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岁月：兴化1962-1969》小字赵宁

13、第十三章：归航（1969冬） 部分知青选

　　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回城的知青开始收拾行李了。

　　这是第二批，也是最后一批。县里来了文件，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新阶段”，留在农村的可以“就地安置”，想回城的也要“创造条件”。兴化公社剩下的十五个知青，有十个决定回去，五个决定留下。

　　陈水根站在公社门口，看着墙上的公示名单。决定留下的五个人里，有三个是在本地成了家的——娶了兴化姑娘，或者嫁了兴化汉子；有一个是家里成分不好，回去也没出路；还有一个，是主动要求的，说“这儿更需要我”。

　　这最后一个是林芳，公社中学的音乐老师。水根听说她留下，有些意外，但也不那么意外。徐建国走后，她像变了个人，话少了，琴也不常弹了，但教书更用心了。有人说她是在赎罪，有人说她是真的想明白了。

　　“水根。”

　　水根回头，是沈会计。他披着军大衣，手里拿着个牛皮纸袋。

　　“名单定了。”沈会计说，“下周一走。公社准备搞个欢送会，你也来。”

　　“嗯。”水根应了一声，目光还停在名单上。那些名字，一个个都熟悉：王建军，李红英，张卫国……四年前，他们从上海、从南京、从苏州来，脸上还带着稚气。现在，要回去了，脸上有了风霜，也有了成熟。

　　“还有件事。”沈会计压低声音，“老赵书记要复职了。”

　　水根心头一震：“真的？”

　　“县里的文件，今天就到。”沈会计脸上有喜色，“这两年，公社工作乱糟糟的，老赵回来，能理顺。”

　　“那王指导员呢？”

　　“调走了，回县里。”沈会计顿了顿，“说是‘另有任用’，但明眼人都知道，是待不下去了。他搞的那些事，上面也不满意。”

　　水根没说话。他想起了陆文婷被批斗的那天，想起了老赵书记站出来说话的样子。那个总是皱着眉头、抽着旱烟的老书记，终于要回来了。

　　“老赵复职后第一件事，就是重修水利。”沈会计说，“他说，1962年的亏不能白吃，要把吴公堤加高加固，还要疏浚河道，建排灌站。”

　　“钱呢？”

　　“县里拨一部分，公社自筹一部分。”沈会计拍拍纸袋，“这不，我刚从县里回来，批了五千块。”

　　五千块，在1969年，是笔巨款。

　　“老赵说了，这工程，你来牵头。”沈会计看着他，“你是生产队长，懂农事，也懂水利。最重要的是，大家信你。”

　　水根愣住了：“我？不行吧，我没干过这么大的工程。”

　　“谁天生就会？”沈会计说，“老赵会教你，我也会帮你。还有孙工，他修复的那些水文资料，正好用上。”

　　孙工——那个在“四清”运动中偷偷修复水文资料的水利工程师。水根已经很久没见他了，听说他一直躲在资料室里，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像只夜猫子。

　　“孙工愿意出来？”

　　“愿意。”沈会计说，“老赵亲自去找的他，两个人谈了一夜。孙工哭了，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水根心里涌起一股热流。是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父亲笔记本里记载的治水理想，陆文婷念念不忘的血防事业，老秀才临终前嘱咐的“文脉传承”，还有徐建国未竟的“让兴化人吃饱饭”的愿望……似乎都在这一刻，汇聚到了一起。

　　“我干。”他说。

　　雪下得更大了。水根踩着积雪往家走，脚下咯吱咯吱响。路过公社中学时，他听见里面传来琴声——是手风琴，拉的是《歌唱祖国》，但断断续续的，像在摸索。

　　他走进去。音乐教室里，林芳坐在椅子上，背对着门，在拉琴。她的手法有些生疏，几个音错了，停下来，重新开始。

　　水根站在门口，没进去。他看见林芳的肩膀在微微耸动，像是在哭。

　　琴声又停了。林芳放下琴，转身，看见水根，慌忙擦眼睛。

　　“陈队长……”

