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岁月：兴化1962-1969》小字赵宁

12、第十二章：月夜（1969秋） 哑女阿莲暗

　　月到中秋分外明。

　　但1969年的中秋节，公社没有组织赏月，也没有发月饼。只有高音喇叭里一遍遍播放着革命歌曲，昂扬的调子冲淡了本该有的团圆气氛。不过兴化人骨子里还是记着这个节气的——家家户户的晚饭桌上，总多了个把菜，或是煎条鱼，或是炒个蛋，再不济，也要煮几个芋头，算是对月亮的敬意。

　　陈水根家的晚饭是简单的：一碟咸菜，一锅稀粥，还有两个煮鸡蛋——那是给小舟和小苇的。孩子们却吃得开心，小舟已经八岁，懂得把蛋黄分给妹妹一半；小苇四岁，晃着羊角辫，吃得满脸都是。

　　“慢点吃。”春妹给女儿擦脸，眼睛却望着窗外那轮满月，“今晚的月亮真圆。”

　　“像娘的饼。”小苇说。

　　大家都笑了。春妹做的玉米饼，确实又圆又厚。

　　吃过饭，水根划船送孩子们去晒场——今晚那里放露天电影，是《地道战》。小舟兴奋了一整天，小苇也嚷着要去。

　　晒场上已经黑压压坐满了人。幕布挂在两棵树之间，放映机滋滋地响着，一束光投在幕布上，映出片头。人们安静下来，只有晚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

　　水根没心思看电影。他想起白天在试验田看到的情景——那些偷偷种下的稻种，是他和李向前留下的“南特号”后代，经过几年选育，已经适应了兴化的水土。稻穗沉甸甸的，在月光下泛着金黄的微光。那是希望，是秘密的希望。

　　“水根。”

　　他回头，是阿莲。姑娘手里提着个小布包，看见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阿莲？你也来看电影？”

　　阿莲摇摇头，比划着：“我给徐老师送东西。”

　　徐建国现在在公社中学当老师，教语文和农业常识。他住在学校宿舍，离晒场不远。

　　“我陪你过去。”水根说。

　　两人离开晒场，沿着田埂往学校走。月光很好，把路照得清清楚楚。秋虫在草丛里鸣叫，一声接一声，衬得夜更静。

　　阿莲走得很慢，怀里紧紧抱着那个布包。水根注意到，布包是用蓝印花布做的，很新，针脚细密，像是花了心思的。

　　“包里是什么？”

　　阿莲脸红了，在月光下也能看出来。她打开布包一角，里面是一双布鞋，黑色灯芯绒面，千层底，纳得密密的。

　　“你做的？”

　　阿莲点头，又比划：“徐老师的鞋破了，我看他脚上都有茧了。”

　　水根心里一动。阿莲对徐建国的心思，他早就看出来。但徐建国那边……他想起前两天徐建国说的话：“我父母来信，说在上海给我说了门亲事，让我回去看看。”

　　“阿莲，”水根斟酌着词句，“徐老师他……可能要回上海了。”

　　阿莲的脚步停了。她转过身，月光照在她脸上，眼睛睁得大大的，里面有惊慌，有失落，但很快平静下来。她比划：“我知道。他跟我说了。”

　　“那你还……”

　　阿莲低下头，手指摩挲着布包：“我就是……想给他做双鞋。他穿着走路，舒服些。”

　　水根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姑娘太痴，也太苦。

　　到了学校，徐建国宿舍的灯还亮着。阿莲让水根在树下等，自己走过去敲门。

　　门开了，徐建国看见阿莲，有些意外：“阿莲？你怎么来了？”

　　阿莲把布包递过去，比划：“给你的。”

　　徐建国打开，看见那双鞋，愣住了。他拿起一只，在月光下仔细看。鞋做得极好，针脚均匀，纳得结实，能想象出做鞋的人花了多少心血。

　　“你做的？”

　　阿莲点头。

　　“谢谢。”徐建国声音有些哑，“进来坐坐？”

　　阿莲摇摇头，指指水根的方向，表示有人等。

　　徐建国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见水根，点点头，然后对阿莲说：“鞋……我收下了。很暖和。”

