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岁月：兴化1962-1969》小字赵宁

2、第二章：垛田星火（1963） 水乡特有的

　　洪水退后的第三个月，垛田终于露出了全貌。

　　陈水根站在吴公堤上，望着眼前这片重新浮出水面的土地。曾经金灿灿的油菜花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被淤泥覆盖的土墩，上面横七竖八地躺着枯死的菜梗、缠绕的水草，还有洪水从上游冲下来的各种杂物——破木盆、草帽、甚至半扇门板。在晨雾中，这些垛田像一群搁浅的巨兽，静默地趴在尚未完全退去的水面上。

　　但水根知道，沉默之下，生命正在复苏。

　　“根哥，都到齐了。”二狗在堤下喊。他身后站着三十多个社员，个个扛着铁锹、扁担，妇女们头上包着蓝布头巾，男人大多赤着脚——田里的淤泥还没干透，穿鞋反而碍事。

　　水根走下堤坡。春妹也在队伍里，背上用布带捆着快一岁的儿子小舟。孩子睁着乌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个泥泞的世界。

　　“今天干沈家垛，”水根说，“先把淤泥清了，能救的菜梗扶起来，实在不行的就拔了重种。”

　　“重种？种啥？”有人问，“这都农历二月了。”

　　“种早稻，”水根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公社刚开的会，县农技站发了通知，建议咱们试种双季稻。”

　　队伍里一阵骚动。

　　“双季稻？咱们这儿从来只种一季！”

　　“听说是苏南传来的种法，一年收两茬。”

　　“能成吗？咱们这可是水乡，温度比苏南低……”

　　水根举起手，人群安静下来。“试种，就是试试看。县里给了五亩试验田的指标，咱们队争取到了两亩。李技术员下午就来指导。”他顿了顿，看向大家，“我知道有人心里打鼓。但去年那场水，咱们的油菜全泡汤了。要是还按老法子种，秋收前就得断粮。”

　　这话戳中了每个人的痛处。去年的洪水虽然退去，但灾后的日子才真正难熬。家家户户的存粮见了底，公社发的救济粮掺着麸皮，吃下去刮嗓子。孩子夜里饿得哭，大人只能灌一肚子水哄睡。

　　“试就试！”沈老四第一个表态，“总比饿死强。”

　　队伍开始向沈家垛移动。垛田之间是狭窄的水道，小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水根家那条小划子今天载满了农具，吃水很深。春妹坐在船尾，一手抱着孩子，一手轻轻划桨。

　　“昨晚小舟发烧了。”春妹低声说。

　　水根心头一紧：“厉害吗？”

　　“后半夜退了，出了身汗。但我心里不踏实。”春妹看着怀里的孩子，“村里好几个孩子都这样，反复发烧，拉肚子。”

　　水根想起陆文婷的话——血吸虫病。三个月来，陆医生在公社卫生院搭起临时诊室，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排队看病。但真正确诊的病例，陆医生从不公开说，只悄悄把病人叫到里屋，开一些白色的小药片。

　　“下午收工，带小舟去给陆医生看看。”水根说。

　　船靠上沈家垛。这片垛田有七八个土墩，最大的一个约摸两亩，最小的只有半个篮球场大。洪水留下的淤泥有半尺厚，踩下去能没到小腿肚。

　　清理工作开始了。男人们用铁锹把淤泥铲到筐里，妇女们两人一组抬到水边，倒进小船运走。枯死的菜梗被连根拔起，堆在一起晾干后可以做柴火。偶尔发现几株还带着绿意的油菜，大家就格外小心地扶正，培土，像对待伤员一样。

　　日头渐高，汗水混着泥浆，在每个人脸上画出沟壑。休息时，大家坐在田埂上，拿出带来的干粮——大多是掺了野菜的玉米饼，硬得像石头，得就着水才能咽下去。

　　“水根哥，你看那边。”二狗碰碰水根的胳膊。

　　水道对面，另一队人也在干活。领头的是公社会计沈大有，一个五十出头、总是穿着四个口袋干部装的男人。他正指挥几个人往垛田上撒什么东西。

　　水根眯起眼睛：“石灰？”

　　“对，石灰。”沈会计看见水根，隔着水喊道，“水根啊，我们这是在消毒！防病！”