　　“林老师。”水根走进来，“要走了吗？”

　　林芳摇摇头：“我不走。”

　　“为什么？”

　　林芳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徐建国说过，这儿的孩子需要老师。他走了，我留下，替他教。”

　　水根看着她。这个曾经光鲜亮丽的城市姑娘，现在穿着朴素的蓝布衫，脸上有了细纹，但眼睛清澈了许多。

　　“你父母同意吗？”

　　“不同意。”林芳苦笑，“来信骂我，说我不孝。但我……想清楚了。在这儿，我能做点实在的事。回上海，不过是混日子。”

　　“一个人在这儿，不孤单？”

　　“孤单。”林芳看着窗外飘舞的雪花，“但值得。”

　　水根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起徐建国，想起阿莲，想起这四年里发生的所有事。每个人都在选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

　　“林老师，需要帮忙就说。”

　　“谢谢。”林芳顿了顿，“陈队长，阿莲她……还好吗？”

　　“在跟陆医生学医，很用功。”

　　“那就好。”林芳低下头，“我……我对不起她。”

　　“过去的事，就过去吧。”水根说，“阿莲不恨你。”

　　林芳的眼泪又掉下来：“她越不恨，我越难受。”

　　离开学校，水根去了卫生院。陆文婷正在给阿莲上课——讲人体骨骼，用的是他自己画的图，挂在墙上。

　　阿莲听得认真，在本子上做笔记。看见水根，她抬头笑了笑，又低下头继续写。

　　“陆医生，忙呢？”

　　“不忙，给阿莲补课。”陆文婷放下教鞭，“这丫头聪明，学得快，就是有些专业名词记不住，得多讲几遍。”

　　“慢慢来。”水根说，“林老师不走了，你知道吗？”

　　陆文婷愣了愣：“听说了。她来找过我，说要学基本的医疗知识，万一学生有个头疼脑热的，能处理。”

　　“她变了。”

　　“是啊，变了。”陆文婷叹口气，“人总要经历些事，才能长大。”

　　阿莲写完笔记，把本子递给陆文婷检查。陆文婷看了一遍，点点头：“不错，都记对了。”

　　阿莲笑了，那笑容很淡，但很真实。徐建国走后，她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学医让她重新找到了方向。现在，她已经能帮陆文婷量血压、换药、做简单的伤口处理了。

　　“陆医生，”水根说，“老赵书记要复职了，要重修水利。”

　　陆文婷眼睛亮了：“好事！什么时候开始？”

　　“开春就动工。沈会计说，县里批了钱。”

　　“太好了。”陆文婷在屋里踱步，“水利修好了，血防工作就好做多了。死水塘少了，钉螺就少了，感染率就能降下来。”

　　他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那是他整理的兴化水系图和水质检测数据。

　　“这些，正好用上。”

　　阿莲看着那本笔记本，眼睛也亮了。她比划着：“陆医生，我能帮忙吗？”

　　“当然能。”陆文婷说，“到时候，咱们跟着工程队走，哪儿施工，咱们就监测哪儿的水质，防止钉螺扩散。”

　　三个人正说着，外面传来汽车喇叭声。一辆吉普车停在卫生院门口，下来两个人，一个是老赵书记，一个是陌生的中年人，穿着四个口袋的干部装。

　　“陆医生在吗？”老赵书记喊。

　　陆文婷迎出去：“赵书记，您回来了！”

　　老赵书记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回来了！陆医生，这两年，委屈你了。”

　　“不委屈，都过去了。”陆文婷看着那个陌生人，“这位是……”

　　“省卫生厅的李处长。”老赵书记介绍，“专门来看咱们的血防工作。”

　　李处长上前，和陆文婷握手：“陆医生，你的报告我们看了，很详细，很有价值。省里决定，把兴化列为血防重点县，加大支持力度。”

　　陆文婷愣住了：“报告？什么报告？”

