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岁月：兴化1962-1969》小字赵宁

1、第一章：春汛（1962） 1962年

　　雨是半夜开始下的。

　　起初只是瓦楞上窸窸窣窣的声响，像春蚕啃食桑叶。陈水根躺在自家船屋的竹席上，迷迷糊糊听见雨点由疏到密，由缓到急。到后半夜，那声音已不是雨，倒像是天漏了，整条银河倾泻而下，砸在船篷上发出擂鼓般的闷响。

　　水根猛地坐起身。船身在摇晃——不是寻常风浪的晃动，而是整个水域在抬升时那种缓慢而坚定的上浮感。他伸手摸向船板，指尖触到冰凉的水渍。

　　“不好。”他低声道。

　　妻子春妹也醒了，在黑暗中抓住他的胳膊：“水根？”

　　“你躺着，我去看看。”水根摸黑套上蓑衣，推开船门。一股湿冷的风裹挟着雨点扑进来，打得人睁不开眼。

　　天是墨黑的，但水面却泛着诡异的灰白。水根家的船屋系在村东的老槐树下，平日里树根离水面还有三四尺，此刻浑浊的河水已经淹到了树干第一个分杈处。他提起船头的马灯，玻璃罩里豆大的火苗在风中挣扎。

　　“垛田公社的社员同志们请注意——”

　　高音喇叭的嘶喊从风雨中传来，断断续续：“县防汛指挥部紧急通知……里下河水位已超过警戒线……全体青壮年立即上堤……”

　　水根转身回舱，春妹已经点起了煤油灯。昏黄的光晕里，她正把才三个月大的儿子用布带捆在背上。

　　“你带孩子去高处，”水根从墙角抓起铁锹，“我去大堤。”

　　“当心。”春妹只说了一句，眼睛在灯光下亮晶晶的。

　　水根跳上自家的小划子，竹篙一点，船像箭一样射进雨幕。马灯在船头摇晃，照亮前方一小片翻腾的水面。雨太大了，砸在水面上激起一片白雾，能见度不过十来米。

　　沿途的景象让水根心头收紧。这个季节本该是垛田油菜花开的时节，那些浮在水面上的土墩——垛田，祖祖辈辈用淤泥垒起的高地——此刻大多已经只剩个尖顶。金黄的菜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浊浪中时隐时现的绿色菜梗，像溺水者伸出的手。

　　船过沈家垛时，他看见沈老四一家正把粮食往船上搬。七十多岁的老人在齐腰深的水里踉跄，怀里抱着一口铁锅。

　　“四叔！上我的船！”水根喊道。

　　“水根啊，”沈老四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家那三亩油菜……全完了……”

　　水根把人拉上船，继续往大堤方向划。一路上，救人的、抢运粮食的、往堤上送草袋的，各色船只在水面上穿梭。马灯、手电筒、火把的光点在水雾中明明灭灭，像散落在黑色绒布上的碎钻。

　　天微亮时，水根终于到了公社防汛指挥部所在的吴公堤。

　　眼前的景象让他倒抽一口凉气。

　　十里长堤上，黑压压全是人。男人们赤着上身，在泥泞中扛着草袋奔跑；女人们排成长龙，传递着从各处搜罗来的麻袋、门板、甚至棉被。堤外，里下河已经看不出河道，汪洋一片，水天相连。浪头一个接一个拍打着堤岸，每一次撞击都让脚下的土地震颤。

　　“水根！这边！”公社书记老赵在堤上挥手，嗓子已经哑了。

　　水根跳上堤，泥浆瞬间没到小腿肚。

　　“西段吃紧，”老赵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有三处渗漏，李技术员说基础被掏空了。你带一队人，有什么堵什么，沙袋不够就填土，土不够就下桩！”

　　“明白！”

　　水根转身召集人马。垛田公社十二个生产队，每个队抽二十个壮劳力，组成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抢险队。他们分成三组，一组装填沙袋，一组运输，一组在险段打桩固堤。