　　阿莲笑了，那笑容在月光下，清清亮亮的。她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跑回水根身边。

　　回去的路上，两人都没说话。走到河边时，阿莲突然停下，掏出手帕——就是水根给她看的那块红绸手帕，现在洗得发白了。她在手帕上写：“陈队长，我是不是很傻？”

　　水根看着那几个字，心里酸酸的：“不傻。真心待人，不傻。”

　　“可是他要走了。”

　　“走了，也会记得你。”

　　阿莲的眼泪掉下来，滴在手帕上，洇开一朵小小的花。她继续写：“我知道我们不可能。他是城里人，有文化；我是哑巴，是农民。我就是……想对他好。”

　　水根拍拍她的肩：“阿莲，你是个好姑娘。会有懂你的人。”

　　阿莲擦掉眼泪，把手帕叠好，放进怀里。月光下，她的侧脸显得格外柔和，也格外坚定。

　　送阿莲回家后，水根独自划船回去。月光洒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银光。远处，电影已经放完了，人群正三三两两地散去，说笑声在夜空里飘荡。

　　船过芦苇荡时，他听见里面有人说话。是徐建国和一个女声——不是阿莲。

　　悄悄靠过去，从芦苇缝隙里看。月光下，徐建国和公社中学的音乐老师林芳站在一起。林芳是县里派来的，年轻，漂亮，会弹手风琴，会唱革命歌曲。

　　“建国，你真的要回上海吗？”林芳问。

　　“我父母催得紧。”徐建国声音很低，“说给我找了个对象，是纺织厂的女工，让我回去见见。”

　　“那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徐建国望着水面，“林老师，你觉得我该回去吗？”

　　林芳沉默了一会儿：“从现实考虑，该回去。上海条件好，机会多。留在这儿，当个农村教师，一辈子就这样了。”

　　“可是……”徐建国顿了顿，“我舍不得这儿。”

　　“舍不得什么？这儿的人？这儿的田？”林芳轻笑，“建国，你太感性了。生活是现实的。你在这儿，能有什么前途？”

　　徐建国不说话。

　　“其实，”林芳靠近一步，“你要是留下，也可以考虑考虑身边的人。比如……我。”

　　水根心头一跳。

　　徐建国显然也愣住了：“林老师，你……”

　　“我也是城里来的，咱们有共同语言。”林芳声音柔了些，“你要是留下，咱们可以一起教书，一起进步。不比回上海差。”

　　月光下，两个人的影子靠得很近。水根看不下去，悄悄划船离开。

　　他心里堵得慌。为阿莲不值，也为徐建国为难。这个上海来的年轻人，在兴化四年，经历了太多，也改变了太多。现在，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往哪边走，都意味着放弃另一边。

　　回到家，春妹还没睡，在灯下补衣服。

　　“电影好看吗？”她问。

　　“没看。”水根坐下，“送阿莲回去，又遇到点事。”

　　他把看到的情景说了。春妹停下针线，叹了口气。

　　“阿莲那孩子，命苦。”

　　“徐建国会怎么选？”

　　“难说。”春妹摇头，“一边是父母，是前程；一边是感情，是牵挂。换了谁都难。”

　　两人沉默着。船屋外，月光如水，静静地流。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出了大事。

　　水根正在试验田查看稻穗，二狗气喘吁吁跑来，脸都白了：“根哥！不好了！徐老师……徐老师掉水里了！”

　　“什么？！”

　　“在野鸭荡！救学生！人捞上来了，但……但不行了！”

　　水根扔下手里的稻穗就往野鸭荡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有事，千万不能有事。

　　野鸭荡是片野水塘，水深，水草多，平时很少有人去。水根到的时候，塘边已经围了一圈人。徐建国躺在地上，浑身湿透，脸色青白。陆文婷跪在他身边，正在做人工呼吸。

　　旁边，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在哭，浑身发抖：“是我……是我要捞菱角，掉下去了……徐老师跳下去救我……”

　　水根挤进去：“陆医生，怎么样？”

　　陆文婷抬起头，眼睛里满是血丝：“没呼吸了……我在抢救……”