　　“就是你整理的那本，关于兴化血吸虫病防治的。”李处长说，“赵书记带到省里去了，我们看了，很震撼。一个基层医生，能做这么系统的调查，不容易。”

　　陆文婷看向老赵书记。老赵书记笑了：“我复职前，去省里汇报工作，顺便带上了。没想到，引起重视了。”

　　“陆医生，”李处长说，“省里准备拨一批药品、器械，还要派专家下来指导。希望你能牵头，把兴化的血防工作做成样板，在全省推广。”

　　陆文婷的眼睛红了。四年了，他的坚持，他的委屈，他的心血，终于得到了认可。

　　“我……我一定尽力。”

　　“不是尽力，是要做好。”李处长拍拍他的肩，“陆医生，你哥哥的事，我们也知道了。组织上重新审查了，认定你历史清楚，工作积极。你安心工作，不要有顾虑。”

　　陆文婷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他背过身去，擦了擦，转回来时，已经平静了：“谢谢组织信任。”

　　老赵书记看着水根：“水根，你也在这儿。正好，跟你说个事：省里要开人代会，咱们县有一个农民代表名额。公社推荐了你。”

　　水根脑子“嗡”的一声：“我？不行不行，我一个大老粗……”

　　“什么大老粗！”老赵书记瞪他，“你是生产队长，搞过双季稻试验，组织过灭螺，现在又要牵头修水利。你不去，谁去？”

　　“可是我……”

　　“别可是了。”老赵书记说，“这是政治任务，也是为兴化争取支持的机会。你去开会，把咱们的情况反映上去，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

　　李处长也说：“陈水根同志，你的材料我看过。你父亲是革命烈士，你本人表现突出，确实合适。”

　　水根看着他们，又看看陆文婷。陆文婷冲他点头，意思是：去吧。

　　“那……我试试。”

　　“不是试试，是要干好。”老赵书记从怀里掏出一叠纸，“这是提案草稿，关于兴化水网综合治理的。孙工帮忙写的，你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水根接过。纸上是工整的钢笔字，标题是：《关于里下河地区水网综合治理的建议》。内容很详细，从问题分析到解决方案，从资金预算到预期效益，洋洋洒洒十几页。

　　“这是……孙工写的？”

　　“嗯。他憋了这么多年，总算有机会说话了。”老赵书记说，“水根，咱们兴化，有太多事要做。治水，治病，治穷。你当代表，就是替乡亲们说话。”

　　水根握紧那叠纸，感觉沉甸甸的。这不是纸，是责任，是希望。

　　晚上，水根把那叠纸带回家，在油灯下一字一句地读。春妹在旁边做针线，小舟在做作业，小苇已经睡了。

　　“爹，你要去省里开会？”小舟问。

　　“嗯。”

　　“省里远吗？”

　　“远，坐船要一天，坐车还要半天。”

　　“那你能见到省长吗？”

　　“也许能。”

　　“那你跟省长说，咱们这儿要修水利，要治血吸虫。”小舟认真地说，“徐老师说过，这些事很重要。”

　　水根摸摸儿子的头：“爹会说。”

　　春妹停下针线：“去了省里，穿什么？得做身新衣服。”

　　“不用，有穿的就行。”

　　“那怎么行！”春妹说，“你是代表，代表咱们兴化，不能寒酸。我明天去扯布，给你做身中山装。”

　　“春妹……”

　　“别说了，就这么定了。”春妹难得这么坚决，“爹要是活着，肯定也支持。”

　　水根不说话了。是啊，父亲要是活着，会怎么说？一定会说：“儿啊，好好干，为乡亲们说话。”

　　夜里，他睡不着，又爬起来读那份提案。读到关于血防的部分时，他想起陆文婷憔悴的脸，想起沈老栓鼓胀的肚子，想起那些因为血吸虫病失去劳动能力的人。

　　他在提案后面加了一段：“建议将血吸虫病防治纳入水利建设总体规划，做到治水与灭螺相结合，从根本上阻断传播途径。”