　　水根划船过去。沈会计的船上放着七八袋生石灰，几个社员戴着口罩，正用铁锹把石灰撒在垛田表面。石灰遇水发出嘶嘶的响声，腾起白烟。

　　“沈会计，这法子谁教的？”

　　“县里发的通知啊，”沈会计掏出一张红头文件，“洪水过后要防大疫，撒石灰消毒。每生产队发二十袋，我这还省着用呢。”

　　水根接过文件看了看，确实是县卫生局的通知。但他想起陆文婷说过，石灰能杀灭部分病菌，但对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效果有限。

　　“陆医生知道这事儿吗？”

　　“陆医生？”沈会计撇撇嘴，“一个上海来的大夫，懂咱们水乡的土病？我看他整天神神秘秘的，也不跟群众交心。”

　　水根没接话。他知道沈会计对陆文婷有看法，部分原因是陆医生拒绝给他开“补药”——沈会计有高血压，却总想开些人参、鹿茸之类的贵重药材。

　　“石灰撒多了烧土，影响庄稼。”水根只说了一句。

　　“治病要紧还是种地要紧？”沈会计提高了嗓门，“水根啊，你是生产队长，可不能只盯着生产，忽视群众健康。这可是政治问题。”

　　这话说得重了。周围几个社员都停下手中的活，往这边看。

　　水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行，沈会计您忙。我队里还有活。”他调转船头，划回自家垛田。

　　下午两点，技术员李向前来了。他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省农校毕业，戴一副黑框眼镜，皮肤白得不像常下地的人。但水根知道，这个小伙子不简单——去年抗洪时，就是他最早发现堤基渗漏，及时预警避免了决堤。

　　“李技术员！”水根迎上去。

　　李向前跳上垛田，蹲下身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捻了捻，又凑到鼻子前闻了闻。

　　“淤泥厚了点，但肥力足。晒两天就能下种。”他站起身，推了推眼镜，“双季稻种子我带来了，早稻品种叫‘南特号’，生长期短，110天左右就能收。”

　　他从随身背的帆布包里掏出几个小布袋，上面用毛笔写着字。社员们围上来，好奇地看着这些比平常稻种小一圈的米粒。

　　“这么小，能长好吗？”有人怀疑。

　　“品种不同。”李向前耐心解释，“双季稻的关键在于抢时间。早稻三月下种，七月收；收完立刻整地，插晚稻秧，十一月收。这样一年两熟，亩产加起来能比单季稻多三成。”

　　“三成？”沈老四眼睛亮了。

　　“理论上是这样。但咱们这儿是第一次试种，可能会遇到问题。”李向前很实在，“温度、病虫害、灌溉，都得摸索。所以县里只让试种五亩，成功了再推广。”

　　水根接过一袋种子，倒些在掌心。米粒细长，呈淡黄色，在阳光下泛着蜡质的光泽。他仿佛能听见这些种子在泥土里吸水、发芽、破土而出的声音。

　　“咱们干。”他说。

　　接下来的三天，沈家垛那两亩试验田成了全队的焦点。按照李向前的指导，社员们先开沟排水，让垛田表面干透；接着深耕，把底下的生土翻上来；然后施底肥——没有化肥，就用河泥掺着草木灰。

　　最精细的是育秧。李向前在垛田最高处划出一小块苗床，土壤筛得细细的，像做豆腐前筛豆渣。种子先用温水浸泡，捞出发芽的，均匀撒在苗床上，再薄薄盖一层细土。

　　“这比伺候月子还仔细。”春妹一边撒种一边小声说。

　　水根笑了：“要是真成了，以后年年都能吃饱饭。”

　　育完秧那天傍晚，水根带着小舟去了公社卫生院。

　　卫生院设在原来的吴公庙里，大殿改成诊室，两侧厢房是药房和临时病房。水根进门时，陆文婷正在给一个老人检查。老人撩起上衣，露出鼓胀的腹部，皮肤薄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

　　“老人家，是不是经常拉肚子？浑身没力气？”陆文婷用听诊器听着。

　　“是嘞，陆大夫。吃不下，睡不好，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老人声音虚弱。

　　陆文婷点点头，开了张单子：“明天早上空腹来，做个检查。现在先拿点药。”

　　老人走后，水根才上前：“陆医生。”

　　陆文婷抬头，眼里带着疲惫，但看见小舟时露出了笑容。“来，让我看看小家伙。”