　　他继续按压徐建国的胸口，一下，一下，用力而急促。汗水从他额头滴下来，混着泪水。

　　水根跪在另一边，握住徐建国冰冷的手。这只手，拿过笔，翻过书，种过田，养过蚕，现在，静静地躺着，没有一丝生气。

　　“建国，醒醒！”他嘶声喊。

　　没有回应。

　　陆文婷做了半个小时人工呼吸，终于停下来，瘫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脸：“不行了……救不回来了……”

　　哭声一下子爆发出来。那个被救的男孩扑到徐建国身上，嚎啕大哭：“徐老师！徐老师你醒醒！我再也不淘气了！你醒醒啊！”

　　水根呆呆地看着徐建国安详的脸。这个年轻人，才二十四岁，从上海来，在兴化留下了青春，现在，把生命也留下了。

　　阿莲闻讯赶来时，人群已经自动让开一条路。她踉踉跄跄地走到徐建国身边，跪下，看着他，眼睛瞪得大大的，没有眼泪，也没有声音。

　　她伸出手，颤抖着，摸了摸徐建国的脸。那脸冰凉，像秋天的石头。

　　然后她俯下身，把耳朵贴在他胸口，听了一会儿。什么也听不到。

　　她抬起头，看着水根，比划：“他睡着了？”

　　水根喉咙哽住，说不出话。

　　阿莲又低头看徐建国，轻轻摇他的肩，比划：“醒醒，我给你做了新鞋，你还没穿呢。”

　　徐建国当然不会醒。

　　阿莲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大颗大颗的，砸在徐建国脸上。她张开嘴，想喊，但只发出“啊、啊”的气音。那声音嘶哑，破碎，像受伤的鸟。

　　她抓住徐建国的手，贴在自己脸上，眼泪顺着那手流下去。然后她突然仰起头，对着天空，发出一声长长的、不成调的哀鸣。

　　那声音不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像是从心底最深处撕裂出来的。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

　　水根抱住阿莲，姑娘在他怀里抖得像片叶子。她还在“啊、啊”地叫着，手指死死抓着徐建国的衣角，不肯松开。

　　徐建国的遗体被抬回学校。陆文婷给他换了干净衣服——是阿莲做的那身蓝布衫。鞋子，是阿莲做的那双新布鞋，穿在脚上，不大不小，正合适。

　　阿莲一直守在旁边，不说话，只是看着。有人劝她休息，她摇头；有人给她端饭，她不动。她就那么坐着，看着徐建国，眼睛一眨不眨。

　　傍晚，沈会计和老赵书记来了。看着徐建国的遗体，两人都红了眼眶。

　　“他是为救学生牺牲的，是英雄。”老赵书记说，“公社要给他开追悼会，要上报县里，追认烈士。”

　　“他父母那边……”沈会计说，“得通知。”

　　“我去打电话。”老赵书记说，“但这么远，他们赶不过来。后事……咱们帮着办吧。”

　　追悼会定在三天后。消息传开，全公社的人都来了。不仅知青，社员们也都来了——徐建国教过他们的孩子，帮他们写过信，教过他们农业知识。这个上海来的年轻人，用四年时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追悼会在晒场上举行。台中央挂着徐建国的照片——是他刚来兴化时照的，戴着眼镜，笑得腼腆。照片两边是挽联，徐建国自己写的诗：“愿为兴化一片叶，化作春泥更护花。”

　　老赵书记致悼词。他讲徐建国四年的贡献：办夜校，教识字，推广农业技术，整理地方文化。讲到救人牺牲时，声音哽咽了。

　　“徐建国同志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是知识青年的榜样，是兴化人民的好儿子。”

　　台下哭声一片。

　　轮到徐建国的学生发言。那个被他救起的男孩走上台，还没开口就哭了：“徐老师说……说要带我们去上海看看……他说上海有高楼，有大桥……他说等我们长大了，要走出兴化，去看看世界……现在……现在他看不到了……”

　　孩子哭得说不下去。他的父母上台，对着徐建国的照片深深鞠躬：“徐老师，你是我们家孩子的救命恩人。我们一辈子记着你。”

　　最后，阿莲上台。她没有说话，只是举起一块黑板，上面是她写的悼词：

　　“你从江海来，落户在水乡。
　　四年如一日，教书又种粮。
　　夜校灯常亮，田头身影忙。
　　真心为群众，何曾计短长。
　　野鸭荡水冷，救童勇无疆。
　　魂归天地间，明月照肝肠。
　　兴化不忘你，永在人心房。”