　　写完后，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建议加强基层医疗队伍建设，培训农民卫生员，让防治知识进村入户。”

　　窗外的雪停了，月亮出来，照在雪地上，一片银白。水根看着月光，想起徐建国，想起他说过的话：“让兴化人吃饱饭，不生病。”

　　现在，他有机会为实现这个愿望做点事了。

　　几天后，欢送会在晒场举行。要走的知青和留下的社员都来了，黑压压坐了一片。台上挂着横幅：“欢送知识青年回城，欢迎扎根农村建设”。

　　老赵书记讲话。他先感谢知青们四年的贡献，然后说：“不管走还是留，你们都是兴化的一部分。走了的，常回来看看；留下的，咱们一起建设新农村。”

　　接着，知青代表发言。是王建军，他决定回上海。他讲得很动情：“四年了，兴化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学会了种田，学会了吃苦，学会了做人。以后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记得这片水，这片田，这些人。”

　　台下掌声雷动。

　　然后，林芳代表留下的知青发言。她站在台上，有些紧张，但声音清晰：“我留下，不是因为无奈，是因为选择。我选择在这儿教书，教孩子们唱歌，教他们知识，教他们爱这片土地。徐建国老师说过，这儿的孩子需要老师。现在，我替他教。”

　　她看向台下的阿莲，阿莲也看着她。两人对视了一会儿，都笑了。那笑容里有释然，有理解，有新的开始。

　　最后，沈会计宣布：“公社决定，为每位回城知青准备一份礼物——兴化绸一匹，菜油十斤，还有咱们自己晒的鱼干。”

　　礼物抬上来，知青们眼睛都红了。四年，他们带着青春来，带着记忆走，还带着这片土地的馈赠。

　　散会后，水根帮着搬行李。王建军拉住他：“陈队长，谢谢你这几年的照顾。”

　　“谢什么，都是应该的。”

　　“这个，”王建军从包里掏出一本书，“送给你。”

　　水根接过，是《水稻栽培技术》，省农科院编的，很新。

　　“我托人从上海买的，想着也许用得上。”王建军说，“陈队长，咱们的双季稻，一定要坚持下去。等哪天，兴化成了鱼米之乡，别忘了告诉我们。”

　　“忘不了。”

　　船要开了。回城的知青上船，送行的人在岸上挥手。船慢慢离岸，有人哭了，有人喊：“常写信！”

　　水根站在人群中，看着船消失在河道拐弯处。四年前，他们也是这样来的。现在，他们走了，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他想起父亲笔记本里的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实实在在改变生活。”这些知青，也许没搞革命，但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兴化，也改变了自己。

　　回到晒场，人已经散了。只有林芳还站在那儿，看着空荡荡的台子。

　　“林老师，还不回去？”

　　“这就回。”林芳转头，“陈队长，我能求你件事吗？”

　　“你说。”

　　“我想……去看看徐老师的墓。”

　　水根点点头：“我陪你去。”

　　两人划船去茅山。雪后的山路不好走，他们踩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到墓地时，太阳已经偏西了。

　　徐建国的墓很干净，没有杂草。碑前放着几束野花，已经干了。阿莲常来，水根知道。

　　林芳站在墓前，很久没说话。然后她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是乐谱。

　　“我给他写了首歌。”她轻声说，“唱给他听。”

　　她开始唱，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你从远方来，落脚在水乡。
　　四年如一日，青春献田庄。
　　夜校灯明亮，教室书声朗。
　　野鸭荡水冷，舍身救童郎。
　　魂归青山下，明月照肝肠。
　　兴化不忘你，永在我心房。”

　　调子简单，但深情。唱完，她把乐谱折好，放在墓碑前。

　　“徐老师，对不起。”她说，“还有，谢谢你。”

　　风吹过，纸页哗哗响，像在回应。

　　下山时，林芳说：“陈队长，我想在中学办个音乐班，教孩子们唱歌。不光是革命歌曲，也教些民歌，教些……好听的歌。”