　　雨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水根和队员们泡在齐胸深的水里，用木槌将一根根杉木桩夯进堤基。每夯一下，虎口都被震得发麻。混浊的河水夹带着杂草、树枝，有时还有死鸡死猪的尸体，从身边漂过。

　　“水根哥，你看！”年轻的社员二狗突然指向远处。

　　水面上，一个黑色的方形物体正随波逐流，时沉时浮。看起来像个箱子。

　　“捞上来！”水根喊道。

　　几个青年跳下水，七手八脚把东西弄上岸。是个铁皮箱子，锈迹斑斑，但锁扣还完好。箱体侧面有几个模糊的字迹，被水泡得难以辨认。

　　“先放一边，抢险要紧！”水根说。

　　这时，堤上传来一阵骚动。有人喊：“船！有船队来了！”

　　水根抬头望去，雨幕中，一支船队正破浪而来。领头的是条机动船，后面跟着十几条木船，船上堆满麻袋。船头站着几个人，都穿着深色雨衣。

　　船队靠岸，一个四十多岁、戴眼镜的男人跳下船。他身形瘦高，动作却利落，踩着泥泞几步走到老赵面前。

　　“赵书记，我是县卫生局派来的医疗队负责人，陆文婷。”男人声音沉稳，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带了药品和一支医疗队，请问伤员在哪里集中？”

　　老赵愣了愣：“陆……陆医生？您是从……”

　　“上海。”陆文婷简洁地说，“昨天接到命令，连夜赶来的。另外，后面这些船是第一批救灾粮，五万斤稻谷，请安排接收。”

　　堤上一片寂静，只有雨声哗哗。

　　突然，不知谁带头鼓起了掌，接着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几个老人抹起了眼泪。在洪水围困的第三天，在所有人都筋疲力尽的时候，这支船队的到来像一针强心剂。

　　水根看着陆文婷。这个上海医生脸色苍白，眼窝深陷，显然是一夜未眠。但他的背挺得笔直，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医护人员卸下药品，又在堤坝内侧相对干燥处搭起简易医疗点。

　　“医生，这边有人受伤！”有人喊。

　　陆文婷立刻提起药箱跑去。一个年轻社员在打桩时被倒下的木头砸伤了腿，鲜血混着泥水直流。陆文婷跪在泥地里，剪开裤腿，清洗伤口，上药包扎，动作干净利落。

　　“骨头应该没事，但伤口有感染风险，”陆文婷对伤员说，“这几天不能下水。”

　　“那不行，”年轻人急了，“抢险人手不够……”

　　“听医生的！”水根按住他，“堤要保，命也要保。”

　　陆文婷抬头看了水根一眼，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水根几乎没有离开过险段。饿了，啃两口冷掉的玉米饼；困了，就在堤上靠着沙袋眯几分钟。雨时大时小，但从未停过。水位仍在上涨，到下午三点，已经超过历史最高记录二十厘米。

　　“水根，你得歇会儿。”老赵递过来一个水壶，“嘴唇都裂了。”

　　水根接过水壶，仰头灌了几口。水是温的，带着一丝甜味——有人往里面放了糖。这在那个年代，是极其珍贵的。

　　“书记，这雨还要下多久？”

　　老赵望着灰蒙蒙的天，摇摇头：“气象站说，上游降雨量比我们这儿还大。今晚是关键，如果水位再涨三十公分……”他没说下去。

　　傍晚时分，陆文婷找到了水根。

　　“陈队长，有件事要反映。”陆文婷表情严肃，“今天处理的十七个伤员中，有五个不是抢险受伤，而是旧疾发作。我做了初步检查，怀疑是血吸虫病。”

　　水根心里一沉。血吸虫，水乡人叫“大肚子病”，老一辈人谈之色变。解放后经过几次大规模防治，已经很少听说了。

　　“能确定吗？”

　　“需要进一步检查，但症状很典型：发热、腹泻、肝脾肿大。”陆文婷压低声音，“如果真是血吸虫病复发，问题就严重了。洪水会把钉螺扩散到整个水域。”