　　字迹工整，情真意切。阿莲写完后，对着照片深深三鞠躬，眼泪滴在黑板上，但她没有擦，转身下台。

　　追悼会结束，徐建国的遗体要下葬了。按他的遗愿——他在日记里写过：“如果我死在这片土地上，就让我长眠于此。我在这里生活过，劳动过，爱过，足够了。”——公社在茅山南麓选了块墓地，面朝水田，春暖花开。

　　送葬的队伍很长，几乎全公社的人都来了。没有哀乐，大家默默地走，默默地流泪。纸钱撒了一路，在秋风里翻飞，像白色的蝴蝶。

　　下葬时，阿莲走到墓穴边，从怀里掏出那双布鞋——徐建国还没来得及穿的新鞋。她小心地把鞋放在棺材旁，然后掏出一块手帕，就是那块红绸手帕，也放了进去。

　　水根知道那手帕的意义——那是阿莲母亲留给她的唯一念想。

　　“阿莲……”他想说什么。

　　阿莲摇摇头，比划：“让他带着，不冷。”

　　棺材盖上了，土一锹一锹填进去。阿莲看着，眼泪无声地流。她没有哭出声，但那种无声的悲痛，比任何嚎啕都让人心碎。

　　葬礼结束后，人们陆续散去。水根陪着阿莲在墓前又站了很久。夕阳西下，把墓碑染成金色。远处，垛田上的晚稻正在成熟，一片金黄。

　　“阿莲，回家吧。”水根轻声说。

　　阿莲点点头，转身前，她用手语说：“陈队长，我想学医。”

　　“学医？”

　　“嗯。像陆医生那样，治病救人。”阿莲眼神坚定，“徐老师教过我，人活着要有用。我想做个有用的人。”

　　水根看着她。这个哑女，经历了丧亲之痛，经历了爱情的无望，现在，找到了新的方向。

　　“好，我跟陆医生说。”

　　回去的路上，他们经过野鸭荡。水塘恢复了平静，在夕阳下泛着粼粼波光。几支残荷立在水面，在风里轻轻摇曳。

　　“徐老师是从这里走的。”阿莲突然用手语说，“以后每年这个时候，我来这里看他。”

　　水根点点头。他知道，这片水塘，这个秋天，这个人，会永远刻在阿莲心里，刻在所有兴化人心里。

　　晚上，水根去了卫生院。陆文婷在整理药品，脸色疲惫。

　　“陆医生，阿莲想跟你学医。”

　　陆文婷抬起头，有些意外：“学医？她……能行吗？”

　　“她识字，细心，肯吃苦。”水根说，“而且，她有这个心。”

　　陆文婷沉吟片刻：“行。让她来吧。先从基础的学起，认药，包扎，量血压。”

　　“谢谢你。”

　　“谢什么。”陆文婷苦笑，“我也是……想多做点事。建国的事，让我觉得，生命太脆弱了。能多救一个是一个。”

　　正说着，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一个中年男人闯进来，满脸焦急：“陆医生！快！我媳妇要生了！难产！”

　　陆文婷抓起药箱：“走！”

　　水根也跟着去。产妇家在西河湾，船划了二十分钟才到。屋里，产妇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汗如雨下，已经没力气喊了。接生婆在旁急得团团转：“胎位不正，生不下来！”

　　陆文婷检查后，脸色凝重：“必须马上送县医院，要剖腹产。”

　　“这么晚，哪来的船？到了也来不及了！”产妇的丈夫哭道。

　　陆文婷看看产妇，又看看简陋的屋子，咬咬牙：“在这里做！”

　　“这里？能行吗？”

　　“不行也得行！”陆文婷打开药箱，“准备热水，干净的布，剪刀消毒！水根，你帮我！”

　　水根愣住了：“我？我不懂啊！”

　　“不懂就学！现在没人了！”陆文婷已经戴上橡胶手套，“你负责递东西，保持镇定！”

　　屋里立刻忙起来。接生婆烧水，产妇的丈夫拿来所有干净的布。陆文婷给产妇注射了麻醉剂——那是他哥哥寄来的，很珍贵。

　　“水根，剪刀！”

