女孩，脸色苍白，被另一个女孩搀扶着。

　　“陆医生，”戴眼镜的男孩开口，普通话很标准，“徐玲情况不太好，您能给看看吗？”

　　陆文婷立刻起身：“到这边来。”

　　水根也跟着过去。在一棵大树下，陆文婷给生病的女孩做了简单检查。女孩叫徐玲，十七岁，发烧，肚子疼，腹泻已经一天了。

　　“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陆文婷问。

　　“昨天下午，”徐玲虚弱地说，“开始以为是水土不服。”

　　“在哪儿洗的衣服？”

　　“公社西边的河滩，水挺清的，还有水草。”

　　陆文婷和水根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片河滩，正是钉螺密集区。

　　“需要验血，”陆文婷说，“今天下午就去卫生院。”

　　这时，沈会计闻讯赶来。“怎么回事？知青同志生病了？”他一脸关切，“要不要紧？陆医生，你可要好好治，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宝贝疙瘩。”

　　“可能是寄生虫感染，”陆文婷斟酌着词句，“需要检查。”

　　“寄生虫？”沈会计皱眉，“咱们这儿卫生条件是不如上海，但也不至于……”

　　“沈会计，”水根打断他，“先让陆医生检查吧。”

　　沈会计看了水根一眼，没再说下去。

　　下午，会船活动继续，有表演，有戏曲，但水根没心思看了。他把春妹和小舟送回家，就去了卫生院。

　　徐玲已经抽了血，在临时病房休息。其他知青围在外面，个个脸色不安。戴眼镜的男孩叫徐建国，是这批知青的组长。他告诉水根，徐玲是他堂妹，从小身体就弱。

　　“不怪你们，”水根安慰道，“这病和水土有关，本地人也得。”

　　“陆医生说可能是血吸虫，”徐建国压低声音，“我们在上海听说过这种病，很厉害。”

　　“能治。陆医生医术好。”

　　正说着，陆文婷从检验室出来，手里拿着报告单，脸色很难看。

　　“确诊了，急性血吸虫病。”他声音低沉，“必须立即治疗。另外，”他看向其他知青，“所有下过水的人，都要检查。”

　　知青们面面相觑。一个女孩小声说：“我们都下过水，天热，在河边洗过脚。”

　　陆文婷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全部检查。”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卫生院忙成一团。十四个知青抽血化验，结果出来，又有三个人呈阳性，包括徐建国。

　　“怎么可能……”徐建国看着报告单，手在发抖，“我就洗了一次脚……”

　　“尾蚴钻进皮肤，只要几十秒。”陆文婷说，“从今天开始，所有人按时服药，绝对不能再接触河水。”

　　沈会计又来了，这次脸色铁青。他把陆文婷叫到一边，水根隐约听见他们的对话。

　　“……影响太坏！知青刚来就病倒一片，你让我怎么跟县里交代？”

　　“病就是病，不因谁得病而改变性质。”

　　“你不能把话说得委婉点？就说是肠胃炎，是水土不服！”

　　“那是撒谎。”

　　“你……”沈会计气得说不出话，转身走了。

　　傍晚，水根帮忙把生病的知青送回宿舍。徐玲情况最重，需要人照顾。徐建国虽然自己也病了，但坚持要照顾堂妹。

　　“我学过护理，”他说，“我母亲是护士。”

　　水根对这个文弱的上海男孩有了些好感。

　　回船屋的路上，天已经黑了。两岸人家亮起灯火，倒映在水里，晃晃悠悠。远处还有人在唱歌，是傩戏的调子，苍凉悠远。

　　春妹还没睡，在灯下等他。

　　“知青怎么样了？”

　　“四个得病，都在治。”水根简单说了情况。

　　春妹沉默了一会儿：“陆医生这下麻烦了。”

　　“为啥？”

　　“沈会计那人，最要面子。知青在他地盘上得病，他脸上无光，肯定怪陆医生。”

　　水根叹了口气。他知道春妹说得对。

　　夜里，水根又失眠了。他想起白天的会船，想起春妹在船上的样子，想起知青苍白的脸，想起陆文婷和沈会计的争执。这些画面在脑子里搅成一团。

　　最后，他想起了父亲。如果父亲还在，会怎么做？那个1927年的地下党员，会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事情？

　　没有答案。只有窗外的水声，哗—哗—，永不停歇。

　　第二天，水根听说县卫生局副局长找陆文婷谈了话，内容不详。但陆文婷从公社办公室出来后，直接去了试验田，和李向前一起待了一整天。

　　又过了几天，公社贴出通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清理河道，整治环境。通知里没提血吸虫，只说是“预防疾病，保障健康”。但每个生产队都分到了任务——清理指定河段的垃圾、水草。

　　水根明白，这是陆文婷争取来的结果，虽然打了折扣。

　　清明前后，试验田的早稻秧苗长起来了，绿油油一片。李向前天天蹲在田边，记录生长数据。陆文婷也开始定期来，取了水样回去检测。

　　四月底，春妹告诉水根一个消息：她怀孕了。

　　“真的？”水根又惊又喜。

　　“两个月了。”春妹摸着肚子，脸上有浅浅的红晕。

　　水根抱住妻子，抱得很紧。小舟已经一岁多了，正跌跌撞撞学走路。家里要添新丁，这是洪水之后最好的消息。

　　但喜悦没持续多久。五月初，公社传达了上级文件：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每个生产队要派工作队进驻。

　　沈会计在传达会上特别积极，表示要“彻底清查，不留死角”。

　　散会后，他特意叫住水根。

　　“水根啊，你是生产骨干，要带头。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向组织汇报。”他意味深长地说，“特别是那些历史不清白、背景复杂的人，要多留意。”