　　“好啊。”

　　“阿莲要是愿意，也可以来学。她虽然不能唱，但能听，能感受。”

　　“我跟她说。”

　　春节前，水根要去省里开会了。春妹给他做的新中山装已经好了，深蓝色的卡其布，四个口袋，针脚密密的。水根穿上，有些不自在。

　　“像干部了。”春妹笑着给他整衣领。

　　“我就是个种田的。”

　　“种田的也能当代表。”春妹退后两步，仔细看看，“挺精神的。”

　　小舟和小苇围着爹转：“爹真帅！”

　　出发那天，公社派了船送他到县城，再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去省城。老赵书记、沈会计、陆文婷、孙工都来送他。

　　“水根，别紧张。”老赵书记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咱们兴化的情况，你最清楚。”

　　“提案带好了？”沈会计问。

　　“带好了。”

　　陆文婷递过来一个小布包：“这里面是血吸虫病的标本和照片，还有治疗前后的对比。万一要证据，拿出来。”

　　水根接过，贴身放好。

　　孙工握着他的手，声音有些抖：“水根，我那资料……有用吗？”

　　“有用，太有用了。”水根说，“提案里引用了很多。”

　　“那就好，那就好。”孙工眼圈红了，“这么多年，我没白干。”

　　船开了。水根站在船头，看着岸上的人越来越小。这是第一次，他要离开兴化，去那么远的地方。心里有些慌，但也有些激动。

　　到省城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高楼，汽车，柏油路，一切都陌生。水根提着简单的行李，按地址找到代表驻地——是省政府的招待所。

　　登记时，工作人员看看他的介绍信：“兴化来的？农民代表？”

　　“嗯。”

　　“房间在二楼，207。晚饭六点，在食堂。”

　　房间很简单，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暖水瓶。同屋的是个煤矿工人代表，姓刘，四十多岁，很健谈。

　　“兄弟，第一次来？”

　　“第一次。”

　　“别紧张，就是开会，发言，投票。”刘代表说，“对了，你带提案了吗？”

　　“带了。”

　　“啥内容？”

　　“治水，治病。”

　　“好，实在。”刘代表拍拍他的肩，“咱们工人农民，就得说实在话。”

　　晚上，代表们聚餐。十几桌，几百号人，各行各业都有。水根坐在角落里，有些拘束。同桌的有个大学教授，有个工厂工程师，有个医院院长，都是文化人。

　　“这位是……”教授问。

　　“兴化来的，农民代表，陈水根。”水根站起来。

　　“坐坐坐，别客气。”教授很和蔼，“兴化我知道，水乡，鱼米之乡。”

　　“现在还在治水，治血吸虫。”

　　“血吸虫？”医院院长来了兴趣，“情况严重吗？”

　　水根就把情况说了。说到陆文婷的工作，说到那些病人，说到治水的必要性。几个人都听得很认真。

　　“小伙子，你懂不少啊。”教授说，“不像是普通农民。”

　　“跟医生学的。”水根说，“还有，我们那儿有个水利工程师，做了很多研究。”

　　“提案能看看吗？”

　　水根把提案拿出来。几个人传阅，边看边点头。

　　“写得很专业，数据详实，建议可行。”工程师说，“小陈，明天分组讨论，你重点讲讲这个。”

　　“我……怕讲不好。”

　　“怕什么！”院长说，“你就实话实说。咱们当代表的，就是要反映真实情况。”

　　那一晚，水根睡得不太踏实。梦里，他站在讲台上，下面黑压压一片人，他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

　　第二天，分组讨论，水根被分在农业组。组长是个老农学家，很严肃。

　　“各位代表，今天讨论水利和农业问题。谁先发言？”

　　沉默了一会儿，水根举起了手。

　　“我叫陈水根，兴化来的。”他站起来，声音有点抖，“我想说说我们那儿的水利和血防问题。”