　　水根沉默了。洪水还没退，新的隐患已经浮现。

　　入夜，抢险进入最艰难的阶段。风浪越来越大，人在堤上几乎站不稳。马灯被吹灭了好几盏，只能靠手电筒照明。水根带着队员们手拉手站在最危险的堤段，用身体减缓浪头的冲击。

　　凌晨两点，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西段堤坝出现一道裂口，浊流如注，瞬间冲垮了十几层沙袋。

　　“堵住！堵住！”老赵嘶喊着，第一个跳进决口。水根紧随其后，几十个汉子手挽手组成人墙。沙袋、门板、棉被——所有能用的材料都被扔进去，但水流太急，刚填进去就被冲走。

　　“打桩！水下打桩！”水根喊道。

　　几个水性最好的社员抱着木桩潜下水。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水根感到体力在急速流失，冰冷的水带走身体的温度，牙齿开始打颤。

　　这时，一道强烈的光柱划破黑暗。

　　是机动船的探照灯。

　　陆文婷站在船头，通过扩音器喊话：“赵书记，陈队长！我们用船拖来了石料！请让开缺口！”

　　机动船开足马力，拖着一船石块向决口冲来。在距离缺口二十米处，船员砍断缆绳，船身横过来，整船石块倾泻而下。

　　“轰——”

　　石块落入水中，激起巨浪。紧接着第二船、第三船……缺口处的水流明显减缓了。

　　“快！填沙袋！”水根精神一振。

　　人墙重新组织起来，沙袋以更快的速度垒起。到天色微明时，缺口终于被堵住了。代价是七个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

　　陆文婷的医疗点忙得不可开交。消毒水的气味混着血腥味，在潮湿的空气中弥漫。水根处理完手臂上的擦伤，坐在一旁休息。他看见陆文婷连续做了三场清创缝合，拿手术刀的手稳如磐石。

　　“陆医生以前是外科大夫？”水根问。

　　陆文婷顿了顿：“嗯，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他没多说，但水根听出了一丝复杂的情绪。一个上海大医院的外科医生，为什么会被下放到苏北水乡？

　　天亮后，雨终于小了。虽然还没停，但已经从瓢泼大雨转为绵绵细雨。水文站传来消息：上游洪峰已过，水位开始缓慢下降。

　　堤上爆发出欢呼声。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更多人直接瘫倒在泥地里，连动弹的力气都没有。

　　水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自家船屋。春妹已经回来了，正蹲在船头煮粥。儿子在舱里睡得正香。

　　“堤保住了？”春妹问。

　　“保住了。”水根在船沿坐下，感觉全身骨头像散了架。

　　春妹盛了一碗粥递过来，粥里掺着野菜，稀得能照见人影，但热乎乎的。水根捧着碗，热气扑在脸上，这才真正意识到：最危险的时刻过去了。

　　下午，水根被叫到公社开会。临时会场设在堤上一间没被冲垮的仓库里。老赵、陆文婷、各生产队队长围坐一圈。

　　“首先宣布个好消息，”老赵脸上难得有了笑容，“地委调拨的第二批救灾物资已经出发，包括粮食、药品、还有油布。另外，省里决定拨专款帮助咱们重建家园。”

　　众人鼓起掌来。

　　“但是，”老赵话锋一转，“困难还很多。全公社八成垛田被淹，春收基本绝收。房屋倒塌一百二十七间，船屋损毁四十多条。最重要的是，”他看向陆文婷，“陆医生发现了疫情隐患。”

　　陆文婷站起身，走到前面。他带来一块小黑板，用粉笔画了简单的示意图。

　　“各位队长，我在伤员中发现多例疑似血吸虫病例。血吸虫病大家不陌生，它通过钉螺传播。洪水会把钉螺带到各个水域，一旦扩散，后果不堪设想。”

　　会场气氛凝重起来。

　　“陆医生，你说怎么办？”有人问。

　　“我建议，第一，立即开展疫情排查，所有涉水人员都要检查；第二，组织灭螺队，在水退后全面清理；第三，加强饮用水管理，必须煮沸后饮用。”