　　水根知道他在指谁——陆文婷，还有那些知青。

　　回到家，春妹看出他心事重重。

　　“又要运动了？”

　　“嗯。”水根看着船舱里那个暗格的位置——黑匣子就藏在那里。他突然感到一阵不安。

　　“要不，把箱子转移了？”春妹轻声说。

　　“转移去哪儿？”

　　春妹想了想：“我娘家那边，有个废弃的砖窑，淹在水里，没人知道。”

　　水根摇摇头：“再等等。现在转移，反而引人注意。”

　　夜里，他再次翻开父亲的笔记本。这次，他注意到一页夹在中间的纸，很薄，几乎透明。对着灯光看，上面有极淡的铅笔字迹：

　　“若见此信，我已不在。箱中文件，可交周文彬同志。他在盐城，地址如下……”

　　后面是一个盐城的地址。水根心跳加速。周文彬——这个名字在笔记本里出现过多次，是父亲的战友，特别支部的成员。

　　他还活着吗？如果活着，现在在哪里？

　　水根把这张纸小心地撕下来，贴身藏好。也许有一天，他需要去找这个人。

　　五月中的一天，陆文婷来找水根，带来一个消息：县里批准了灭螺专项经费，但只有申请额度的三分之一。

　　“够用吗？”

　　“不够，但总比没有好。”陆文婷说，“我打算先从知青宿舍周边的水域开始，那里人员密集，风险最大。”

　　“需要人手就说。”

　　“需要，但……”陆文婷犹豫了一下，“沈会计说，现在‘四清’是中心工作，不能抽调劳力。”

　　水根皱眉：“我去跟老赵书记说。”

　　“别，”陆文婷拦住他，“老赵书记压力也大。这样吧，我们用晚上时间，自愿参加。你和李技术员，再找几个可靠的。”

　　于是，一场秘密的灭螺行动开始了。每天晚上九点以后，水根、李向前、陆文婷，加上二狗和另外三个社员，划着两条船，带着石灰和药物，悄悄清理指定水域。

　　这活很累，而且有风险——药物对皮肤有刺激，石灰扬起来呛人。但没人抱怨。他们都知道，这是在救命。

　　一个晚上，他们正在清理知青宿舍后面的河湾，突然听到脚步声。几个人立刻蹲下身，屏住呼吸。

　　是两个知青，徐建国和另一个男孩。他们打着手电，在河边寻找什么。

　　“是这里吗？”另一个男孩问。

　　“应该是，徐玲说就是在这洗衣服的。”徐建国蹲下身，用手电照着水面。

　　水根他们藏在芦苇丛里，不敢出声。

　　“陆医生不让咱们下水，但我想弄明白，”徐建国说，“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得病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网兜，伸进水里打捞。几分钟后，他捞起一些水草和淤泥，倒在岸上，仔细翻找。

　　“找到了！”他突然说，声音发颤。

　　手电光下，几只钉螺在泥土里蠕动。

　　徐建国盯着那些小螺，很久没说话。最后，他轻声说：“走吧。”

　　两个知青离开了。水根他们从藏身处出来，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这孩子有心。”李向前说。

　　“也有怨。”陆文婷叹息。

　　那天晚上收工时，月亮已经偏西。水根划着船回家，春妹还在等他。

　　“今天徐建国找到钉螺了。”水根一边洗脸一边说。

　　春妹正在纳鞋底，针停住了：“他怎么说？”

　　“没说什么。但我看他眼神，不一样了。”

　　春妹沉默了一会儿：“这病要是治不好，那些知青会恨咱们这儿吧？”

　　“陆医生说能治好。”

　　“病能治好，心里的疙瘩呢？”

　　水根答不上来。

　　第二天，水根在试验田遇到徐建国。男孩正在帮李向前记录数据，很认真。见到水根，他主动打招呼。

　　“陈队长，早。”

　　“早。身体好些了？”

　　“好多了，药很有效。”徐建国顿了顿，“陈队长，我想问问，咱们这儿的双季稻，我能来帮忙吗？我学过一点农业知识。”

　　水根有些意外：“当然可以。但你的身体……”

　　“陆医生说适当劳动有好处。”徐建国推了推眼镜，“而且，我想做点事。”

　　水根看着这个上海男孩，看见他眼里的认真，点了点头。

　　“明天早上六点，试验田见。”

　　徐建国笑了，那是他来兴化后第一个真正的笑容。

　　日子一天天过去。试验田的早稻长势很好，六月就能抽穗。灭螺行动在悄悄推进，已经清理了五片水域。春妹的肚子渐渐显怀，她照样下地干活，只是不再开拖拉机。

　　“四清”工作队进驻了，但还没开始大规模清查，主要在查账目。沈会计忙得脚不沾地，暂时顾不上别的。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水根知道，平静之下暗流涌动。父亲的黑匣子还在船舱里，陆文婷的疫情报告还没得到真正重视，知青们的病虽然治着，但心结未解。而“四清”运动，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剑，不知何时会落下。

　　六月的一个傍晚，水根划船经过茅山。会船节过去三个月了，岸边的彩旗还没完全褪色，在晚风中轻轻飘动。

　　他想起那天春妹在船上的样子，想起她的红肚兜，想起阳光洒在她脸上的光。

　　不管前路如何，生活总要继续。就像这水，无论遇到什么阻碍，总会找到方向，向前流去。

　　船桨划破水面，荡开一圈圈涟漪。夕阳把整个兴化染成金色，垛田、河道、村庄，都笼罩在温暖的光里。

　　水根深吸一口气，加快了划桨的速度。

　　家在前方，灯火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