　　春妹把孩子递过去。陆文婷仔细检查了小舟的眼睛、舌苔，又摸了摸肚子和淋巴结。

　　“发烧几天了？”

　　“断断续续五六天，”春妹说，“夜里厉害，白天好些。”

　　“大便什么样？”

　　“稀的，有时候带黏液。”

　　陆文婷沉思片刻：“这样，我开点药，主要是退烧和调理肠胃的。但……”他压低声音，“水根，我需要给孩子验个血，查查有没有寄生虫。”

　　血吸虫。这个词像根刺，扎在水根心里。

　　“严重吗？”

　　“儿童感染早期治疗，效果很好。就怕拖成慢性。”陆文婷看着水根，“另外，有件事你得知道。我这三个月看了二百多个病人，确诊的血吸虫病有十七例，疑似三十多例。钉螺调查我也做了，在公社西边的死水塘里发现了大量活螺。”

　　水根心头一沉：“上报了吗？”

　　“报了。但县里说现在救灾复产是头等大事，灭螺工作要‘有序开展’。”陆文婷苦笑，“我申请的药物和器械，只批下来三分之一。”

　　诊室里一时沉默。外面传来排队病人的咳嗽声、低语声。

　　“陆医生，”水根突然说，“你要不要来看看我们的试验田？”

　　陆文婷愣了愣：“农业的事，我不懂。”

　　“不是看庄稼，”水根说，“是看水。你是医生，懂病理。这血吸虫跟水有关系，咱们垛田的水系，你可能比我们种田的还看得明白。”

　　陆文婷的眼睛亮了。

　　第二天下午，陆文婷如约来到沈家垛。他换下了白大褂，穿着和农民一样的蓝布衫，只是脚上的胶鞋还是医院的款式。

　　李向前也在。两个知识分子见面，先是客气地握手，然后很快聊到了一起。陆文婷问灌溉水源，李向前问水质对水稻的影响；陆文婷担心钉螺随水流扩散，李向前思考如何改进排水系统以减少死水区。

　　水根划着船，载他们在垛田间的水道穿梭。三月的风吹在脸上已经不带寒意，水面上漂着新生的浮萍，点点嫩绿。

　　“这一片，”水根指着一处较大的水域，“是公社主要的水源，连通着里下河。活水，水流急。”

　　陆文婷俯身舀起一捧水，仔细观察：“这种流动水域，钉螺不易寄生。它们喜欢静水，水草多的地方。”

　　船转向西，进入一片较小的水塘。这里三面被垛田包围，只有一条窄窄的水沟与外河相连。水面上漂着一层绿色的藻类，水边芦苇丛生。

　　陆文婷让水根停船。他从医药箱里取出一个长柄网兜，探进水里，在岸边水草根部仔细打捞。几分钟后，他提起网兜，把捞到的东西倒进一个白瓷盘里。

　　盘子里有水草、小螺蛳、还有一些叫不上名的水生生物。陆文婷用镊子小心地翻找，突然动作停住了。

　　“找到了。”

　　水根和李向前凑过去。镊子尖夹着一个不到一厘米长的小螺，圆锥形，壳淡褐色，很普通的样子。

　　“这就是钉螺？”李向前问。

　　“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陆文婷表情严肃，“幼虫在螺体内发育，变成尾蚴，从螺体逸出，在水里游动。人或者牲畜下水，尾蚴就从皮肤钻进去。”

　　水根看着那只小螺，很难想象这么小的东西能带来那么大的病痛。

　　“这片水塘必须处理。”陆文婷说，“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水塘在兴化有多少？靠我一个人，一年也查不完。”

　　回程的路上，三人都很沉默。船过吴公堤时，看见沈会计正带人张贴标语。红纸黑字，写着“大灾之后要大干”“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沈会计干劲很足啊。”李向前说。

　　水根没说话。他知道沈会计最近在争取公社副书记的位置，生产救灾是他最重要的政绩。而灭螺防病这种短期内看不到成效的工作，显然不在优先考虑之列。

　　傍晚，水根回到家时，春妹已经做好了饭。稀粥，一碟咸菜，还有两个煮鸡蛋——那是给小舟补充营养的，大人舍不得吃。

　　“陆医生怎么说？”春妹问。

　　“开了药，说要验血。”水根摸摸儿子的头，“明天我带他去。”