　　水根递过去。手在抖。

　　“别抖！”陆文婷喝道，“现在人命关天！”

　　水根深吸一口气，稳住手。

　　手术在油灯下进行。陆文婷的动作很快，很稳。划开皮肤，分开肌肉，找到子宫，切开……血涌出来，但他毫不在意，专注地操作着。

　　水根看着这一切，心惊肉跳。他见过生死，但没见过这样创造生命的过程。那么残酷，又那么神圣。

　　终于，陆文婷从子宫里取出一个婴儿，小小的，青紫色的，没有哭声。

　　“拍他！”陆文婷把婴儿递给接生婆。

　　接生婆轻轻拍打婴儿的背。“哇——”一声啼哭，微弱但清晰。

　　“活了！”屋里一片欢呼。

　　但陆文婷没有停：“还有一个！”

　　双胞胎？水根瞪大眼睛。

　　果然，第二个婴儿取出来了，也是个男孩，同样青紫，同样没有哭声。拍打后，也哭了出来。

　　“还有！”陆文婷的声音带着不可思议的颤抖，“第三个！”

　　第三个婴儿是个女孩，最小，但哭声最响亮。

　　三胞胎！所有人都惊呆了。在兴化，双胞胎都少见，三胞胎，简直是奇迹。

　　陆文婷仔细缝合伤口，动作轻柔得像在绣花。做完所有工作，他瘫坐在椅子上，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

　　三个婴儿洗干净了，包在襁褓里。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小小的，红红的，像三只小猫。

　　产妇的丈夫跪在陆文婷面前，磕了三个响头：“陆医生，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陆文婷扶起他：“给孩子起名了吗？”

　　“还没……”

　　“我给孩子起个名吧。”陆文婷看着三个婴儿，“就叫……爱国，爱乡，爱民。”

　　屋里安静了。然后，产妇的丈夫重重点头：“好！就叫爱国、爱乡、爱民！”

　　消息像风一样传开。第二天，全公社都知道陆文婷接生了三胞胎，还起了这么有意义的名字。来看热闹的人挤满了院子，看着那三个小生命，啧啧称奇。

　　阿莲也来了。她看着婴儿，眼睛亮亮的。陆文婷对她说：“阿莲，想学医，就从照顾产妇和婴儿开始。”

　　阿莲用力点头。

　　水根站在人群中，看着这一切，心里充满感动。死亡带走了徐建国，但新生带来了三个孩子。生命就是这样，一边逝去，一边诞生，生生不息。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水根又去了试验田。月光很好，照着一片金黄的稻穗。他走到田中央，那里有几株特别的稻子——是他偷偷种下的“南特号”选育后代。

　　稻穗已经灌浆完毕，沉甸甸地垂着头。水根轻轻抚摸一株，稻粒饱满，在月光下泛着玉石般的光泽。

　　他想起徐建国说过的话：“等这些稻子种遍兴化，家家户户都能吃饱饭。”

　　现在，稻子熟了，人却不在了。

　　水根蹲下身，在田埂上坐了很久。夜风吹过，稻浪起伏，沙沙作响，像在低语。他仿佛听见徐建国的声音，听见父亲的嘱咐，听见这片土地的呼吸。

　　远处，村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是爱国、爱乡、爱民在哭。那哭声清脆，有力，充满了生命力。

　　水根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稻子。明天，他要收割这些种子，保存起来。等时机成熟，推广出去，让徐建国的愿望实现。

　　月光下，他走回船屋。春妹和孩子们已经睡了，呼吸均匀。他躺下来，闭上眼睛。

　　梦里，他看见徐建国站在稻田里，穿着阿莲做的新鞋，笑着向他挥手。风吹起他的衣角，身后是金黄的稻浪，无边的稻浪。

　　“水根哥，”徐建国说，“稻子熟了。”

　　“嗯，熟了。”

　　“真好。”徐建国抬头看看天，“月亮真圆。”

　　是啊，月亮真圆。照着生者，也照着逝者；照着离别，也照着团圆；照着死亡，也照着新生。

　　在这片古老的水乡，每一天都在上演这样的故事。而生活，像这月光，静静地，永恒地，照耀着每一个平凡而珍贵的生命。