　　“这需要人手，需要药物，”老赵皱起眉头，“现在抢险都人手不够……”

　　“我可以培训卫生员，”陆文婷说，“简单的检查和预防知识，一两天就能掌握。药品方面，我带了一些来，后续还可以向上面申请。”

　　会议讨论了近两个小时。最终决定：每个生产队选两名年轻人，由陆文婷统一培训；水退后立即开展灭螺行动；同时组织生产自救，能抢收一点是一点。

　　散会后，水根留了下来。仓库里只剩下他和陆文婷。

　　“陆医生，那个黑匣子，你来看看。”水根说。

　　两人走到角落，那个从水里捞起的铁皮箱还放在那里。陆文婷掏出随身带的小刀，小心撬开生锈的锁扣。

　　箱盖打开了。

　　里面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揭开油布，是一叠发黄的文件、几个笔记本，还有一枚锈蚀的徽章。

　　水根拿起徽章，在衣服上擦了擦。徽章是铜质的，图案是一把镰刀和锤子，下面有“1927”的字样。

　　“这是……”水根心跳加快了。

　　陆文婷翻开最上面的笔记本。纸张已经受潮粘连，他小心翼翼地分开。扉页上，用毛笔写着一行娟秀的小楷：

　　“兴化县特别支部工作记录。1927-1931。陈望道。”

　　水根手一抖，笔记本差点掉在地上。

　　陈望道。那是他父亲的名字。

　　“你父亲？”陆文婷敏锐地察觉到了。

　　水根点点头，说不出话。父亲去世时他才十二岁，只记得那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常年在外“跑生意”，每年在家待不了几天。1953年父亲病重时，把他叫到床边，只说了两句话：“好好种地，本分做人。”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母亲是在父亲去世三年后改嫁的，走时什么都没带，包括父亲的遗物。水根一直以为，父亲就是个普通的行商。

　　可现在，这个黑匣子里的东西告诉他：父亲是1927年的党员，是兴化县特别支部的成员。

　　“这些资料很珍贵，”陆文婷轻声说，“但也很敏感。你打算怎么处理？”

　　水根抚摸着那枚徽章，上面的镰刀锤子图案在手心里留下凹凸的触感。过了很久，他说：“先藏起来。等水退了，找个安全的地方。”

　　陆文婷点点头：“我帮你。”

　　两人重新包好油布，把匣子藏在一堆防汛材料的深处。走出仓库时，雨已经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隙，夕阳的金光从缝隙中漏下来，照在茫茫水面上。

　　堤上，炊烟袅袅升起。妇女们用抢救出来的锅灶在做晚饭。孩子们在没膝深的水里嬉戏，完全不知灾难为何物。远处，一支船队正缓缓驶来，船上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那是地委书记亲自带队送来的救灾物资。

　　水根望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洪水带来了毁灭，也带来了那个黑匣子，带来了父亲的秘密。而这位上海来的陆医生，这个说话带南方口音的外科大夫，正在成为这场抗洪救灾中不可或缺的人。

　　“水根哥！”二狗在堤下喊，“你家春妹生火啦，叫你去吃晚饭！”

　　水根应了一声，对陆文婷说：“陆医生，一起去吃点？”

　　陆文婷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两人沿着泥泞的堤坡往下走。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浑浊的水面上。堤内，垛田的尖顶开始露出水面，上面挂着水草和杂物，像刚从水下浮起的岛屿。

　　一个时代结束了，水根想。而新的时代，正像这水退后的垛田一样，在洪水的废墟中缓缓浮现。

　　但他还不知道，这场洪水只是一个开始。更大的风雨，还在未来的岁月里等待着这片水乡，等待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船屋近了，粥香飘来。春妹抱着孩子在船头张望，看见水根，脸上绽开笑容。

　　那笑容在夕阳里，暖得像刚熬好的米汤。

　　水根加快脚步，向家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