　　夜里，等春妹和孩子睡了，水根悄悄起床，从船板下的暗格里取出那个黑匣子。三个月来，他每晚都会拿出来看看，但始终没敢细读那些文件。

　　今晚，他下定决心，点燃煤油灯，用布遮住光，轻轻翻开最上面的笔记本。

　　字迹因水渍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

　　“1927年9月12日。接省委指示，于兴化成立特别支部，开展农运工作。现有党员五人：陈望道、周文彬、吴启明、赵秀英（女）、孙福贵。碰头地点设在东门米行……”

　　父亲的字迹工整有力，记录着一次次会议、传单散发、组织农会的情况。水根一页页翻看，仿佛看见一群年轻人在深夜里秘密集会，在油灯下讨论着土地、粮食、公平这些大字眼。

　　翻到1929年3月的一页时，水根的手停住了：

　　“今日得知，秀英同志被捕。她在散发传单时被县保安队发现，为保护文件，故意暴露自己引开敌人。支部决议立即转移，望道暂避至盐城。临行前，与妻儿告别，儿尚在襁褓，不知此去何时能归。妻泪如雨下，只嘱平安。心如刀割。”

　　水根算算时间，1929年，父亲离家时，那个“襁褓中的儿”应该就是自己。他出生在1928年冬天。

　　原来父亲不是去“跑生意”，是去避祸。

　　继续往下翻，记录突然中断了。最后一页是1931年7月：

　　“接上级指示，支部暂停活动，所有同志分散隐蔽。文件资料须妥善保存，待革命胜利之日重见天日。今夜将资料封存于铁箱，沉于老槐树下水中。若有不测，后来者见箱如见人。”

　　后面就全是空白了。

　　水根合上笔记本，久久不能平静。老槐树——不就是自家船屋系缆的那棵？原来那个黑匣子在那里沉了三十年，直到去年洪水才被冲出来。

　　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好好种地，本分做人。”现在想来，那不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嘱咐，而是一个老地下党员对儿子最朴素的期望——平安地活下去。

　　窗外传来蛙鸣。水根吹灭灯，躺回春妹身边。妻子在睡梦中翻了个身，手臂搭在他胸口。

　　这个秘密，他该告诉春妹吗？该告诉组织吗？如果父亲是革命者，为什么解放后没人来认定？为什么母亲改嫁时绝口不提？

　　无数问题在黑暗中盘旋。水根闭上眼睛，却毫无睡意。

　　几天后，公社召开了生产自救动员大会。老赵书记在会上宣布了三个决定：第一，全面恢复垛田生产，各队开展劳动竞赛；第二，扩大双季稻试种面积，从五亩增加到二十亩；第三，成立“农业实验小组”，由李向前负责技术，陈水根负责组织。

　　会场上掌声热烈。但水根注意到，沈会计的脸色不太好看——农业实验小组直接归公社书记领导，绕过了他这个分管生产的会计。

　　散会后，沈会计主动找到水根。

　　“水根啊，恭喜你。肩上担子重了，要多用心。”他拍拍水根的肩膀，力道有点重，“不过我得提醒你，那个陆医生，你少跟他来往太密。”

　　“为啥？”

　　“他是上海下放来的，背景复杂。”沈会计压低声音，“我听说，他哥哥在国外。这种人，组织上是要考察的。你是贫农出身，又是生产骨干，要注意立场。”

　　水根没吭声。沈会计又说：“还有，灭螺的事，陆医生跟我提过几次。想法是好的，但现在生产任务这么重，抽不出人手。你跟他说说，缓一缓。”

　　“这话你自己跟他说。”

　　“我说了他不听嘛。”沈会计叹口气，“你们年轻人，容易冲动。但做事要分轻重缓急。肚子吃不饱，什么病都是空谈。你说是不是？”

　　水根看着沈会计走远的背影，心里像堵了团棉花。

　　当晚，实验小组第一次开会。地点设在水根家的船屋，参加的有李向前、水根、二狗，还有三个生产队的队长。春妹给大家烧了开水，然后带着孩子去邻船串门了——男人们谈事，妇女不便在场。

　　李向前带来了一张手绘的垛田水系图，铺在矮桌上。

　　“这是我这几天跑遍公社画的，”他用铅笔指着图，“咱们这儿的水系有个特点：大河道是活水，但垛田之间的沟渠很多是死水，尤其是一些低洼地带，水只进不出，容易滋生钉螺。”