　　他拿出提案，照着念。起初很紧张，但说到兴化的情况，说到那些具体的人和事，他渐渐忘了紧张。他讲1962年的大水，讲抗洪救灾；讲血吸虫病的危害，讲陆文婷的工作；讲双季稻的试验，讲修水利的必要性。

　　讲完了，会场很安静。然后，老农学家带头鼓掌。

　　“讲得好！”他说，“具体，实在，有数据，有案例。这才是人民代表该说的话！”

　　其他代表也纷纷发言，补充，提问。水根一一回答，有些答不上来的，就老实说“这个我还要回去了解”。

　　讨论结束后，老农学家找到他：“小陈，你的提案，我们组会重点推荐。省里正在制定五年规划，你这个问题，很重要。”

　　“谢谢。”

　　“不用谢，是你讲得好。”老农学家拍拍他，“保持这股劲，多为农民说话。”

　　会议开了五天。最后一天，是大会发言。水根的提案被选上了，他要上台讲十分钟。

　　上台前，他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但站在麦克风前，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他忽然平静了。他想起了兴化的乡亲，想起了父亲，想起了徐建国，想起了那些等着他带回好消息的人。

　　“各位代表，我是兴化来的农民，陈水根。”他开口，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会场，“我今天要讲的，是水。我们兴化，水多，但也怕水。1962年一场大水，淹了我们的田，毁了我们的家……”

　　他讲了十分钟，没有稿子，全是心里话。讲完了，掌声雷动。

　　散会后，几个省领导找他谈话，详细询问兴化的情况。他拿出陆文婷给的小布包，展示标本和照片。领导们看了，表情凝重。

　　“小陈同志，你放心，省里一定会重视这个问题。”一位领导说，“你们先做规划，需要什么支持，打报告上来。”

　　“谢谢领导。”

　　回去的路上，水根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田野。冬天了，庄稼收了，土地在休养。但他知道，春天一来，土地又会苏醒，种子又会发芽。

　　回到兴化时，已经是腊月二十。船靠岸，春妹带着孩子们在等他。

　　“爹！”小舟和小苇扑过来。

　　“回来了？”春妹眼睛红红的。

　　“回来了。”水根抱起孩子们，“走，回家。”

　　晚上，老赵书记、沈会计、陆文婷、孙工都来了，听他讲开会的情况。

　　“省里很重视，答应给支持。”水根说，“明年开春，水利工程就能上马。”

　　“好！”老赵书记一拍大腿，“水根，你立了大功！”

　　“不是我，是大家。”水根说，“提案是孙工写的，资料是陆医生准备的，还有乡亲们的支持。”

　　陆文婷问：“血防的事呢？”

　　“领导特别问了，说要加强防治。可能还会派医疗队下来。”

　　“那就好。”

　　孙工搓着手：“我那资料……真用上了？”

　　“用上了，领导还夸呢，说做得细。”

　　孙工笑了，笑着笑着，哭了：“值了，这辈子值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公社杀了猪，每家分了一斤肉。水根家包了饺子，白菜猪肉馅的，香得很。

　　吃饺子时，春妹说：“水根，你当代表的事，爹要是知道，一定高兴。”

　　“嗯。”

　　“开春修水利，你又要忙了。”

　　“忙点好。”水根说，“忙，说明有希望。”

　　窗外，又下雪了。但这次，人们心里是暖的。水利要修了，血防要加强了，日子，有盼头了。

　　夜深了，水根躺在床上，听着雪落的声音。他想起了省城的高楼，想起了会场的掌声，但更想起了兴化的水，兴化的田，兴化的人。

　　这儿才是他的根。他出去，是为了回来，为了更好地建设这儿。

　　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生活继续。修水利，治病，种田，过日子。像父亲说的：本分做人，勤恳做事。

　　他闭上眼睛，睡了。梦里，他看见父亲站在修好的吴公堤上，望着平静的水面，笑了。

　　“儿啊，你做得很好。”父亲说。

　　他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