　　“陆医生也这么说。”水根接话。

　　“我跟陆医生讨论过，”李向前继续说，“灭螺和生产不矛盾。我们可以结合农田水利改造，把一些死水塘打通，变成活水。这样既能改善水质，又能增加灌溉面积。”

　　“工程量不小啊。”一个队长说。

　　“分批干。先改造试验田周边的水系，正好也作为双季稻的配套工程。”李向前眼睛发亮，“如果能成，这就是一套完整的‘水乡生态农业模式’。”

　　水根听着，心里那团棉花渐渐松开了。他想起父亲笔记本里的一句话：“革命不是空谈，是实实在在改变生活。”也许，他不需要像父亲那样搞地下工作，但可以通过种好田、治好水，让乡亲们过得更好。

　　这时，船外传来脚步声。陆文婷的声音响起：“水根在吗？”

　　“在，陆医生请进。”

　　陆文婷弯腰钻进船舱，看见一屋子人，愣了愣：“在开会？那我改天……”

　　“不碍事，正好说到你。”水根挪出位置，“我们在讨论水系改造的事。”

　　陆文婷坐下，从包里拿出一个玻璃瓶，里面用福尔马林泡着几个钉螺。“今天又发现一处新的疫区，王家垛后面的老河湾。三个孩子在那里摸螺蛳，都出现了感染症状。”

　　气氛凝重起来。

　　“必须行动了。”李向前说，“不能等。”

　　“但沈会计那边……”二狗担心地说。

　　水根沉默片刻，做出了决定：“咱们分两步走。明面上，咱们是搞农田水利改造，为双季稻服务。暗地里，把灭螺工作结合进去。改造到哪儿，灭螺到哪儿。”

　　“那需要更多人手。”一个队长说。

　　“我来动员。”水根说，“不说是灭螺，就说改造后能多灌十亩田，能增产。大家为了粮食，会出力的。”

　　陆文婷看着水根，眼里有光。“我负责技术指导。怎么用药，怎么防护，我教大家。”

　　那晚的会开到深夜。煤油灯的光晕在船舱里摇晃，映着一张张年轻而坚定的脸。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不仅仅是一次生产试验或疾病防治，而是在为这片水乡寻找一条新的生存之路。

　　散会后，水根送陆文婷上岸。月光很好，水面泛着碎银般的光。

　　“陆医生，你为什么来兴化？”水根突然问。

　　陆文婷停下脚步，望向远处的垛田。那些土墩在月光下像一群沉睡的巨兽。

　　“我父亲是兴化人，”他轻声说，“1927年去了上海，再没回来。去年他去世前，跟我说：‘有机会，回老家看看。那地方水多，人也像水，看着软，其实最有韧性。’”

　　水根心头一震：“你父亲叫什么？”

　　“陆明远。不过他在上海改名了，叫陆启明。”

　　水根没听过这个名字。但他想起父亲笔记本里提到过一个去上海联络的同志，时间也是1927年。会是同一个人吗？

　　他没问出口。有些秘密，需要时间慢慢解开。

　　回到船屋时，春妹还没睡，在灯下补衣服。

　　“小舟睡了？”水根问。

　　“嗯，今天精神好多了，吃了半碗粥。”春妹抬头看他，“你们谈妥了？”

　　“谈妥了。”水根在妻子身边坐下，“春妹，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他决定把黑匣子的秘密告诉她。不是全部，只是关于父亲的部分。春妹静静地听着，针线活停下了。

　　“你爹是个了不起的人。”最后她说。

　　“我怕这箱子带来麻烦。”

　　“该来的总会来。”春妹继续缝补，“重要的是，咱们现在做的事，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乡亲。”

　　水根握住妻子的手。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此刻却让他感到无比安心。

　　窗外，三月春风吹过垛田，带来泥土和水草的气息。试验田里的稻种正在泥土下悄悄发芽，而更深处，一些更长远的改变，也像种子一样，正在黑暗中积蓄力量。

　　在这片被洪水肆虐过的土地上，星火已经点燃。它们还很微弱，还在风中摇曳，但每一簇火苗里，都映着一个关于温饱、健康、尊严的朴素梦想。

　　而春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